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 尊与亲

与帝王专制背道而驰。后人尊董仲舒更尊于武帝，乃为尊其道与学。公孙弘不能正道以言，乃曲学以阿世，特为后世所轻鄙。汉宣帝欲立公羊博士，须经博士论定。东汉太学生则轻视朝政。东晋南渡，王与马共天下，此下南北朝多门第执政，亦非帝王专制。孔子之尊，乃由历代中国学人之自由意志之共相推尊。周濂溪言：“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中国乃一四民社会，士风如此，而政风随之。故中国人尊孔乃远在其尊帝王之上。帝王亦必尊孔，始为国人所尊。而历代学人见尊过于帝王者，亦累世有之。

    今人又每以孔子与耶稣释迦同视。唯耶教必结党以博人信。佛教僧侣沿门求乞，不闻僧侣沿门传教。高僧则居深山，世人自往学。但教出世，则与孔子之教淑世异。而孔子之非一宗教主，则亦一言可尽。人自束脩以登孔子之门，乃自求其尊亲，孔子则学不厌教不倦而已。中国人重言信，必自信其己，而后能信及他人，人亦自信之。既有上帝，亦必由己之信。不求自信，而仅求信上帝，则显存有功利之心，而非道义之归矣。父母则可亲可尊，不在其可信。师道亦然。

    今再要言之，个人主义与功利观念，不成家，亦不成国，又何以言及天下。宗教信仰，灵魂死后登天堂，仍属个人主义之功利观念。即如佛教之言涅槃，中国学人亦谓之是一种个人功利观。必人与人相亲相尊，乃始是中国之人伦大道。宗教之信在外，亲与尊则在心在德，此即人生之至善。故中国文化唯以人之德性为重，所谓“一天人”“合内外”端在此。此乃中国文化之深义所在，当加以深切之体认与宣扬。

    （二）

    中西文化各走了一条不同的路线，双方亦各有其升降起落，同以曲线前进。若随时以一平切面来衡量，则极难判定其是非得失之所在。近百年来，此两线始紧密接触。中国满清政权，已走衰运，即无外忧，内乱亦不可免。嘉庆末之川、楚教匪，即其显征。而西方则正值上升之期。西、葡、英、法，扬威海外，所向无敌。帝国主义，殖民侵略，如日中天。鸦片战争，英伦以一岛国，迫使清廷割地赔款开埠通商。国势之强弱高下，俨有霄壤之别。然而各有因果，各有其内部之所以然，非可邯郸学步，舍己从人。正是自毁生命，万无是处。

    马克思论西方，先为农奴社会，次为封建社会，下及近代，乃为资本主义社会，而主张改为共产社会。以中国社会论，既非西方之资本主义，亦不同于其中古之所谓封建社会。中国自古以来，有一中央政府，绝不当与西方中古时期相提并论。又西方希腊罗马时期皆有城市，而中古时期无之。中国则唐虞以下，早有城市，即政府所在地。中央政府所在称京师，如西周之丰镐。诸侯政府所在地曰国，如鲁之曲阜，齐之临淄。此下复有分封，是曰都。如鲁三家分封，有鄪、郈、郕三都。此下尚有城市，如子游为武城宰。战国时，齐国共有七十余城。专以商业名者，如陶朱公所居之陶。中国古代社会，即以城市为中心，此又与西方中古时期大不同。

    城市既为政府中心，社稷宗庙君臣百官廨署皆在。民众亦同居城中。农民郊外授田，春夏秋三季出居城外，故曰田中有庐。冬则归入城居。士农工商同为民，农属第二位，焉得独为农奴。封建时代十一而税，汉三十税一，唐则四十税一，轻徭薄赋，乃中国传统政治一要点，故农民乃特受优待。

    工业亦由官派，同亦世袭。百工亦称百官，凡所制造，皆供公用，非私产。盐铁全国共用，汉代有盐铁政策，由政府经营，使不得成私家资本。其他如丝绸、陶瓷以及制茶、开矿等，凡所社会共需，可成私家资本者，均由政府设局经营。故中国虽广土众民，地大物博，国内商业极臻繁盛，而始终不能有资本主义之产生。非属共产，而求均富，此亦可称中国文化一特征。

    商业在古代，亦由公营，设官为之。主要在国际通商。民间仅日中为市，各以所有，易其所无，交易而退，非有街市商店。孔子谓子贡不受命而货殖。此乃子贡奉使出国，道途所经，随便买卖，乃以赢利。此下乃有自由经商。然商居四民之最后，备受政府种种限制，历代皆然。唐以后科举考试，必报家世清白。祖先三代中有经商者，即不得预考。商与仕严格分别。又称信义通商，经商者不得以谋利害其信义。此见中西社会，分别各走一路线，不得以西方社会之各名称来相比附。

    中国乃一宗法社会，小宗大宗有别。小宗五世则迁，大宗百世不易。唐虞、夏、商、周时代固然，即秦汉以下亦仍然。东汉以下之门第社会，即古代宗法社会之变相。宋初有百家姓。每一姓皆可上溯至唐虞三代，乃至唐虞以前。其一家之史，即可与一国之史息息相通，血液流注，融成一体。而每一个人，即不啻为此一全体之中心。此为宗法社会即中国文化大传统一特性。

    中国自春秋以下，又可称为四民社会。士居农工商之首，亲亲之外，尤当尊贤。中国五伦中夫妇、父子、兄弟三伦皆主亲亲，君臣、朋友两伦则主尊贤。尧舜禅让，皆尊贤。禹让天子位于益，国人思念禹德，共拥其子启接天子位。是由尊贤而又归于亲亲。此见中国人心理，亲亲亦归于尊贤。

    夏桀无道，商汤起而征诛。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汤之革命，代夏称帝，是又以尊贤代亲亲。商纣无道，周武王起而征之。而武王军中一车载文王木主。及代商有天下，尊文王为开国之祖。此亦亲亲中有尊贤之一证。周人追溯始祖，必推后稷。而后稷亦有父，周人不之及。此又亲亲中尊贤之一例。姜姓祖神农，同于姬姓祖后稷，此皆农业社会之尊贤。故曰：“亲其亲而尊其尊”，所尊则必贤，而仍在亲亲中。权利势位，非所尊亲。

    周初封建，不专姬、姜二姓。兴灭国，继绝世，凡古贤圣，亦皆封其后，此亦于尊尊而亲亲。故中国社会，乃由此尊尊亲亲之两语而定。中国历史，亦由此尊尊亲亲之两语而变。孔子殷人之后，乃曰：“郁郁乎文哉，我从周。”又曰：“如有用我者，我其为东周乎。”是则孔子之尊贤尤在亲亲之上。此亦深得周公封建制礼作乐之大意，而承续光大之。

    中国人尊君乃尊其贤，非尊其位。否则孟子曰：“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君如不贤，乃一匹夫，何足尊。其他政治人物亦然。夏有傅说起于版筑之间，乃一工人。商有伊尹，耕于有莘之野，乃一农夫，而皆为一朝之相。周初有伯夷、叔齐，乃孤竹君之二子，让位在野，饿死首阳之山，而后世推以与傅说、伊尹同尊。皆称之为士。春秋时，齐桓公首创霸业，其臣管仲、鲍叔牙先皆士。晋公子重耳出亡在外，从者五人，亦皆士。士之见尊，亦中国传统文化。及孔子起，而士乃益尊益显。此皆证中国社会尊贤之风。

    秦并六国，改封建为郡县，皇帝之位乃益尊。而始皇帝乃永为后世诟病。然始皇帝亦知尊贤，李斯为相乃楚人，大将军蒙恬乃齐人，其长子扶苏亦从在军中。刘邦以一泗水亭长而跃起为皇帝，自言能用张良萧何韩信，此亦为能尊贤。及即天子位，即下诏求贤。但又恢复封建，非刘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此又并重亲亲尊贤之两意。及吴楚七国乱后，武帝起，一尊儒术，尊贤之意乃益显。公孙弘为相封侯，虽其曲学阿世，后世不谓之贤，然亦不害武帝尊贤之用心。博士弟子为郎为吏，创后世士人政府之新局，此诚一种尊贤政治。唯王位世袭，犹存前世亲亲之意。

    宣帝以下，举朝诸臣竞言自古无不亡之王朝，与其下起征诛，不如王室先自禅让。虽蒙杀戮，言者继起，遂有王莽之受禅。但王莽亦非贤，无以副众望。光武中兴，则仍汉室之贤。曹操、司马懿伪为禅让，实则篡弑，有才无德，不贤之尤。魏晋而下，中国遂臻衰运。然如刘渊、石勒、苻坚，胡人而慕汉化，北朝魏孝文益然。隋文帝、唐太宗贤君迭出，中国重臻盛世。赵宋经五代后，益尊贤，有不杀士之家训。而士之见重，更超越前代。蒙古满洲入主，科举制度仍保持，社会尚贤之风依然。中国文化传统精神，亦可由此一端而见。

    孙中山先生肇建民国，秦以下两千年之王位世袭告终。创为三民主义五权宪法，民族主义主承续民族传统文化。民权主义主权在民能在政，不失尚贤之意。于西方三权外特增考试、监察两权，皆中国旧有。考试为政府求贤，隋唐科举承两汉选举来。中山先生主张被选举人选举人均当先经考试，此即古人所谓“善钧从众”，贤钧亦当从众，不当不论善恶贤不肖，而徒务从众。当先尚少数，乃及多数，义始深远。汉代旧制，丞相主行政，御史大夫副丞相主监察。御史有中丞，监察王室内朝。地方行政，则郡国太守外有州刺史，亦司监察。监察之外，复有专司谏议者。唐代三省中有门下省，明代尚有六科给事中。中国自秦以下之传统政治，考试监察两权占重要地位。实际史迹，一部二十五史网罗详备。复有通典、通制、通考，三通九通，详陈其利弊得失之所在。近人以帝王专制四字，尽弃古籍而不读，则论政唯有一趋西化，乃无丝毫自由可言。中山先生之五权宪法，即承其民族主义来。乃有超乎西方三权以外之两权。近百年来，能于中国与西方以平等地位看待，则实唯中山先生一人。民生主义亦非慕效西方专重经济。中国历代田赋制度、兵役制度等，君民一体，百姓一家，亦均不失亲亲传统之大意。故不本于民族主义，亦难究民生主义之深旨。

    不幸近代国人群以“帝王专制社会封建”八字括尽了中国以往传统，则与中山先生之民族主义已大相违背，其他更何足论。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事不成，礼乐不兴，刑罚不中，民无所措手足。今为中国社会正名，当称宗法社会四民社会。为政治正名，当称士人政治尚贤政治，庶为近情。中山先生之民族主义，乃指以往旧民族。今人则仅望开来创造之新民族，两者相异，犹当深思明辨，万不可忽。

    以今日言，可谓社会士阶层已没落，政治尚贤之意已消沉。社会唯求工商化，政治唯求民主多数化。要言之，则唯求西化。而自两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已成美苏对立，除美苏外，已别无西化可言。再论政治旧传统，中国所重在礼乐，轻视刑罚，财与权更所不论。西方则尚法不尚礼。大资本大企业大组织皆赖法。丰衣足食，众所想望。但资本愈集中，企业组织愈庞大，无产阶级愈普遍，如此则劳工守法，何乐存之。

    中国社会上下一体，本由宗法来，但宗法之维持扩张则需贤，故亲亲中必尊贤。礼尚祭祀，祭祀则最崇贤。故中国社会、政治得融成一体，秦前之封建与秦后之郡县无大殊别。资本主义则重私财。马克思共产主义，乃求私财公有，此则与礼无关。中国之礼，则有公无私，凡私皆融入公中。由宗法而产生井田制度，亦公私融成一体。百工之官亦然。后代有社仓，有义庄，亦公私共成一体。如盐铁，如茶政，如漕运，一切财赋政策，皆求公私融和，合归一体。此皆中国传统政治尚贤不尚权之所致。故中山先生言权在民而能在政。革命即革去其不贤，禅让即让于贤。西方人高唱民权，中山先生则说之曰权在民，谓政治当一依民生为依归，非当由民众来作主张。既如此，则能在政，亦权在政。五权皆属政。唯选举属于民，而中山先生则主选举与被选举皆先以考试，则仍上下一体，礼即体，则仍是一礼治，与法治不同。西方尚法，则统治与被统治显分两级，显成两体。无产阶级专政，则专以财富分阶级，不分智愚贤不肖。共产主义之本于唯物史观，洵可谓信而有据矣。知此则知东西双方之政治社会，乃亦各有其一贯相承处。

    今必慕效西方，则必破除社会之尚宗法，政治之尚贤。人与人无亲无尊而后可。孟子曰：“仁之于父子，义之于君臣。”今则不讲仁与义，唯求财与权，乃庶可获西方化。

    财富绝非人生要道，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食求果腹，与剩余价值资产无产无关。知此义，即贤者，尊之信之，不待结党竞选。则民主独裁现代化口号，亦岂能挽回当前之国运，而使我民族再登康庄之大道。然孔子曰：“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拭目待之，又复何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