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常与变

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是暮春浴水滨，其俗鲁亦有之。一地之俗，如风之播，遍及全国。亦如寒食起于晋，而亦遍及全国也。然曾点所言，孔子所叹而与之者，较之读郑风所咏，则已确然见其有殊矣。王羲之兰亭集序，上巳修禊之俗，至是而大定。其文传诵后世，所谓：“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凡中国社会四季佳日令节，各有其畅叙幽情，放浪形骸之所在，则莫不有一番宇宙论人生论哲学，乃及深厚之艺术文学心情流贯其中，实无往而不寓其赞化育而参天地之意义。

    夏乃大而叹美之辞。万物壮大昌盛于夏，中国人亦归其功于天。故释名云：“夏，假也。”宽假万物使生长也。夏令节日，孟夏有立夏，仲夏有端午、夏至。月令有曰：

    是月也，日长至。阴阳争，死生分。君子斋戒，处必掩身。毋躁，止声色，毋或进。薄滋味，毋致和。节嗜欲，定心气。百官静事毋刑，以定晏阴之所成。

    夏至为日长至，阳气盛至于极，中午为其分界线，从此以下，日渐短，夜渐长，微阴由此暗滋。生命旺畅已达最高度，而收缩死亡之运亦随而起。人生到此境界，不能因生机旺畅而自骄自纵，唯当斋戒静定，遇事以谨备节伏为主。故虽自然有阴阳之变，而人道则唯以中和为常。不当以眼前一时自限，而贵能贯通之于时时。中国人最大人生意义，最高文化成就即在此。易系辞所谓“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

    端午起源甚早，最先似与屈原无关。南北朝梁王筠，北齐魏攸，皆有诗咏端午，皆不及屈子。中国人之四季佳节，固是一依天时气候而定，然亦多牵引历史人物故事，如寒食之介之推，端午之屈原皆是。即各处名胜亦然。此亦中国文化传统天地人三才并重之一例。然如孟尝君故事早与端节有关，但后世社会终不于端节中拉入孟尝君，此亦见中国文化传统衡评历史人物之高下大小，出于社会公心。此层亦值加以参考。而四季佳节涵义之递有加深改良之所在，此亦文化演进一象征，则更值注意。

    中国人于四季，尤于秋若有特殊之兴会。犹忆幼年读楚辞宋玉九辩，开首即曰：“悲哉秋之为气也。”余生长农村，颇怪春夏秋冬平平而过，乃不知秋气之可悲，此后遂知注意时令节气。及读书稍多，乃知汉武有秋风辞，其结句乃曰：“少壮几时兮奈老何。”春气方生，秋气渐老，自春迄秋，此固可悲。然中国人之体会于四季中之秋气者，其意犹不止此。及后读潘岳秋兴赋，杜甫秋兴诗，以及刘禹锡欧阳修之秋声赋。而尤深感于淮南缪称训“春女思，秋士悲，知物化矣”之一语。农事当秋而收，有收成义，但亦有收敛义。春秋繁露亦云：“人无秋气，何以立严而成功。”试观世界诸民族，在其文化演进中，有成而终无成，如埃及、巴比伦、希腊、罗马，其病乃在缺乏一番严肃收敛之秋气，不怀有一种悲凉苍老之气氛，得意向前，遂无收杀。近人之只知有向前与进步，是亦不知大自然之不能仅有春夏，而更无秋冬也。唯中国得天独厚，生长在此北温带广大地区，四季分配，均匀明白。天地大自然之所昭示于人者，至深至厚，至通至达。宜非今日人类所信奉而盛行之任何一派宗教，任何一套哲学之所能比伦。

    在秋令诸节中，有立秋，有七夕，有中秋与重阳。梧桐叶落，天下知秋，此为立秋。履霜，坚冰至，此为霜降。中国人观微知著之智慧，亦胥从此等节气中得来。上巳之浴水滨，重阳之登高，亦胥于戏娱中寓卫摄养生之义。而中国人凡遇佳节，又必连带及于花草，此不仅供观赏，尤因花草同有生命，有个性，可予人亲切之感兴与教训。徐积诗：“雪圃未容梅独占，霜篱初约菊同开。”中国人重梅，亦重菊，正为其能在雪霜中茁奇葩，敷异采，更著生命精神。而重九之菊，又与历史人物陶渊明有关系，犹如上巳之兰花与王羲之有关系，其涵义乃更深。若仅以重九登高为一健身运动，则登高固可无菊，更不必知有陶渊明。而如今日运动会乃有希腊古俗奥林匹克之圣火，亦见风俗转移，在文化意义上，大可作升降之衡量与探玩之一端。

    冬，有终意。万物闭藏，贵于安宁以养。尔雅：“春为发生，夏为长嬴，秋为收成，冬为安宁。”冬日之安宁较之秋日之收敛，又不同。尔雅又曰：“十月为阳。”注曰：“纯阴用事，嫌于无阳，故以名。”荆楚岁时记称十月曰小春，此乃由经典演而为流俗，其中尤见深义。在中国人心中，无时而无阳之存在。郢中歌阳春白雪，殆亦谓白雪中犹有阳春之存在。是其称十月曰小春，亦见渊源之有自矣。苏轼诗：“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须记，正是橙黄橘绿时。”此亦咏十月。其时则夏荷秋菊，均已凋零。欧阳修所谓“莫教一日不花开”，而所开之花，又必求其各具特性，则至十月，终不免若有遗憾。唯天地间既有此一段生命存在，则必有其一番光采精神之发露。苏诗正为弥补此遗憾，非谓只是橙黄橘绿乃一年之好景，乃谓四季十二月无不各有好景，即如十月之橙黄橘绿亦是。程颢诗：“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万物既各皆自得，四时自同有佳兴，而人亦同之。此处佳兴之兴字，即诗经中赋比兴之兴。仰观宇宙之大故能兴，俯察品类之盛故能比。由天地大自然引起人生佳兴，并亦可与万物比并。远自古诗三百首以来，中国人所特有之人生妙义，即常在诗文中显现。故不通中国之文学，即亦不知中国之人生。而近人乃复以吾自古以来之文学传统，比之为古冢中枯骨，目之为死文学。则余此所引，宜亦索解人不得矣。

    冬令节日，孟冬有立冬，仲冬有冬至，季冬有腊日，有除夕。月令曰：

    是月也，日短至，阴阳争，诸生荡。君子斋戒，处必掩身，身欲宁。去声色，禁嗜欲，安形性。事欲静，以待阴阳之所定。

    此正与夏至同。如何处夏至，与如何处冬至，季节固已大变，而人生仍自有常。唯夏至言止声色，而此言去声色。夏至言节嗜欲，而此言禁嗜欲，则又加谨之至矣。

    然知有谨之一面，又当知有兴之一面。邵雍诗曰：

    冬至天之半，天心无改移。一阳初动处，万物未生时。玄酒味方淡，太音声正希。此言如不信，更请问庖牺。

    周易有分指十二月之卦，复卦指十一月，彖曰：“复其见天地之心乎？”故邵诗云云也。剥卦五阴在下，一阳在上，为九月。坤卦六爻皆阴，为十月。而尔雅谓之阳月，说已详前。坤之彖有曰：“万物资生，乃顺承天。”生命从天地大自然中来，故必须承此自然，乃得安全其生。又曰：“先迷失道，后顺得常。”凡仅知有春夏之阳，不知有秋冬之阴者皆即是迷。而仅知秋冬之阴，不知有春夏之阳者亦皆是迷。消息盈虚，无往不复。故易为变易，又为不易，又为易知易行。人生自然大真理，既有变，又有常，而又为人人所易知易行。此唯中国地居北温带，四时之变，明白均匀，而以配合之于农事，乃独能得此变易不易又易知易行之三真理。而其渊源又甚古，当尚在唐虞三代以前。中庸有曰：“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四季十二月节令变化，此即天地之诚。人类生命，即安住长息于其中，宜当自明此理。中国古人乃即本此以为教。孔孟老庄无不然。而社会流传四时佳节，一切饮食起居，消遣戏娱，花草玩赏，诗歌吟咏，以及医药疗养，建筑疏浚，种种人事，莫不于此归宗。所谓化民成俗，固不仅止于农事。此所以中国文化传统，有其道一风同之大成功，有其继志述事，不息不已之大影响，而非其他民族仅尚宗教信仰与哲学思维之所能企，此中国人之所以为得天独厚也。

    人之处四时，处春秋易，处夏冬难。中国于夏至后有三伏，冬至后亦有三伏。杨恽文：“田家作苦，岁时伏腊，烹羊炮羔，斗酒自劳。”此文中之伏字，乃冬伏，非夏伏。伏者，伏藏义。冬夏皆须知伏藏，杨恽或所不知。然田家作乐，羊羔美酒，亦俗之所不废。中国人生，主尚平衡，中和即平衡义。中国文化中所寓人生大义，虽夫妇之愚，可以与知。虽夫妇之不肖，可以与行。皆当于此等处参入。

    邵雍冬至之诗又曰：

    何者谓之几，天根理极微，今年初尽处，明日未来时。此际易得意，世间难下辞。人能知此意，何事不能知。

    尔雅：“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岁以天象言，岁星年行一次，十二年而周。阳历以日南至为一岁之终始。豳风七月：“曰为改岁，入此宝处。”中国人又以冬至祀天，即如今西俗之耶稣降生，定在阳历十二月二十五日，距离阳历十二月二十二、二十三冬至，只隔一两日。西方人之有耶诞，亦犹中国之有冬至。陆游老学庵笔记，唐人冬至前一日，亦谓之除夜。故中国人极重冬至，即重阳历也。禾一熟为一年，中国人重农事，故改从阴历。除夕方尽，元旦随起。除旧布新，天运循环。阴历二十四节，取名曰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凡所取名，皆与农事及日常人生有关。上述二十四番花信风，即从小寒起。是中国从汉武帝时，虽决然一依阴历夏时，而阳历中之重要点，亦复保留。自今断然改用阳历，然社会习俗于阴历诸节令，亦终不能尽废。今社会乃有不重冬至与元旦，而改重耶稣诞日者。然从此乃与天隔绝，祀天之礼，毫无意义，必待耶稣为之作仲介。此则有合于宗教信仰，而无科学为之证验。抑且中国民族又尚急切不能完成为一耶教民族。此诚邵雍诗所谓“此际易得意，世间难下辞”也。唯其易得意，故中国人于冬至与元旦，可以不烦多言。唯其难下辞，故宗教神学之外，犹须有哲学，以阐申此宇宙人生大理，而终亦彼此牴牾，莫能论定耳。

    近人好论农业社会与工商社会之分别，然只就经济观点言。若改从文化观点，则当另有更深意义。中国社会，自战国以下，即已农工商三业并荣，大都市兴起，不得单目之曰农业社会。然中国传统文化，则必然当归之为农业文化。即以本篇所举一年四季诸节日之由来，及其涵义，与其影响所及，岂不见农业之与工商业，在中国文化涵义中，乃有其甚大之区别乎？

    即如星期休假，中国今亦盛行，一若天经地义。虽七日来复，固已见于易之复卦。然谓自五月姤卦一阴始生，至此七爻而一阳来复，乃天运之自然，与今以日月五星为七曜者大不同。七日一周之说，亦始于犹太教与耶教，罗马人用之，乃通行于世界。六日工作，一日休息娱乐，在工商社会，争取时间，仅以日计，不论岁时，其事较之教堂礼拜，更若相宜。要之，西方文化，可以自限在人事圈内，而中国则一切人事必会通于天地大自然。何以必七日一休假，实无大意义可言。

    香港为英国殖民地，其政府亦知重视中国社会习俗，于星期休假外，凡属中国四季节令，如清明、端午、中秋、重阳、除夕、元旦，莫不定为假日。虽若有损工作，然人生佳兴，多所保留，转于工作有益。今日吾国人，凡遇一切旧传统，皆所鄙视，乃有斥此等为迷信，为习俗守旧，既背宗教，又不科学，亦并无哲学根据，乃主一并禁绝。甚至阴历元旦，偶有活动，亦以违反政府法令为诟厉。然则吾民族生命文化传统绵亘四五千年以来，礼失而求之野，社会习俗，源远流长，递禅已久，乃一无考竟之价值。而建元立极，赤地开新，可以舍己从人，唯政府一朝法令之是遵。即绳以所谓世界民主潮流，宜亦无此途径，此则仍有待于吾国人贤慧之有所斟酌抉择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