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三 群居与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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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夷圣之清。武王伐纣，伯夷、叔齐扣马而谏，独以武王为非。乃不食周粟，饿死首阳之山。孔子称以为古之仁人，孟子推以为圣之清，后世亦同尊伯夷、叔齐之为人。群道大，不能风吹草偃一面倒。孔子谓：“韶尽美尽善，武尽美未尽善。”则王位继承，唯尧舜禅让为尽美尽善，汤武革命终仍有憾。光武中兴，其同学严光，独垂钓富春江上。光武访得之，严光卒辞归不受禄。则亦犹伯夷之清矣。宋之范仲淹，自为秀才时，即以天下为己任。乃亦推崇严光，曰：“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则有任不害其有清，乃亦有出仕在朝，直言极谏，如汉武时有汲黯，唐太宗时有魏徵，骨鲠之臣，何朝无之，此实亦伯夷、叔齐之流亚也。

    柳下惠圣之和，三仕三已，无喜愠。其仕必尽职，故能三起。其仕亦必直道，故亦三已。不务求进，亦不务求退，故称其和。秦汉大一统以后，如柳下惠之和者，其人则更多。政府当为一国人才荟萃之所，而人之才性各不同，大略分之，当不出此三型。孔子称殷有三仁，微子去之，似伯夷。比干谏而死，似伊尹。箕子为之奴，则似柳下惠。唯伊尹、伯夷易受人注意，柳下惠则易为人忽略。战国秦师东侵，戒勿近柳下惠墓，则柳下惠之深受后世崇敬，乃至声名远播全中国，亦可知。中国文化传统，重在教人如何做一人。或仕或隐，同有其道。为任、为清、为和，才性各不同，而其大道则同。同此人，同此道，乃能合群而为政，此是中国人论政论道一大原则。

    孔子圣之时，人性表现有不同，而孔子则为集大成之圣。随时随地而发，乃若兼此三型。变动不居。孔子深许颜渊，乃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孔子又论人性为狂、狷、中行三类。伊尹之任为狂，伯夷之清为狷，唯孔子乃得谓之是中道。柳下惠则仅得谓之和，不得谓之中道。孔子之中道，兼存伊尹、伯夷之两型。而柳下惠之和则于伊尹、伯夷两型外，自成一型。唯孔子乃合伊尹、伯夷、柳下惠三型而为一。其存于中者至广大至精微，故得发而时中。三子之存于中者与孔子异，故其发于外者乃亦不免时有异。

    中国人做人，非不重独立。伯夷、伊尹、柳下惠则为独立人格之三型，孔子则为三型以上更高之一型。孔子最恶乡愿，与世浮沈，随俗流转，生斯世，为斯世也善，则无独立人格可言。孔子三十而立，此即已臻于人格之独立。独立不惧，遁世无闷，则近伯夷。孔子曰：“我非斯人之与而谁与。”是独立又必贵能处群，群居而又不能独立，则为乡愿。即以居家论，为子必独立成为一子，有其独立之人格。大舜、周公皆然。唯为子者之独立人格其主要则在孝，为幼者之独立人格其主要则在弟。居官为臣，亦有其独立人格，其主要则在忠。伊尹之任即其忠。清与和虽非忠其君，但亦忠其群。忠孝皆人群同居之大道。人之独立，亦必独立在此群，非可独立于此群之外。群而无独，斯不成群。独而无群，又何以成其独。中国人之讲人群大道，主要在此。此即人之心、人之性、人之情，而乌有所谓人之权。为子者无权以强其父，为臣者无权以强其君。即为父、为君亦然。父无权以强其子之孝，君无权以强其臣之忠。斯必自反，为父则止于慈，为君则止于仁，如是而止。故每一人必有其各自独立之道，斯即人群同居之大道。不仅有任，亦可有清、有和，而孔子则尤能会合此三者而变通运用之，但依然不失孔子之独立人格。若谓人必有权，则唯父慈、子孝、君仁、臣忠，乃及任、清、和、时四种品格，乃始得为人之权。其权则在能自独立而不与人争，而岂今人之所谓权。

    今国人竞尚西化，不言人道，竞言人权。不言治道，竞言政权。于是言政治则必曰君权无上，帝皇专制。则秦汉以下两千年来之中国，除历朝帝王外，乃无一人有独立人格可言。唯陈胜、吴广、黄巢、李自成、张献忠庶或有之。此岂有当于情实。

    再言社会，中西亦不同。中国既未成为一资本自由之社会，亦非农奴社会封建社会。中国自有其特殊之一套。国人求西化则可，亦无权强五千年来之古人全归西化。以往之旧历史，与今国人所向往之新文化，自可不同。今人则谓只是西方人先走了一步，中国人迟走了一步，故中国只如西方之中古时期。一切以西方历史来解释中国之固有。但如印度，如阿拉伯，亦各有其一套，又岂得尽以西方历史作解释作评判。

    今日国人竞尚西化，但又或转言尊孔。孔子固当尊，但孔子乃集任、清、和之大成，而为圣之时，则尊孔亦当尊伊尹、伯夷、柳下惠。又当尊孔子以下能任、能清、能和之历代人物。今日国人竞言独立，竞言人权，则能任、能清、能和，亦各是一种独立人权，岂能一笔抹杀。果能各从其性之所近，学得任、清、和三型中之一型，而各具一独立人格，岂不于政治社会各有益处。岂必尽求西化乃谓学孔子之时乎。

    西方人言独立，言人权，凡事必出于争，乃以法防制争。故西方言民权，同时必言法治。但法治乃以防制少数，民权则必崇尚多数。但如孔子、墨翟、庄周、伊尹、伯夷、柳下惠皆具独立人格，皆属少数。西方民权政治，必结党竞选，上述中国此等人恐难当选。在议会中，此等人有提案亦恐难得多数通过。故在西方历史中，求如孔子、墨翟、庄周、伊尹、伯夷、柳下惠一类之人物，乃亦难得。孔子言“群而不党”。不结党，则又何从于崇尚多数人权之社会中，获得其出头之机会。唯墨翟主有党，但在中国，墨家至秦代即始衰。清末群尚西化，乃又提及墨家。此又史例之至显然者。今国人亦同尚多数，则中国古人仍唯墨翟一人可宗，孔子、庄周、伊尹、伯夷、柳下惠，将全不可提。此又今日极具体一问题，值得吾国人之研讨。

    西方主结党，共产主义亦有党。意大利罗马教廷所在，耶教之党最所盛行。故自世界第二次大战以来，三十多年，而意大利之政府改组，已过五十次。即在英、法、德、美之邦，亦不能禁止共产信仰之流行，只防其成为多数而止。西方社会昌言人权，乃不得不然。中国则尚少数，孔子如天之不可阶而升，伊尹、伯夷不论，柳下惠之和亦无党，亦少数，而仍见尊。故中国人重尚独立，而不言权，不言党。西方人言独立，又言党。无党则独立而无权，故主张独立，又主张结党，亦大可诧异之一端。唯中国无党而有群。有党则其群不能大。中西双方至少亦互有得失。今日国人一意西化，尚群乎，尚党乎，于此宜当深思。仅知结党，终非善为合群之道。故人道合群为首，结党必居其次，亦至易明白一事理。国人其试思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