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知识与生命

    中国古人极看重知识，孔孟儒家姑不论，即庄老道家亦然。庄子逍遥游称“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知分大小，即其重视知识之证。又以知识与生命并言，更是其重视知识。中国人主从生命内部求知识，不向生命外面求。西方人则反之。此为中西双方求知态度相异一大特征。

    庄子养生主又称：“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则殆而已矣。”从生命外面求，时空事物，无边无际，无穷无竭，以我短暂狭小之生命，向之求知，此为一危殆之道。果凭此为知，则唯有危殆而止。此非不重知识，乃主知识不应向外求。

    人生外部最大莫如天。人类莫不知有天。然天实难知，天上是否有一帝，此事不易知。中国古人似亦信天上有帝。孔子于此不加深求，仅曰“天生德于予”，又曰“知我者其天乎”。则孔子似非不信天上有帝，但孔子仅从己言，不从天言。孔子仅自信有德。就一般言，此德应由天赋。孔子自谦又自尊，自安又自虚。德之所成，并世稀知，则曰知我唯天，但不言何待人知。人果不知，仍望天知。孔子又言“五十而知天命”。孔子五十成德，乃谓上天命我如是，此其意态仍可谓极自尊又极自谦，极自虚又极自安。能如此足矣，又何烦确求天帝之知。

    孔子重道，乃人生之道，当就人生求。墨翟反孔子。孔子言孝，墨翟言兼爱，必欲视人之父若其父，谓此乃本之天志。孔子并未明言天上有帝，唯人生自幼即知孝父母，乃谓孝亦天命，如此而止。墨翟则似确信天上有帝，人生无不有父母，即天志命我以兼爱。此非内求诸己，乃外求之天。儒墨是非在此。庄子齐物论兼反儒墨，然其求知意态则实近儒，不近墨。

    庄子大宗师有曰：“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为者，至矣。知天之所为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为者，以其知之所知，以养其知之所不知，终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是庄子言知，亦兼天人言。唯庄子之求知于天者，仅曰“天而生”。人由天生，此易知。唯天之生人，欲其孝抑欲其兼爱，则不易知。故庄子不之言。然则人生当奈何？庄子意，天既生我，我当尽其天年，而不中道夭，斯可矣。何以尽其天年？是必有道。而其道则半在人，半在天。在天者，我不知。则唯以我所知养我所不知而已，无烦深求。

    此处庄子意颇近孔子。孔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有所知，有所不知。知我所不知，亦即是知。人能知己有不知，亦即是知。宁知上天之必有帝，又如何为帝，此皆不易知。孔子曰：“祭神如神在，我不与祭如不祭。”人之祭神，固知神之所在，又果知神之若何而为神，孔子不深求。祭神如神在，仅求之吾心。人岂并己心而不知，知吾此心，临祭而敬，斯即如神之在矣。然则神即在吾心之敬，若我不与祭，或心不生此敬，则祭如不祭。有神与无神事在外，孔子不论。祭与不祭在人事，孔子乃辨之。

    或疑孔子果不知有神，何烦祭。但神之有无，孔子所不知，姑尽我之心而祭，此乃孔子对人生之慎，亦即庄子所谓以其所知养其所不知。临祭而敬，可得神欢，孔子知之。临祭而不敬，不可得神欢，孔子亦知之。至于神之有无，则孔子所不知，唯尽其在我，临祭而敬，斯可矣。若必废祭先求神之有无，万一果有神，我此不祭，先获神谴，慎于人事者不当如是。故贵以所知养所不知。

    天与神，孔子不知。死亦孔子所不知。或问死，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先从事于可知，庄子曰“善我之生，即所以善我之死”。此亦以其所知养所不知之一例。

    个人如是，大群亦然。中国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以来，积两千年之久，若何则治，若何则乱，史迹俱在，宜可知。此下事变繁兴，岂能一一逆知。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此亦以其所知养其所不知。而中国之大群人生，乃自孔子迄于今又已两千五百年，而尚未有艾，此亦可谓善尽其天年矣。

    西方古希腊人亦重知识，并谓知识即权力。但从人生外部求之，并又认为可以无所不知，有所全知，求得真理，乃可凭以指导人生。然外于人生，又何人生真理可得。西方人于科学哲学皆有甚深造诣。但不知何以于异中求同。如古希腊有诸城邦，而无一统一领导之政府。有此民族，无此国家。马其顿起，希腊即亡，此未可谓尽其天年。柏拉图悬书门外，非通几何学，勿入吾门。但几何真理非即人生真理。从几何学所得知识，乃部分知识，非全体知识。柏拉图著理想国一书，不本之于实际人生，而仅凭理想。在当时无可通行，下及近世亦然。亚里斯多德继柏拉图而起，持论即与柏拉图相异，并曰“我爱吾师，我尤爱真理”。此与中国孔子庄子所言甚不同。庄子并不师孔子，而所陈义理尽多相同处。何以故，以其同本之实际人生内部故。西方哲学则人持一说，至今无定见。

    罗马亦一城邦，凭武力统一意大利半岛，又环地中海拓展形成一大帝国。但罗马人不甚重知识，从希腊俘虏中获得一知半解，即告满足。罗马帝国崩溃，亦未可谓罗马人已尽其天年。中古时期，耶教昌行。但耶稣乃犹太人，其教何以得盛行于欧西？因欧西人生不安，信仰天国上帝，心始稍安。但真得安乃在死后。方其生前，固仍不安。循是以至现代国家兴起，其生前之人心不安则如旧。一方效希腊人经商成为资本主义，一方效罗马人整军经武继续帝国主义，富强不可一世。但经两次世界大战，国力均告衰退。以常理推之，能勿接踵希腊罗马遽此沦澌以尽，已为至幸。至于盛况再临，西欧人已不作此梦想。岂得谓已尽其天年而非中道夭。

    继欧西而起者，曰美曰苏，今称世界两大强。然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否不再继起，无人能加保证。原子弹肆虐，两败俱伤，已有作此预言者。然则美苏如何终其天年而不中道夭，亦复无此把握。西方文化陷此悲境，即在其不能以其所知以养其所不知，而仅求在不可知中求知。以为可以应变，而不知终是一危局。庄生则已先言之。

    哲学宗教既均不能解救此危机，试言科学。余生晚清光绪乙未，无锡乡村中尚无电灯。十三岁入常州府中学堂，始见有电灯。及今回忆，余幼时十三年中，人生亦有快乐。十三年后，亦多极不快乐事。今人则谓科学使人生进步，实则科学仅与人一方便，非能使人生有进步。以余一人一生所知，此即一真理。科学发明，仅在物质上。人生安乐，则别有所在。至于人生之品质高下，则犹非安乐一端所能定。孟子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此则可与知者知，难为俗人言。余此下八十年来，科学种种发明，而人生则日增其不安不乐。此下之不安不乐，或将更过于今日。物质人生尚如此，品质人生更何论。

    宰我以三年之丧问孔子，谓一年春夏秋冬四季，气候变尽，守父母丧一年已可，何必三年。孔子意，父母死，究否有鬼，鬼经三年，其变又如何，皆所不知，亦不向此等处求知。只谓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抱，故守丧三年，乃觉心安。今汝若觉一年心安，即守一年丧亦可。此非孔子深斥宰我，实告宰我以人生大道，贵在及己求之。孟子告曹交亦曰：“子归而求之有余师。”古代是否有三年之丧，后人以考据家态度来疑孔子。实则孔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孔子著意处正在人生之德上。庄子亦好言德，故有德充符之篇。西方人不言德，此又中西双方言人生一大歧点。

    庄子大宗师又云：“以德为循者，言其与有足者至于丘也。”我何堪与无足者同至于丘，亦不能与无德者同臻于道。孔子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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