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

    梁惠王上

    孟子见梁惠王。

    梁惠王，名罃。本魏侯，都大梁，僭称王，谥曰惠。

    孟子在当时以道自重，不见诸侯。适梁惠王卑礼厚币以招贤者，乃是一个行道的机会，因往见之。

    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叟，是长老之称，如今称老先生一般。

    惠王一见孟子，尊称之说：“叟！你自邹至梁，不惮千里之远而来，有何计策可以利益寡人之国乎？”

    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孟子对说：“王欲图国事，何必开口就说一‘利’字？治国之道，亦有仁义而已矣。仁者，心之德，爱之理；义者，心之制，事之宜：这是人君君国子民、立纲陈纪的大道理。舍此不言而言利，岂予千里见王之心哉？”

    “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大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

    这一节是说求利之害。

    征，是取。乘，是车数。万乘，是天子之国。千乘，是诸侯之国。千乘之家，是天子的公卿。百乘之家，是诸侯的大夫。餍，是满足的意思。

    孟子说：“我所以谓王不当言利者，盖以王乃一国之主，人之表率。王若惟利是求，说‘何以利吾国’，则此端一倡，人皆效尤。为大夫的便计算说：‘何以利吾家？’为士庶人的便计算说：‘何以利吾身？’上取利于下，下取利于上，上下交相征利，而弑夺之祸起，国从此危矣。将见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是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是百乘之家。盖地位相近，则凌夺易生，必然之势也。夫公卿于天子，万乘之中十取其一，而得千乘焉；大夫于诸侯，千乘之中十取其一，而得百乘焉：所得不为不多矣。若以义为后，而以利为先，则纵欲贪饕，何有止极？不弑其君而尽夺之，其心固未肯自以为餍足也。国岂有不危者哉？夫求利之端一开于上，而弑夺之祸遂成于下，则利之为害，甚可畏矣！王岂可以此为言乎？”

    “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

    这一节是说仁义未尝不利。

    遗，是弃。后，是不着紧的意思。

    孟子又说：“我谓治国之道在仁义者，盖以仁义有自然之利故也。今夫人君之治国家，不过欲人皆孝于亲、忠于君而已。人而不仁，固有遗弃其亲而不顾者。诚能好仁，则天性之爱自笃于所亲；凡所以承颜顺志、左右就养者，皆其情之不容己者也，几曾见有好仁之人而肯遗弃其亲者乎？人而不义，固有背慢其君而不敬者。诚能好义，则敬事之念自先于所尊；凡所以纾忠尽力、奔走服役者，皆其分之无所逃者也，几曾见有好义之人而肯背慢其君者乎？夫使举国之人，个个是忠臣孝子，都来亲戴其上，国家之利孰大于此？而皆自仁义中得之，则仁义曷尝不利乎？王欲图治，固不必舍此而他求矣。”

    “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孟子重言以结上文两节之意，说道：“求利有莫大之害，行仁义有莫大之利。则天理人欲之间，关系治乱安危，非细故矣。王欲为国，亦惟曰仁义而已矣，何必言利以启危亡之祸哉！”

    按，当时王道不明，人心陷溺。列国游士，争以功利之说阿顺时君，干进苟合。而孟子独举仁义为言，所以遏人欲之横流，存天理于既灭，其有功于世道大矣！七篇之中，无非此意。读者宜详味焉。

    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沼上，顾鸿雁麋鹿，曰：“贤者亦乐此乎？”孟子对曰：“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

    沼，是池。鸿，是雁之大者。麋，是鹿之大者。

    孟子见梁惠王，正遇惠王在苑囿中游赏，立于池沼之上。忽见孟子，有惭愧的意思。因看着那鸿雁麋鹿问孟子说：“吾闻贤德之君，修身勤政，不事佚游，岂亦以此台池鸟兽为乐乎？”孟子对说：“遇景赏玩，人之常情；虽贤德之君，亦曷尝不以此为乐。但惟贤者而后能乐此。盖君有贤德，则民心欢感，和气流通，故能享此台池鸟兽之乐。若夫不贤之君，民心离而国势蹙，虽有此台池鸟兽，不能享其乐也。是好乐虽同，而有能享不能享之异，惟视民心之得失何如耳。”孟子此言，既以释惠王之惭，亦欲因其机而引之于当道也。“

    《诗》云：‘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王在灵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鸟鹤鹤。王在灵沼，于牣鱼跃。’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曰灵沼，乐其有麋鹿鱼鳖。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

    《诗》，是《大雅•灵台》之篇。经，是量度。营，是谋为。攻，是治。亟，是速。麀鹿，是牝鹿。伏，是驯伏。濯濯，是肥泽。鹤鹤，是洁白的模样。牣，是充满。古之人，指文王说。偕乐，是同乐。

    孟子承上文说：“我谓贤者而后乐此，惟周文王为然。《诗•大雅•灵台》之篇说：‘文王始作灵台，方经度营谋，众百姓每已都来攻治，不数日之间就完成了。在文王之心，惟恐劳民，每戒令不要急速；而民心自然乐于供役，竭力争先，如子趋父事一般。其台既成，台下有囿。文王在于灵囿，则见麀鹿驯伏而不惊，濯濯而肥泽；白鸟鹤鹤而鲜洁，若是其可爱焉。囿中有沼。文王在于灵沼，则但见鱼之跳跃者充满于池中，若是其众多焉。’诗之所言如此。夫文王用民之力为台为沼，宜乎百姓劳而生怨矣。今乃不惟不以为劳，而反欢乐之，称其台叫作‘灵台’，称其沼叫作‘灵沼’，言其成就之速，恰似神灵之所为一般。又乐其囿中有麋鹿，沼中有鱼鳖，而叹美之无已。夫民乐文王之乐如此，其故何哉？盖由文王平日能施行仁政，爱养下民，使百姓每都饱食暖衣，安居乐业。所以百姓每都欢欣爱戴，亦乐其有此台池鸟兽，而文王因得以享其乐也。此非‘贤者而后乐此’之明征哉？”

    “《汤誓》曰：‘时日害丧，予及女偕亡。’民欲与之偕亡，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

    《汤誓》，是《商书》篇名。时字，解作是字。害字，解做何字。

    孟子又说：“我所谓‘不贤者虽有此不乐’，观于夏桀之事可见。昔桀尝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民怨其虐，因就其言而指日说：‘此日何时亡乎？若亡，则我宁与之俱亡。’盖欲其亡之速也。夫为君者独乐，而不恤其民，致使下民违怨诅咒，欲与之俱亡。当此之时，一身且不能保，虽有台池鸟兽，安能晏然于上而独享其乐哉？此我所以说‘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抑游观之乐，圣王不废；然至于游于佚，则又切切戒之。故台沼虽设，而文王方且视民如伤，不遑暇食，则其忧勤之心可想矣。夏桀荒于宴乐，遂至琼宫瑶台，竭天下之财力以自奉，丛民之怨，不亦宜乎？明主所宜深念也。

    梁惠王曰：“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河内、河东，都是魏地。凶，是年岁饥荒。

    昔梁惠王自负其恤民之政，因夸示于孟子说：“人君治国，以恤民为先，而恤民以救荒为急。若寡人之治国也，其于恤民之事，可谓竭尽其心而无以加矣。有时河内饥荒，河东收成，则使河内之民少壮者都移居河东地方就食；却将河东的粮食转运于河内，以养赡那老幼之不能迁移者。或遇河东饥荒，河内收成，则移民于河内，移粟于河东也，照依前法而行。我遍察邻国之政，非无岁凶的时节，然皆漫无料理，未有如寡人这样用心者，宜乎民之去邻国而归寡人也。乃今邻国之民较之于我不见其加少，寡人之民较之于彼不见其加多，其故何哉？”夫移民移粟，虽荒政之所不废，然不过一时权宜之术而已。惠王遽以是为尽心，欲求胜于邻国，其所见者小矣。

    孟子对曰：“王好战，请以战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弃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后止，或五十步而后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则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则无望民之多于邻国也。”

    喻，是比喻。填然，是鼓声。直字，解作但字。

    孟子因梁惠王以恤民自负，乃设喻以晓之，说：“王平素好战斗之事，请即以战为比喻。夫战者，两军相当，填然鼓之；兵刃既接，胜败分矣。那败的抛弃了甲胄，拖曳着兵器，脱身逃走。或有走到百步之远而后止者，或有走到五十步而后止者。那走到五十步的，就笑那百步的人，以为无勇，则王以为何如？”惠王说：“不可。这走五十步的但未至于百步耳，同一败走也，乌可以近而笑远乎？”孟子遂就其明而通之，说：“王若知五十步不可以笑百步，则无望民之多于邻国矣。盖治国以王道为要，犹战者以克敌为能。今邻国不恤其民，而吾王能行小惠，固为差胜；然其不能行王道，则一而已矣。比之战者，特五十步之走耳，乌可以此而笑彼哉？王诚能力行王政，则民不求多而自多，国不期富而自富矣。”

    “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

    农时，是耕耘收获之时。罟，是鱼网。数罟，是密网。洿池，是洼下聚水的去处。憾字，解做恨字。

    孟子又说：“治国莫要于王政，而王政必先于养民。为治之初，法制未定，且因天地自然之利，而尽樽节爱养之宜。如农时乃五谷所自出，必爱惜民力，勿妨其务农之时，则民得尽力于南亩，而五谷不可胜食矣。洿池乃鱼鳖所聚，必禁绝密网，勿使入于洿池之中，则川泽不竭于渔，而鱼鳖不可胜食矣。山林乃材木所生，必限制斧斤，直待草木零落之时方许其入，则萌蘖得有所养，而材木不可胜用矣。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则饮食宫室有所资，而民之养生者得遂其愿；祭祀棺椁有所备，而民之丧死者得尽其情。是使民养生丧死，两无所憾也。养生丧死无憾，则民心得而邦本固，法制自此而可立，教化自此而可兴矣。王道之始事如此。”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树，是栽种。庠、序，俱是学名。申，是丁宁反复的意思。颁白，是老人头发半白半黑者。背上驮着叫作负，头上顶着叫作戴，皆用力劳苦之事。黎民，是少壮黑发之民。

    孟子又说：“因天地自然之利，而行樽节爱养之政，不过王道之始事耳。兹欲使百姓家给人足，各遂其生，各复其性，须定为经制。一夫与田百亩，外又有五亩宅舍。宅舍周围墙下，都叫他种植桑树，以供蚕事，则丝帛有出，而五十非帛不暖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不要误了它孕字之时，则生息繁盛，而七十非肉不饱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不妨碍他耕耘收获的时候，则民得尽力农亩，一家数口都有养赡，可无饥馁之患矣。这都是养民之事。民得其养，则教化可施。必着实举行那庠序中的条教，就中所教，有孝悌两端尤为紧切，又丁宁告语以致其申重之意，则民知爱亲敬长，乐为代劳，那年高颁白之人，无有负戴于道路者矣。这是教民之事。夫教养兼举，而治化大行，以至于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则人心无不爱戴，四方无不归往。如是而不能一统天下，以至于王者，理之所未有也。”此是王道之成，人君必如是而后为尽心耳。彼一时之小惠，岂足道哉？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莩而不知发；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

    检，是节制。莩，是饿死的人。发，是发仓廪以赈济。

    孟子又说：“王不举行王道，既无常产与民，又使狗彘得以食人之食，而不知爱惜减省；至于途有饿莩，又不知急发仓廪以行赈贷。如是，而民饥以死者，乃王之罪，非关岁凶也。王乃曰：‘非我也，岁也。’是何异以兵器刺人而杀之，乃曰：‘非我也，兵也。’夫操兵在人，杀人乃操兵者之罪；养民在君，民不加多，乃君失政之罪也。王诚不归罪于岁凶，而勉行王道，则天下之民皆将闻风而来归矣，岂但加多于邻国而已哉？”夫天灾流行，国家代有。惟平时有三年九年之蓄，临时有议赈蠲租之政，则水旱不能为灾，而移民移粟可无用矣。此孟子告惠王之意也。

    梁惠王曰：“寡人愿安承教。”

    梁惠王因孟子说行小惠不如行王道，宜罪己不宜罪岁凶，有感于心，遂虚己以请，说：“寡人愿安心以受教。”盖望其尽言而无隐也。

    孟子对曰：“杀人以梃与刃，有以异乎？”曰：“无以异也。”

    梃，是杖。

    孟子因梁惠王有求教之诚，遂因其机而先问之说：“杀人者，或用梃杖，或用兵刃，这两件有以异乎？”王说：“梃之与刃，其器虽不同，而同一致人于死，无以异也。”

    “以刃与政，有以异乎？”曰：“无以异也。”

    孟子又问说：“杀人者，或以虐政，或以兵刃，这两件有以异乎？”王又说：“政之与刃，其事虽不同，而同一致人于死，无以异也。”

    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

    孟子因梁惠王说虐政之杀人同于兵刃，遂直言以匡正之，说：“今王厚敛于民，以养禽兽；只见得庖厨中有肥肉，厩房中有肥马，而穷民有饥馁之色，野外有饿死之人。此何以异于驱禽兽而食人乎？然则王以虐政杀人，直与兵刃无异矣。何不反求而亟图之乎？”

    “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

    孟子又承上文说：“率兽食人，乃虐政之大者。其失人心而促国脉，皆在于此，不可不急改也。且如兽本异类，其自相吞噬，与人无预，人之见者，犹且恶之。况人君乃民之父母，民皆赖以为生者；乃今恣行虐政，至于率兽而食人，其视赤子之躯命，反兽类之不如矣。残忍如此，何在其为民之父母也哉？”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饥而死也？”

    俑，是从葬的木偶人。

    “古之葬者，束草为人以为从卫，叫作刍灵，略似人形而已。中古更易以俑，则有面目机发，能转动跳跃，如活人一般。故孔子恶之，说：‘始初作俑以从葬者，此人不仁甚矣，其无后乎？’夫仲尼所以深恶作俑之人者为何？盖因其用生人之形为送死之具，意涉于残忍故也。夫象人以从葬，非真致人于死也，而仲尼犹且恶之如此；况实以虐政残民，使民饥饿而死。其为不仁尤甚于作俑者矣，如之何其可哉？”

    孟子之意，盖欲启发惠王不忍人之心，而引之以志于仁，故其言之激切如此。然由此章而观，人君之所自奉者，不过庖肉厩马而已，而其弊遂至于率兽食人，使厚敛之虐，同于操刃。不仁之祸，浮于作俑；则奢欲之为害，岂不大哉！明主能以此言而体察民情，必且恻然动念，凡所以约己裕民者，当无所不至矣。

    梁惠王曰：“晋国，天下莫强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东败于齐，长子死焉；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寡人耻之，愿比死者壹洒之。如之何则可？”

    梁惠王问孟子说：“吾晋国在先世时，地广兵众，论其强盛，天下诸侯之国无过之者，这是叟所明知也。及传至寡人之身，则东与齐战，兵败而长子被杀；西为秦人所侵，丧失河内外之地凡七百里；南又为楚人所辱，不能与抗。是寡人贻辱于晋国之先君也，寡人耻之。今欲为先人一洗此辱，不知作何样经画乃可？愿明以告我也。”

    孟子对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

    孟子对说：“王莫说丧败之后国势弱小，不足有为。若还有志自强，就是地方百里的小国，亦可以王于天下，岂但雪耻而已哉？”

    “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

    易，是用功到。耨，是锄草。

    孟子又说：“所谓‘百里可王者’如何？王若施行仁政以及于民：于刑罚则省之，而用法以宽；于税敛则薄之，而取民有制。使百姓每得安其生业，尽力于农亩：春而深耕，布种得好；夏而易耨，锄治得到。那少壮的百姓，又以闲暇的时候，讲明孝悌忠信的道理，入以此事其父兄，出以此事其长上。衣食既足，礼让自兴。那百姓每戴上恩德，人人都有个亲上死长的义气。遇着敌国外患，必能出力报效，敢勇当先。虽以秦楚之强国，坚甲利兵，天下莫能当者；可使斩木为梃以挞之，而取胜于万全矣，况其他乎！臣所谓‘百里可王者’以此。王能勉行仁政，又何以弱小为患哉？”

    “彼夺其民时，使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

    彼，指敌国而言。

    孟子又说：“我谓‘制梃可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者，非恃我能胜彼，彼固有可乘之衅也。彼国烦刑重敛，行政不仁，把百姓每务农的时候都被他妨误了，使不得深耕易耨，尽力农事，以养其父母。致使其父母冻饿，而衣食无所仰给；兄弟妻子离散，而室家不能相保。此惟救死而恐不赡，何暇修孝悌忠信之行哉？”

    “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谁与王敌？”

    承上文说：“彼国暴虐其民，使之冻饿离散，就如陷之于阱、溺之于水的一般，其结怨于民也深矣！吾王趁着此时，率吾尊君亲上之民，往正其罪。彼民方怨恨其上，一闻王师，都欣然乐归于我，谁肯为他出力用命，而与王拒敌者哉？此我所以说‘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也。”

    “故曰：‘仁者无敌。’王请勿疑。”

    孟子又总结上文说：“王能发政施仁，则天下之人莫不归心。不仁者陷溺其民，则虽本国之民，不为用命。是以古语有云：‘仁者无敌。’盖言民心所归，则强弱大小非所校也。我所谓‘百里可王’、‘制梃可挞秦楚之甲兵’者，亦有见于此耳。王请勿以予言为疑，而断然以发政施仁为务，虽以梁，王可也，尚何先人之耻不可雪哉？”

    按，此章惠王之志，在于报怨；而孟子之论，在于救民。盖能救民，则不必报怨，而自足以克敌；不能救民，而徒志于报怨，将兵连祸结，而丧败滋多矣。是以帝王之道，贵在自治，不以小忿而忘远图，正此意也。

    孟子见梁襄王。出，语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卒然问曰：‘天下恶乎定？’吾对曰：‘定于一。’”

    >梁襄王，是梁惠王之子。卒然，是急遽的模样。

    孟子见梁襄王，知其不足与有为，乃出而告人说道：“容貌词气，乃德之符。我今见王，远而望之，不似为人君的气象；近而就之，不见有可畏之威。且卒然而问我说：‘当今天下诸侯纷纷战争，何时平定？’我对说：‘必待天下一统，则自然平定，无有战争矣。’”

    “‘孰能一之？’对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

    嗜，是心所好尚。

    孟子又述其问答之言，说道：“王问我说：‘今之诸侯，各君其国，各子其民，谁能一统天下？’我对说：‘今天下惟争地争城，日以战斗为事，所以四分五裂，不能相一。惟是仁德之君，不好杀人者，则四方之民归之，而天下可一矣。’”夫天以好生为德，人君奉天子民，惟在常存好生之心而已。创业之君，常存此心，则可以结人心而成混一之功。守成之君，常存此心，则可以寿国脉而保无疆之祚。孟子此言，真万世人君之要道也。

    “‘孰能与之？’对曰：‘天下莫不与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间旱，则苗槁矣。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浡然兴之矣。其如是，孰能御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诚如是也，民归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

    与，是归往。周时七八月，即今五六月。槁，是枯槁。油然，是云盛的模样。沛然，是雨盛的模样。浡然，是忽然兴起。御字，解作止字。牧，是牧养。君以养民为职，故叫作人牧。领，是颈。

    梁襄王又问孟子说：“当今列国分土而治，民各有主，谁肯舍其主而来归乎？”孟子说：“当今天下的百姓，无不愿得所依赖而归往之也。王知夫禾苗乎？当夫七八月之间，天气亢旱，禾苗枯槁，正是望雨之时；天忽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将见苗之枯槁者，随即浡然兴起，发生甚速，谁得而御止之乎？方今天下之君，以牧民为职者，都只以争地争城为事，驱民战斗，忍视其肝脑涂地，略无顾惜；未见有不嗜杀人者也。如有不嗜杀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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