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八 知识与德性

    美国耶鲁大学前历史系主任卢定教授，余与相识近三十年。去岁香港重晤，在宴席上，卢定言，彼治西洋史，觉人类一切祸乱，皆自知识分子引起。不知中国史是否亦然。余答，中国史，治平大道知识分子负其责。卢定问，何以能然。余答，西方知识贵客观，以纯理性求。中国知识兼主观，融情感，不重纯理性。卢定谓，知识中夹杂情感，易有私见，更增祸乱。余曰，此诚中西歧见所在。中国人言，“士先器识”。识属智，与今人所谓有不同。宴席上未能尽言，仅此而止。

    别后，卢定自美来书，重提此事。余复书，中国道家老子言：“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绝学无忧”。正与尊意合。但中国更尊儒，信奉孔孟。道家庄老特以补偏救弊。绝圣弃智，终非中国人所尚。余欲特撰一文答卢定，事隔数月，乃始下笔为此篇。

    儒家知识从德性起。德性中即有情感。孟子曰：“尧舜性之，汤武反之。”性之，谓一切知识行为由天赋德性来。反之，谓见人如此，反而求之己，乃见其诚然。中庸言，“自诚明”，即性之。“自明诚”，即反之。德性知识，本末始终，一贯相承。德性为本为始，知识为末为终。情感即德性中一部分，而且为重要之一部分。人而无情，即无以见性，无以成德，亦无以为人。宋儒陆象山言，尧舜以前曾读何书来。实乃读了无字天书，即伊尹所谓天民之先觉。中国人学字有两义，一曰觉，一曰效。觉即自诚明，性之。效则自明诚，反之。知识从德性来，而还以完成其德性。

    德性由天赋。人同此性，亦同此德。时时地地人人事事若不胜其相异，不胜其区别，而终必有其共同大通处。中国知识贵通，各种专门知识居其次。如农学、医学、历数、算学、水利、工程等，皆重在事行，唯此等事皆于人群生活关系极大，中国自古即有。然尤要者则在行，即做人方面，即人群相处之道，所谓修齐治平。故知识必贵通。诗经三百首，为中国最古文学鼻祖，然中国人不认其专是一文学。诗以言志，分赋、比、兴，我所志贵能通于人人之志，并贵通于其他生命。如咏夫妇和合，即起兴于雎鸠。而诗以用于政，分风、雅、颂，即通于政治之各方面。政治尤贵能通于事事。故不通人情，不通天道，即无以言诗。不通政事，不通礼义，亦无以言诗。古希腊有荷马史诗，为西方文学之祖，恋爱战争，杂以神话。然文学只是文学，非可通于社会人事，非可通于政治大道。中国古诗亦言恋爱战争，亦有神话，然其本源出发点，则在天道、人情、政府、社会之种种礼义法度。故于中国古诗中，有哲学，有政治学，有社会学，有心理学种种知识学问，而融合会通以为诗。至少不通中国古代政事，即不足以言诗。不通中国古代社会情况，亦不足以言诗。若以近代观念，恋爱、战争、神话，分门别类求之，则全失中国古诗之大意。

    又如尚书，更主要者为西周书，乃中国三千年前之原始史料。非通天道，即中国古人之宇宙观，非通政事，即中国古人之政治学，即无以言书。后世奉尚书为中国史学鼻祖，其实史学中，即包有哲学政治学等，非可专以史学求。故中国古代之文学与史学，皆通学，非专门之学。非可如后人观念，专以文学与史学视之。

    中国后世之史学与文学。其渊源皆从诗书来，亦非可以专门之知识技能为之限。即如屈原之离骚，屈原非一文学家，而离骚非仅一文学作品。又如司马迁作为史记，司马迁乃以史学名家之第一人，史记为中国二十五史之第一史。然司马迁师于孔安国董仲舒，孔安国治尚书，董仲舒治春秋。司马迁之史记，又明举董仲舒所言春秋大义为其著书之大本大法。故以中国旧观念言，史学必本源于经学。以近代新观念言，则史学必旁通哲学政治学。故司马迁亦不得专以史学家目之。司马迁之高出于其他史家亦即在此。

    唐代韩愈唱为古文，为此下一千数百年来中国散体文一大宗师。然韩愈自言，“好古之文，乃好古之道也”。则韩愈之文，乃以明道。故韩愈自比于孟子之拒杨墨，以辟佛自任，则韩愈固不以一文学专家自命。韩愈生平并未努力于史，然其言曰，“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此两语十二字，已见中国史学传统主要精神之所在。亦可说中国史学仍即是一种做人之学。政治上为奸为谀，掌大权，乘大势，得意一时，然史家乃诛之于后世。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孔子曰“春秋天子之事”。当时政治领袖不能诛奸谀，而后之史家诛之，使后之继起者知有惧。则不通道，不通政，不懂做人，何得秉史笔。潜德尤不易知，孔子曰，“泰伯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之”。此非潜德乎。司马迁作史记，世家始吴泰伯。伯夷亦让国为一平民，及其终饿死于首阳之山。孔子曰“伯夷古之仁人也”。司马迁史记列传首伯夷，此皆所谓发潜德之幽光。吴泰伯、伯夷远在三千年前，然三千年来之中国人无不知尊崇此两人，又连带及于虞仲叔齐，此皆由孔子司马迁之发其幽光。使非孔子司马迁之高瞻远瞩，亦何以识此两人之能影响后世如是之悠久。但今人则俱不尊泰伯伯夷，又不信孔子司马迁，则又奈之何。

    孔子为鲁司寇，位居三家之下，不久即辞去。孔子亦一平民，然司马迁史记作为孔子世家。孔子非有爵位传其子孙，司马迁宁不知。然古代天子诸侯，爵位皆绝，而孔子则后世崇奉为至圣先师，其家世相传至今两千五百年不绝。司马迁自违其例，以孔子为世家，可谓有远识具百世之眼矣。

    汉代崇经学，孔子春秋列为五经。孔子亦与周公并尊。孟子则在百家之列，与邹衍、荀况、老、庄、申、韩为伍。韩愈特提高孟子，是亦发潜德之幽光。韩愈在当时仅弟子三数人，其学不再传而绝。宋代欧阳修，始一意尊韩，此亦发潜德之幽光。欧阳修亦文亦史，其为新五代史，冯道始见贬斥，此则诛奸谀于既死。故中国之文学史学，乃立名教之大防，文化传统赖以维持，赖以发扬。西方人信灵魂，灵魂界与人生界分别存在。人生短暂多变，灵魂始悠久有常。人生善，死后灵魂升天堂。生而恶，死后灵魂下地狱。凯撒之事凯撒管，上帝耶稣不之问。西方唯宗教始稍近于中国人之讲究做人，但又大不同。中国则仅有此一人生界，奸谀纵得意于生前，亦必见诛于后世。潜德虽幽暗于一时，亦必光昌于百代。其权则在知识分子，中国称为士。士者，知识分子之志道、明道、行道、传道者之称。孔子后，战国时代即成为士、农、工、商之四民社会，而士居其首。故有士贵王不贵之论。其时则王者卿大夫莫不贵士。下至汉代，遂成为士人政府。从政者必以士，故中国知识分子，其权则犹高出于政治人物之上。道统之尊于治统亦在此。如三国时，有曹操、司马懿、诸葛亮，皆士，皆政治人物。然诸葛亮则流芳百世，曹操、司马懿则遗臭万年。南宋秦桧、岳飞亦皆士，皆政治人物。然岳飞流芳百世，秦桧则遗臭万年。人孰不愿为诸葛亮与岳飞，又谁愿为曹操、司马懿、秦桧。故中国人言，三代以上唯恐好名，三代以下唯恐不好名。名者，是非高下之准则，万世人心共同向背之表示。中国人所谓知识，则首贵于知此。

    唯此等知识分子，实居社会之少数。中国社会多数多能尊崇此少数，服从此少数。故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善钧始从众。西方社会不幸而不见此少数。西方知识分门别类，各务专门，钻牛角尖，一为蛮，一为触，不求相通。西方人重事尤过于重人。人即重其事。各项专门知识之求得，亦即事。中国则在知识与事业之上尚有人。道必求相通。中西史迹昭然。古代如苏格拉底，其社会地位，岂能与孔子相比。中世如康德，社会地位又岂能与朱子相比。即论知识，苏格拉底与康德乃西方一哲学家，孔子则中国一大圣，朱子则中国一大儒，此已大不同。若以中西社会整体与文化传统中之地位相比，则更见其不同。

    即就近代论，中国在晚清之末，民国之初，有康有为、章太炎。论其学问知识，决不能定其为一文学家，或史学家，或哲学家、政治学家等。然论其在社会上所具有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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