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 尊与亲

    （一）

    天地君亲师五字，始见荀子书中。此下两千年，五字深入人心，常挂口头。其在中国文化中国人生中之意义价值之重大，自可想像。但在西方则似乎仅有天与君两字。耶稣自称为上帝之独生子，上帝事由他管，凯撒事则由凯撒管。天上人间划然分开。但他则由凯撒管了，钉死在十字架上。此后罗马皇帝亦信了耶稣，但上帝只管皇帝之死后，人间事则仍由皇帝管。一时有神圣罗马帝国之想像，但终于做不到。政教分离，天与君在西方遂生死两界分别为两尊。

    孔子亦尊天，论语可证。庄老道家，以及邹衍阴阳家以下，乃天地并尊。有些处则地代表了天。天高高在上，那管得尘间私人一切事。尘间私人亦无法一一接到天，于是在人间由君来代表天。西周统一天下，上推文王为开国之君，乃言文王之神在天，克配上帝。诸侯来朝，皆祭文王。在其国内则只祭其境内之山川，所谓河岳之神是已。民众则只祭土地神，即所谓社。稷为五谷神，天子祭社稷，则天上人间同有尊崇融成一片。而人间则自有尊卑之别，故民众不得径祭天，只祭土地神。

    周文王天下同尊，祠在京师，列国诸侯须赴京师与祭。在其国内，唯得祭其开国之祖，不得祭文王。卿大夫亦各祭其祖，须陪赴诸侯之祠，始得祭其国君。故唯上帝与天子乃天下所共尊。此下则人各私其私，亲其亲。天子则以至尊待天下以至公，此下诸侯卿大夫各等职司，层累而下，斯民各得所亲，可各伸其私。层累而上，以获天子与上帝至尊之兼顾。故俗言天高皇帝远，尊而不亲，而仍觉其可亲。此乃中国人文大体一极细密之组织，务使此总体之尊而可亲，此乃其极深用意之所在。

    西方如古希腊，尚未成一国。城邦分治，选民集议，亦并无一共尊共亲之对象。故希腊社会，实为一无尊无亲之社会。个人主义之功利观念，遂得普遍流行。

    罗马帝国建立于武力，故其社会，乃有尊而无亲。耶教传入，群信上帝天国，仍是有可尊而无可亲。或可尊在上帝，而可亲则仅在凯撒。罗马人亦知有家庭，但尊父，称父系家庭，社会则尊法律。故仍若有尊无亲，则大群集居，宜趋于崩溃，而无可收拾。

    中古封建时代，堡垒贵族，亦各仗武力。若论大群，则亦无可归向，当时有神圣罗马帝国之幻想，欲依上帝神权来统治各贵族。以教廷之教皇为代表，其地位乃高出封建贵族之上。然政教终属分离，教皇实无权力来统治贵族。于是私人内心要求直接上帝，则反觉教皇横梗其间，乃有马丁·路德之新教兴起。实际则终有文艺复兴之城市兴起，此乃希腊型之复活。继之而有现代国家，则为罗马型之复活。于是政治所尊在人间，宗教所尊在天上。而帝王专制，终非可尊，遂又有人权运动之革命兴起。政府改为民选，政治元首成为公仆。独立平等自由人权之呼声，弥唱弥高。人类大群，乃无一共同所尊。于是在国内则争财富，乃有资本主义。国际则尊武力，乃有帝国主义。西方社会乃彻头彻尾，只向个人主义之功利观念一途上前进。

    至于宗教所尊之上帝，则转觉各人可以私下相亲。但耶稣明说，富人上天国，如橐驼钻针孔，而资本家大富翁，仍亦信上帝。似乎上帝亦仍许其进入天国。此如父母之亲其子女，子女虽骄纵，父母终亦不忍深究。是则上帝之道，亦不能如人世界父母之教子以义方，当终不能领导此世界，唯留人一条可亲之路而已。故近代西方虽自然科学备极发展，天文学、物理学、生物学、新发明竞起，处处与宗教信仰有冲突，而科学宗教终亦并存。不忍放弃其一，亦只为此。

    中国社会则不然。虽说天高皇帝远，而地在天之下君之上，则可尊又可亲。人生必在地，天亦必倚于地而见，政亦随于地而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食土之毛，莫非王臣。天地人之关系，亦可据是而见。故地之可尊。一如天与君，而其可亲则过之。中国人言天人合一，其最显见者，则莫过于人地之合一。凡一名胜，必有古迹。凡一古迹，皆成名胜。圣贤明德，乃与河岳山川结不解缘，同尊同亲。即如城隍土地神，到处有之，皆与其地之孝子烈女，忠臣义士，亦同尊同亲。人生地上，后人乃若与前人同群同生。长宇广宙，融成一可亲可尊之境。故中国古人，言天必兼言及于地。中国人之天地并言，亦中国文化一特征。又由土地而旁推及于金木水火，地上万物，合为五行，同此德，亦同此心，可尊可亲。人地合一，乃天人合一之具体实证，而为人生之最安乐之所在，亦为人死之最后归宿处。中国人从未认为人死必离开地而升上天去，此亦与西方信仰一大不同处。西方人之视地，则唯有利用价值，既不亲，更亦无足尊。而中国人之人群相尊，尤其尊师，乃有更在其尊地之上者。

    人之有生，赖于父母。故父母之尊，实可上拟于天，而亲尤过之。中国五伦最重孝，孝为百行之首。故父母之尊乃在君之上。中国人只言移孝作忠，可见人当先有孝，亦必共有孝。出而从仕为臣者，遇父母丧，必告假乞归，守哀三年，君丧则无此礼。故不孝则非人。既有孝，斯必有尊有亲，不能有个人主义。人之孝其父母，乃本其有生之情义，非为功利。孝如此，百行亦当然。天地生人，亦非为功利，乃一大自然。中国人言道义，亦一本于大自然。故曰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仁义亦天地大自然。故人亦必以仁义为情义，而岂功利之足云。

    明此天地人之自然大道义以教人者是为师。不明此道此义，则人而非人，故人生自幼即从师受教。师之可亲，拟于父母，可尊则尤有在父母之上者。父母生我，使得为人。师教我，使知为人之道。父母之亲，则若有私。师之尊，则一本之公。故父母重抚育之慈，道义之教，则在师。若父母教子女以孝，似若父母有私，故父子不责善，又易子以教，乃见道义之大公。

    韩愈师说篇云：“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人道即天道，人道沦丧，祸乱相循，天道亦无以见。人生必有业，业皆以善道，亦即以善我之生。君亦一职一业，亦有君道，亦待师之教。故人群中有师，其位当犹在君之上，为君者亦必尊师。孟子曰：“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纣无道，乃为一夫可诛。则为君者，亦必尊道尊师可知。于道于业有惑，则赖师为之解。故传道授业解惑三者实一事。

    圣君必推尧舜。孟子曰：“人皆可以为尧舜。”非言必效尧舜之为君，乃学尧舜之为人。为师莫高于孔子，孟子曰：“乃我所愿，则学孔子。”然不曰人皆可以为孔子。故孔子弟子曰：“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则师尊于君，中国古人早有定论。故人可以不仕，但不可以不学。人可以不亲于君，但不可以不亲于师。中国人重道犹过于从政，尊师尤过于尊君。自称弟子，则视师犹父兄。又自称门人，犹言家人。孔子死，门人心丧三年。孔子曰：“回也视我犹父，我不得视犹子。”则孔子颜渊，岂不如父子之相亲。

    孔子终生，门弟子七十余人。此后师道益广，而弟子之亲其师，则若无减。即君之事其师，如东汉之明、章二帝，其尊其亲，亦一如社会之平民。下及北宋，王荆公、程伊川为君师，争当坐讲，君为弟子当立而听。当时从之，后人亦未有非议。则中国天地君亲师五者中，唯亲与师为最当亲，亦最当尊。自孔子以下两千五百年来未有变。事例昭彰，不能缕举。

    人生有亲，乃由人之性。亲中又有尊，乃属人之行。仁本于性，乃见人之德。智由于行，乃成人之业。生而不知有亲，是为不仁无德。生而不知有尊，是为不智无行。尊必尊其亲，亲必亲其尊，尊与亲又必相和合融为一体，斯为德性与事业行为之合一，即仁智合一，此为人道之大本，乃人生之原始与归宿之所在。西方人男女恋爱结为夫妇，斯亦成家。但父母子女之爱则较淡。子女成长，各有婚嫁，又别成家。故其人道，似以夫妇结合为中心。异性相合，乃暂时的。中国家庭以父子相传为中心，世代绵延，此为长时的。兄弟亦可分财别居，但同尊一父母，其精神则仍属一家。于是世代相传，由家成族，有祠堂，又有义庄，绵延至数百千年以上，仍有一共尊之祖先。

    母族则称外家，为表亲。故中国乃为一宗法社会，古代之封建政治亦由宗法社会来。由亲亲而贵贵，中国民族之大一统乃在此，与西方中古时期之所谓封建大异其趣。故中国古代之封建政治，以生物学言，乃同一血统。以文化学言，则由亲亲而达于尊尊，乃同一德性。尊君亦尊其祖先，亦尊其所亲，非凭权力以为尊。井田授地，亦非农奴，君民上下一皆有其所亲，仍属平等。

    亦可谓中国社会乃一个人中心之社会，而非个人主义之社会。人孰不有父母祖先，亲而尊之，斯一家一族即以个人为中心，但绝非个人主义。或疑中国社会重男轻女，但在一家中，母更亲。周人尊其祖为后稷，但生民之诗述及后稷母姜嫄，而不及其父，岂此之谓重女轻男。依西方人观念来解释中国事，必有难圆其说者。姬、姜两族，世代联姻。果使男女必争平等，妇不为媳，婿不为子，子女各自成家，不复亲其父母，则只有效西方之短暂家庭。亲既不存，尊又何来。人之所亲所尊，不从其自然内心来，乃转从外面财富权力来，人生苦痛即由此。若不尊财富权力，而求一共尊，则唯有宗教。但上帝耶稣，可尊终不可亲。而仍留一凯撒，强之必尊，故遂不断其独立平等自由之要求。但人类之群体又何从而维持，于是尊凯撒转而为尊法律。近代西方之民主政治，必得三权分立，民主乃由法律来。然法律亦终非可亲。人群相处，而心不相亲，又何以善其群，此诚一大问题。

    故人群相处，终必建基于各人内心之相亲。有亲斯有尊，尊必本于亲。则天理人情，吾道始可一以贯之矣。此道由师而传。师之传其道，则首贵教人以修身。大学言自天子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其实修身只在修其心，此曰明明德。必使其心知所亲知所尊，则齐家治国平天下皆一以贯之矣。修身则必由己，不能由他人作代，亦不能由己代他人。故唯修身乃最独立最平等最自由之人生大道，而必属于个人。其实一切可亲可尊，皆由各自一己之心来。而己心之有亲有尊，乃更见己之可亲可尊。故谓中国社会乃以个人为中心之社会，但绝非个人主义。

    西方宗教信仰似近中国之所谓道。唯中国人于人道天道有分，故曰：“天道远，人道迩。”而耶稣不就本身可亲之人道，而只教人信在远之天道，此则与中国异。中国以人教人，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非自创教，乃称述古人以为教。汉宋儒教，皆承孔子。故其道乃人群之道，乃我民族自古相传之大道。可广大，可绵延。今人乃讥中国人为守旧泥古，宇宙间宁有一日新月异之上帝与天堂？又宁有一日新月异之国与群？唯个人在人群中，无尊无亲，乃见其短暂多变为可慨耳。

    西方哲学，亦历两三千年。但必人人自立说，自创论，始成一家。故西方哲学，均重思维探讨辩论，而无所谓传道。中国师道，唯贵善述古人之道而传之。孔子传述周公，上及尧舜。墨子述禹，庄周述黄帝，许行述神农。战国九流十家，皆有所述。郑康成、朱晦庵，为汉宋两大师，亦功在传述。师之贵与尊，在其人更远过于其知识。略近西方之宗教，而与哲学为远。近人但称孔、孟、庄、老、郑、朱为思想家，斯又失之。或称学者，乃庶近似。

    抑且中国成年犹从师，一大师之门人弟子，尽属成年人。其学乃谓之大学。终身于学，斯乃人生大道。韩昌黎言：“师不必贤于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师。”而为弟子者必尊师，此为礼之常然。故中国之师道，乃与中国之历史文化民族精神，相融而为一。西方近代之国民教育，乃教幼年为一国民。不及成年，亦非教以为人之道。进入大学，则唯传播知识。皆与中国之所谓小学与大学者不同。

    近人又谓国人尊孔，乃由专制皇帝所提倡。董仲舒三年目不窥园，尚在其为贤良对策前，岂亦由汉武帝所提倡。武帝在即位前，亦师儒家受学。及其即天子位，尚属一青年，读董仲舒天人对策，而加喜爱。乃因近其师传。此下中国乃有士人政府，岂不与帝王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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