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七 乐生与哀死

    （一）

    乐生哀死，为人生两大事。西方社会信有灵魂，生前死后与现此生世各不同。如生世为一家，父母子女，生前不如此，死后亦不如此。故孝父母仅当生现世之事。抑且家人集居，同财不同权，故西方有母权父权之分。父母死，即无权，子女得自由，对死父母自亦少哀思。其灵魂上天堂，又何哀。其灵魂下地狱，必其生世有罪孽，亦不足哀。

    故西方人在生世，仅知对生求乐，不知对死有哀。其历史人物能对后人留哀思者亦极少。如古代亚力山大、凯撒，近世如拿破仑，生掌大权，来自武力，死后仅供景慕，不留人以哀思。其他军事家政治家哲学文学艺术科学各界诸伟人，当生享名获利，受其所业之报酬，死后亦留有景慕，无哀思。埃及古帝皇，死后有金字塔。巴黎有凯旋门。美国华盛顿市，华盛顿大铜像矗立。雅典、罗马以及其他各处，古迹森然，皆增景慕，非存哀思。要之，西方社会可称乃一无可哀思之社会。其唯一可供人哀思者，唯耶稣。但耶稣乃犹太人，其十字架精神诚堪哀思。进教堂听颂祷诗，亦多哀思声。教中人物如圣女贞德之类，亦可生哀思，然为数甚仅。西方乃一个人主义之社会，人与人间唯有争，对人之死，宜无可哀，亦无足深怪矣。

    中国则大不然。中国人生仅自然大生命中一现象一枝节。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我生即从父母来，父母之死不啻若己身之死。如是则父母之生，已变而为己身之生。故曰节哀顺变，则其哀亦可知。故中国古代家宅其西偏为生人所居，东偏为死者神位所藏。岁时祭祀，即在家中。后世农村多聚族而居，亦必有祠堂，即在村中。岁时礼拜，哀死亦即所以乐生。

    诗有风、雅、颂，颂专以致哀死，而最为礼之大者。周人尊文王，又尊后稷，岁首必祭，天下诸侯皆集。清庙之歌，一颂而三叹，庄严肃穆，大小雅迥不能及。然则哀死岂不犹远在乐生之上。中庸言“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后人遂以喜怒哀乐爱恶欲为七情。人唯有情，方其未发，藏于内，故曰中。其存藏于中者，仅此一情，非有七也。及其受外面事物刺激而发，其状异，遂目之曰哀乐。然哀乐非有二情。其发而中节，不失其分寸，则当曰和。不仅与外面事物和，其藏于内者，亦仍一和，非有哀与乐之分别。父母在堂，寿登耄耋，孝子不胜其情，既歌且舞，人目其情曰乐。及其父母死亡，孝子不胜其情，既泣且踊，人目其情曰哀。孝子内心非有二情，但其发而有异。乃是此孝子之心与父母和合为一，故其情亦与父母之寿考与死亡之异和合为一。故情藏于中，因于外而发，贵其能内外相和合，斯曰中节。哀乐如此，喜怒亦然。独怒之发，每易与外不相和合。然武王一怒而天下平，则怒亦一和。苟能中节，则怒亦如喜，非有相异。中国古人言，发乎情，止乎礼，礼即其节。又曰：“礼之用，和为贵。”人生无情，则又何礼何和之有。

    人之生命唯一情，生则乐，死则哀。顺于生则喜，逆于生则怒。生所需则爱，生所厌则恶。此皆生命自身内部一自然动向，即谓之欲。如饥欲食，与之食则喜，夺之食则怒。遇食则乐，失食则哀。可食则爱，不可食则恶。使无欲食之心，则上之六情皆不见。此欲食之心与生俱来，谓之性。性则在内未发，发而向外则曰欲。生命对外，复杂多端，变化无穷，乃有可欲有不可欲。故中庸言“天命之谓性”，即言其与生俱来。“率性之谓道”，即本乎性而发于外，一切人生皆即道。“修道之谓教”，则道亦须修。如饥欲食，但食不能不择，又不能无节，又须食而知味。仅知饮食，则为一事，可谓不知道。

    中国乃一农耕人生，日与生命相处，种植耕耘，日夜勤劳，唯以养育生命为事。与畜牧不同。畜牧则大群牛羊，任其自为生长。稻麦五谷，则由农人助之生长。孟子曰：“心勿忘，勿助长。”实则此心之不忘，即在助之长。孟子之所谓助，则谓不中节之助。故农业民族乃特与生命有情，熟知各种生命内部自生自长之真情，而从外助其长。中国文化之最高可珍贵处即在此。

    中国人哀死之情，成为一种礼俗，普遍全社会，其事至明显，其义至深厚。如端节祀屈原。屈原特一楚国人，忠君爱国，而赍志以殁，未有勋绩成就，乃获得此下全中国人之哀思，历久而不衰。即论文学，离骚非人人能读，远非如西方创造一剧本一小说可以广泛流传之比。而屈原身后，能获得全中国人广大深厚悠久之同情与哀思，则全世界各民族之文学家，亦绝少有之。可见此不当专以文学论，而当以文化论。近日国人认为文学可以获人心，则不免为一种偏浅之薄识。

    如春秋时代晋人介之推，从公子重耳出亡。重耳返国为晋文公，行赏未及，之推偕母遁隐山中。文公求之，终不出。至焚山搜索，而母子俱死。遂有寒食节，亦迄今不衰。论其人，无事业功绩可言。而守志以死，引发国人之哀思。又如东汉初严光，乃光武一同学，避不出仕。光武访得之，终辞归。而严滩古迹，两千年来遭人凭吊思念不已。严光高德，固不可及，而中国人之深情，亦由此而见。近人好言中国为专制政治，为封建社会。上述屈原、介之推、严光三人，其高节卓然，历两千年，国人思念之不已，岂亦帝王专制社会封建强令之然。而此三人之人生，其为可乐抑可哀，又岂今人之言哀乐者之所能评定。

    以上不过于天时节令地理名胜上偶举此三人言之，其他不能一一详及。春秋时代有息夫人。楚灭息，楚王纳之，息夫人三年不言，名载左传，为后世所称道。今试问左传二百四十年列国之治乱兴亡君卿大夫贤奸昏明有关世运之大者，千端万绪，长篇巨幅所不能尽。息夫人特一亡国之嫠，既不能以死守节，其与当时国际大局又何斡旋，又何建白。而楚王之宠受，终亦未转移其内心之深痛。三年不言，斯诚竭人世之至可哀悯，而时人能与之以同情，传之后世。此乃中国人道一大节目，治国平天下一大纲领所在。岂有人与人无同情，而此生可乐，此群可安之理。读史者不深明乎此，又何从与言中国之文化。

    若循此以诵中国一部二十五史，以及古今各家诗文集所咏所载，旁及地方志乘小说笔记中所述，其人其事，何限何尽。即如汉末有蔡文姬，弃其异国之夫与其子女，不顾其为一国后妃之尊，而决心归汉。途中有胡笳十八拍，其诗岂不亦传诵千载。归国后之晚年生活，亦未见传述。要之，其无关世运，无所影响于当代之治乱，而其孤独一人之凄凉身世，则为尽人所同情。蔡文姬之名字及其作品，遂亦永传于后世。观于息夫人与蔡文姬，死可哀，而生亦有可哀。但生可乐，死亦有可乐。伯夷叔齐，饿死首阳之山，孔子曰“求仁得仁又何怨”。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成仁取义，岂不可乐。秦桧死岳飞于狱中，瞻拜西湖岳飞墓，岂不岳飞死可乐，而秦桧生可哀。死生一体，哀乐一情，此当体之生命深处。而岂言辞之分别所能尽。

    故在中国，史学文学，一皆取材于真人真事。而衡量取舍之标准，则不凭于权位财富，亦不专限于功业成就。品德修养，乃为中国人之最所重视。但悬格亦不严。苟有一节可取，尤其遭世不淑，受人所难受，则悲天悯人之情，乃于是乎发之。韩愈有言：“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此乃史家之职责。而集部中所见之潜德幽光，则盈幅皆是。故中国乃有最富人情味之人生，同情心到处充沛洋溢。苟其专为一己，则乃私欲，为中国人所不齿。欲亦本于性，而可以害性。发为情，亦可以害情。中国人贵性情中人，而深戒多欲。孟子曰：“养心莫善于寡欲。”周濂溪言：“主静立人极，静者无欲之谓。”寡欲无欲，非寡情无情。情欲之辨，一对人，一对物，乃为中国后代论人生最大一问题。

    争权夺位，谋财求富，皆欲非情。西方唯以财富权利为尚，全部历史活动以此为中心。其文学则多出虚构。好言恋爱，孝弟忠信人情之大者，甚少涉及。哲学则更讳言情感，一若人情皆无当于真理。故言政治，无论君主民主，言社会，无论为封建为资本主义，同属无情。法律之最高境界，则仅可免于过分之不义，而无仁。此为中西人生一最大相异处。

    余于民国十三四年间，初看西方电影，尚系默片，片名已忘。其事迹依稀犹在记忆中。一德国中年人，忠恳诚实，成家立业，有社会地位。因事远行，火车中邂逅一女，钟情为偶，伪造死讯不归，其家人信之。历年后，女忽死，其人潦倒念家，出门漫游。一夕，偶抵家门，适逢其生辰，家中妻儿正广邀亲朋饮宴纪念。宾散，家人犹聚谈，灯火辉煌。此人终不叩门直入，仅窗外窥视，黯然离去。剧情生动，乐生必哀死，哀死即所以乐生。果使此老人叩门直入，哀乐之情又当如何。往事荒唐，老人内心之羞耻，家人意外之惊诧，皆非日常人情所有。咄嗟间，又何得相安相乐，一如往年。老人离去，则终以保全其一家之和乐。而此老人亦犹得常念其家人以为乐。此亦可谓不幸中之大幸。此片亦甚富人情味，但荒唐终非不幸。不幸由命乃在外，荒唐失德则在己。中国人同情不幸，不幸事遂亦因而减少。果遭不幸，亦得自宽自慰，而轻其不幸之感。人同此心，心同此情，则贵乎其慎修己心善自为处。则人生主要仍在此一情字上。

    余以十三岁幼年，初读西方小说天方夜谭，迄今八十年，尚所记忆者，乃其最后能言鸟一故事。此鸟在一山上，山下有人指示，循路而上，寻求不难。然当一意直前，路旁群石竟发人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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