第五课 宋齐梁陈文学概略

。著《梁典》。”）章华（《陈书·傅传》：“吴兴章华，善属文。”）之流，或工诗文，或精笔翰，亦其选也。又梁代士大夫，多仕陈廷，以文学著，如萧允、（《陈书·允传》：“经延陵季子庙，为诗叙意，辞理清典。”）周弘正、（《南史·弘正传》：“玄理为当时所宗。集二十卷。弟弘让、弘直。弘直幼聪敏，有集二十卷。”）萧引、（《陈书·引传》：“善属文。弟密，有文词。”）张种、（《南史·种传》：“有集十四卷。”）王劢、（《南史·劢传》：“从登北顾楼，赋诗，辞义清典。”）沈众、（《陈书·众传》：“沈约孙，有文才。梁武令为《竹赋》，手敕答曰：‘文体翩翩，可谓无忝尔祖。’”）、袁枢（《陈书·枢传》：“有集十卷行世。”）谢嘏、（《陈书·嘏传》：“善属文，文集行世。”虞荔、虞寄（《陈书·荔传》：“善属文。梁武使制《士林馆碑》。弟寄，大同中上《瑞雨颂》，梁武谓其典裁清拔。”）是也。（又案：梁、陈之际，若王通、谢歧、袁敬、袁泌、刘仲威、王质、萧乾、韦载、韦鼎、王固、萧济、沈君公，虽不以文名，亦均工文。若夫沈文阿、沈洙、王元规、郑灼、顾超之流，博综经术；张讥、马枢兼善玄言，亦不仅以文名。）其有尤工诗什者，自徐、沈外，则有阴铿、（《南史·铿传》：“字子坚，尤善五言诗，为当时所重。世祖使赋《新成安乐宫诗》，援笔立就。有集三卷行世。”）张正见、（《陈书·正见传》：“字见赜，年十三献颂，梁简文深赞赏之。有集十四卷。其五言诗尤善，大行于世。”）阮卓、（《陈书·卓传》：“尤工五言诗。”）谢贞（《陈书·贞传》：“八岁为《春日闲居》五言诗，有‘风定花犹落’句，王筠以为追步惠连。有集，值乱不存。”）诸人。若夫孔范、刘暄之流，惟工藻艳，（详下节。）亦又不足数矣。

    丁 总论

    宋、齐、梁、陈文学之盛，既综述于前。试合当时各史传观之：自江左以来，其文学之士，大抵出于世族，而世族之中，父子兄弟各以能文擅名。如《南史》称刘孝绰兄弟及群从子侄，当时有七十人，并能属文，近古未之有（《孝绰传》）。又王筠与诸儿论家门文集书谓：“史传所称，未有七叶之中，人人有集如吾门者。”（《筠传》）此均实录之词。（当时文学之盛，舍琅琊王氏及陈郡谢氏、吴郡张氏外，则有南兰陵萧氏、陈郡袁氏、东海王氏、彭城到氏、吴郡陆氏、彭城刘氏、东莞臧氏、会稽孔氏、庐江何氏、汝南周氏、新野庾氏、东海徐氏、济阳江氏，均见《南史》。）惟当时之人，既出自世族，故其文学之成，必于早岁，（详前节。）且均文思敏速，或援笔立成，或文无加点，（亦详前节。故梁武集文士作诗文，均限晷刻。又《南史·王僧孺传》称：“齐竟陵王，集学士为诗四韵，刻烛一寸。”亦其证也。若《徐勉传》：“下笔不休。”《朱异传》：“不暂停笔。”又当时诏诰书疏，词贵敏速之证。）此亦秦汉以来之特色。至当时文学得失，稽之史传及诸家各集，厥有四端：

    一曰：矜言数典，以富博为长也。齐、梁文翰与东晋异，即诗什亦然。自宋代颜延之以下，侈言用事，（钟氏《诗品》谓：“文符应资博古，驳奏宜穷往烈，至于吟咏情性，亦何贵乎用事？颜延之喜用古事，弥见拘束，于时化之。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抄。尔来作者，浸以成俗，遂句无虚韵，语无虚字，拘挛补纳，蠹文已甚。”）学者浸以成俗。齐、梁之际，任昉用事，尤多慕者，转为穿凿。（《南史·任昉传》云：“既以文才见知，时人云，任笔沈诗。昉闻，甚以为病。晚节转好作诗，用事过多，属辞不得流便。自尔都下之士慕之，转为穿凿。”《诗品》亦云：“任昉博物，动辄用事，是以诗不得奇。”）盖南朝之诗，始则工言景物，继则惟以数典为工。（观齐、梁人所存之诗，自离合诗、回文诗、建除诗以外，有四色诗、八音诗、数名诗、州郡名诗、药名诗、姓名诗、鸟兽名诗、树名诗、草名诗、宫殿名诗各体，又有大言、小言诸诗，此均惟工数典者也。）因是各体文章，亦以用事为贵。（如王僧孺、姚察等传，并云“多用新事，人所未见”，是其证。）考之史传，《南史》称王俭尝使宾客隶事，（《南史·王谌传》：“王俭尝集才学之士，总校虚实，类物隶之，谓之隶事，自此始也。俭尝使宾客隶事，多者赏之。摛后至，俭以所隶示之，操笔便成，文章既奥，辞亦华美，举坐击赏。”）梁武集文士策经史事。（《南史·刘峻传》云：“武帝每集文士策经史事，范云、沈约之徒，皆引短推长。峻忽请纸笔，疏十余事，坐客皆惊。”）而类书一体，亦以梁代为盛，藩王宗室，以是相高，（《南史·刘峻传》：“安成王秀使撰《类苑》，凡一百二十卷。武帝即命诸学士撰《华林遍略》以高之。”《杜子伟传》：“补东宫学士，与刘陟等抄撰群书，各为题目。”《庾肩吾传》略同。《陆罩传》亦言：“简文撰《法宝联壁》，与群士抄掇区分。”均其证也。）虽为博览之资，实亦作文之助，即《诗品》所谓“文章略同书抄”，《齐书》所谓“缉事比类，非对不发，博物可嘉，职成拘制”也。（《南史·萧子云传》谓：“梁初，郊庙乐词，皆沈约撰。子云启宜改之，武帝敕曰：‘郊庙歌词，应须典诰大语，不得杂用子史文章浅言。’”此当时文章舛杂之征。又《萧贲传》：“湘东王为檄，贲读至‘偃师南望，无复储胥露寒；河阳北临，或有穹庐毡帐’，乃曰：‘圣制此句，非无过，似如体目朝廷，非关序赋。’王闻大怒。”此又文多溢词，不关实义之证也。举斯二事，足审其余。）故当时世主所崇，非惟据韵，兼重长篇。（如梁武诏群臣赋诗，或限据韵，或限五百字，均见《南史》各传。）诗什既然，文章亦尔。用是篇幅益恢，（梁代文章，以篇逾千字为恒。）偶词滋众，此必然之理也。

    二曰：梁代宫体，别为新变也。宫体之名，虽始于梁，然侧艳之词，起源自昔。晋、宋乐府，如《桃叶歌》、《碧玉歌》、《白纻词》、《白铜鞮歌》，均以淫艳哀音，被于江左。迄于萧齐，流风益盛。（《南史·袁廓之传》谓：“时何涧亦称才子，为文惠太子作《杨叛儿歌》，辞甚侧丽。廓之谏曰：夫《杨叛》者，既非典雅，而声甚哀。”亦其证。）其以此体施于五言诗者，亦始晋、宋之间，后有鲍照，（明远乐府，固妙绝一时，其五言诗亦多淫艳，特丽而能壮，与梁代之诗稍别。《齐书·文学传论》谓：“次则发唱惊挺，操调险急，雕藻淫艳，倾炫心魂，斯鲍照之遗烈。”其确证也。）前则惠休。（绮丽之诗，自惠休始。《南史·颜延之传》云：“延之每薄汤惠休诗，谓人曰：‘惠休制作，委巷中歌谣耳，方当误后事。’”即据侧丽之诗言之。）特至于梁代，其体尤昌。《南史·简文记》谓：“帝辞藻艳发，然伤于轻靡，时号宫体。”（《南史·帝纪论》曰：“宫体所传，且变朝野。”魏徵《梁论》亦曰：“太宗神采秀发，华而不实，体穷淫靡，义罕疏通，哀思之音，遂移风俗。”）《徐摛传》亦谓：“属文好为新变，文体既别，春坊尽学之，宫体之号，自斯而始。”盖当此之时，文士所作虽多艳词，（如徐摛特有轻艳之才，新声巧变，人多讽习是。）然尤以艳丽著者，实惟摛及庾肩吾，嗣则庾信、徐陵承其遗绪，而文体特为南北所崇。（《周书·庾信传》谓：“庾肩吾、徐摛、摛子陵及信，并为梁太子抄撮学士。既有盛才，文并绮丽，世号徐庾体。当时后进，竞相模范，每有一文，京都莫不传诵。”《隋书·文学传序》曰：“自大同以后，徐陵、庾信分路扬镳，而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采。”又唐杜确《岑嘉州集序》曰：“梁简文帝及庾肩吾之属，始为轻浮绮靡之辞，名曰宫体。自后沿袭，务为妖体。”均其证。）此则大同以后文体之一变也。（梁代妖艳之词，多施于词赋。至陈，则志铭书札，亦多哀思之音，绮靡之词。）又据《陈书》、《南史》“后主纪”及“张贵妃”各传，谓帝荒酒色，奏伎作诗，以宫人有文学者为女学士，与狎客共赋新诗，采其尤艳丽者以为曲调，被以新声，其曲有《玉树后庭花》、《临春乐》等。《江总传》谓其尤工五七言诗，溺于浮靡，日与后主游宴后庭，多为艳诗，好事者相传讽玩，于今不绝。又《孔范传》云：“文章赡丽，尤善五言诗，与江总等并为狎客。”《刘暄传》云：“后主即位，与义阳王叔达、孔范、袁权、王瑳、陈褒、沈瓘、王仪等陪侍游宴，暄以俳优自居，文章谐谬，语言不节。”是陈季艳丽之词，尤较梁代为盛，即魏徵《陈论》所谓“偏尚淫丽之文”也。故初唐诗什，竞沿其体，历百年而不衰。

    三曰：士崇讲论，而语悉成章也。自晋代人士均擅清言，用是言语、文章虽分二途，而出口成章，悉饶词藻。（见前课。）晋、宋之际，宗炳之伦，承其流风，兼以施于讲学。宋则谢灵远、瞻之属，并以才辩辞义相高，王惠精言清理。（并见《宋书·王惠传》。）齐承宋绪，华辩益昌。《齐书》称张绪言精理奥，见宗一时，吐纳风流，听者皆忘饥疲（《绪传》）；又称周颙音辞辨丽，辞韵如流，太学诸生慕其风，争事华辨（《颙传》）；又谓张融言辞辩捷，周颙弥为清绮，刘绘音采不赡，丽雅有风则（《绘传》）。迄于梁代，世主尤崇讲学，国学诸生，惟以辩论儒玄为务，或发题申难，往复循环，具详《南史》各传。（梁代讲论之风，被于朝野，具详戚衮、周弘正、张讥、顾越、马枢、岑之敬各传。）用是讲论之词，自成条贯，及笔之于书，则为讲疏、口义、笔对，大抵辨析名理，既极精微，而属词有序，质而有文，为魏、晋以来所未有。当时人士，既习其风，故析理之文，议礼之作，迄于陈季，多有可观，则亦士崇讲论之效也。

    四曰：谐隐之文，斯时益甚也。谐隐之文，亦起源古昔。宋代袁淑，所作益繁。惟宋、齐以降，作者益为轻薄，其风盖昌于刘宋之初。

    （《南史·谢灵运传》：“何长瑜寄书宗人何勖，以韵语序陆展染发，轻薄少年遂演之。凡人士并有题目，皆加剧言苦句，其文流行。”是其证。）嗣则卞铄、丘巨源、卞彬之徒，所作诗文，并多讥刺。（《南史·文学传》：“卞铄为词赋，多讥刺世人。丘巨源作《秋胡诗》，有讥刺语。卞彬拟《枯鱼赋》喻意，又著《蚤》、《虱》、《蜗》、《虫》等赋，大有指斥。永明中，诸葛勗为国子生，作《云中赋》，指祭酒以下，皆有形似之目。”）梁则世风益薄，士多嘲讽之文，（《梁书·临川王弘传》：“豫章王综，以弘贪吝，作《钱愚论》，其文甚切。”又《南史·江德藻传》：“弟从简，作《采荷调》刺何敬容，为当时所赏。”又《何敬容传》：“萧琛子巡，颇有轻薄才，制《卦名离合诗》嘲敬容。”）而文体亦因之愈卑矣。（孔稚珪《北山移文》、裴子野《雕虫论》亦属此派。）

    要而论之，南朝之文，当晋、宋之际，盖多隐秀之词，嗣则渐趋缛丽。齐、梁以降，虽多侈艳之作，然文词雅懿，文体清峻者，正自弗乏。斯时诗什，盖又由数典而趋琢句，然清丽秀逸，亦自可观。又当此之时，张融之文，务为诡激；裴子野之文，制多法古。盖张氏既以新奇为贵，裴氏欲挽靡丽之风，然朝野文人，鲜效其体。观简文《与湘东书》，以为裴氏之文不宜效法，此可验当时之风尚矣。至当时文格所以上变晋、宋而下启隋、唐者，厥有二因：一曰声律说之发明，二曰文笔之区别。今粗引史籍所言，诠次如左。

    （甲）声律说之发明

    《南史·陆厥传》曰：永明末，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琊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颙善识声韵，为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有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五字之中，音韵悉异，两句之内，角徵不同，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

    《周颙传》云：颙始著《四声切韵》行于时。

    《陆厥传》又曰：时有王斌者，不知何许人，著《四声论》行于时。

    《沈约传》曰：约撰《四声谱》，以为在昔词人，累千载而不悟，而独得胸襟，穷其妙旨，自谓入神之作，武帝雅不好焉。尝问周舍曰：“何谓四声？”舍曰：“‘天子圣哲’是也。”然帝竟不遵用。（又《南史·陆厥传》：“约论四声，颇有铨辩，而诸赋亦往往与声韵乖。”）

    案：音韵之学，不自齐、梁始。封演《闻见记》谓：“魏时有李登者，撰《声类》十卷，以五声命字。”《魏书·江式传》亦谓：“晋吕静仿品登之法作《韵集》五卷，宫、商、角、徵、羽各为一篇。”是宫羽之辨，严于魏、晋之间，特文拘声韵，始于永明耳。考其原因，盖江左人士，喜言双声，（如《宋书·谢庄传》载答王玄谟：玄、护为双声，磝、碻为叠韵，以为捷速如此。又《王玄保传》：“好为双声。”并其证。）衣冠之族，多解音律。（如《南史》：“萧惠基解音律，尤好魏三祖曲及相和歌。”《颜师伯传》：“颇解声乐。”又《齐书·齐临川王映传》及《南史》褚沄、谢恂、王冲各传，或云善声律，或云晓音乐，或云解音律、声律。是其证。）故永明之际，周、沈之伦，文章皆用宫商，又以此秘为古人所未睹也。

    《庾肩吾传》曰：齐永明中，王融、谢朓、沈约文章，始用四声，以为新变。至是转拘声韵，弥为丽靡。

    又案：唐封演《闻见记》亦云：“周颙好为韵语，因此切字皆有平上去入之异。永明中，沈约文辞精拔，盛解音律，遂撰《四声谱》。时王融、刘绘、范云之徒，慕而扇之。由是远近文学，转相祖述，而声韵之道大行。”

    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夫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舛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至于先士茂制，讽高历赏，子建“函京”之作，仲宣“灞岸”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长“朔风”之句，并直举胸情，非傍诗史，正以音律调韵，取高前式。自灵均以来，多历年代，虽文体稍精，而此秘未睹。至于高言妙句，音韵天成，皆暗与理合，匪由思至。张、蔡、曹、王，曾无先觉；潘、陆、颜、谢，去之弥远。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此言非谬。如曰不然，请待来哲。

    陆厥《与沈约书》曰：范詹事自序：“性别宫商，识清浊，特能适轻重，济艰难。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斯处，纵有会此者，不必从根本中来。”沈尚书亦云：“自灵均以来，此秘未睹。或暗与理合，匪由思至。张、蔡、曹、王，曾无先觉；潘、陆、颜、谢，去之弥远。”大旨“欲使宫羽相变，低昂舛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辞既美矣，理又善焉。但观历代众贤，似不都暗此处，而云“此秘未睹”，近于诬乎？案：范云“不从根本中来”，尚书云“匪由思至”，斯可谓揣情谬于玄黄，摘句差其音律也。范又云“时有会此者”，尚书云“或暗与理合”。则美咏清讴，有辞章调韵者，虽有差谬，亦有会合。推此以往，可得而言。夫思有合离，前哲同所不免；文有开塞，即事不得无之。子建所以好人讥弹，士衡所以遗恨终篇。既曰“遗恨”，非尽美之作，理可诋诃。君子执其诋诃，便谓合理为暗，岂如指其合理而寄诋诃为遗恨邪？自魏文属论，深以清浊为言；刘桢奏书，大明体势之致。岨峿妥怗之谈，操末续颠之说，兴玄黄于律吕，比五色之相宣，苟此秘未睹，兹论为何所指邪？故愚谓前英已早识宫徵，但未屈曲指的，若今论所申。至于掩瑕藏疾，合少谬多，则临淄所云“人之著述，不能无病”者也。非知之而不改，谓不改则不知，斯曹、陆又称“竭情多悔”，“不可力强”者也。今许以有病有悔为言，则必自知无悔无病之地，引其不了不合为暗，何独诬其一合一了之明乎？意者亦质文时异，古今好殊，将急在情物，而缓于章句。情物，文之所急，美恶犹且相半；章句，意之所缓，故合少而谬多。义兼于斯，必非不知，明矣。《长门》、《上林》，殆非一家之赋；《洛神》、《池雁》，便成二体之作。孟坚精正，《咏史》无亏于“东主”；平子恢富，《羽猎》不累于“凭虚”。王粲《初征》，他文未能称是；杨修敏捷，《暑赋》弥日不献。率意寡尤，则事促乎一日；翳翳愈伏，而理赊于七步。一人之思，迟速天悬；一家之文，工拙壤隔。何独宫商律吕，必责其如一邪？论者乃可言“未穷其致”，不得言“曾无先觉”也。（《齐书·厥传》）沈约《答陆厥书》：宫商之声有五，文字之别累万。以累万之繁，配五声之约，高下低昂，非思力所举，又非止若斯而已也。十字之文，颠倒相配，字不过十，巧历已不能尽，何况复过于此者乎？灵均以来，未经用之于怀抱，固无从得其仿佛矣。若斯之妙，而圣人不尚，何邪？此盖曲折声韵之巧，无当于训义，非圣哲立言之所急也。是以子云譬之“雕虫篆刻”，云“壮夫不为”。自古辞人，岂不知宫羽之殊，商徵之别？虽知五音之异，而其中参差变动，所昧实多。故鄙意所谓“此秘未睹”者也。以此而推，则知前世文士便未悟此处。若以文章之音韵，同弦管之声曲，则美恶妍蚩，不得顿相乖反。譬犹子野操曲，安得忽有阐缓失调之声？以《洛神》比陈思他赋，有似异手之作。故知天机启则律吕自调，六情滞则音律顿舛也。士衡虽云“炳若缛锦”，宁有濯色江波，其中复有一片是卫文之服？此则陆生之言，即复不尽者矣。韵与不韵，复有精粗，轮扁不能言，老夫亦不尽辨此。（同上）

    《文心雕龙·声律篇》：夫音律所始，本于人声者也。声含宫商，肇自血气，先王因之，以制乐歌。故知器写人声，声非学器者也。故言语者，文章神明，枢机吐纳，律吕唇吻而已。古之教歌，先揆以法，使疾呼中宫，徐呼中徵。夫商徵响高，宫羽声下；抗喉矫舌之差，攒唇激齿之异，廉肉相准，皎然可分。今操琴不调，必知改张，摛文乖张，而不识所调。响在彼弦，乃得克谐，声萌我心，更失和律，其故何哉？良由内听难为聪也。故外听之易，弦以手定；内听之难，声与心纷，可以数求，难以辞逐。凡声有飞沉，响有双叠。双声隔字而每舛，叠韵杂句而必睽；沉则响发而断，飞则声飏不还。并辘轳相往，逆鳞相比。迂其际会，则往蹇来连，其为疾病，亦文家之吃也。夫吃文为患，生于好诡，逐新趣异，故喉唇纠纷，将欲解结，务在刚断。左碍而寻右，末滞而讨前，则声转于吻，玲玲如振玉；辞靡于耳，累累如贯珠矣。是以声画妍蚩，寄在吟咏，滋味，流于字句，气力穷于和韵。异音相从谓之和，同声相应谓之韵。韵气一定，故余声易遣；和体抑扬，故遗响难契。属笔易巧，选和至难，缀文难精，而作韵甚易。虽纤毫曲变，非可缕言，然振其大纲，不出兹论。若夫宫商大和，譬诸吹籥；翻回取均，颇似调瑟。瑟资移柱，故有时而乖贰；籥含定管，故无往而不壹。陈思、潘岳，吹籥之调也；陆机、左思，瑟柱之和也。概举而推，可以类见。又诗人综韵，率多清切，《楚辞》辞楚，故讹韵实繁。及张华论韵，谓士衡多楚，《文赋》亦称知楚不易，可谓衔灵均之声余，失黄钟之正响也。凡切韵之动，势若转圜；讹音之作，甚于枘方。免乎枘方，则无大过矣。练才洞鉴，剖字钻响，识疏阔略，随音所遇，若长风之过籁，南郭之吹竽耳。古之佩玉，左宫右徵，以节其步，声不失序。音以律文，其可忘哉！

    又案：《雕龙》本篇赞云：“标情务远，比音则近。吹律胸臆，调钟唇吻。声得盐梅，响滑榆槿。割弃支离，宫商难隐。”

    钟嵘《诗品》下：昔曹、刘殆文章之圣，陆、谢为体贰之才，锐精研思，千百年中而不闻宫商之辨、四声之论。或谓前达偶然不见，岂其然乎？尝试言之曰：古诗颂皆被之金竹，故非调五音，无以谐会。若“置酒高堂上”、“明月照高楼”，为韵之首。故三祖之词，文或不工，而韵入歌唱，此重声韵之义也，与世之言宫商者异矣。今既不被管弦，亦何取于声韵耶？齐有王元长者，尝谓余云：“宫商与二仪俱生，自古词人不知之，唯颜宪子乃云律吕音调，而其实大谬，唯见范晔、谢庄颇识之耳，常欲进《知音论》未就。”王元长创其首，谢朓、沈约扬其波。三贤或贵公子孙，幼有文辩，于是士流景慕，务为精密，襞积细微，转相凌架，故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余谓：文制本须讽读，不可塞碍，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为足矣。至于平上去入，则余病未能，蜂腰鹤膝，闾里已具。

    案：四声之说，盛于永明。其影响及于文学者，《南史》以为转拘声韵，而近人顾炎武《音论》又谓：“江左之文，自梁天监以前，多以去入二声同用，以后则绝不相通。”其说至确。然沈、周之说，所谓判低昂，审清浊者，非惟平侧之别已耳，于声韵之辨，盖亦至精。彦和谓“响有双叠”，“双声隔字而每舛，叠韵杂句而必睽”，即沈氏所谓“一简之内，音韵尽殊”，（故彦和又云：“异音相从谓之和，同声相应谓之韵。”）谓一句之内，不得两用同纽之字及同韵之字也。彦和谓“声有飞沉，沉则响发而断，飞则声飏不还”，即沈氏所谓“前有浮声，后须切响”，“两句之中，轻重悉异”，谓一句之内，不得纯用浊声之字，或清声之字也。至当时五言诗律，舍《南史》所举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外，别有大韵、小韵、旁纽、正纽四端，是为八病。（平头，谓第二字不与第七字同声；上尾，谓第五字不与第十字同声；蜂腰，谓第二字不与第五字同声；鹤膝，谓第五字不与第十五字同声；大韵，谓五言诗两句除韵而外，余九字不与韵犯；小韵，谓五言诗两句不得互用同韵之字；旁纽，谓五言诗两句不得两用同纽之字；正纽，谓一纽四声不得两句杂用。）此即永明声律之大略也。《南史》以为“弥为丽靡”，《诗品》以为“转伤真美”，斯固切当之论。然四声八病，虽近纤微，当时之人，亦未必悉相遵守。惟音律由疏而密，实本自然，非由强制。试即南朝之文审之，四六之体，粗备于范晔、谢庄，成于王融、谢朓，而王、谢亦复渐开律体。影响所及，迄于隋、唐，文则悉成四六，诗则别为近体，不可谓非声律论开其先也。又四六之体既成，则属对日工，篇幅益趋于恢广，此亦必然之理。试以齐、梁之文上较晋、宋，陈、隋之文上较齐、梁，其异同之迹，固可比较而知也。

    （乙）文笔之区别

    《南史·范晔传》：晔《与诸甥侄书》曰：常谓情志所托，故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以意为主，则其旨必见；以文传意，则其词不流。然后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观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处。年少中谢庄最有其分，手笔差易，于文不拘韵故也。吾思乃无定方，但多公家之言，少于事外远致，以此为恨，亦由无意于文名故也。

    《南史·颜延之传》：帝尝问以诸子才能，延之曰：“竣得臣笔，测得臣文，得臣义。”（又曰：“长子竣为孝武造书檄。元凶劭召延之，示以檄文，问曰：‘此笔谁造？’延之曰：‘竣之笔也。’又问‘何以知之？’曰：‘竣笔体，臣不容不识。’”）

    梁元帝《金楼子·立言篇》云：今之门徒，转相师受，通圣人之经者谓之儒。屈原、宋玉、枚乘、长卿之徒，止于辞赋，则谓之文。今之儒，博穷子史，但能识其事，不能通其理者，谓之学。至如不便为诗如阎纂，善为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泛谓之笔；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

    又云：笔退则非谓成篇，进则不云取义，神其巧惠，（案：惠、慧古通。）

    《文心雕龙·序志篇》：若乃论文取笔，则囿别区分。（案：《雕龙》他篇区别文笔者，如《时序篇》云：“庾以笔才逾亲，温以文思益厚。”《才略篇》云：“孔融气盛于为笔，祢衡思锐于为文。”并文笔分言之证。又《风骨篇》云：“若风骨乏采，则鸷集翰林；采乏风骨，则雉窜文囿。惟藻耀之高翔，固文笔之鸣凤也。”《章句篇》云：“是以搜句忌于颠倒，裁章贵于顺序，斯固情趣之指归，文笔之同致也。”亦文笔并词之证。）

    《文心雕龙·总术篇》：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夫文以足言，理兼诗书，别目两名，自近代耳。颜延年以为：笔之为体，言之文也。经典则言而非笔，传记则笔而非言。请夺彼矛，还攻其盾矣。何者？《易》之《文言》，岂非言文？若笔不言文，不得云经典非笔矣。将以立论，未见其论立也。予以为发口为言，属笔曰翰，常道曰经，述经曰传。经传之体，出言入笔，笔为言使，可强可弱。分经以典奥为不刊，非以言笔为优劣也。（又本篇赞曰：“文场笔苑，有术有门。”亦分言文笔。）

    案：自《晋书》张翰、曹毗、成公绥各传，均以文笔并词，或云诗赋杂笔。自是以降，如《宋书·沈怀文传》：“弟怀远，颇闲文笔。”《齐书·晋安王子懋传》：“世祖敕子懋曰：‘文章诗笔，乃是佳事。’”又《竟陵王传》：“所著内外文笔数十卷，虽无文采，多是劝戒。”《梁书·鲍泉传》：“兼有文笔。”《陈书·陆琰传》：“所制文笔多不存。”《陈书·姚察传》：“每制文笔，后主敕便索本。后主所制文笔甚多，别写一本付察。”《虞寄传》：“所制文笔，遭乱多散失。”《刘师知传》：“工文笔。”《江德藻传》：“著文笔十五卷。”《许亨传》：“所制文笔六卷。”均文笔分言之证。其有诗笔分言者，如《南史·刘孝绰传》：“弟孝仪、孝威，工属文诗。孝绰尝云：‘三笔六诗。’三即孝仪，六谓孝威。”《沈约传》谓：“谢玄晖善为诗，任彦昇工于笔，约兼而有之，然不能过。”《任昉传》谓：“时人云：‘任笔沈诗’。昉闻，甚以为病。”（又《庾肩吾传》：“简文《与湘东王书》云：‘诗既若此，笔亦如之。’”又云：“谢朓、沈约之诗，任昉、陆倕之笔，斯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并其证也。亦或析言词笔，如《陈书·岑之敬传》“雅有辞笔”是也。（《谢朓传》亦云：“孔粗有才笔。”）至文笔区别，盖汉、魏以来，均以有藻韵者为文，无藻韵者为笔。东晋以还，说乃稍别：据梁元《金楼子》，惟以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为文；据范晔《与甥侄书》及《雕龙》所引时论，则又有韵为文，无韵为笔。今以宋、齐、梁、陈各史传证之：据《宋书·傅亮传》谓：“武帝登庸之始，文笔皆是参军滕演。北征广固，悉委长史王诞。自此之后，至于受命，表册文诰，皆亮词也。”又据《齐书·孔珪传》云：“为齐高帝骠骑记室，与江淹对掌辞笔。”又据《齐书·谢朓传》谓：“明帝辅政，掌霸府文笔，又掌中书诏诰。”《梁书·任昉传》谓：“武帝克建邺，以为骠骑记室，专主文翰。每制书草，沈约辄求同署。尝被急召，昉出而约在，是后文笔，约参制焉。”（又《任昉传》：“昉尤长载笔，当时王公表奏，莫不请焉。梁台建，禅让文诰，多昉所具。”）《南史·萧子范传》谓：“南平王府中，文笔皆令具草。”《陈书·姚察传》亦云：“又敕专知优册谥议等文笔。”其文笔、辞笔并言，并与沈怀文各传相合。自是以外，或云手笔，（史传所载，有仅言手笔者，如《齐书·邱灵鞠传》：“敕知东宫手笔。”《王俭传》：“手笔典裁，为当时所重。”《陈书·姚察传》：“后主称姚察手笔，典裁精当。”是也。有云大手笔者，《南史·陆琼传》谓：“陈文帝讨周迪等，都官符及诸大手笔，并中敕付琼。”《徐陵传》：“国家有大手笔，必令陵草之。”是也。）或云笔翰。（《南史·任孝恭传》：“专掌公家笔翰。”《丘巨源传》：“有笔翰。太祖使于中书省撰符檄。巨源与袁粲书谓：‘朝廷洪笔，何故假手凡贱？又有羽檄之难，必须笔杰。’”等说，是其证。）合以颜延之各传，知当时所谓笔者，非徒全任质素，亦非偶语为文，单语为笔也。盖当时世俗之文，有质直序事，悉无浮藻者，如今本《文选》任昉《弹刘整文》所引刘寅妻范氏诣台诉词是也；亦有以语为文，无复偶词者，如齐世祖《敕晋安王子懋》诸文是也。（如刘《与张融王思远书》，亦质直不华。齐、梁之文类此者，正复弗乏。）然史传诸云“文笔”、“词笔”，以及所云“长于载笔”、“工于为笔”者，笔之为体，统该符、檄、笺、奏、表、启、书、札诸作言，其弹事议对之属，亦属于史笔，册亦然。凡文之偶而弗韵者，皆晋、宋以来所谓笔类也。故当时人士于尺牍、书记之属，词有专工，（今以史传考之，所云尺牍，如《宋书·刘穆之传》：“与朱龄石并便尺牍。”《臧质传》：“尺牍便敏。”《梁书·徐勉传》：“既闲尺牍。”《邵陵王纶传》：“尤工尺牍。”《陈书·蔡景历传》：“善尺牍。”是也。所云书记，如《陈书·陈详传》：“善书记。”《庾持传》：“尤善书记，以才艺闻。”是也。自是以外，或云书疏，如《陈书·陆山才传》：“周文育出镇南豫州，不知书疏，乃以山才为长史。”是也。或云书翰，如《齐书·王晏传》：“齐高帝时，军旅书翰皆见委。”《陈书·孙玚传》：“尤便书翰。”是也。）而刀笔（刀笔之名见于史传者，如《南史·虞玩之传》：“少闲刀笔。”《王球传》谓：“彭城王义康，专以政事为本，刀笔干练者多被意遇。”《吴喜传》：“齐明帝以喜刀笔吏，不当为将。”是也。斯时所云刀笔，盖官府文书成于吏手者。）、笔札（笔札之名见于史传者，如《南史·宗夬传》：“齐郁林为南郡王，使管书记，以笔札贞正见许。”又《沈庆之传》云：“庆之谓颜竣曰：‘君但当知笔札之事。’”皆其证也。）、笔记（如《齐书·丘巨源传》：“巨源与袁粲书：‘笔记贱伎，非杀活所待。’”是也。又《文心雕龙·才略篇》云：“路粹、杨修，颇怀笔记之工。”又云：“温太真之笔记，循理而清通。”亦笔记之名见于齐、梁著作者。）、笔奏（《雕龙·才略篇》：“长虞笔奏，世执刚中。”）之名，或详于史册，或杂见群书。又王僧孺、徐勉、孔奂诸人，其弹事之文，各与集别，（《南史·王僧孺传》：“文集三十卷，两台弹事不入集，别为五卷。”又《徐勉传》云：“左丞弹事五卷，所著前后二集五十卷，又为人章表集十卷。”《孔奂传》云：“有集十五卷，弹文集。”此均弹文别于文集之证。又《南史·孔休源传》云：“凡奏议弹文，勒成十五卷。”亦其证也。又案：《南史·刘瑀传》云：“刘瑀为御史中丞，弹萧惠开、王僧达，朝士莫不畏其笔端。”此亦弹事之体，南朝称笔之证也。）均足为文、笔区分之证。更即《雕龙》篇次言之，由第六迄于第十五，以《明诗》、《乐府》、《诠赋》、《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吊》、《杂文》、《谐》诸篇相次，是均有韵之文也；由第十六迄于第二十五，以《史传》、《诸子》、《论说》、《诏策》、《檄移》、《封禅》（篇中所举扬雄《剧秦美新》，为无韵之文。相如《封禅文》惟颂有韵。班氏《典引》，亦不尽叶韵。又东汉《封禅仪记》，则记事之体也。）、《章表》、《奏启》、《议对》、《书记》诸篇相次，是均无韵之笔也。此非《雕龙》隐区文笔二体之验乎？（《雕龙·章表篇》，以左雄奏议，胡广章奏，并当时之笔杰。又《才略篇》云：“庾元规之表奏，靡密而闲畅，温太真之笔记，循理而清通，亦笔端之良工也。”又《史传篇》云：“秉笔荷担，莫此之劳。”《论说篇》云：“不专缓颊，亦在刀笔。”《书记篇》云：“然才冠鸿笔，多疏尺牍。”《事类篇》云：“事美而制于刀笔。”据上诸证，是古今无韵之文，彦和并目为笔。）盖晋、宋以降，惟以有韵为文，较之士衡《文赋》，并列表及论说者又复不同。故当时无韵之文，亦矜尚藻采，迄于唐代不衰。

    或者曰：彦和既区文笔为二体，何所著之书，总以《文心》为名？不知当时世论，虽区分文笔，然笔不该文，文可该笔，故对言则笔与文别，散言则笔亦称文。据《陈书·虞寄传》载衡阳王出阁，文帝敕寄兼掌书记，谓“屈卿游藩，非止以文翰相烦，乃令以师表相事。”又《梁书·裴子野传》谓子野为喻魏文，武帝称曰：“其文甚壮。”是奏记檄移之属，当时亦得称文。故史书所记，于无韵之作，亦或统称“文章”。观于王俭《七志》，于集部总称“文翰”。阮孝绪《七录》，则称“文集”。而昭明《文选》其所选录，不限有韵之词。此均文可该笔之证也。

    又案：昭明《文选》，惟以沉思翰藻为宗，故赞论序述之属，亦兼采辑。然所收之文，虽不以有韵为限，实以有藻采者为范围，盖以无藻韵者不得称文也。

    梁昭明太子《文选序》：自姬、汉以来，眇焉悠邈，时更七代，数逾千祀。词人才子，则名溢于缥囊；飞文染翰，则卷盈乎缃帙。自非略其芜秽，集其清英，盖欲兼功，太半难矣。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书，与日月俱悬，鬼神争奥，孝敬之准式，人伦之师友，岂可重以芟夷，加之剪截？老、庄之作，管、孟之流，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今之所撰，又以略诸。若贤人之美辞，忠臣之抗直，谋夫之话，辨士之端，冰释泉涌，金相玉振。所谓坐狙丘，议稷下，仲连之却秦军，食其之下齐国，留侯之发八难，曲逆之吐六奇，盖乃事美一时，语流千载，概见坟籍，旁出子史。若斯之流，又亦繁博，虽传之简牍，而事异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至于记事之史，系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异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赞论之综缉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远自周室，迄于圣代，都为三十卷，名曰《文选》云耳。

    案：昭明此序，别篇章于经、史、子书而外，所以明文学别为一部，乃后世选文家之准的也。

    要而论之，一代之文，必有宗尚。故历代文人所作，各有专长。试即宋、齐、梁、陈四代言之：自晋末裴松之奏禁立碑，（《宋书·松之传》云：“义熙初，松之以世立私碑，有乖事实，上表陈之：以为诸欲立碑者，宜悉令言上，为朝议所许，然后听之，庶可以防遏无征，显章茂实。由是普断。”）而志铭之文代之而起，（《文选注》及封演《闻见记》引齐王俭议谓：“墓志起于宋元嘉中，颜延之为王球石志，素族无铭策，故以纪行。”又谓：“储妃既有哀策，不烦石志。”然宋、齐以降，臣僚并有墓志，或由太子诸王撰立。据《南史·裴子野传》谓：“湘东王为之墓志铭，陈于藏内。邵陵王又立墓志，堙于羡道。羡道列志自此始。”是当时志铭不止一石也。）然敕立、奏立之碑，时仍弗乏，（当时奏立之碑有二：一为墓碑，如梁刘贤等陈徐勉行状请刊石纪德，降诏立碑于墓是也；一为碑颂、碑记，如寿阳百姓为刘勔立碑记，南豫州人请为夏侯亶立碑是也。）寺塔碑铭作者尤众。又晋、宋而降，颇事虚文，让表谢笺，必资名笔，朝野文人，尤精树论。驳诘之词既盛，辩答之说益繁，（如《夷夏论》、《神灭论》及张融《问律》诸文，驳者既众，答者益繁，故篇章充积。）故数体之文，亦以南朝为盛。自斯而外，若箴、铭、颂、赞、哀、诔、骚、七、设论、连珠各体，虽稍有通变，然鲜有出辙。其有文体舛讹，异于前作者，亦肇始齐、梁之世。如行状易为偶文，（如《文选》所载任昉《齐竟陵王行状》是。）祭文不为韵语，（齐、梁以前，祭文均为韵语，此正体也。若王僧孺《祭禹庙文》、任孝恭《祭杂坟文》，均偶而弗韵，北朝则魏孝文《祭恒岳文》、薛道衡《祭江文》、《祭淮文》并承其体，非祭文之正式也。）嗣则志铭之作，无异诔文，（铭以述德，诔以表哀，体本稍别。陈代志铭，词多哀艳，如后主等所撰是也。）赋体益恢，杂以四六，此则文体之变也。

    附

    搜集文章志材料方法

    （自秦汉迄隋）

    文学史者，所以考历代文学之变迁也。古代之书，莫备于晋之挚虞。虞之所作，一曰《文章志》，一曰《文章流别》。志者，以人为纲者也；流别者，以文体为纲者也。今挚氏之书久亡，而文学史又无完善课本，似宜仿挚氏之例，编纂《文章志》、《文章流别》二书，以为全国文学史课本，兼为通史文学传之资。惟斯事体大，必以搜集材料为主，今将搜集文章志材料方法略述于左：

    一 就现存之书分别采择也。正史文苑传，固为搜集材料之大宗，然正史或无文苑传，或文士别立专传，（如《后汉书》班固、张衡、崔驷、马融、蔡邕不列文苑是。）则全史之文，均应按卷披阅，其涉及文学者，单句只词，均宜摘采。正史以外，如袁宏《汉纪》、常璩《华阳国志》（宜搜川刻足本。）、崔鸿《十六国春秋》（虽系明人辑刻，然均本古籍所引，与伪书不同。），以及《世说新语》（刘注亦宜并采。）、《水经注》之属，均宜博采。（《汉书注》、《后汉书注》、《三国志注》亦然。）其散见子书者，如《法言》、《论衡》、（《潜夫论》、《风俗通义》二书，亦间有可采。）《抱朴子内外篇》、《颜氏家训》、《金楼子》（鲍刻本）诸书，亦宜采择。（《刘氏新论》之属，亦间有可采。）汇而集之，或每书各为长篇，或一人分任数部，不出数月，宛然成册矣。

    一 就既亡各书钩沉摭逸也。逸书之中，其首应搜辑者，为晋人、宋人、齐、梁人所撰各文章志。考《隋书·经籍志》有挚虞《文章志》四卷（《唐志》卷同），《后汉书》李注、《三国志》裴注、《世说新语》刘注，均引其文。（其书体例虽不可考，据《三国志·陈思王传》注所引，有“刘修著诗赋颂六篇”各语，《后汉书·桓彬传》注所引有“桓麟文见在者十八篇，碑九首，诔七首，说一首”各语，似虞书体例，人各为传，详载所著文若干篇，及现存文若干篇。）又有傅亮《续文章志》二卷（《唐志》卷同），宋明帝《晋江左文章志》三卷（《唐志》作二卷），沈约《宋世文章志》二卷（《唐志》卷同，《梁书》约传作三十卷），舍沈书而外，《世说新语》刘注、《文选》李注以及《北堂书抄》各书，并多甄引。《隋志》又有《文章志》，不著撰名，《世说》刘注，亦多采录。自是以外，《隋志》所载有荀勗《杂撰文章家集叙》十卷（《唐志》杂作新，十卷作五卷），张隐《文士传》五十卷（《唐志》作《文林传》），荀书今鲜可征，张书则至宋犹存，（《玉海》引《中兴书目》：“《文志传》五卷，载六国文人，起楚半原，终魏阮瑀。”又引《崇文书目》：“《文士传》十卷，终谢灵运。”盖北宋仍存晋、宋五卷，南宋则仅存汉、魏以上也。《新唐书》张隐作张骘，系一人。）《后汉书注》、《文选注》以及《太平御览》，并多引录。别有顾恺之《晋文章纪》，邱渊之《文章录》，虽书名不见《隋志》，然《世说注》各书所引，并有明文。（邱书刘注所引，或作《文章叙》，或作《新集叙》，或作《文章叙录》，均系一书。）此均古代文学史之专书也。今宜检阅各书，剌取所引逸文，以备编辑。然逸书之应采择者，不仅此类，凡汉、魏、六朝逸史，以及既佚子书，均宜博采。（如魏文帝《典论》、魏桓范《世要论》，其论文章，并有专篇。）其已有辑本者，如汪文台所辑诸家《后汉书》，严可均《全两汉三国六朝文》所辑各子书，（如《典论》之属，严氏皆逐条纂辑，又挚虞《文章流别》、李充《翰林论》之属，关系文学史甚巨，其单篇只句，亦均采入《全晋文》中。）黄奭《汉学堂丛书》所辑《子史钩沉》，（所辑诸书，《晋书》最为完备。）似宜首先检阅，（《太平御览》文部，可采尤多。）以省日力。惟单文只句，偶与文学史相关，必应另册摘录耳。

    一 古代论诗评文各书必宜详录也。刘氏《文心雕龙》集论文之大成，钟氏《诗品》集论诗之大成，此二书所论，凡涉及历代文章得失及个人诗文得失者，均宜分类摘录。自是以外，刘氏《史通》所论，虽以史书为主，其涉及文章者，亦宜略采。又唐人评论古代文学，虽精密不逮六朝，然可采之词，亦自不乏，似宜检阅《全唐文》一过，凡各文之中，有涉及评论前人文学者，另编抄录，以备择采。（唐人杂史及笔记各书，亦宜略事检阅。）

    一 文集存佚及现存篇目必宜详考也。自《汉志》本刘氏《七略》列诗赋为四类，诸家所作，均以篇计，《后汉书》各传亦云凡著文若干篇，是两汉并无集名也。集名始于魏、晋。厥后齐王俭作《七志》有文翰志，（此书佚文，多为《文选》所引，于文学史多有关系，亦宜辑录。）梁阮孝绪作《七录》有文集录，（《隋志》称“梁有今亡”者，皆据此书。）今皆不传。其足考古代文集卷目者，实以《隋经籍志》为大宗。《隋志》以下，则《唐志》为大宗。嗣则宋《崇文书目》（嘉定钱氏有辑校本，广东所刻）、《南宋中兴书目》（见王氏《玉海》中）、晁氏《郡斋读书志》（以湖南刻本为完备）、陈氏《直斋书录解题》（武英殿本）、马氏《文献通考·经籍考》（《通志·艺文略》多抄摄史志及《崇文书目》而成，不足据。）、明《文渊阁书目》（《读书斋丛书》本）、焦氏《国史经籍志》、清《四库全书提要》，均宜检阅。（明、清私家藏书目录，如范氏天一阁、毛氏汲古阁、黄氏千顷堂各书目，宜就校中所有者，分别检阅，次及其余。）凡汉、魏、六朝各专集，存于今者，卷数异同，均宜详录；其有今无专集者，宜就梅氏、严氏所辑各诗文，注明今存若干篇，以符挚氏《文章志》旧式，（古诗辑本，以梅氏《古诗纪》为大宗，文章辑本，以严氏《全秦汉三国六朝文》为大宗。梅氏所辑，略得十分之六，所阙甚多。近杨氏守敬精心补辑，其目录不下十厚册，均梅氏所未采，惜杨氏书无刻本，其稿本亦难借阅。至严氏所辑，实较梅氏为备，略得百分之九十五，其遗漏未采者，一为道光后续出之古书，为严氏所未见，如《玉烛宝典》之属是也；一为单词只句，见于古籍所引，而严氏偶漏者，如《文心雕龙·风骨篇》引刘桢文“孔氏卓卓，信含异气”四语，严辑桢文，偶未列入是也。又严氏之例，于前人所作，有目无文者，亦附列其目，然所漏甚多，如据魏文《典论》知王粲有《征思赋》、徐干有《玄猿》、《漏卮》各赋，又据《文心雕龙》各篇，知崔骃有《赵□诔》、刘陶有《黄□诔》、孔融有《陈□碑》、徐干有《哀行女文》，严均未列其目是也。其他谬误，亦随在而有。如误以蔡邕《封事》第六事，误列张衡文是也。然其大体，则详博可据。今欲记古人诗文现存篇目，似宜注明梅氏辑诗若干首，严氏辑文若干篇，以见大略。）以补富顺陈氏《历代文章志》之未备，（今辑文章志，宜以陈书之例为主，以广其未备。所谓广其未备者，其例有三：一、每代之文宜有总序；二、唐文以下存目，亦宜兼引，不得仅据《隋志》；三、宜兼详现存篇目。三例而外，谨守陈书之式可也。）此则征实之学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