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

    万章下

    孟子曰：“伯夷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横政之所出，横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与乡人处，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也。当纣之时，居北海之滨，以待天下之清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

    横，是不循法度。顽，是愚蠢。懦，是柔弱。

    孟子说：“圣人之德，本无不盛，而其制行则各不同。古之人有伯夷者，以言其持己，则目不视非礼之色，耳不听非礼之声，何等样严正！以言其处世，则择君而仕，非可事之君弗事；择民而使，非可使之民弗使。世治则进而效用于世，世乱则退而独善其身，何等样高洁！其视横政所出之朝、横民所止之地，惟恐有累于己，不忍一朝居也。思与乡里之常人相处，如着了朝衣朝冠坐于涂炭一般，惟恐有浼于己，不能一息安也。那时商纣在位，举世昏浊，正是朝有横政、野有横民之时；于是洁身远去，避居于北海之滨。盖将待清明之世而后出；苟非其时，宁遁世而无闷矣。此其志操，真可谓皭然自立，而流俗不能污、邪世不能乱者。是以后世之人，闻其遗风，不但有识见的知所兴起，即顽钝无知之辈，亦皆化而有廉介之操；不但有志气的知所感奋，即柔懦不振之夫，亦皆化而有卓立之志矣。其孤介既足以守己，流风又足以感人，伯夷之行盖如此。”

    “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此道觉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与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内之沟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

    孟子又说：“古之人有伊尹者，尝自家说道：‘苟可以事，即是吾君，何所事而非君乎？苟可以使，即是吾民，何所使而非民乎？’遇治世，固进而行道以济时；遇乱世，亦进而拨乱以反正。其一于进，而不必于退者，为何？其意以为：‘天之生此民也，将使先知的启迪后知，先觉的开发后觉，而与之共明此道也。今我在天民中，能尽人道，则我固天民之先觉者。我将举此道以觉当世之民，其责有不得诿诸人者矣。’推其心，但是当世之民，有匹夫匹妇颠连失所，不与被尧、舜之泽的，皆其心之所不忍者。其痛自刻责，就如己推而纳之沟中的一般，有不能一日安者矣。是其举宇宙之大，兆庶之众，无一民一物不在其担当负荷之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此伊尹之行也。”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辞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道，遗佚而不怨，厄穷而不悯。与乡人处，由由然不忍去也：‘尔为尔，我为我，虽袒裼裸裎于我侧，尔焉能浼我哉？’故闻柳下惠之风者，鄙夫宽，薄夫敦。”

    鄙，是狭陋。敦，是厚重。

    孟子又说：“古之人有柳下惠者，苟可以事，不必明主，虽遇着汙君，亦委身事之而不以为耻；苟可以居，不必尊位，虽与他小官，亦屈意为之而不必于辞。其不择君而事，若疑于易进矣；而实不肯韬晦以蔽己之贤，必期直道以行己之志。其不择官而居，若疑于难退矣；而放弃亦不以为怨，困穷亦略无所忧。其处进退之际，直率坦夷有如此者。至于处乡里之常人，和光同俗，由由然与之偕而不忍去。其平日常自说：‘形骸既分，尔我各异。尔自为尔，无与于我；我自为我，何关于尔？虽使人袒裼露臂、裸裎露身在于我侧，彼自无礼耳，安能玷辱于我哉？’其言如此。是真旷然有度，而置得丧于不较，合人己而两忘者。故后世之人，闻其遗风，虽狭陋之鄙夫，皆化而有宽宏之量；虽啬吝之薄夫，亦化而为敦厚之行矣。盖其和德之近人为易亲，故其流风之感人尤易入。柳下惠之行固如此。”

    “孔子之去齐，接淅而行。去鲁，曰：‘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孔子也。”

    淅，是渍米的水。接淅，是将炊之时，以手承水取米而行，盖欲去之速，而不及炊也。

    孟子又说：“三子之行，各有不同，若孔子则兼而有之。当其在齐，因齐景公托言老不能用，义不可留而去。时炊饭未熟，遂承水取米而行，虽一饭之顷，亦有所不能待焉。其在于鲁，因鲁定公受女乐不朝，知其不足与有为而去。然又不忍遽去，乃曰：‘迟迟吾行，必待膰肉不至，而后行焉。’夫去齐如彼其急，而去鲁如此其缓者何？盖鲁乃孔子父母之国，见几固当明决，用意尤宜忠厚，去父母国之道当然耳。即此去鲁、去齐之两事观之，可见孔子之处世，有不倚于一偏、不拘于一节者。道之不行，去可以速矣，则从而速去，不俟终日。如其可留，则又栖栖眷念，而不妨于久淹也。世莫我知，身可以处矣，则从而退处，若将终身；如有用我，则又汲汲行道，而不妨于仕进也。此则内无成心，而意必尽泯；行无辙迹，而用舍随时。孔子所以异于三子者又如此。”

    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

    孟子既历叙群圣之事，因断之，说道：“大凡行造其极者，皆可以为圣。然非道会其全者，未可以言圣之至也。今伯夷以节自高，而视斯世之人无一可与。其皭然洁白之行，已造到清之极处，而无纤毫之混浊矣，其圣之清者乎！伊尹以道自负，而视宇宙内事皆吾分内。其毅然担当之志，已造到任之极处，而无一念之退托矣，其圣之任者乎！柳下惠以量容天下，而视斯世无不可与之人。其由然与偕之度，已造到和之极处，而无纤毫之乖戾矣，其圣之和者乎！至若孔子，仕止久速，不倚于一偏；变化推移，总归之顺应。此则清而未尝不任，任而未尝不和，兼三子之长而时出之，乃圣之时者也。谓之曰时，则三子之行，不过四时之一气；而孔子之道，殆如元气之流行于四时，有不得而测其运用之妙者矣，夫岂三子之可及哉！”

    “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

    凡作乐，一音独奏一遍，叫作一成；八音合奏一遍，叫作大成。金，是钟。声，是引起的意思。玉，是磬。振，是收煞的意思。条理，是音律中之脉络。

    孟子又说：“清如伯夷，任如伊尹，和如柳下惠，虽各造其极，然圣矣而未大也。惟孔子以一身而兼三子之长，是其总群圣之事而为一大圣。譬之于乐，其犹集众音之小成而为一大成者乎！何以谓之集大成？盖乐有八音，若独奏一音，则一音自为起落，这是小成。惟于众音未作之时，而击钟以宣其声；俟众音既阕之时，而击特磬以收其韵，金声于先，玉振于后，这才是集众音之小成而为一大成也。金、石二音，何以能集众音之大成？盖金、石者，众音之纲纪。金不鸣，则众音无由而始；自钟一击，然后众音翕然而作，而律吕为之相宣矣。是金声也者，岂非开众乐之端，而为之始条理者乎？玉不振，则众音无由而终；惟特磬一击，于是众音诎然而止，而条贯为之具毕矣。是玉振也者，岂非收众乐之节，而为之终条理者乎？始终之间，脉络贯通，无所不备，此乐之所以为集大成也。孔子集群圣之大成，何以异于是哉？”

    “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

    智，是知之精明。圣，是德之成就。

    孟子又说：“合始终条理而无不备，此乐之大成也，而孔子之圣实似之。盖大乐之作，有始有终；而圣德之全，有智有圣。金以声之，此乐之始条理也；而比之孔子，与其知之贯彻处，实同一发端。盖孔子智由天纵，而睿哲所照，洞见夫道体之全，于凡清、任、和之理，条分缕析，无一理之不精，是智以启作圣之始，与金以开音乐之先者，其事一而已矣。所以说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玉以振之，此乐之终条理也；而比之孔子，与其德之成就处，实同一究竟。盖孔子德本性成，而众善兼该，克造于圣修之极，于凡清、任、和之事，经纬错综，无一事之不当，是圣以要知至之终，与玉以收音乐之止者，其事一而已矣。所以说终条理者，圣之事也。智圣兼全，而圣德始终之条理备矣，此孔子之所以为集大成也。彼三子者，不过众音之小成耳，岂能比德于孔子哉？”

    “智，譬则巧也。圣，譬则力也。由射于百步之外也，其至，尔力也；其中，非尔力也。”

    孟子又说：“圣智兼备，固孔子之所以集大成矣。而智以成始，圣以成终，则圣又由于智也。不观之射乎？射有巧有力。孔子神明内蕴，合清、任、和之理而兼照之，是智也，譬则射者之巧焉；德行默成，体清、任、和之理而时出之，是圣也，譬则射者之力焉。必知之真，然后行之至；必有定见，然后有全力。譬如射于百步之外的一般：凡射疏及远，到得那地步，这是膂力之强，尔力之所能为也。若夫舍矢如破，正中其的，这是得手应心，妙在于命中之先，乃巧之所为，不专在于力也。夫射之能中者，不专于力而在于巧，则孔子所以为圣之至，不专于圣而实由于智矣。彼三子者，力有余而巧不足，此所以倚于一偏，而难以语时中之圣也。”按，孟子此章形容孔子之德，既以天道为喻，曰圣之时；又举乐为喻，曰集大成；复举射为喻，曰智巧也、圣力也。岂智之外复有时中哉？大成即圣之全体，而时中即智之妙用。智而后能圣，圣而后能时，理固一原，而圣心之纯，实贯始终而无间者也。观其自言，亦谓由志学而驯至于从心不逾矩。夫志学，智也；不逾矩，时也。合而观之，而圣德之全益见矣。

    北宫锜问曰：“周室班爵禄也，如之何？”孟子曰：“其详不可得闻也。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轲也尝闻其略也。”

    北宫锜，是卫人。班，是班定次第。

    北宫锜问于孟子说：“朝廷设官分职，莫大于爵禄；而爵禄之制，莫备于成周。周室之班爵禄，必有个贵贱之等、厚薄之差，敢问其制如之何？”孟子答说：“周室爵禄之制，其品式章程至精至密，今已不可得而闻其详矣。盖制度之详，载在典籍，典籍存而后制度可考也。自周室衰微，诸侯放恣，僭窃名号的，以卑而拟尊；兼并土地的，以大而吞小，反厌恶先王之制度，以为不便于己之所为，遂灭去其籍，使上下名分无从稽考，因得以纷更变乱而无忌，此所以典籍散失，欲闻其详而不可得也。顾其详虽不可得闻，然而规模之建立、体统之昭垂，尚有幸存而未泯者，轲也亦尝闻其什一于千百，而可举其大略为子告焉。”夫当典籍残缺之余，而能考究圣王之制，非孟子学识其大，其孰能知之？

    “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

    这一节是周室班爵之制。

    孟子告北宫锜说：“成周爵禄之制，册籍虽亡，而名分未泯。其班爵之大略，有通行于天下的，有单行于中国的。自其通于天下者而言，父天母地，而为天下之所共宗，这是天子。天子之贵，自为一位，尊无二上矣。然天下之大，非天子一人所能独理也，于是分天下为万国，而使同姓之亲、异姓之贤，与之共治焉。自天子而下，有公一位；公之下，有侯一位；侯之下，有伯一位；伯之下，有子与男同一位。天子总治于内，公、侯、伯、子、男分治于外，内外相维，体统不紊，然后举天下之大，无一国之不治矣。爵之通于天下者，此其大略也。自其施于国中者而言，出命正众，而为一国之所奉戴，这是君。天子君于王畿，诸侯君于列国，各自为一位矣。然一国之众，亦非君一身所能独理也，于是分庶绩于百官，而使贤者在位、能者在职，与之共治焉。自君而下，有卿一位；卿之下，有大夫一位；大夫之下，有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君出令于上，卿、大夫、士奉令于下，上下相承，事使不乱，然后举一国之事而无一事之不治矣。爵之施于国中者，此其大略也。据我所闻周室班爵之制，如此而已。若其创制立法之盛，则典籍尽去，今亦安从而考其详哉？”

    “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达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

    这以下是周室班禄之制。

    不能，是不足的意思。

    孟子又告北宫锜说：“周室班爵之制，其略固可得而言矣。其班禄之制何如？试以禄之班于天下者言之。天子食赋于畿内，其制地方千里；盖天子爵为至尊，故其地至广也。公侯而下，则皆食赋于列国；故公侯之地，方广都是百里，其田赋之入，视天子而杀矣。伯之地，方广七十里，其田赋之入，又视公侯而杀矣。子、男之地，方广都是五十里，其田赋之入，视伯而又杀矣。自天子以至于子、男，分田制禄之法，凡有此四等。在天子非独丰，在诸侯非独啬，厚薄之等，一因其尊卑之分而已。此外，更有地不足五十里之数者，遇凡朝觐聘问等礼，不能以姓名自达于天子，但附属于邻邦诸侯，以通其姓名，这叫作附庸。则其爵愈卑，而其禄愈薄矣。盖先王于疆理天下之中，而寓则壤成赋之制，故其禄之班于天下者有如此。”

    “天子之卿，受地视侯，大夫受地视伯，元士受地视子、男。”

    这一节是禄之班于王国者。

    视，是比照的意思。

    孟子又告北宫锜说：“周室之班禄，其在王畿之内者，各有差等。盖天子以一人宰治于上，而有卿、大夫、士，分治于下，其效忠宣力，本与外臣均劳，而地近职亲，较之外臣尤重。故王朝之卿，所受采地，比照于大国之侯，侯百里，卿亦百里也。大夫所受之地，比于次国之伯，伯七十里，大夫亦七十里也。元士所受之地，比于小国之子、男，子、男五十里，元士亦五十里也。当其时，诸侯入则为王朝之卿士，卿士出则为列国之诸侯，其分本相等，故其受禄不得不同耳。然以王朝之臣，而同于列国之君，所以尊王室而重内朝之意，又自可见焉。其班禄于天子之国者有如此。”

    “大国地方百里，君十卿禄，卿禄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禄足以代其耕也。”

    这以下是禄之班于侯国者。

    十，是十倍。四，是四倍。倍，是一倍。庶人在官者，是府吏胥徒，如今杂职吏员之类。

    孟子又说：“周室之班禄，其在列国者，亦各有差等。以公侯之大国而言，地方百里，提封十万，凡君与卿、大夫、士及在官之庶人，皆仰给于其中焉。君享一国之奉，为田三万二千亩，比之卿禄，盖加十倍之多。卿田三千二百亩，较之于君，才是十分之一，而实四倍于大夫。大夫之田八百亩，较之于卿，才是四分之一，而实加倍于上士。上士得田四百亩，其禄则倍于中士。中士得田二百亩，其禄则倍于下士。下士与庶人在官者，若府吏胥徒之流，其禄相等，皆得食百亩之入焉。盖庶人身役于官，既不得自食其力，因给之以一夫之养，使足以代其耕而已。此则禄颁于上，或加数倍之入，而不嫌于丰；禄给于下，或准一夫之田，而不病于啬。尊卑有序，丰约适宜，大国班禄之制固如此。”

    “次国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禄，卿禄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禄足以代其耕也。”

    三，是三倍。

    孟子又说：“公侯之下有伯，比大国次一等，谓之次国，其班禄亦次之。盖伯爵之国，地方七十里，较之百里之地狭矣。而国中之有卿、大夫、士及在官之庶人，则与大国一也。故其因田制赋，君之禄亦十倍于卿，得田二万四千亩。卿之禄，则止三倍于大夫，得田二千四百亩。至于大夫，则一倍于上士，而得八百亩。上士则一倍于中士，而得田四百亩。中士则一倍于下士，而得二百亩。下士与庶人在官者，皆得以食百亩之入，使足以代其耕，则与大国之制无不同矣。盖自卿以上，禄限于地，固不得与大国同其丰；自大夫以下，食因其事，则不得不与大国同其约。次国班禄之制盖如此。”

    “小国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禄，卿禄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禄足以代其耕也。”

    二，是二倍。

    孟子又说：“伯之下有子、男，比次国又降一等，谓之小国，其班禄抑又次之。盖子、男之国，地方五十里，较之七十里之地则又狭矣。而国中之有卿、大夫、士与庶人之在官者，亦与次国一也。故其因田制赋，君之禄亦十倍于卿，得田一万六千亩。卿之禄则止二倍于大夫，得田一千六百亩。至于大夫，则一倍于上士，而得八百亩。上士则一倍于中士，而得四百亩。中士则一倍于下士，而得二百亩。下士与庶人在官者，皆得以食百亩之入，使足以代其耕，则亦与次国之制，无一之不同矣。盖自卿而上，其禄厚，厚而不减，则国小不足以供，故不得不杀；大夫以下，其禄薄，薄而复减，则养赡不足以给，故不得不同。班禄于小国之中者，其制又如此。”

    “耕者之所获：一夫百亩，百亩之粪，上农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禄以是为差。”

    获，是受田。差，是等级。

    孟子又说：“庶人在官者之禄，固取其足以代耕矣，而代耕之分数，又自不同。盖耕者所受之田，每夫以百亩为节。百亩之田必加以粪，粪多而力勤的，是上等农夫，计其所入，可以供九人之食；若稍次于上农的，其所入，仅可以食八人；中等的，仅可以食七人；中等又次的，仅可以食六人；若下农夫，则不过能供五人之食而已。人事之勤惰不齐，而收入之多寡随异，其所食之数，大约有此五等。庶人在官者，职有大小，事有繁简，其受禄之多寡，即照此农夫之次序以为等差：事繁者食以上农夫之食，其余以次递减，事最简者亦不失下农夫之食焉。所谓禄足代耕者，其详悉有条，又如此。夫列爵有尊卑，而中外殊其制；班禄有多寡，而上下异其规。此周制之大略，而我之所可闻者也，乃其详，则不可得而闻矣。”

    大抵战国之时，诸侯侈肆，先王封建井田之制坏乱已尽，孟子有慨于中久矣！故因北宫锜之问，而摭拾大略以示之，使后世得闻圣王治天下之大法者，独赖此篇之存。有天下者，不可不究心也。

    万章问曰：“敢问友。”孟子曰：“不挟长，不挟贵，不挟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挟也。”

    挟，是挟持所有以傲人的意思。

    万章问于孟子说：“朋友，五伦之一，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须友以成者。敢问友道如何？”孟子答说：“交友之道，无他，只在忘势分、略形迹，除去矜己骄人之念而已。如己虽长也，不可挟我之长以加于少者，而与之友；己虽贵也，不可挟我之贵以加于贱者，而与之友；己虽有兄弟之盛也，不可挟我之兄弟以加于寡弱者，而与之友。所以不可以挟者为何？盖友也者，非为其年相若、势相敌而与之为友也，必其道义可尊，斯取为辅仁之助；言行可法，斯联为同志之交。因其有德，而与之友耳。既友其德，则当折节以亲贤，虚怀以受善，岂可以有所挟乎？若一有挟长、挟贵、挟兄弟之心，则在我不胜其骄矜之念，而贤者亦不肯有乐就之诚矣，所以说不可以有挟也。人能持无所挟之心，以择友于天下，则益友日至，辅德有资，交道岂有不善者哉？”

    “孟献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乐正裘、牧仲，其三人则予忘之矣。献子之与此五人者友也，无献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献子之家，则不与之友矣。”

    乐正裘、牧仲，是人姓名。

    孟子告万章说：“交友之道，能无所挟固难，能不挟贵为尤难。处贵而能不挟者，在大夫中则有若孟献子。孟献子者，百乘之家，为大夫而有采地，其势分亦贵显矣。当时择人而交，有友五人焉：其一人为乐正裘，其一人为牧仲，其三人者，则予不记其姓名而忘之矣。献子与此五人为友，岂漫然与之交游？盖有所以取之者矣。大凡贱与贵交，非资其势，则利其有。惟此五人者，但知道义为重，其于献子之富贵，眼中全不见得，心上全不着意，无献子之家者也。惟其无献子之家，所以为献子所重，而与之为友耳。向使此五人者，视献子之家一有羡慕之心，则是充诎于富贵、陨获于贫贱，可鄙甚矣！献子岂肯与之为友乎？夫以五人，而能忘人之势，固可见五人之高；以献子，而能忘己之势，以成五人之高，抑可见友德之义矣。不挟贵之交，征于百乘之家者有如此。”

    “非惟百乘之家为然也，虽小国之君亦有之。费惠公曰：‘吾于子思，则师之矣。吾于颜般，则友之矣。王顺、长息，则事我者也。’”

    费惠公，是费邑之君。王顺、长息是人姓名。

    孟子又告万章说：“孟献子以百乘之家而下交五人，固可见其不挟贵矣。然不但百乘之家为然也，等而上之，虽小国之君，亦有不可恃其势位者焉。昔者费惠公尝说道：‘人君取友之道，不可以一端而尽；而尊贤之礼，不可以一概而施。大贤如子思，其道德高于一世，是人之师表也；吾则致敬尽礼，以师道尊之，庶有所仪刑，以成吾之德焉。次贤如颜般，其行谊著于一时，是邦之司直也；吾则平等纳交，以友谊接之，庶有所切磋，以辅吾之仁焉。至于王顺、长息，才不逾中人，能不过奔走，仅可承顺左右，充我之使令，事我而已，岂可与子思、颜般同其礼貌之隆哉？’观惠公之言，是不敢以待王顺、长息者而待颜般，不敢以待颜般者而待子思。尊德之诚，有隆无替，其不挟贵而友，征之小国之君者又如此。”

    “非惟小国之君为然也，虽大国之君亦有之。晋平公之于亥唐也，入云则入，坐云则坐，食云则食。虽蔬食菜羹，未尝不饱，盖不敢不饱也。然终于此而已矣，弗与共天位也，弗与治天职也，弗与食天禄也。士之尊贤者也，非王公之尊贤者也。”

    亥唐，是晋国的贤人。

    孟子又告万章说：“费惠公以小国之君，而尊师取友，固可见其不挟贵矣。然又不但小国之君为然也，等而上之，虽大国之君，亦有不可恃其势位者焉。昔者晋平公之于亥唐也，尝慕其贤而往造其家，以千乘之尊下闾巷之士，宜其以君道自处矣，乃执礼甚恭，而受命唯谨。当其至门，唐命之入即入，而不嫌于屈尊；及其既入，唐命之坐即坐，而不嫌于抗礼；其上食也，唐命之食即食，虽粗粝之饭、蔬菜之羹，未尝不饱，而不嫌于菲亵。非饱其食也，敬贤者之命，不敢不饱耳。夫以坐起饮食，一惟贤者之命是从，真可谓曲尽尊贤之礼矣。然此特仪文之末，而尊贤之道，尚有不止于此者。天位以官有德，而公不与之共焉；天职以任有德，而公不与之治焉；天禄以养有德，而公不与之食焉。其所以尊之者，不过造请承顺之间，此乃无位之士，所可自尽其尊贤之情者耳。岂以王公操爵禄之权，可以贵人富人者，而其尊贤之道仅止于此而已哉？然平公虽未尽尊贤之道，而已曲尽尊贤之礼，其视世之负其位不肯下交者，固有间矣。不挟贵而友，征之于大国之君者又如此。”

    “舜尚见帝。帝馆甥于贰室，亦飨舜，选为宾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

    尚字，与上字同。甥，是婿，尧以女妻舜，故谓舜为甥。贰室，是副宫。

    孟子又告万章说：“晋平公以大国之君而尊礼亥唐，固可谓不挟贵而友矣。然亦非但大国之君为然也，虽天子亦有之。当初，虞舜一侧陋之匹夫耳；尧知其贤，举于畎亩之中，妻之以二女，舜由是得以上见于尧。尧以甥礼待舜，馆之于副宫；亦时就副宫，与舜同饮食而飨舜。舜尚见帝，则舜为宾而尧为主；尧就飨舜，则尧为宾而舜为主。以君臣之间，而更迭为宾主之交，是其以天子之贵，下友匹夫之微。知有道德之可尊，而不知有名位之足恃；知有情意之当洽，而不知有势分之可拘也。尧之友德而无所挟固如此。夫天子之贵，尚不可以有挟，而况于有国有家者乎？贵且不足挟，而况于挟长、挟兄弟者乎？此友之所以不可以有挟也。”

    “用下敬上，谓之贵贵。用上敬下，谓之尊贤。贵贵、尊贤，其义一也。”

    孟子又告万章说：“历观古人不挟贵而下交如此，非其过自贬损也，惟有见于理之当然而已。盖自君臣之位定，而上下之分殊。以在下之士庶，而奔走承顺以敬其上，非无谓也。朝廷莫如爵，名分所在，虽贤者不得而抗，因彼可贵而我贵之，这叫作贵贵。以在上之君、公、大夫，而虚怀隆礼以敬其下，非无谓也。长民莫如德，道德所在，虽贵者不得而慢，因彼为贤而我尊之，这叫作尊贤。贵贵、尊贤，其事若有不同；然以礼言之，上下相敬，各有攸当，同归于义而已。盖义者，宜也。位之所在，则尊君为重，故用下敬上而不为谄，此安分之理宜然也。德之所在，则尊贤为重，故用上敬下而不为屈，此忘分之理宜然也。分之则为各欲自尽之心，合之则为一德相成之道，所以说其义一也。世之人，但知贵贵，而不知尊贤，则亦昧于义之所在矣。”

    按，孟子此章，因论于朋友，遂及于君臣。盖君、臣、朋友，皆以义合者也，义合则从，不合则去。故定交甚难，而全交为尤难。止于定交而已，如献子于五人、惠公于颜般、平公于亥唐，能不挟者，皆可以得友。必欲心孚意契、终始相敬以全其交，则必如尧之于舜，元首股肱，赓歌喜起于一堂，而后可以言泰交之盛。此则非有任贤勿贰之心者不能，不但不挟其贵而已。

    万章问曰：“敢问交际何心也？”孟子曰：“恭也。”曰：“‘却之却之为不恭’，何哉？”曰：“尊者赐之，曰：‘其所取之者，义乎？不义乎？’而后受之，以是为不恭，故弗却也。”

    交际，是以礼往来。却，是拒而不受。

    万章问于孟子说：“君子以一身酬酢万变，无一不本之于心。至于以礼仪币帛彼此往来交际，敢问此心果何心也？”孟子答说：“人有恭敬之心存于中，而后假币帛之仪将于外。交际之礼，乃彼此相敬，其心主于恭而已矣。”万章问说：“交际固所以将敬，辞让亦所以明礼，乃有却之、却之而不受的，人便以为不恭，何哉？”孟子答说：“凡处人之馈，未有无故而却者。如尊者有赐于我，我心必私自忖度说：‘此所赐之物，必是取于人者，不知其取此物，果合于义而当得者乎？抑不合于义而不当得者乎？必所取合义，而后可受。如其非义，便不可受，而当却还之矣。’夫以尊者之赐，计其不义而不受，则是鄙其物而轻其人，傲慢莫大焉，此所以却之为不恭也。惟以此为不恭，故宁受之而不敢却，以卑承尊之礼宜然也。知不却之为恭，而交际之心益可见矣。”

    曰：“请无以辞却之，以心却之，曰：‘其取诸民之不义也。’而以他辞无受，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礼，斯孔子受之矣。”

    万章又问孟子说：“尊者之赐，固不可却；而不义之物，终不可受。于此而求善处之术，当其以物来馈，心虽知其不义，请勿显言其不受之故，而以辞却之；但心中暗地计较说：‘此其物是不义而取之于民者。’但假托他事以为辞，而却之不受。则在我既无不义之污，在彼亦难加我以不恭之罪，人己之间，两无所失，不亦可乎？”孟子答说：“处人之馈，以辞却之，固嫌于径直而不逊；以心却之，亦失之诡故而不情，但看他道与礼何如耳。如使其交于我者，当馈而馈，当赆而赆，而有道以相与；其接于我者，申之以词，将之以物，而有礼以相加。这等的交际，则虽圣如孔子，为礼义之中正，亦有见于道之可受，而不问其所从来；有见于礼之可受，而不疑其为非义，斯受之而已矣。以孔子而犹不为已甚之行，则有赐于我，而以心却之者，亦岂得为顺应之道哉？”

    万章曰：“今有御人于国门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馈也以礼，斯可受御与？”曰：“不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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