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 静与减

    时间是生命中主要一项目，亦可说时间即是生命。非有时间，生命当于何存在。人自婴孩长大成人，乃至六十，花甲一周，则必称觞祝寿。七十则称古稀之年，八十以至一百，此属人生难达之境。近代医药进步，八十不难，而百年则至今为稀。是生命必有时限。然五口之家，夫妇成偶，堂上父母，膝下子女，当有三代。又兼记忆，为孙一代追忆其祖父母，虽人已亡去，而事尚在心，则家庭生命在每一人之记忆中，普通当在一百五十年以上。如此子孙绵延。如举孔子为例，至今已七十余代，共达两千五百年以上。若再自孔子上推，迄于殷商之先祖契，岂不远逾三四千年。其实赵钱孙李百家姓，均可依此推算。人人如是，整个一民族如是，此之谓大生命。一部二十五史，实际只是此一大生命长时间之回忆而已。

    但时间必亲自经历，顷刻有变，瞬息相异。禹惜寸阴，陶侃教人惜分阴，今人称分秒必争，又该惜秒阴。庄子说“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是倏忽即不存在之小生命。孔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人人皆欲效松柏，不愿为朝菌蟪蛄。但今日又人人言求变求新。从生命言，则变与新之上，该有一不变不新者始得。孔子在川上言：“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时间如是，生命也如是。能在不舍昼夜之逝去中，常见此川流，此须一项大学问。便该连带说到静与动。动是过去，是变。静则不动不过去不变，如此常在。但川流中每滴水，果亦不动不变不过去，岂不成了一条死水。必水滴变，川流不变，人类生命即如此。

    首要条件在能单纯。时间是单纯的，须要添进内容，否则一片空洞，便无本体可觅。孟子言“天时地利人和”。非阴阳昼夜春夏秋冬，即无天时可言。非山川田野水陆高低，即无地理可言。人生亦然。婴孩即赖父母养育，成人亦必群居为生。故人和乃始是人生。即一身之内亦必和，其食衣住行亦必与外物和。天人内外相和，乃见为单纯。大生命乃始见单纯，小生命则转而为复杂。但复杂则仍必在单纯中。故人生大道贵能在复杂中求单纯。

    生命本质极单纯。如川流，纯为水滴相和。若杂以泥土沙砾，则水流不畅。上游盈科而后进，源泉混混，乃能不舍昼夜而前进。两旁又必有堤岸夹峙，否则四周泛滥，即亦无流。人类生命乃不啻如天地大生命一堤岸。不接于目，即无色。不接于耳，即无声。不接于鼻，即无香。不接于舌，即无味。天地虽大，接于身，乃始有之。故此身乃为天地大生命一和。其单纯有如此。若使不赖于目而接天下之色，此即不见有色而为盲。若使不赖于耳而接天下之声，此即不闻有声而为聋。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欲保其聪明，则必减其在外之声色，务勿淫于视听而后聪明可保。庄子曰：“道不欲杂，杂则多，多则惑。”即此旨。

    世俗人生往往求多有，求增不求减，而尤以自然科学发达后之近世为然。即如电之发明，有电灯，有电话，有电影，有电视，凡耳目所不及，电皆为之增其功能，使视听远超于耳目为用之上。天赋人以耳目，而科学济之以电。视听日增，聪明日减。色声日多，影响日小。前人以一分视听达十分聪明，今人则以十分视听，而仅保有一分之聪明。前人睹一桃花色，听一流水声，诗意自然生于其心。今人目尽天下色，耳尽天下声，而所谓诗意则渺不得其存在。声色纷乘，雅兴转塞。亦可谓科学日进，诗情日退。诗情乃自然人生之所有，科学则反抗自然战胜自然，固宜有此趋势。

    不仅如上述，一切人生内涵，日浅日狭，外力强而内心弱。耳目生于天，一切科学机械发明创自人。然耳目之用，于心为亲切。而机械之用，则仅以代耳目，与心隔了一层，不亲不切。耳目之用本于心，故能长此心之聪明。机械之用来自外，则转以窒塞此心之聪明。老子曰：“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机械外物乃一有，心则乃一无。故一切科学发明若于人身为有利，实于人心乃无用。人之生命主要在心不在身。故科学日发明，而心生命则日衰退。今世乃不啻以物世界来代替了人世界，即心世界。

    人之生命乃天地大生命中一小生命，如川流中一水滴，故其生命实在孤独处。求生命则必求有一我，我即一孤独之我。浮现在外，在众多处，一与人同，则何有所谓我。而科学机械之用，则必在众多处，不在孤独处。如电影，由一人观之，其影像可与众共观相同。但电影乃是一商品，其摄制则只求众人观，不供一人观，宜其与生命意义有别。换言之，科学实不为生命用，转以用生命。主客易位。此下之世界势将成为一机械世界，不复是一人世界。数百千枚核子武器，即可主宰全世界人类而有余，即其证。

    何以谓科学非生命，因生命必有情，而科学则无情。中国以农立国，农民日与大自然大生命相接触，可谓中国古人早已读了一部无字天书。学问全从生命来，孔子言，诵诗三百，可以多识鸟兽草木之名。姑以草木言，中国人爱杨柳，自古诗人笔下无不咏柳。杨柳富感性，春光初到，柳最先知。桃李未花，柳条已青。柳又富耐性，秋冬群木凋谢，柳条犹在，故诗人亦多咏衰柳。杨柳依依，唐人栽之灞桥之两旁，左宗棠栽之赴新疆之路上，以其若特赋游子以同情。而夕阳衰柳，尤能耐此寂寞。此感性耐性，乃中国人心所同尚。柳无花，而有絮，亦具特性。中国诗人赋杨柳层出不穷，亦可谓杨柳乃中国人一至亲密友矣。

    柳之外有竹。绿竹漪漪，竹之入诗亦历三千年如柳。中国人言，不可居无竹。居不见竹，亦如行不见柳，同为人生一憾事。柳则柔婉多情，而竹则刚直有节。个性不同，故柳则栽之墙外路边，而竹则植之庭前阶下。“能益多师是吾师”，天地群生可为我师我友者，复何限，是在我善择之而已。兰则盛唱于屈原之离骚，菊则盛唱于陶潜之诗，林和靖有梅妻，周濂溪则爱莲，中国人之花卉草木，则莫不深通之于性情。天地一大生命，亦唯此性情而已。性情相通，斯生命相通。中国人对此大生命之认识与体验，则多见之文学中。其实亦可谓是一套人文科学或哲学。

    草木外言鸟兽。中国人于家畜中最喜羊，美、善、祥、群、义、养诸字，皆从羊。若言利用，不如犬、马、牛。若言斗争，羊最懦弱。中国古人教牧羊者曰，视其后者而鞭之。则羊性亦自能向前，而牧羊亦当一任羊性之自由。中国人又特喜龙。易乾卦言，潜龙在渊，见龙在地，飞龙在天，则龙乃一三栖动物。君子无入而不自得，唯龙有之。但龙少见，或仅一想像。唯亢龙有悔，在人群中能见群龙无首，乃为大吉。此又是何等景象。生命第一要求当为存在，其次始有表现与活跃。羊能善存在而不争，龙能表现又活跃，但亢龙有悔，则活跃亦有其限度。西方人信仰有灵魂，乃可不尊存在，仅求表现活跃，乃求为亢龙而不悔。

    中国古人又以麟、凤、龟、龙为四灵。麟、凤稀见，龟则泥涂中物，易见常见，而能藏身自保，与物无争，又能寿，故亦为中国人所尊。中国人尊龙，同时又尊龟，此又是何等景象。龟甲用以供占卜，藏之宗庙。庄子辞楚相，曰宁为曳尾涂中之龟，不愿藏甲于宗庙。曳尾涂中，则犹潜龙之勿用。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中国人生理想之所贵乃在此。但既曳尾涂中，而仍能藏甲于宗庙。既能藏甲于宗庙，而又愿曳尾于涂中。出处进退，隐现荣辱，一以贯之，此诚中国人文社会一特征。而龟又常见易见。中国人乃奉之为四灵之一，屡见文学歌词中。天将以夫子为木铎，中国文学中有乌龟，斯亦不啻以乌龟为木铎矣。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当别论，兹不详。

    中国古代，象亦易见，象亦庞然大物，其性亦和善不争。但象为人用，尚不如羊之无用。佛法东来，始屡言及象，然终不为中国人所尊。佛法亦好言狮，狮噬人，象供人用，两者皆失之，遂皆不为中国人所尊。龟不噬人，亦不供人用，然自保能寿，中国人尊龟过于狮象。近代生物学家好言蜂蚁，谓其能群，但蜂蚁以功利为群，羊则性情之群，而龟则不群。中国人于天地群生间，自有其别择取舍可知。

    易乾象龙，坤象马。马效驰驱，亦供人用。然言牛马与言犬马大不同。牛马供人用，犬马则见性情。中国以农立国，牛司稼，岂不为用大。然中国人尊马不尊牛。牛供人用，随人驾使，乃不如马之尤见有性情。马有骏驽之别，骏马一日千里，闻有千里马，不闻有千里牛。牛略同如象，不见个己之别，而犬马则有之。有性情，则有个己之别矣。羊亦若无个己之别，然羊性之能群，则又在牛马之上。朱子言格物穷理，中国人能于有生物中穷格其理，自有一种人文科学之发明。

    柏拉图悬榜门外，不通几何学勿进吾门。几何仅一形式，非有生命，亦无性情。严格求之，世间乃无真方真圆，仅有约略相近似之方圆，真方真圆只在天上。中国人则谓规矩方圆之至。方圆属自然，规矩属人文，能善用规矩制器，此即善用自然以与人文，而天人合一矣。仅从方圆求方圆，此之谓不通人情。如言孝弟忠信，乃从人之性情言，各得性情之真，即可为万世之榜样。西方人乃避此不言，谓感情作用即无当于理性之真。此又天人显有分别。

    故中国古人于天地万物，不论有生无生，能善观而善为取舍，能比能兴，此乃中国文化之真源。善观是其智，而善为比兴取舍则其仁。仁乃人类一种同情心。自具性情，乃能外择于物，以取其性之所近，而舍其性之所远。中国人好群，故有取于羊。中国人好长保其生命，故有取于龟。两者实相通。不能群，乌能长保其生命。人各不能长保其生命，则其群亦不立。故中国人好群，又好有个性。唯求其个性之不害群而又能杰出于群，则必有大利于其群矣。仅知有群，不知有个性，则亦为中国人所不喜。

    周濂溪太极图说：“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一动一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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