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 器与识

    “士先器识而后文艺”，此语发于唐初之裴行俭。因时人竞誉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行俭独不之许，遂有此语。流传迄今，已历一千三百年。文艺何以当后，此暂不论。姑先分别阐释器识两字之来历与意义。

    论语言：“管仲之器小哉。”又曰：“君子不器。”朱注：“器者，各适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体无不具，故用无不周，非特为一才一艺而已。”今按：器分别供各种特殊使用，又人人时时处处皆得用之。君子在人上，当能用人，非供人用，故不器。不器非无用，乃用之更大者。又称子贡为瑚琏之器。瑚琏玉制，用于宗庙，以盛黍稷，其器贵重而华美，亦非人人时时处处所得而用。故子贡要异于仅备一才一艺以供用者。老子曰：“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则老子乃重器之大。又曰：“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以为官长。”朴乃自然气质，原始人生多共相，相互间无大差异。人文日进，于是各就才性所近，演成别相。如孔门，子路治军，冉有理财，公西华掌外交，任职于政府，则皆老子所谓之官长。然必有用之者，老子属之于圣人，是老子亦以圣人为不器。小器易造，大器难成。君子圣人，皆由学至。孔老之义，实本相通。庄子言“无用之用”，仍不抹煞此用字，则人之贵能成器致用可知。易传：“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此即孔子所谓“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又曰：“负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仅能负，大器乃能乘。若使负物者乘车，是小人而踞君子之位，终将招来寇盗。易传陈义，亦无殊于孔老。孔子又曰，“及其使人也器之”。从政贵能使人，能量才任用，乃为大匠。若一窗一棂，一榱一桷，此皆小器，仅备使用。能主宰使用之者，乃为大器，亦即不器。则自春秋末孔子，下逮战国庄老易传，儒道两家，莫不重此器字。人生当为用于社会，贡献于群体，此亦中国传统文化主要精神之所在。唯负物之与乘舆，用有不同，斯即器有大小而已。

    此下中国人，常言器度器量，器宇器局，器之大小，即其为用之大小。史记：“晋公子从者皆国器。”汉书：“何武有宰相器。”三国蜀志：“蒋琬社稷之器。”此皆就政治言。政治贵大器，有大用，不贵掌权。

    易传：“备物致用。”又曰：“立成器以为天下利。”凡器皆所以致用求利。有自然器，即物。亦有人文器，乃由人类文化所造，则人亦犹物。器物待制造而成，人物则自教育修养而致。凡人与物，皆期于天下有所利用。人之于群，亦如一器一物，以供群之利用。天地生人，乃如一自然原料，人贵能本其文化理想，运用此原料，制成器物，以供群用。故中庸曰“赞天地之化育”。又曰“因其材而笃焉”。天地能造物，人则教化人，故人与天地，并称三才。

    人物之成，既需教育修养，而大人物则更需有大学问大修养。中国古人言，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大人物之兴起，乃需历史性，经长时期之栽培。如何使用人，职在政治。如何栽培人，职在教育。故政治与教育之主脑人，皆须大器，或言不器。而推其本，则人亦自天地自然来。故曰：“作之君，作之师。”又曰“天地君亲师”。天地与亲皆自然，而君与师则出于人文。中国传统文化为人文本位，其主要精义，更在作育君师。此处乃所谓天人之际，非深晓于中国传统文化之精义者，骤难与言。

    孔门四科，德行为首。德行最是大器，亦是不器。有当于德行之科者，不仅备世用，亦知如何用世以淑世。成己成人，此即君师之大任。其他言语、政事、文学三项，志业各有专长，犹如今世之言专家，非通才。仅供人用，不能当化人教人之大任，则非君师之选。

    中国文化传统，自尧舜以至周公，源远流长，亦已远逾千年以上。然其时则传统在上，在君，在政治事业。文化日演日进，孔子出，集千年之大成，乃使师道更尊于君道，传统乃转移而在下。必由教及政，由师及君。庄子言大宗师，应帝王，非主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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