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庸与易简

则不加体会，认为自秦以来，君主专制，群臣以孔子儒道助成之。则试问，岂汉文必尽违绛灌朝臣，重用贾生，乃始为不专制？而贾生则当怫然以去，或投水自尽，不受任命，乃始为不助长帝王之专制乎？

    孟子论三圣人，如伊尹之任，伯夷之清，战国学人皆慕之。独柳下惠之和，慕者绝鲜。苏武使匈奴，守节不屈，牧羊北海上，殆亦如伯夷之清，伊尹之任。及其归汉，则俨然柳下惠之和。苏武之为苏武，则尤在其归汉之后。相传李陵报苏武书，乃南北朝时人伪为，乃重李陵甚于苏武。时代变，人物亦随而变。而中庸之为德，其有助于中国秦汉以下之大一统，亦由此可知。

    司马迁亦不世奇才。武帝以用兵塞外，力惩边将降敌。戮及李陵家属，又罪及司马迁，其所措施亦不得谓全不当。其内心则甚贤迁。迁出狱，擢为中书令，即内廷秘书长，亦可谓择贤善任矣。而迁则以自请宫刑为奇耻大辱，特以承父遗命，愿终成史记一书，而隐忍委曲为之。其报任少卿书，言之沈痛悲愤无遗藏。武帝下迁狱，又加重用，岂专制更甚于汉文？而迁之受任中书令，乃为助长专制之尤乎？中国人之尊君观念，亦为一礼，亦一中庸之道。中庸言：“忠恕违道不远。”人而非圣，孰能无过。君有过，仍当尊，此亦不失为恕道。曹操为述志令，自期为周文王，勉不篡汉自帝，岂亦汉献帝之专制使然？曹操能政能兵，允文允武，亦当时一杰出人才。魏上承汉，下启晋，当为中国政治史上一正统。而陈寿三国志魏蜀吴鼎足记载，并不贬蜀吴为诸侯叛国。而魏臣之谥其君，则曹操为武帝，曹丕为文帝，则于操并无褒辞。唐杜甫诗，有“将军魏武之子孙”之语，则于操仍加称扬。而后世则终列操为篡乱不臣之奸。此见中国人品评人物有如是之严正，但仍不失为一种中庸之道。君则终是君，臣则终是臣，孔子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正其名亦即中庸之道而已。近代国人切慕西化，秦以下之政治则斥之为君主专制，秦以下之社会则斥之为封建社会，两千年来之历史几于无一是处。窃恐持论过高，非中庸之恕道矣。

    王猛出仕苻坚，亦不得谓于安定北方无功。但劝其主勿蓄意南侵，此亦中庸所谓素夷狄行乎夷狄。此下汉臣出仕北朝，最后如苏绰，其苦心亦皆然。尤后如王通，亦非能严夷夏之防。但其著为文中子一书，亦于后世学术有贡献。而后人亦仍目为大贤。韩愈自谓并世无孔子，不当在弟子之列。而以辟佛自比于孟子。其谏迎佛骨表，幸仅免死，而远谪潮州。然亦终安于为臣，未能效孔子之辞鲁司寇而去国，亦未能效孟子之终不仕于梁齐。彼一时，此一时。在上有一君，乃中国之所以得成为一统之中国。秦汉以后之一统，正乃孔孟以及先秦诸子百家所想望。愈之为臣，亦以能直言极谏，亦可得中庸之恕矣？

    明代王阳明，远贬龙场驿。及其为江西巡抚，平宸濠之乱，而几于获大罪。其教学者门人如钱绪山、王龙溪，亦终劝以应科举，勿务求不仕。阳明唱为良知之学，而其委曲求全有如此，岂亦助长君主专制乃如此？清代曾国藩，以湘乡团练平洪杨。此下中国社会之仍存有孔子庙，此亦曾氏一大功。乃今人又斥之以不能继续反清革命。但曾氏亦终不失为一中庸人物矣。

    孙中山先生辛亥起义，乃以正式总统位让之袁世凯。及在广州，再创临时政府，而仍终北上与段祺瑞、张作霖军阀言和。此亦最近代中国人一中庸标准。故秦汉以后之中国，可谓乃以中庸立国，列代名臣皆不失一中庸意态，成其己而和与人，其义深长矣。

    中庸外，尚有易简一辞。易系辞言：“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中国人教孝敬忠。父当孝，君当忠，从各自之一身做起，岂不易知而易从。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乃一以贯之。今人则以孝亲为封建思想，忠君为专制观念，其议论若远见为卓越而进步。但群道究当何从，则似不易知不易能。乃唯西化是慕。舍己从人，失其性，亦违于命矣。今姑略作一比较。似乎中国社会一切易简，西方社会则远较艰繁。专就婚姻一端论，中庸言：“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中国人极重视夫妇关系。史籍文籍多所载。春秋时，晋公子重耳出亡在齐，其新夫人少姜乃与其从者谋，醉遣之离齐。楚灭息，纳息夫人为后，息夫人乃三年不言。此等皆迥出常情，传诵千古。又如孔雀东南飞，乃一家庭婆媳问题，而弥见夫妇之情深。钱牧斋与柳如是，乃一名宦在政治上之出处问题，而弥见夫妇之义重。“夕阳衰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古今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此亦属夫妇问题，乃当时民间有此等事，而上托之古人。热衷富贵，糟糠之妻遂以下堂，此等问题，则仍与近世崇尚西化之夫妇问题大不同。西方主张男女恋爱，中国则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不重要在婚嫁前之恋爱。而西方则视恋爱为人生一大事，小说戏剧文学题材中，多所涉及。为婚前恋爱，已不知耗去几多志气精力，而婚姻反不美满。据最近台湾统计，一千八百万人，每三十分钟即有离婚事件一起。美国则男女同居已将代替夫妇婚配。小家庭制度亦将失其存在，社会当成何形态，则非能想像。要言之，婚姻一事，在中国极易简，极中庸，而在西方则变难重重，出奇出格，乃成为人生一大问题。此实为探讨中西文化异同值得注意一比较。

    其次再及立国问题。一国则必有一政治领袖，中国古人言：“天生民而立之君”，其事若甚易。伏羲神农以来，中国早有君。黄帝、尧、舜三代，为封建政治。多国多君，仍有一中央一统之天子。秦汉以下，改为郡县政治，全国共尊一天子。此天子非必贤圣，而父子世袭，其事亦甚易，不烦时有筹措。但亦得有一两百年或三四百年之治安。中国以广土众民，大群相聚，历五千年之久，为并世其他民族所无。在中国则若平常易简，乃遭近代国人种种之批评。西方则希腊一半岛小小地区，竟不得成一国。罗马以一城，建立一帝国，又吞并遍及地中海四围欧、非、亚三洲之土地。然其亡希腊，希腊人未必安。灭埃及，埃及人不之乐。始终只是武力压迫，而帝国亦终不能久。中古以后，现代国家兴起，亦各分裂，相互战伐，迄无宁止。最近两次大战，生民涂炭，杀人技术则为欧洲文化最进步之第一项。今则第三次大战又接踵将起。立一国，使其国内治安，国外和平，能维持四五十年之久，此乃欧洲一极复杂极艰难事。非杀人，不得使人安。非灭国，不得使国定。而葡、西、英、法之海外殖民，今亦明日黄花，昨夜残梦，转瞬消散，重温无望。为今之计，倘能全欧洲和平统一，建为一国，亦如中国之往年，岂非欧洲人一大福祉，而终亦一大难事。在中国为至易简者，在欧洲则至繁艰。在中国为至平庸者，在欧洲为至特出至非常。今吾国人，慕效西化，而家不得安，国不得定，岂非七十年来国人所共睹。此诚人类当前至堪注意研寻一大问题。其次再言及人类之信仰。孔子言：“民无信不立。”宗教信仰亦为西方文化中一大事。耶稣乃一犹太人，生平传教仅得信徒十三人，其中一人乃叛徒。耶稣称凯撒事凯撒管，而凯撒竟钉死之十字架上。其门徒获进罗马城作地下活动，可谓极千辛万苦之事。及耶教大行，组织教会，建立教廷，拥戴教皇，此亦非易简事。苟使无教会，无教廷，无教皇，今日在欧洲耶教是否得存在流行，岂不仍成一问题。回教继起，十字军远征，又极千辛万苦。耶教内部又分新旧派，相互纷争，新派中又各有分裂，事极繁复。求定于一，艰难无望。

    印度释迦创佛教，亦极艰难，终亦衰熄，几不存在。其来中国，乃得广为流传，迄今为中国文化一大支，又传播至中国之四邻。其保存流传较之在印度远为易简。此又是深值研究一问题。

    中国有孔子，近世人以与释迦耶稣并举。而孔子之获得中国人信仰，殆更盛于释迦、耶稣之在印度与欧洲。但孔子生前，绝未存心求为一宗教主，死后亦无教会组织。乃其教竟得广泛流行，其为期亦更久。而释、耶、回三教，反在中国并得流行，不相冲突，亦无损于孔子至圣先师之地位。此诚一奇迹。抑尤有甚者，中国社会信天信地，又信及山川，信及万物。近代国人则讥斥之为多神教迷信。但信一神，如耶回两教斗争，杀人几何，迄今不能止。宗教提倡和平，实则引起杀伐。中国人既迷信，信多神，乃终不害其信孔子，又可相安无事，和平相处。在西方一极复杂极艰难事，在中国则易简若固然，宗教信仰又其一例。此诚深值研究之又一问题。

    今再综括言之。家不安，国不定，信不立，举世人类又何得和平相处。但中国已往之文化传统，则家安国定信立，已有其成绩，故得五千年长为一中国。今日中国人已占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太过繁殖又成一问题。问题随时随处而发，又都连带相关。求解决一问题，必牵涉另一问题，此之谓艰难复杂。唯待非常杰出不世有之人物为之谋解决。于是人人乃各自务求为非常杰出不世有，而相争益甚，但此等非常杰出不世有之人亦终于难产。生为中国人，宁不当对中国已往社会历史文化传统，略作探讨，少加批评。果能小有所知，庶或对自己国家民族，对当前世界人类或有所启发与参考，此亦不失为一种中庸之道，易简之方。较之务求现代化，务求为现代第一等国，第一等人，岂不较易知，较易从，较易立德成业，以无愧为一人乎？

    今再简约言之，中庸云：“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孔孟庄老固已尊德性致广大，极高明于前，后之学者，则唯求道问学尽精微道中庸，岂不易简之至。但今国人则又斥之以好古守旧，不务进步。果使古人复起于地下，恐亦无辞自解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