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 器与识

非主无用，亦主有大用，而亦师在先，王在后。中国此一传统文化意识，建立于春秋战国之儒道两家。下逮两汉，民族日恢宏，邦国日展扩，世运日昌隆，岂无故而然哉。

    然而晚汉之季，此一传统文化忽遭挫折。古人所理想之所谓成器以备用者，至是乃不得不大有所变通。魏晋以下人，乃好言一识字。孔子以仁智并言，智字中即包识字。而魏晋以下人，则必举识字来代替智字。此中意义有大转变，非深通于此一时期之历史演变者，亦将无以深悟于此转变之意义。今苦骤难详论。姑举此下人之屡提此识字者，粗为引释。

    司马德操告刘先主曰：“儒生俗士，岂识时务。识时务者在乎俊杰。”此一语，亦已流传一千七百年，至今尚在人口。一时则有一时之所当务。时代变，则人之所务亦当变。识此变者，乃为俊杰。此可略分两面言之，一曰通识，知于古，又当知于今。一曰先识，知于今，又当知于后。要当知于时之变。魏晋以下，中国传统文化，似已走上了一条绝路，前无可通。墨守成规，则将器不成器，而用无可用。岂徒无用，转将有害。不徒害己，亦以害群。故魏晋以下人，其所务必将与两汉大殊，须别具一番识见，自觅一条路向，此即司马德操之所谓识时务。

    刘劭人物志亦言：“明能鉴机，谓之达识之士。”机亦一种器，而其器善变。时既变，所谓器者亦当变，故司马德操之言识时务，与刘劭之言鉴机达识，其实皆承旧传统来，亦求以致用，非与两汉以前真有违。后人率认两汉以前为儒家传统，崇尚人生之积极面。魏晋以下为道家传统，改取人生之消极面。其实此两面仍属一体，皆主人生在大群中如何致用，特补偏救弊，稍有变通而已。

    此下人遂屡言此识字，如曰渊识远识，明识通识，博识先识，而后有器识二字连用者，则始见于沈约之文。沈约上距孔子，亦过九百年矣。晋书张华传，亦以器识宏旷称之。裴行俭之器识二字，乃由此来。而裴行俭上距孔子逾一千年。此器识二字之来历乃如此。中国传统文化绵延之悠长，积累之深厚，即观于此两字之成立而可见。而又岂粗心短视，所能窥测其义蕴之所在。

    今试略再申之。天地生人，亦万物之一，与禽兽无异。但人自有群，自创文化，便与其他生物不同。人在大群中，当如一器，以供大群之用，而后群道乃昌，人生日进。若由私人来运用大群，则群日窳而生亦绝。盖人之有群，本以对付自然，积久而人群内部自生问题，非以对自然，乃以对人类之自身。此为人类文化问题中更大之问题，非仅以对付自然为问题。

    古代如巴比伦人、亚述人、埃及人、希腊人，非不一时文化灿烂，而忽然崩溃毁灭，皆不起于外面对自然界的问题上，而起于内部人文方面人对人的问题上。人人重己轻群，噬群以肥，仕群以争，而不知奉己以献群。中国传统文化，则人如一器，备供群用。唯群体日张，内部问题，日臻复杂。因于器字外又增一识字，教人籀出通则，以简驭繁，活变活用。故在两汉以下，虽演出了魏晋，但魏晋以下，终又孕茁了隋唐。唐初裴行俭“士先器识”四字，实乃远承先秦，渊源儒道，如深根老干之上，萌出嫩芽新葩，其为具有深厚的生命意义文化意义，稍思即知。

    但今日国人，则鄙弃传统，一意崇洋。于自己传诵了千年以上之名言，可以漠不关心，而好拾西方人牙慧。闻个人自由则色喜，言知识即权力则首肯。不知西方人谚，亦从西方文化中来。中西文化传统不同，则所语宜亦有差别。试读唐书裴行俭传，其人勋业卓著，岂是一不自由人。其语流传千古，有影响，岂得谓其无权力。唯中国古人好言器，求供群用，却不好言权力。中国古人又好言识，务于变通，却不好言自由。果仅争自由而无识，仅尚权力，而此权力乃不供大群之用，则群道何由而昌。群之不存，己又焉附。然则徒诵洋言，为时代之乡愿，作风气之奴婢，亦仅证其器小识狭，而又何文艺之是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