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九

    阳货第十七

    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诸途。

    阳货，名虎，是季氏家臣，尝囚季桓子而专国政者。因孔子是鲁国人望，欲其来见己。孔子以货是乱臣，义不往见。阳货乃馈送孔子以蒸豚。孔子以货既加礼于己，不得不往以拜谢之，而其本心，实不欲相见。于是趁他不在家的时节，乃亦往拜之。盖虽不废乎报施之礼，而亦终不亏其不见恶人之义也。乃不期与之相遇于途中。

    谓孔子曰：“来！予与尔言。”曰：“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曰：“不可。”“好从事而亟失时，可谓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岁不我与。”孔子曰：“诺。吾将仕矣。”

    怀宝，是比人有道德，如怀藏着重宝一般。亟字，解作数字。

    阳货遇见孔子，迎而谓之说：“来，我与你说话。凡人有道德，则当摅其所蕴以济时艰。如有重宝，当售之于人，不可私也。苟徒怀藏其宝，而坐视国之迷乱，不为拯救，可以谓之仁乎？”孔子说：“仁者心存于救世，怀宝迷邦，不可谓之仁也。”阳货又问：“人之好有为者，则当乘时而出，以设施于当世。苟徒好从事，而每每坐失事机之会，可以谓之智乎？”孔子说：“智者熟察乎事机，好从事而亟失时，不可谓之智也。”阳货又说：“日月如流，一往不返，人之年岁日增，而不为我少留。及今不仕，更待何时？”孔子应之说：“及时行道，实士君子之本心，吾将出而仕矣。”阳货所言，皆讥讽孔子的意思。不知夫子抱拯溺亨屯之志，本未尝怀宝失时，而亦非不欲仕也，但不仕于货耳。故直据理答之，不复与辩。盖圣人之待恶人，不激不随如此。

    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孔子说：“天之生人，本同一性。虽气有清浊，质有纯驳，然本其有生之初而言，同一天地之精，五行之秀。其清而纯者，固可以为善；其浊而驳者，未必生成是恶人。彼此相去，未为大差，固相近也。及到形生神发之后，德性以情欲而迁，气质以渐染而变。习于善的，便为圣为贤；习于恶的，便为愚为不肖。于是善恶相去，或相什佰，或相千万，而人品始大相远矣。”夫以人之善恶，系于习而不系于性如此。则变化气质之功，乃人之所当自勉者也。岂可徒诿诸性而已哉？

    子曰：“唯上知与下愚不移。”

    这是承上章说：“人之初生，其性固为相近，然有一等气极其清、质极其粹，而为上知者；有一等气极其浊、质极其驳，而为下愚者。世间惟这两样人，美恶一定，非习之所能移。其在上知，是天生成的善人，虽与不善人居，不能诱之使为不善也。其在下愚，是天生成不善的人，虽与善人居，亦不能化之使为善也。善恶系于性而不系于习者，惟这两样人为然。”世间极智之人，固不常有；极愚之人，亦不多见。惟半清半浊、可善可恶者最多。此变化气习之功，在中人所不容已也。然尧舜犹谨危微之几，汤武不废反身之学，虽圣人不敢以上智自恃如此。桀纣恃其才智，荒淫暴虐，拒谏饰非，卒与下愚同辙，岂不悖哉？故曰：“气质之用小，学问之功大。”

    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

    武城，是邑名，在今山东兖州府地方。莞尔，是小笑的模样。偃，是子游的名。君子，是有位的人。小人，是细民。

    昔孔子行到武城县中，听得处处琴瑟歌咏之声。盖是时子游为武城宰，方以礼乐为教，故邑人皆弦歌也。夫子见当时皆不能用礼乐为治，而子游独能行之，故骤闻而深喜之。遂莞尔而笑，说：“言偃所治者小邑，何必用此礼乐之大道？譬如杀鸡者，何必用此屠牛之大刀乎？”子游不知夫子之意，乃对说：“昔者尝闻夫子说道，道本切于身心，人能学之，则各有所益。如在上的君子，治人者也，若使学道而有得，则能养其民胞物与之心，而推以爱人，是君子不可以不学道也。在下的小人，治于人者也，若使学道而有得，则能明乎贵贱尊卑之分，而易于驱使，是小人不可以不学道也。夫子此言，偃常佩服之久矣。今日武城虽小，安敢鄙其民而不教之以礼乐乎？”夫子因子游未喻其意，遂呼门人而告之说：“二三子听之，言偃之言，诚为当理，我前割鸡不用牛刀之言，特戏之耳。岂真谓小邑不可以大道治之哉？”盖深嘉子游之笃信，又以解门人之惑也。

    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说，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

    公山弗扰，是鲁大夫季氏之家臣，为费邑宰。末之之字，解作往字。

    昔鲁自文公以来，季氏世执国政，公室衰弱，君反受制于臣，如此者四世矣。至季桓子之时，有公山弗扰者，与阳虎共执桓子，遂据费邑以叛。因使人聘召孔子。孔子尝愤宗国之陵替，疾季氏之不臣，而思以匡之久矣。今幸其家臣内叛，衅起私门，倘可因其可乘之隙，而运吾转移之术，则亦振鲁兴周之一机也，故因其来召而遂欲往应之。乃子路不达孔子之意，艴然不悦，说：“夫子之齐之鲁，道既不行，身无所往，亦可以止矣。何必又往应公山之召，而徒取失身之辱乎？”是不知公山弗扰之叛，乃叛季氏，非叛鲁也。孔子之欲往，非为公山弗扰，乃为鲁也。故不得已而晓之说：“今世莫我知，无能召我而用之者。今公山氏特来召我，斯其意岂徒然哉？殆必有以用我也。当此之时，如有委我以国、授我以政，而能用我者，我必将修纪纲之废坠，正名分之陵夷，举文武周公之治，而整顿于今日，使秉礼之宗国，复西京之旧俗，而鲁其为东周矣乎？”孔子自表其用世之志，以晓子路如此。而其拨乱反正之微权，转移化导之妙用，则有未易窥者。然考之《春秋传》，公山弗扰与季氏战，兵败奔齐，而孔子亦竟未应其召。道之将废，而鲁之终于不振也。可慨也夫！

    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

    侮，是侮慢。任，是倚仗的意思。

    子张问为仁的道理于孔子。孔子教之说：“仁道虽大，不外于心。心德之要，凡有五件。若能于此五者，体验扩充于身心之间，推行运用于天下之大，则其心公平，其理周遍，天德全而仁在是矣。”子张因请问其目。孔子说：“所谓五者，一是恭敬，二是宽容，三是信实，四是勤敏，五是惠爱。其名虽异，都是心德之所散见，缺一不可言仁者。然五者亦人所同具，有感必通的。诚能恭以持己，则在下的人，自然畏惮、尊仰，而无敢侮慢矣。宽以容众，则在下的人，自然心悦诚服，而归服于我矣。言行一于诚信，则人都倚靠着我，而无所疑贰矣。行事勤敏快当，则所为无不成就，而动必有功矣。恤人饥寒，悯人劳苦，而恩惠及人，则感吾之恩者，莫不尽心竭力，乐为我用矣，又岂不足以使人乎？五者之效如此，汝能兼体而力行之，则天德流通，物我无间，而仁之体用皆备矣，可不勉哉？”

    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闻诸夫子曰：‘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

    佛肸，是晋大夫赵简子的家臣，时为中牟宰。磷，是薄。涅，是染皂之物。缁，是黑色。匏，是大匏，味苦而不可食者。时晋室微弱，政在六卿。赵简子与范中行相攻，其家臣有佛肸者，因据中牟以叛。

    一日，佛肸使人来召孔子，孔子即欲应其召而往见之，盖亦欲应公山弗扰之意也。子路不达而阻之，说：“昔者我闻夫子有言：‘凡人有悖理乱常，亲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其党，惟恐其浼己故也。’今佛肸据中牟以畔，正是亲为不善的人，君子当远避之不暇，而夫子乃欲往应其召，是辱身而党恶也。何自背于昔日之言乎？”孔子晓之说：“汝谓身为不善，君子不入，此言诚然，我诚有此言也。然人固有可浼者，有不可浼者。譬之于物，凡可磨而薄者，必其坚之未至者也。独不曰天下有至坚厚者，虽磨之，安能使之损而为薄乎？凡可染而黑者，必其白之未至者也。独不曰天下有至洁白者，虽染之，安能使之变而为黑乎？夫物有一定之质，尚不可变，我之志操，坚白自处固已审矣，彼虽不善，焉能浼我乎哉？且君子之学，贵适于用，我岂若彼匏瓜者哉？呺然徒尔悬系，而不见食于人，则亦弃物而已，何益于世哉？然则，佛肸之召，我固当有变通之微权，而君子不入之说，有不可以概论者矣。”

    按：孔子前于公山之召，则以东周自期；此于佛肸之召，则以坚白自信。盖圣人道大德宏，故能化物而不为物所化。若使坚白不足而自试于磨涅，则己且不免于辱，何以能转移一世乎？君子处世，审己而动可也。

    子曰：“由也，汝闻六言六蔽矣乎？”对曰：“未也。”“居！吾语女。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

    有所遮掩叫作蔽。荡，是放荡。贼，是伤害于物。绞，是急迫的意思。

    昔子路负直谅、刚勇之资，而少学问陶镕之力。故孔子呼其名而问之，说：“人之偏于所向者，有一件好处，便有一样遮蔽，总之有六言，而六蔽随之。汝曾闻之否乎？”子路时方侍坐，遂起而对说：“由未之闻也。”孔子说：“汝复坐，我当一一告汝。盖天下之事，莫不有理，人必好学穷理，而后所行为无蔽。不然，则虽才质之美，制行之高，亦将有所遮蔽，而无以成其德矣。如仁主于爱，本美德也，而所以用其爱者，有理存焉；若但知爱人之为美，而不好学以明其理，则心为爱所蔽，将至于可陷可罔，而人己俱丧矣，岂不流而为愚乎？智主于知，亦美德也，而所以通其智者，有理存焉；若但知多智之为美，而不好学以明其理，则心为智所蔽，将至于穷高极远，而无所归着矣，岂不流而为荡乎？有言必信，亦美德也，而所以成其信者，有理存焉；若但知信实之为美，而不好学以明其理，则心为信所蔽，将至于期必固执，而伤害于物矣，岂不流而为贼乎？直而无隐，亦美德也，而所以行其直者，有理存焉；若但知直道之为美，而不好学以明其理，则心为直所蔽，将至于径情急迫，而无复含弘之度矣，岂不流而为绞乎？遇事勇敢，亦美德也，而所以奋其勇者，有理存焉；若但以勇敢为尚，而不好学以明其理，则心为勇所蔽，必将恃其血气之强，肆行而无忌矣，岂不流于乱乎？刚强不屈，亦美德也，而所以全其刚者，有理存焉；若但以刚强为尚，而不好学以明其理，则心为刚所蔽，必将逞其轻世之志，放旷而不羁矣，岂不流于狂乎？”夫仁、智、信、直、勇、刚六者，美行也；愚、荡、贼、绞、乱、狂六者，恶名也。人惟足己而不学，见理之不明，遂使美者化而为恶，而况其生质之不美者乎？于此见气质之用小，学问之功大。是以古之帝王，不恃其有聪明绝异之资，而必以讲学穷理为急，诚恐其流于过中失正而不自知也。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兴，是兴起。观，是观感。群，是群聚。怨，是怨恨。

    孔子呼门弟子而教之，说：“《诗》之为教，有益于人甚大，尔小子何不于《诗》而学之乎？盖《诗》之所言，有善有恶；学之，则善者可以为劝，恶者可以为惩，而吾心好恶之机，将有勃然不能自已者，故可以兴。《诗》之所载，有美有刺；学之，则美者可以考见其得，刺者可以考见其失，而吾身行事之实，将有惕然因之感动者，故可以观。其叙述情好，于和乐之中，不失庄敬之节；学之，则可以处群，虽和而不至于流矣。其发舒悲怨，于责望之下，犹存乎忠厚之情；学之，则可以处怨，虽怨而不至于怒矣。近而家庭之间所以事父的道理，远而朝廷之上所以事君的道理，莫不备载于中；学之，则可以为忠臣孝子，而大伦克尽矣。且其情景所发，或因鸟兽以起兴，或托草木以寓言，其中称名不一，取类至繁；学之，则可以多识鸟兽草木之名，而小物亦察矣。夫《诗》之有益于人如此，尔小子岂可以不学乎哉？”然《诗》之为教，不但学者所当诵习也，《关雎》《麟趾》为风化之原，《凫鹥》《既醉》乃太平之福。《天保》以上，所以治内；《采薇》以下，所以治外，王道莫备于斯矣。为人主者，亦不可以不究心焉。

    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

    为，是习学。《周南》《召南》，是《诗经•国风》之首篇。

    昔周文王与其后妃俱有圣德，修身、齐家，以令于国中。又使周公治陕以西，召公治陕以东。由是风化自北而南，远被于江汉之域，故诗人咏歌其事。《周南》之诗，自《关雎》以下，言文王后妃闺门之化行于南国者也；《召南》之诗，自《鹊巢》以下，言南国诸侯夫人与大夫之妻，皆被文王后妃之化而成德也。孔子教其子伯鱼说：“汝尝学夫《周南》《召南》之诗矣乎？盖《周南》《召南》两篇所言，皆修身、齐家之事，于人伦日用最为切要。学者须把这两篇诗，讲诵玩味，身体力行，乃为有益。人若不学《周南》《召南》，则无以正性情、笃伦理。身且不知修，家且不知齐矣，安望其能经邦而济世、化民而移俗哉？譬如正对着墙面站立的一般，咫尺之地，隔碍障蔽，一物无所见，一步不可行矣，况其远者乎？”甚哉！二《南》之切于人，不可以不学也。然《大学》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人君一身，乃万国之仪刑，未有不修身齐家，而可以治国平天下者。则二《南》之诗，岂独为学者之所当习哉？

    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

    孔子见世之用礼乐者，专事其末，而不知探其本也，故发此论。说道：“先王制礼，以交神人、恰上下，固未有不用夫玉帛者。然必先有个恭敬、诚悫的意思存之于中，然后用玉帛以将之；若无是敬，则虽玉帛交错，不过虚文而已。然则所谓‘礼云礼云’者，岂徒玉帛云乎哉？先王作乐，以养民德、导民和，固未有不用夫钟鼓者。然必先有个欣喜欢爱的意思蕴之于心，而后用钟鼓以宣之；若无是和，则虽钟鼓铿锵，不过虚器而已。然则所谓‘乐云乐云’者，岂徒钟鼓云乎哉？”盖先王以礼乐教天下，皆本之和敬之实德，而发之于仪文节奏之间。后世徒事于文，而不求其本，故孔子叹之如此！

    子曰：“色厉而内荏，譬诸小人，其犹穿窬之盗也与？”

    厉，是威严。荏，是柔弱。穿窬，是剜墙凿壁为窃盗之事者。

    孔子说：“人必表里相符，然后可谓之君子。今有人焉，观其外貌，则威严猛厉，似乎确然有守、毅然有为的人；而内实懦弱，见利而动，见害而惧，全无执持刚果的志气。这等的人，中实多欲，而貌与心违，譬之小人，就如盗窃一般。黑夜里剜墙凿壁，偷了人家财物，外面却假装个良善的模样，惟恐人知，岂不可耻之甚哉？”孔子深恶作伪之人，故儆之如此。

    子曰：“乡原，德之贼也。”

    原字，当作“愿悫”的愿字，是谨厚的意思。乡原，是乡俗中一样软滑的人。人都称他为谨厚，所以叫作乡愿。贼字，解作害字。

    孔子说：“人之有德者为君子，悖德者为小人，不难辨也。惟有一样人，名为‘乡原’者，居之似忠信，而非忠信；行之似廉洁，而非廉洁。其自处柔佞而不肯立异，其待人软款而惟求取悦，是以人人都道他好。这样人似德非德，而反乱乎德，乃德之害也。”盖行合乎道之中，事出乎理之正，这才叫作德。今乡原不顾道理之是非，只图流俗之喜悦。人见他以此得人心、取声誉，便都慕效他，以是为德，而不复知有大中至正之道。其惑人心、坏风俗，岂不甚乎？所以说“乡原，德之贼也”。

    子曰：“道听而途说，德之弃也！”

    道、途，都是人行的路。

    孔子说：“人之实心为学者，于凡天下道理，或得之师友之所传授，或考诸典籍之所记载，就便存之于心，身体而力行之，以求实得于己，方为有益。若有所闻而不体会于心，只把来放在口中谈论讲说，这是入耳出口之学。譬如道路上听了一句言语，就在途路上与人说了。如此，则虽闻善言，不过以资口说而已，何能有诸己哉？所以说德之弃也。”

    子曰：“鄙夫可与事君也与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

    鄙夫，是庸恶陋劣之人。患，是忧患。

    孔子说：“为人臣者，必有忘身之诚，而后可以语事君之义。有一等鄙夫，其资性庸恶，全无忠义之心，识趣陋劣，又乏刚正之节，若此人者，终岂可使之立于朝廷之上，而与之事君也与哉？何也？盖所贵于事君者，惟知有君而不知有身也。乃鄙夫之心，止知有富贵权力而已。方其权位之未得，则千方百计徼幸营求，汲汲然惟恐其不能得之也。及其权位之既得，则千方百计系恋保守，兢兢然惟恐其或失之也。夫事君而一有患失之心，则凡可以阿意求容、要结固宠者，将何事不可为乎？小则卑污苟贱，丧其羞恶之良；大则攘夺凭陵，陷于悖逆之恶，皆生于此患失之一念而已。以此人而事君，其害可胜言哉？”然君臣之义，本无所逃，而忠君爱国之臣，亦鲜不以得君为念者。但忠臣志在得君，鄙夫志在得禄。忠臣得君，志在任事；鄙夫得君，志在窃权。心术之公私少异，而人品之忠奸顿殊，明主不可不察也。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荡；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诈而已矣。”

    疾字，解作病字。凡人气失其平则致病，故人之气质有偏者，亦谓之病。亡字，与有无的无字同。狂，是志愿太高的人。肆，是不拘小节。荡，是放荡。矜，是持守太严的人，即狷者也。廉，是棱角峭厉。忿戾，是忿争乖戾。愚，是昏昧不明的人。直，是直戆。诈，是虚诈。

    孔子叹说：“人之气禀中和者少，偏驳者多。一有偏驳，则行有疵病而谓之疾。然古之时，风气淳厚，其间虽有三样资禀偏驳、过中失正的人，然皆质任自然，本真犹未甚凿也。今则淳者日入于漓，厚者日趋于薄，不但气禀中和者绝不复见，就是那三样病痛的人，或者也没有了。盖古之人，有志愿太高、锐意进取的，这是狂之疾。然其狂也，不过志大言大，不拘小节，肆焉耳矣。若今之所谓狂者，则不顾礼义之大闲，纵放于规矩之外，而流于荡矣。古之人，有赋性狷介、持守太严的，这是矜之疾。然其矜也，不过立崖岸，有棱角，示人以难亲，廉焉耳矣。若今之所谓矜者，则逞其刚狠之气，动至与人乖忤，而流于忿戾矣。古之人，有资识鲁钝、暗昧不明的，这是愚之疾。然其愚也，不过任性率真，径行自遂，直焉耳矣。若今之所谓愚者，则反用机关，挟私妄作，而流于诈矣。”夫狂而肆焉，矜而廉焉，愚而直焉，此虽气质之偏，而本真未丧。若加以学问磨砻之功，其病犹可瘳也。至于肆变而荡，廉变而忿戾，直变而诈，则习与性成，将并其习之本然俱失之矣，欲复乎善，岂不难哉？所以说，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夫子此言，盖深叹时习之偷，而望人以学问变化之功者至矣。

    子曰：“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

    朱，是正色。紫，是间色。郑声，是郑国之音。雅，是正。利口，是巧言辩给之人。覆，是颠覆。

    孔子说：“天下之理，有正则有邪，而邪每足以害正。如色以朱为正，自紫色一出，其艳丽足以悦人之目，于是人皆贵紫而不贵朱，而朱色之美反为所夺，故所恶于紫者，为其能夺朱也。乐以雅为正，自郑声一出，其淫哇足以悦人之耳，于是人皆听郑声而不听雅乐，而雅音之善，反为所乱，故所恶于郑声者，为其能乱雅也。至若事理之是非，人品之贤不肖，本自有一定之论；乃有一种利口的人，把是的说作非，非的说作是，贤的说作不肖，不肖的说作贤，其巧言辩给，足以惑乱人意，耸动听闻；人主不察而误信之，必至于举动错乱，用舍倒置，正人远去，小人得志，而邦家之颠覆不难矣。然则利口之所以可恶者，岂非以其能覆邦家也哉？”

    按，孔子此言，其意专恶利口之人，借紫与郑声为喻耳。从古至今，邪佞小人谗害正直、倾覆国家者不可悉数，如费无忌、江充之流，虽父子兄弟、骨肉至亲亦被其陷害，况臣下乎？是以大舜疾谗说殄行。《大学》说：“屏诸四夷，不与同中国。”盖畏其流祸之惨毒，故深恶而痛绝之也。人君之听言，可不戒哉！可不畏哉！

    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述，是传述。

    昔孔门学者，多求圣人之道于言语之间，而不知体认于身心之实，故孔子警之，说道：“天下之道，以有言而明，亦以多言而晦。我自今以后，要绝然无言矣。”子贡正以言语观圣人者，即疑而问之说：“天下道理，全赖夫子讲明，然后门弟子得以传述。若夫子不言，则门人小子何所闻而传述之乎？”孔子晓之说：“子谓道必以有言而后传，独不观诸天乎？今夫天，冲漠无朕，何尝有言哉？但见其流行而为四时，则春、夏、秋、冬，往来代谢，而未尝止息也。发生而为百物，则飞、潜、动、植，因物赋形，而无所限量也。是天虽不言，而其所以行，所以生，则冥冥者实主之。盖造化之机缄，固已毕露于覆载之间矣，亦何俟于言哉？观天道以无言而显，则我之教人，固亦无俟于言矣。”盖圣人一动一静，莫非妙道精义之发，正与天道不言而成化一般。学者熟察而默识之，自有心领而神会者，岂待求之于言语之间也？故孔子前既以无行不与之教示门人，此又以天道不言之妙喻子贡，其开示学者，可谓切矣。

    孺悲欲见孔子，孔子辞以疾。将命者出户。取瑟而歌，使之闻之。

    孺悲，是鲁人，尝学士丧礼于孔子。一日来求见孔子。想当时必有得罪处，故孔子不欲与之相见，而托言有疾以辞之。然既辞以疾矣，又恐其不悟，乃俟传命者方出户，即取瑟而弦歌之，使孺悲闻而知其非疾焉。夫孔子于孺悲之见，本非疾也，而辞以疾绝之也。既辞以疾矣，又使之知其非疾警之也。使孺悲苟能省其过而迁于善焉，圣人亦岂终绝之乎？此所谓不屑之教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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