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

    子张第十九

    子张曰：“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祭思敬，丧思哀，其可已矣。”

    子张说：“论人当观其大节。若大节有亏，则其余不足观矣。若使今之为士者，能见危难则委致其命，以赴公家之急，而不求苟免；见财利则必思义之当得与否，而不为苟得；于祭则思敬以追远，而致其如在之诚；居丧则思哀之慎终，而极其思慕之笃。士能如此，则外著光明磊落之行，内存仁孝诚敬之心，大节无亏，其可谓士也已矣。”然此固修己之大闲，盖亦取人之要法。人君诚得是人而用之，以之当大任、托大事，何不宜哉？外此而求其才艺之美、智巧之优，抑末也已。

    子张曰：“执德不弘，信道不笃，焉能为有？焉能为亡？”

    执，是执守。弘，是廓大。笃，是坚确的意思。

    子张说：“理得诸心谓之德。德有诸己，贵于能执，而执之又贵于扩充。若或器量浅狭，容受不多，才有片善寸长，便侈然自以为足，不复加扩充之功，这是‘执德不弘’。理所当然谓之道。道有所闻，贵于能信，而信之尤贵于坚定。若或意念纷纭，把持不定，才遇事交物诱，便茫然失其所守，不复有的确之见，这是‘信道不笃’。夫执德不弘，久则将并其所执者而失之矣；信道不笃，久则将并其所信者而亡之矣。此等之人，虽终身为学，毕竟无成。在世间有之不为多，无之不为少，一凡庸人等耳，何足贵乎？所以说‘焉能为有？焉能为亡？’”言不足为有无也。

    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子张曰：“子夏云何？”对曰：“子夏曰：‘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张曰：“异乎吾所闻：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与，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与，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拒，是拒绝。矜，是怜悯。

    昔子夏、子张都是圣门高弟，而两人规模不同：子夏笃信谨守，子张才高意广，故其所见亦各有异。一日，子夏的门人问交友之道于子张。子张说：“你师子夏如何说？”门人对说：“我师子夏说道：凡人直谅多闻，有益于我的，方可与他相交；若那便辟柔佞，无益于我的人，却宜拒绝之，不可与他相交。”子夏之论交如此。子张说：“子夏此言，与我平日所闻全然不同。吾闻君子之人，心存大同，而与物无忤。于人之才德出众者，则从而尊敬之；至于庸常的众人，亦含容而不遽厌弃。于人之有善而可取者，则从而嘉尚之；至于一无所能的人，亦矜怜而不忍斥绝。可者固在所与，而不可者亦无所拒，君子之交当如此也。且反己而观之，我果大贤欤，则于人何所不容？固自不宜拒人；我若不贤欤，则人将拒我，而我何暇于拒人也？子夏之言，何其示人之不广乎！”要之，子夏之论，严择交之道矣，而乏待物之弘；子张之论，得待物之弘矣，而非择交之道。惟夫以主善为师之心辨贤否，以含弘光大之度待天下，则自无迫狭与泛滥之弊矣。此非但取友，亦用人者所当知也。

    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

    小道，如农圃医卜之属。泥，是窒塞不通的意思。

    子夏说：“理无往而不在。故虽日用事为之常、百工技艺之末这等小术，亦皆道之所寓，以之济民生而资世用，未必无可观者焉。然其体之所包涵者浅，用之所利济者微，就一事一物而用之可也。若要推而极之，以达于天下国家之远，则必有窒碍而难通者矣。是以君子之人，以天下国家为己责，而所志者远；以修齐治平为己事，而所务者大。于此区区之小道，自有所不屑为也，学者可不知所用心也哉？”盖道虽不遗于细微，而学贵知所当务，故孔子不以多能为圣，尧、舜不以百亩为忧。用心于大，自不暇及于其小耳。有志于帝王之大经、大法者，宜审图之。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

    亡字，与有无的无字同。所亡，是未知的道理。所能，是已得的道理。

    子夏说：“人之为学，未得则患其有因循之心，而不知所以求之；既得则患其有遗忘之病，而不知所以守之。虽曰为学，不过入耳出口，玩时愒日而已，安得谓之好学乎？必须于每日之间，将那未知的道理，今日讲求一件，明日讲求一件，务使所知所闻者与日而俱进焉；然又恐其久而遗忘也，必于每月之间，将这已得了的道理时加温习，随事体验，尊其所闻，行其所知，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焉。似这等用功，方是真能好学的人。”盖能知其所亡，则既有知新之益；无忘其所能，则又加温故之功，日积月累，无时间断。非真知义理之可悦，而以远大自期者，能如是乎？所以说“可谓好学也已矣”。人能如是，则所知日进于高明，所行日就于光大，而为圣为贤不难矣。可不勉哉！

    子夏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子夏说：“学莫先于求仁，而仁非由于外至。诚能博学于文，而多闻以广其识，使此心无一理之不明；笃信乎道，而坚心以要其成，使此心无一息之少懈；有所问辨，必关切义理，而不徒为浮泛之谈；有所思维，必体贴身心，而不徒为汗漫之想：此四者，皆学问思辨之事。虽未尝力行而为仁，然仁只是此心之理而已。今能从事于学，而有精实切近之功，则此心有所收敛，天理即此而存，妄念不得纷驰，人欲何由而肆？不期仁而仁自在其中矣。”于此见求仁之道，不外于存心；存心之功，不外于务学。学在是，则心在是；心在是，则仁在是矣。有志于仁者，可不勉哉！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

    肆，是工匠造作的公所。致，是造到极处的意思。

    子夏说：“天下事，居之必有定所，然后术业可专；为之必有成法，然后功效可集。彼百工匠作的人，要成就他一件手艺，必须往在那官府造作的处所，无别样事务相妨，尽力尽巧，用以专攻其事，然后成得那一般技艺。如梓匠则成其建屋之事，轮舆则成其造车之事，所以说‘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之学道也，就如百工学艺的一般，必须终日修习，只在这学问上，志向更无分夺，工夫更无休歇。有一件道理未知，必孜孜然求以知之；有一件道理未行，必孜孜然求以行之。务使万理皆明，万善皆备，而道之具于我者无不有以诣其极焉，此方是君子真实学道之全功也。”若徒慕为学之名，而外夺于纷华之诱，或作或辍，有始无终，纵然从事于学，毕竟何所成就哉？是反百工之不如矣。

    子夏曰：“小人之过也必文。”

    文，是文饰。

    子夏说：“人之处事，安能一一尽善？也有一时防检少疏，不觉差错了的，这叫作‘过’。惟能知其过而速改之，则固可复于无过：此君子修德迁善之事也。若夫小人之有过也则不然，分明意向差了，却乃多方回护，求以掩其差；分明举动错了，却乃巧计弥缝，求以掩其错。”盖其心中全是私欲蒙蔽，护短自是，不肯认错；反将无心差失，都做了有心罪恶，所谓“耻过作非”“心劳而日拙”也。小人所以徇欲忘返，卒至于败德亡身者，皆由于此，可不戒哉！

    子夏曰：“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

    俨然，是庄严的模样。即，是就。温，是和。厉，是刚正。

    子夏说：“君子盛德积中，而发见当可。其容貌词气，夫人得于接见之顷者，有三样变态，不可以一端尽也：远而望之，则见其衣冠正、瞻视尊，俨然有威之可畏焉；俨然如此，若示人以不可近矣。及近而就之，则又见其温良乐易，蔼然和气之可亲也；其温如此，若可得而狎之矣。及听其言论，则又词严义正，是是非非，确有定执，初无一毫委曲迁就之意，听之使人悚然而可敬也。”始而俨然，中而温焉，既而厉焉。一接见之间，而容貌词气屡变而不可测如此，所以说“君子有三变”。然君子岂有意而为之者哉？盖其德备中和，动容出辞，无非盛德所发；而人之得于瞻仰听闻，见其变动不拘若此耳。君子何心哉？

    子夏曰：“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己也。”

    厉字，解作病字。

    子夏说：“君子事上使下，皆必诚意交孚，而后其事可行。如劳民动众之事，本非民所乐为者。必其平日爱民之意至诚恻怛，民已相信了，然后不得已而至于劳民，则民亦谅其心之出于不得已，而踊跃以趋事矣。若未信于民而遽劳之，事虽当为而人心不悦，不以为伤财，则以为虐下而病己矣，事何由而成乎？谏诤违拂之言，本非君所乐听者。必其平日爱君之意至诚恳切，君已见信了，然后不得已而形之谏诤，则君亦谅其心之出于忠爱，而虚心以听纳矣。若未信于上而遽谏之，则意虽效忠，而上心不悦，不以为讪上，则以为卖直而谤己矣，言何从而入乎？”此可见君子欲有为于天下，非积诚以感动之，未有能济者也。然此特就事君使民者言之耳。若夫下之事上，趋事赴功，乃其常分；君之于臣，听言纳谏，乃为至明。上下各务自尽可也。

    子夏曰：“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

    大德、小德，譬如说大节、小节。闲，是栏，所以限其出入者。

    子夏说：“人之为学，贵识其大。若能于立身行己大关节处，如君臣父子之间、进退出处之际，一一皆尽其道而不越乎规矩之外，则大本立矣。至于小小节目，如动静语默、事物细微，或少有出入，未尽合理，亦无害也。若不务先立乎其大，而徒拘拘为小廉曲谨之行，亦奚足贵哉？”然不矜细行，终累大德。大者固所当谨，而小事亦岂可不慎哉？子夏此言，用以观人则可，用以律己则不可也。

    子游曰：“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抑末也，本之则无。如之何？”子夏闻之，曰：“噫！言游过矣！君子之道，孰先传焉？孰后倦焉？譬诸草木，区以别矣。君子之道，焉可诬也？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

    洒扫、应对、进退，都是小学之事。噫，是叹息之声。倦，是厌倦。区，是类。诬，是罔。卒字，解作“终”字。

    昔子夏以笃实为学，故教人先从下学用功。子游不知其意，而讥之说：“道有本有末。人之为道，不可徒事其末而忘其本。今子夏之门人小子，观其洒扫、应对、进退之间，其威仪习熟，容节周详，则信乎其可矣。然特小学之事，道之一节而已。律之以根本之学，如《大学》诚意、正心之事，则全未有得，如之何其可哉？”子夏闻其言而叹之，说：“言游以我之门人务末而遗本，恰似我不肯把至道传他每的一般，此言差矣！盖君子以大公无我之心，而施之为曲成不遗之教，何尝有意说某一样道理是浅近的，可以为先而传之；某一样道理是高深的，可以为后而倦教？定要立这等次第，但以学者所造，其分量自有浅深。譬诸草木之有大小一般，其区类判然有别，不得不分个先后，各因其才而施之耳。若不量其造诣之浅深、工夫之生熟，概以高远的道理教他，则是语之以所不能知，导之以所不能行，徒为诬之而已。焉有君子教人而可以诬罔后学如此也？若夫自洒扫、应对，以至于诚意、正心，彻首彻尾，本末一贯，全不假进修次序，这惟是聪明睿智、天纵的圣人，生知安行之能事也。今此门人小子，岂能便到得圣人地位？安得不先教以小学乎？子游讥我失教，其言信为过矣！”盖道有定体，教有成法。古人八岁入小学，十五而后入大学，其次第自应如此。宋儒程子说：“自洒扫应对上，便可到圣人事。”然非穷理之至，精义入神，何以知圣人事从洒扫应对中来？有志于成始成终之学者，不可无深造之功焉。

    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

    优，是有余力的意思。

    子夏说：“凡人为学，则以藏修为主；出仕则以尽职为忠，事固各有所专。然学所以求此理，而不仕，则学为无用；仕所以行此理，而不学，则仕为无本：乃相须以为用者也。故凡出仕而在位者，当夙夜匪懈，先尽其居官之事；待职业修举有余力之时，却不可闲过了光阴，仍须从事于学，以讲明义理、考究古今；则聪明日启，智虑日精，所以资其仕者，不益深乎？未仕而为学者，当朝夕黾勉，先尽其务学之事；待涵养纯熟，有余力之时，却不可虚负了所学，必须出仕从政，以致君泽民、行道济时；则抱负既宏，设施亦大，所以验其学者，不亦广乎？”要之，仕、学固不可偏废，而学尤终身受用之地。盖义理无穷，若不时时讲究，则临民治事之际，未免有差。此“念始终典于学”，古之贤臣所以惓惓为君告也。

    子游曰：“丧致乎哀而止。”

    致字，解作极字。

    子游说：“方今之世，文胜质衰。居丧者徒尚仪文之末节，而少哀戚之真情。以吾观之，人子执亲之丧，只须极尽乎哀而止，何以文饰为哉？盖哀恸有余，则真情已竭，虽礼文不足何伤乎？”考之《礼记》，子游平素究心于丧礼，非脱略于仪文者。此心盖为救时而发，即夫子“丧，与其易也，宁戚”之意也。

    子游曰：“吾友张也，为难能也。然而未仁。”

    张，是子张。

    子游说：“吾友子张之为人也，才高意广。人所不能为者，彼却为之，是难能也。然少诚实恻怛之意，未免心驰于外，而天理之所存者寡矣。其于仁则未也。”盖仁者本心之德，实理具备，无假于外。人惟依著真心、本等做去，则事皆着己务内，乃所为仁，何必为所难能哉？是以圣门教人，专以求仁为本，而以徇外为戒也。

    曾子曰：“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矣。”

    堂堂，是容貌之盛。

    曾子说：“朋友所以辅仁。故必有诚笃之资，专用心于内者，彼此讲习切磋，然后可相助以进于善。乃若堂堂乎吾友子张也，惟致饰于威仪，修整其容貌而已。其驰心于务外自高如此，以之为己，则无操存涵养之功；以之为人，则无箴规观感之助。人固不能辅他为仁，他也不能辅人之仁，所以说‘难与并为仁’也。”曾子此言，盖救子张之失，欲其用心于内也。

    曾子曰：“吾闻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亲丧乎？”

    致，是推致其极的意思。

    曾子说：“吾尝闻夫子有言：常人之情，于凡应事接物之际，真切恳到处少，苟且忽略处多，未有能自尽其心、推之以至其极者也。求其能自尽者，必也于父母之丧乎？”盖子与父母，本天性之至亲；而况居丧之时，又人道之大变。惟是这个时候，其哀痛迫切之诚，发于至情而不容已，乃能内尽其心，无一毫之勉强；外尽其礼，无一毫之欠缺也。使于此而不尽其心，恶乎尽其心哉？于此见人心之良，随处发见，而最真切者，莫过于亲丧之时，能识其端而推广之，则此言无一念之不真，伦理无一件之不厚，而仁不可胜用矣。此曾子所以有感于圣人之言也。

    曾子曰：“吾闻诸夫子：孟庄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与父之政，是难能也。”

    孟庄子，名速，是鲁大夫。当时人皆称其有孝行。

    曾子说：“我闻诸夫子说：孟庄子之孝也，其他生事尽礼、死事尽哀，虽足为孝，然犹可能也；惟是那不改父之臣与父之政这两件，乃是人所难能。”盖庄子之父献子贤而相鲁，其所用之臣乃贤臣，所行之政乃善政，固皆可以不改。但献子既没，庄子得以自专；苟非卓然欲继父志而为善，则其臣与政必有与己相违拂者，焉能不改乎？庄子则以亲之心为心，略无适己自便之意：其于臣也，父用之，吾亦承而用之；其于政也，父行之，吾亦踵而行之。终身遵守，无少更变。是盖志在立身行道，世济其美，以显亲扬名，乃孝之大者，非但不忍死其亲而已。岂人所易及者哉？所以说是“难能”也。

    孟氏使阳肤为士师，问于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

    阳肤，是曾子弟子。士师，是掌刑狱之官。散，是离散。哀矜，是哀怜的意思。

    昔鲁大夫孟氏使阳肤为士师之官，着他断理刑狱。阳肤因问治狱之道于曾子。曾子告之说：“刑罚之设，所以防民之奸。表率之而不从，教诏之而不入，乃用法以威之，非得已也。今也在上的人德教不修，既不足为民表仪；刑政无章，又无以示民趋避。将长民的道理都失了，以致百姓每情意乖离，无所维系，相率入于不善；若所当然，而不知陷于大戮也，其来非一日矣。尔为士师，当念犯法虽在于民，而所以致之则由于上。治狱之时，如或讯得其情，虽其行私干纪，信为有罪，而犹必哀怜之，矜悯之，视之有若无辜，而加恻隐之意焉。莫谓情伪微暧，而我能得其隐情，便欣然自喜其明察也。如此则用法必平，民可无冤，而士师之责任为无忝矣。”

    子贡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

    下流，是地形卑下，为众流所归的去处。

    子贡说：“古今言荒淫暴虐，一切不善之事，皆以商纣为称者。其实纣之不善，亦不至如此之甚也。只因他是个无道之君，恶名彰著，故今言人之为恶者，皆举而归之于纣。譬如地势洼下的去处，众水都流在里面的一般，盖其自处然也。是以君子常自警省，不肯一置其身于下流不善之地。”盖一自处于不善，则人遂从而指名之，凡天下不好的事都归于其身，不是他做的事，也说是他做的了。故纣以一时之凶德，而被千载之恶名，遗臭无穷，终莫能洗，岂非万世之明戒哉？古语说：“从善如登，从恶如崩。”甚言上达之难而下流之易也。自修者诚能朝乾夕惕，不以小善为无益而不为，不以小恶为无伤而不去，则日进于高明，而尧、舜亦可几及也。

    子贡曰：“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

    更字，解作改字。

    子贡说：“过者，人之所不能无。故虽以君子之人，防检少疏，也有一时差错。但常人有过，惟恐人知，所以遂成其过；君子有过，即自认说：‘这是我差错了。’明白昭示于人，绝无一毫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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