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八 知识与德性

所具有之力量与影响，亦断非西方任何一大学教授所能比。故中国一知识分子，其在社会上之地位与责任，实远较一西方知识分子为重大。顾亭林言：“国家兴亡，肉食者谋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即指知识分子言。唯知识分子，仅亦一匹夫。天下兴亡，从何负其责。中国人言天下，乃指社会人群，兴亡则指文化道统。反而求之一身，反而求之一心，我身此心即天下万世人之心。此心所明即是道，可以通于天下之广大，万世之悠久。顾亭林日知录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即明道。而亭林之影响于此下中国社会三百年，亦至大莫与京。康有为、章太炎，则不能与顾亭林相比。故使当前之中国，亦黯淡无前途。

    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此亦一种甚深之情感。岂纯客观纯理性之哲学知识可比。故在中国有文学，有史学，而无哲学。近代国人好以一切比拟西方，则庄老道家庶近西方哲学气味。因其疏外人事，戒用情感。其实深求之，亦不然。此处不详论。五经中有周易，近人亦好以哲学称之。然易本为卜筮书，此在周易上下篇有明文，在左传中有具体事例可证。倘哲学而以预卜人事吉凶为其主要功能，则仍不失中国文化大义。于人事预求吉凶，则必于人事求其通。枝节纷争，利于此，或害于彼，绝非大吉。故易曰“元亨利贞”。元者，事之始。亨者，事之通。事必求其始，求其通，又求能通于后事，乃始为有利之贞。又曰“义者，利之和”。一事一物之利，非于相互间求其和，斯为不义，亦即无吉无利可求。

    西方古希腊哲学与科学本属同根。下迄近代，亦仍有其紧密之相联。中国古代，农学、医学、天文、历数、水利工程之学，本已早有发展，此皆于人世有大利用。然偏属物理，非人道，中国人乃以次要视之。西方人在此种种专门知识上求通，即彼方之哲学。中国人则在人群修齐治平大道之通则下，再来运用此种种专门知识。此即中西相异。

    换言之，西方人求通于物，中国人求通于心。如发明蒸汽，即可通于其他事物，但心不通则争益甚。西方自然科学乃为人生多引争端。而其哲学终不能于此等争端上求会通。则知识诚为人类祸乱之本源。中国人先求通之心，修齐治平大道既立，纵于物有不通处，自可缓以图之。无大不利，亦无大凶。

    今日国人一意慕效西方，不知修齐治平大道不可于蒸汽机电机中求之。亦不可分门别类，政治学、法律学、经济学、军事学、外交学种种各自独立。中国自然科学非无发展，但政治、法律、经济、外交、军事等，皆不成专学。如孔门，子路治军，冉有理财，公西华外交，当一专职则可，仍必有主持大计总其成者在其上。今日西方大学教育，亦复分门别类，军事更为专门。由中国观念言，非先求人事之通，岂能有政治、法律、经济、外交诸学。故纵谓西方人不通政治、法律、经济、外交诸学，亦无不可。既非所通，而登高位，掌大权。民选仅凭多数，多数无知，不得积成一知。以无知从事大政，引起人群之祸乱，非知识之罪，乃无知之罪。故近代西方民主政治下，非奸即谀，否则无以膺众选而当大任。而祸乱乃无终极。

    中国大学之书，有三纲领，八条目。八条目之后四，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近代西方盛唱个人主义，但不言修身。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皆重向外发展，但不言平天下。大学言平天下，则在明明德于天下。明德即指人性，亦指人心，明此明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以贯之，无他道矣。西方文学喜言恋爱，亦人性，但非明德，故恋爱非修齐之道。西方文学又好言战争，战争亦人性，但亦非明德，故战争非治平之道。

    明德系何，则非大智不能知。大学八条目，其首二曰，格物、致知。致知首贵知此明德。格物者，物乃射者所立之位，亦射者所欲射之标的。射不中的，不在易射者之位，亦不在易所射之的，而在善求其射之道。格物即指不易其位与的言。如孝子，居子位而孝其父母，父母不欢，则益善求其道以孝。为子女而知如何能得父母之欢心，斯即明其明德矣。西方人言恋爱，亦必求得对方之欢心。然仅止于男女之间。上不及于对父母之孝，下不及于对子女之慈，更不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则其爱，亦专而不通，即非明德。故专门之知，非大知。斯为小人，非君子。唯君子为能善处群，修身即求善处群。不修身，即无以齐家、治国、平天下。

    故大学三纲领，明明德之下即曰亲民，夫亲其妻，妻亲其夫，上以亲父母，下以亲子女，尽人皆亲，而后天下平。此曰至善。知为至善，即当止。故曰，止于至善。西方人言人生，知进不知止。恋爱成婚，即为夫妇，当求白首偕老。而又言离婚自由。以中国人言，此非自由，乃不得已。周公大义灭亲，亦不得已。战争亦人生中不得已事。故曰，止戈为武。必能以战止战，以争止争。但亦非失德以战昧德以争之所能同日而语。

    故中国人言修齐治平乃做人大道，首贵在使人人知此心之明德而明之。此义发于大学。大学一书出于战国之晚世，而不知究出于谁何人之手。至宋儒始尊以为四书之一，而成为中国人人一本必读书。此亦可谓发潜德之幽光。今日国人尽讥中国人好古守旧。然古人何限，何以独尊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何以于此外又尊吴泰伯与伯夷。古书何限，何以独尊五经，而又于五经外又增以四书。此岂一意好古守旧者之所能与知。

    宋儒张横渠有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如大学言明明德，即是为天地立心。大学言明明德以亲民，即是为生民立命。表章大学，即为往圣继绝学。而其意则在为万世开太平。此岂又一意好古守旧者之所为。明道伊川两兄弟，即同时以张子西铭与大学一书开示学者，又岂专以好古守旧为学。若必专以好古守旧为事，则诗书之外，不容再有孔子春秋屈原离骚，以及此下司马迁之史记。孔子论语以后，亦不容再有孟子与大学中庸之合成为四书。天下亦宁有无旧之新，又宁有无古之今。抑且新转瞬即成旧，今转瞬即为古。本末终始，吾道一贯，又宁有古今新旧之可辨。然而吾今日之国人，则若西方无不新，号为现代。即希腊罗马犹然，因其为中国所未有。在中国则无不旧，是谓古老。不论唐虞三代，即下至宋元明清亦莫不然，因其为中国之固有。此又为当前不争之一种心理事实。然此种心理又何能不变。窃恐转瞬之间，亦将成为一种陈旧古老心理。此则今日吾当前国人所当反而自问之己心者。此亦当前一莫大知识问题。

    今再综合言之，知识当为人生求，非为知求知。知识不当外于人生，而认其有客观独立之地位。如天文、历数，以授民时。阴阳寒暑，昼夜晦明，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不仅为农，亦人生日常所当循。抑且人事必有是非、邪正、利弊、得失相反之两端，贵能执其两端而用其中。中国人求知天，亦为道，即为人生，非为知求知。西方人发现地绕日，非日绕地。此对西方宗教信仰有大争议。中国人得此，唯加首肯，于中国相传人生大道非有可争。西方天文学为知求知，寻而益远，所知益精益细，其对人生之意义价值亦日进而日德。增一新知，非必于道有裨。

    中国古人言：“天地之大德曰生。”“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同此生命，即同禀天德。唯大德敦化，小德川流，德有大小。西方人发明生物进化论，亦于彼方宗教信仰有大争议。中国人得此新知，于人生大道仍无大变，无多争。西方生物学，一蝇一蚋，尽毕生之力以求，所求日精，所知日细，亦可谓于人生非有大裨益。而更可怪者，自然科学本求物理，而西方人乃循此以转向人文。则人文又尽变为自然，乃天而非人，岂不即人世而已变为天堂。

    中西双方求知态度不同，故其所求得之知识之内容亦不同。其于人生之意义价值亦不同。此则可一言而判者。其他种种，引申无极，本篇暂止于此，不复旁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