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二 广与深

    人生有广狭与深浅之两面。如服装，率趋时髦，无多分别。仪表则见教育修养，言辞则深浅更易辨，观其行为，则人无遁形矣。人生自衣装、仪表、言语、行为以及其心地五方面，逐层推进，递见其深度。孔子曰：“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求知于人，自当于此五方面努力。然孔子又曰：“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则知人不易。老子曰：“知我者稀，斯在我者贵。”则人之可贵，正在其有难知处。

    人如此，民族更然。大概言之，西方人求之外，贵推广。中国人求之内，贵深存。其先乃由其生事来。中国务农，历千年少变。求于外者易，乃转而求之内。古诗：“日之夕矣，牛羊下来。”农人向晚得闲，远眺村外，山坡草原，易见此景。日日可见，年年可见，一生一世，人人世世常可见，似无足道。但山下全村各户孰不有牛羊，放牧山上，结队而下，岂非各户丰衣足食之根源所在。然其存之心者既久，乃百千万户生命之大共体，安其平居，乐其常然。深言之，此乃一种生命境界。生命与大自然合一，亦即天人合一。人之小生命，乃与其宇宙大生命融洽浸润，俨成一体。故“日之夕矣，牛羊下来”八字，虽不失为一幅好风景，但诗人吟咏，则不专为风景。此八字是何等境地，何等情味，乃得为中国文学上品，传诵三千年。中国文学乃有其特殊极深处。

    人生即文学，此又中国人生一特殊极深处。陶渊明为一田园诗人，其诗有曰：“犬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鸡鸣犬吠，从来如此。老子言：“小国寡民。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此为一天下太平景象，鸡鸣犬吠，国际声气相通。犬吠非为斗噬声，鸡鸣亦非惊惶声，一片和平欢畅声，不啻为人生安乐大道作呼嚷。今虽村居，亦遍闻机车声，警笛声。一不慎，而死生随之，尚何鸡鸣犬吠之有。故古人言鸡鸣犬吠，即人生一共相。人类之生长，即在此境界中，我此生命即此境界。若无多味，却有深味。而且此味常在心头，既亲切，又悠久。中庸所谓“致广大而尽精微”，鸡鸣犬吠之境界岂不广大，而人生之精微亦无逃于此矣。中庸又曰“极高明而道中庸”。日听此深巷犬吠桑树鸡鸣，岂不极平常极庸俗。而宇宙大自然之与人生相会合，其高明处，则亦已深藏其中。中庸又曰：“尊德性而道问学。”其实鸡鸣犬吠，乃与人生之内在德性昕合无间。能学问，始见此德性之可尊。

    渊明诗又云：“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篱边种菊，偶往采摘，抬头见山，此乃人生易遇事。而远山景色入吾心头，即不啻我当时生命之一部分。一番真义，乃非言辞所能表达，故乃欲辨而忘言。陶诗所描写，所吐露，通常言之，乃属一种农村人生。实则推至一切人生，乃至宇宙大自然，同此一真义。但在中国，乃非哲学，为文学。故可谓中国乃一种文学人生，亦即人生文学。深处难求，而浅处则易遇易见。

    唐人孟浩然诗：“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中国农村四围绿树，远山一抹，到处易见，千年常然。鸡犬与桑麻，皆农村人生之共相。但鸡犬虚景，堪欣赏。桑麻实物，须营求。中国诗人先言鸡犬，次及桑麻，亦不得谓非世道人文中一进步。开轩面圃，两人对酌言谈，此境易得，亦可常而不变。一经诗人指点，却见此种人生大可享受，大可玩味，何待厌弃他求。天地之境界，人生之情调，文学之本事，一以贯之，即已成一套人生哲学。反己求之，向内求之，即易得矣。此之谓自得。“足于己，无待于外”，斯又为有德之言。故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

    中国文学，上古西周如是，南朝晋宋如是，唐如是，宋亦如是。陆放翁晚年乡居，作诗如写日记。日常所见所闻，所遇所值，皆入诗中。孔子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外所接触，既无违忤。内所发抒，亦无逾越。乃尽在人生大道中。孟子曰：“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谓神。”孔子晚年人生，可谓已达圣与神之境界。放翁晚年生活，亦可谓成一片大好文章。但较之孔子，则还远有层次，人生深浅即在此。

    清代郑子尹，以一经学家兼诗人，老居遵义山中其母墓旁。日有思，夜有梦，皆追忆其母之一片孝心，而皆以见于诗。除此一片孝心外，诗中亦更无多有。孝即人生，即人生千万岁大道，但可当下即得，亦即其诗之所由成家。诗之与心与其人，三者合一，而其较之古诗人，乃至于孔子，亦各见深浅。中国人生有一言即得者，亦有万言难尽者，亦可于此求之矣。倘于人生外，别求文学，得为一文学家，既有名又有利。但一为文人，便无足道。此中深意，大须领略。

    孟子曰：“诗言志。”中国人言志，不言求富求贵，而必志于道。此道即人生之大道。人生并不由外面事零碎拼凑而成，乃由一整体人生中流露出此一切事。一切事皆内本于心。志，心之所存，乃人生之主脑。诗言志，即犹近人言文学表达人生。唐人诗：“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死于句下，则更上一层楼乃一小事，又何意义价值可言。古诗又有“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振衣濯足，乃人生寻常事，不知所比兴，则亦无意义价值可言。苏轼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为身在此山中。”此诗亦咏人生。离却人生，庐山面目即不用人识，亦无待吟咏。艺术亦然。山在心中，画山乃画意画心。画中有诗，诗中有画，若尽在诗中去求画，画中去求诗，则必两失之。苟其作者于人生深处无体会，则其诗其画皆不得臻上乘。书法亦与人品有大关系，更难言宣，唯有心领。

    西方人生则不同，古希腊人乃生活在工商都市中，必向外求取利润。身在都市中，心在都市外。身在工商业中，心在工商业外。其整体人生犹待别求。故希腊有哲学，先创宇宙论，乃以寻求人生论。并无中国人一天人合内外之观念。文学亦向人生外事中求，事务非即生活，乃生中活一手段。文学亦如商品，伪造故事，惊心动魄，得人爱好，乃可沿途歌唱。如荷马史诗，或恋爱，或战争，或神话，惊险奇变，乃始视之为人生。此下又有冒险侦探等故事。要之，非见作者心，乃以迎合读者心。一如商品，唯求合购买者之心。此心乃唯求推广，不求深入。推而愈广，不仅益浅难深，抑且散而无存。

    再言工业。工业附属于商，与附属于农者有不同。中国陶瓷业，能在其作品上十分表现出作者个人之心情。仅以给用，非为商品牟利。又世袭其职，历代安心，精益求精，其所作业即其人生全体所在，故得成为艺术精品。一如诗之为文学，同是通天人合内外。故艺术即人生。西方则乃以商业心情制造，求广销，获重利。亦人生一手段，非即人生。心情异，则其作品亦不同。中国庄子称此心为机心。中庸则言诚，实与庄子机心相对。道家言人生，每于其向外处深言。儒家言人生，则多在其向内处。故中国人必兼通儒道，乃能得人生之全。文学亦无逃于此。

    西方绘画亦附带有商业心情。故必开画展，作画者每以观者心为心，求广销。其心外向，又焉能深入，与中国画又不同。中国于画品中见人品，亦曰写意。但作画先求形似，尚有外面拘束。书法则可一任其意之所至，而流露出其内心之蕴藏。诗文则更可传其内心，而更达于充实光辉之一境。故中国之文学家，则尤在书画家之上。

    中国文学中亦有剧曲歌唱舞台表演，但其品格则较低，故戏剧不得预于中国文学之正统。登台演奏，不论生旦净丑，演员与剧中角色不同，故只论演技，乃成人生一业务，亦藉以谋生。不如吟诗作画，其本身即人生，非业务。倘亦认为一业务，则一文不值矣。登台演戏者，后台卸装，始是其本人。观剧听唱亦仅是人生一娱乐，诗画之为人生修养，深浅不同。

    由此可见，人与事当分别看。人乃生命一本体，事则生命一表现。从广处求，则吟诗作画演剧，可以推而愈广。从深处求，则诗最深，画次之，剧则浅。中国诗最先，画次之，剧最后，此即中国人生贵从深处求一显证。西方演剧，乃文学之开始，文学内容亦即舞台之本事，读剧本不如在舞台下看。多人欣赏，推广更要于深入。故事有大小，人品无高下。吟一诗，听者少。作一画，观者多。演一剧，观者更多。西方人生重在外面广处，则莎士比亚之剧本，宜为文学之上选矣。故戏剧乃西方文学之正统，与中国大异。孰是孰非，此为双方文化传统人生大道所系，非可一言而定。又岂重洋蔑己一时流俗之所能定。

    西方人论人生，重事不重人。如莎士比亚其人莫可考，然其剧则几百年不衰。中国“日之夕矣，牛羊下来”八字，作者亦难考，亦难上台表演。然能赏及此，即证其人品之高。此即双方人生不同一例。西方人重事，又重财富。但求推广，不求深入。孔子曰：“为富不仁。”深而求之心，则为富稀能免于不仁。孔子又曰：“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孔子非不知富亦可求。季氏富于周公，乃冉有为之求之，而孔子曰：“冉有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孔子又曰：“赐不受命而货殖焉，臆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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