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三 自然与人为

国人信古好学，西方人则重自我表现。中国文化寓有极深厚之时间性，西方文化则重在空间之扩张。西方亦有自然，但不如中国乃为人文化成之自然。中国亦有人为，但天人合一，内外合一，乃成为一种极天真极自然之人文。此乃其大异所在。

    历史记载人事，亦一种自然之学。中国历史远古即有。西方历史则极为迟起，既重现实，则前代人生有所不顾。罗马帝国崩溃，乃起后人之惊讶。何以若大一帝国，竟而一蹶不振。于是乃旁搜远索，网罗一切零散材料，编排比次，写为罗马衰亡史一书。西方之有史学，可谓肇于此。但史学记往事，须求真实，不当张皇夸大，尤其记一国之衰亡，更无可张皇夸大处。于是遂继起有文学、史学之争。中国则诗有雅颂，宗庙歌唱，文学亦即史学。司马迁成史记，为中国正史二十五史之开山祖。其书之文学，亦卓绝千古。文学通于史学，中国人并不以为异。马迁有言：“明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乃马迁之一番历史哲学。文史哲三学，在中国，乃可混然一体，不得显为划分。此下不详论。西方文史哲为学，则可各自独立，相互不顾。故中国学问，和而不争，一若皆本于自然。西方学术间，则争议纷起，尽出人为，违于自然。

    重学重问，则其心中常有他人之存在。重自我表现，则其心中常有一自我，求标新立异，跨越他人，以成就其一己。故西方自有史学，亦即分门别类，纷歧百出，政治史社会史等，难可缕举。其在中国，则社会之上必有一政府组织，政治之下必有社会基础，上下一体，无可划分。即如先秦时代，诸子百家兴起，岂非当时一大事。但究该划入社会史抑政治史，岂不转成一难题？汉初社会又变，史记有货殖列传、游侠传、儒林传。若此三者尽归入社会史，则仍必并入政治史，乃见当时之真相。若谓儒林传宜归入政治史，则货殖、游侠又何一不与政治有关。合而观之，始成史学。分而成书，则一鳞片爪，真相难明。

    又如魏晋南北朝隋唐，门第鼎立，此又中国社会一大变。然若将门第归入社会史，则各朝正史又将如何写？今人则谓中国古人不详知社会史，不知中国社会史已尽融入正史中。今人必以西方眼光读中国书，则宜其有此误解。佛教东来，下迄隋唐，此又中国社会一大变。宋代理学兴起，书院讲学，直迄明清，此又中国社会一大变。释氏出家逃俗，正史中只约略道其情况，山林僧侣之思想行事，则别以专史详之。宋明理学家，仍如汉唐之儒林，正史不得不详。若专写中国社会史，岂可只详释老，更不提儒学？又岂可一并付阙，则不成为中国之社会史。又如宋代之义庄，以及宋代之乡约等，皆归入社会史，则以前之门第，此下之书院讲学，又何得不列入？书院讲学列入，则如东汉马融、郑玄等，俱当列入。而洙泗孔门早当列入。其他当列入者又何限。推类求之，必将见其扞格而难通。

    中西社会不同，斯历史记载亦不同。国人尽可不通希腊史，而径读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之书。亦可不通中欧史，而径读康德、黑格尔之书。但岂可不通春秋战国史，而能通孔、墨诸子书。又岂可不通汉史，而径读董仲舒之书。不通宋史，而径读程朱之书。故专治哲学，在中国学人中，即为不通。因此中国无哲学与哲学者之专称。

    近代国人，写中国社会史，乃将端午竞渡、中秋赏月等，尽量纳入。不知此乃社会风俗，而在中国，风俗与教化，又融为一体。风教间，文学又是一大项目。诗经有十五国风，楚辞有九歌，两汉有乐府，魏晋以下有世说新语，唐代有太平广记，宋代有宋稗类钞，元明之际有元剧，有水浒传，明代有金瓶梅等，此等皆文学书。又如清初顾亭林有天下郡国利病书，非文学，而实为明代社会经济一部主要参考书。其他有关社会问题之书尚多。不通正史，此等皆无可详论。今人读大学历史系，即不理会文学。又治社会史，即不理会历代正史。又不通历代之教化风俗。又或将社会史与经济史相混淆。要之，历史乃一大整体，不会通以求，则真相难得。此乃一极自然之事。多为之分门别类，则出人为，非自然。

    西方又有经济史，特为最近国人所重。中国以农立国，国之本在民，民以食为天。敬授民时，乃古代政治一重要项目。又井田制度，受田者既非农奴，而授田亦非西方之封建。又兼有庠序之教，俊秀得进为士。秦汉以下，井田制度废。而轻徭薄赋，俊秀皆得经选举考试入仕。其他如农田水利，更为政治一要项。史记河渠书，历代漕运制度，清初胡渭禹贡锥指所载之历代治河防灾政策，何一不以农业经济为重。其他工商业，自汉代盐铁政策以下，相承有一贯之政策。通商惠工，而不使走向资本主义之途径。考论中国经济思想与经济制度，舍弃正史，则无所本。汉代如晁错，唐代如陆贽，其所抱之经济思想与经济政策，莫不一一与当时之现实政治息息相关。但在中国，乃无特出之经济学与经济学者，正如其无特出之政治学与政治学者。社会学亦然。融通协合，不再多有分别。则其无一部专门经济史，固亦宜然。

    中国经济无不与社会政治有其紧密之相关。如顾亭林天下郡国利病书，网罗晚明各地经济情况，分别撰述，而追溯渊源，有远至数百年千年之上者。故治中国经济史，不重在年代分别，而尤重在地域之分别。中国疆土广，生产富，工商业各具地方性。利病得失，既相通，又相别。政府之各项制度总其成，又以社会风气立其基。故如经济，必当由通学，不得为专家。即读顾氏此书而可知。

    故治中国史，又必通疆域舆地之学。汉书有地理志，唐有元和郡县志，宋有太平寰宇记，明有一统志。舆地疆域之学，遂或从史学中独立，而有若与史学并驾齐驱。各地疆域志，自魏晋以下已极盛。唯其书多失传。至北宋，有吴郡广记续记，类此者当可二十种左右。此下愈兴愈繁，分省分府分县，莫不有志。下至清代，如吾乡有泰伯梅里志，此乃与无锡同城之金匮县所辖之一部分，东西南北各不逾二十里之一小地区，乃自吴泰伯以下三千年来，社会经济，人物文化，靡不毕载。乃成为一最小型之地域史。下至一山一寺有志。一书院有志，风俗经济，人物文化，莫不归入，融为一体。此亦本之自然，非出人为。西方一多瑙河，一莱茵河，既非长川巨流，两旁又疆土分裂，诸国骈立。此皆违背自然，事出人为之证。故西、葡、荷、比，各自立国，不能合并。甚至如英伦三岛，英格兰、爱尔兰、苏格兰，虽同为一国，犹必分疆裂土，各有其独立之鸿沟。此尤西方史不自然一明证。

    西方人群尊耶稣，必分天堂人间生前死后以为二，此亦为一种违反自然之信仰。又必共推一教皇，乃有马丁·路德之新教兴起。新旧教相互冲突，遂成西方史上一大事。而新教中又宗派繁兴，分歧百出，几于难可指数。此又一不自然。中国佛教寺院林立，分宗分派，亦在疆域上。如禅宗有南岳、青原之东西分峙，临济之北方特起，此亦形势自然。倘亦必推一佛教皇，以为一举世之宗主，则纵无争端，必多弊端。人为之不可久，亦自然趋势所必至。余又论东西方之音乐，亦一重自然，一本人为。已详别篇，不再论。其他类此者尚多，俟读者推类求之。

    其实此一东西文化之大分别，乃从农业商业来。中国以农立国，故崇尚自然。西方古希腊即以商立国，乃重人为。其相异处，人人易知，不烦详论。而工业则界在两者之间。中国农工相连，即如歌舞，亦属工，故又连称工艺。中国一切工业皆趋向于艺术化，实则乃天人合一化。而西方则工商连言，乃日趋于机械化，而唱歌跳舞等则不谓之工。艺术必求精制，若系人为，而忽视其本源之同本于天，亦出自然。机械则求赢利，亦若自然，但实一出人为。此中奥义，恕不具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