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四 群与孤

    人生有群与孤之两面，不能偏无，但亦不能无偏向。为求平衡，于是尚群居者转重孤，尚孤住者转重群。姑举农业社会与工商社会，或乡下人与城里人为例说之。

    农业社会以乡下人为主，工商社会以城里人为主。似乎乡下人常见为孤，而城里人必群居聚处。其实不然。农村人都以家庭为本，又安土重迁，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死而葬于斯。又有宗族乡党，户宅与坟墓相毗连。不仅与生人为群，亦复与死人为群。故农业社会实是一群居社会，而城市工商社会则不然。

    工业人各操一艺，如梓匠轮舆，皆封闭在各自之工作场所，可以互不相关。农业人，同此田野，同此耕耘。在双方心理上，农业是和合的，群而不孤。工业则分散的，孤而不群。商人更甚。各是一店铺，同卖一种货品，如药材等，可以一条街尽是药材铺，而相互孤立，有竞争，非合作，不成为一群。

    工商人亦各有家，但与农业家庭不同。农业家庭乃成一工作单位，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举家人随其工作之变异而内心有合一之感。故农民心理，个人与家庭，工作与生活，常若成为一体，不加分别。工人则不然，主要工作在于一人，凭其一人之工作养其家，家人不易参预此工作。其工作又是朝夕不异，寒暑如一。故在工人心理上，每视己之与家，工作之与生活，若可各别而为二。庄子言：“大马之捶钩者，年八十矣，而不失毫芒。大马曰：子巧与，有道与。曰：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钩，于物无视也，非钩无察也。”故工人之用心常孤。轮扁之告桓公曰：“臣斫轮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臣不能以喻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斫轮。”然则虽父子传业，其工作之甘苦则不能传。捶钩之与斫轮，年达七十八十，其家可以有孙曾，然所操工艺，则存其一心，不得与家人共喻，故其心则常孤。古人以家业世世相传为畴人。然农与工传业不同，国语云：“人与人相畴，家与家相畴。”后汉书云：“农服先畴之畎亩。”农尚辛劳，不尚技巧。苟有技巧，亦与人同之。且农业必通于天时地利，而成其和。不如工之较可自外于其他万物，而专一以成其技巧。故虽同称畴人，而演繁露必曰：“畴人者，筹人也，以算数名之。”此见农之传业与工之传业有不同。在农人每见其业之可以相通而为群，而业工者则每感其为分别而成孤。

    抑且庄子所言业工者之技巧，乃就农业时代之工业言，迄于近世工商社会之工业，转以机器为主，一工厂麇集数百千工人，不啻为一机器之奴。纵言工作八小时，晨往晚返，在其工作时间，转苦无所用其心，而其心之孤可想。逮其归，乃始见为有生活，故生活与工作更见隔绝。而工作外之生活，若唯剩有消遣与娱乐。家庭又未必为其消遣与娱乐之最佳场所。于是歌厅舞场剧院餐室，乃至电影院与电视机，专供其消遣娱乐者，其中之意义价值，乃转若在其家人之上。

    业商者则更甚，虽曰贸易通有无，必投入群中以为业。然往往离家去乡，独出孤往。重利轻别，久而不归。故商人心理，尤易抱孤独感。人生常求平衡，习于群居生活者，一旦离群孤处，其心易生异样感觉，故中国诗人好咏孤况。孤寂虽若有不惯，而孤清之生活亦觉可喜。抑且其人生即偏重于群的一面，故能孤立孤往，孤独超群，每易见为可贵。而心情之孤，实因其人之能不忘其群而然。盖习于群居之人生，虽处孤境，其心犹常有群。而偏向于孤的一面之人生，其身虽处群境，其心亦犹不忘其为孤。

    农业文化与工商文化，在物质生活上，其相异处易见，而在其精神心理方面之相异，则非善观人生者不能知。徒见工商城市人好群，农村乡里人好孤，此皆皮肤之见。于双方内心深处藏于隐微，则窥见不易。此乃文化相异处，即亲身生活其中者，亦难自知，更何论于他人之了解。

    西方工商社会，好言自由恋爱，一若视此为人生主要一事项。其文学作品，亦多以此为主题。实因男女双方，自始即都抱一种孤立感。双方既各自孤立，其结合为夫妇，进入共同生活，宜必先有一番恋爱之情，庶使两心结为一心，然此两心之孤立则始终存在。故自由离婚，亦为顺理成章之事。甚有认结婚即为恋爱之坟墓者。夫妇如此，则家庭之结合，其内情亦可想。在其物质生活上，固有一团结。但在精神生活上，未必与之相称。故西方工商社会，则必尚小家庭。老年分居，成为必然之常事。中国以农业文化为传统，首尚家庭团居，年老不离其家。为父母必尚慈，为子女必尚孝。兄弟姐妹相处又尚弟。一家人相互间以一心相处。孝弟之道即仁道，即是人与人相处之道，而以家庭为其出发点。孔子曰：“为仁由己。”仁道贵于由一己做起。父母之慈，子女之孝，皆贵于双方之各自分别遵循。其修行固在己，其对象则在己以外之他人即属群。故中国人自婴孩幼小，即在此种群居心情中培育长大。与人相处，极少孤立感。人与人无甚深之隔别。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此若人间一例行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皆为我谋，不为剥夺我自由。夫妇结合，乃是一种群居生活之开始，唯求和好。相亲相爱，事属当然。故恋爱之主要在婚后，不在婚前。但夫妇在相爱中又须相敬如宾，常保留有对方之地位，此乃在群之中求别，在合之中求分，求孤与群之平衡。不如西方人自幼至老，皆重个人自由。婚姻必先恋爱，则在别之中求群，在分之中求合。双方人生目标，本无大异，而途径有不同。此非深透双方人文心理，则不易有了解。

    西方人因在孤的心情中生活，故自外面观之，若其甚爱群。如日常健康运动，中国人往往属个人的，如八段锦、太极拳之类。西方人则爱群体运动，乃成为竞技性，则参加运动者，仍在群体中发挥其孤独感。尤其是参加竞技者尚属少数，围而观者，则每在万人数万人以上。外面看是大群体，其实仍是个别娱乐。中国旧俗，此等现象较少见。中国人主要在从群中求有孤，西方人主要在从孤中求有群。双方之心理出发点不同，斯其表显在外之一切事象亦不同。农业文化与工商文化之实质相异，当从其内心求之。若仅从物质生活经济条件作外面观察，则自难中其肯綮，得其症结之所在也。

    即就宗教言，西方耶教信仰，本属个别的，各由每一人之内心直接上通于上帝与耶稣。其在同一教堂，同作礼拜，同唱赞美诗，同为祈祷，正亦是从孤中求有群。西方社会每星期必有此一共同仪式，乃为西方孤立人生一莫大之调剂。及至近代，科学与宗教，显相对立，然终不能偏废。中国人亦信天，并信祖宗。于天之下，共同存此人类，成为一体。于祖宗之下，共同存此宗族，亦共同成为一体。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在礼乐之共同仪式下，尤贵保留有各别之心情。此则为从群中求有孤之一例，与耶教心情，显有不同。

    人生所内蕴之心情，每于文学中流露宣达，中西双方人生不同，亦可于其文学中寻取。西方文学重戏剧与小说，莫不以人事为主，但非个人的。分立的个人，不易成一本戏剧与一本小说。中国文学则重诗歌，诗歌所咏，常属个人，不属群众。常属个人之内在心情，而非外在之人事。在中国诗歌中，又常爱咏一孤字。其仅咏心情境界，而不明落一孤字者姑不论，专就其明白拈出一孤字者，在古今诗人中，几乎触目皆是，随手可得。此下试略加申释。

    如张衡赋：“何孤行之茕茕兮？”陶潜辞，“怀良辰以孤往”。又诗曰，“中宵尚孤征”。又陈子昂诗，“日暮且孤征”。杜甫诗，“片云天共远，永夜月同孤”。又曰，“骨肉满眼身羁孤”。又谢绛诗，“夜永影常孤”。又苏舜钦诗，“江湖信美矣，心迹益更孤”。陆游诗，“灯孤伴独吟”。又曰，“僵卧空山梦亦孤”。元好问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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