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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皆任意，却要感化得一家的人，使其无小无大，都在伦理之中，而无有参差不齐者，断无此理。所以说“身不修不可以齐其家”。

    右传之八章，释“修身”“齐家”。

    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

    这是解释经文齐家治国的说话。

    曾子说：“经文所谓‘欲治其国，必先齐其家者’谓何？盖家乃国之本，若不能修身以教其家，使一家之人有所观法，却能教训那一国之人，使之感化，绝无此理。所以在上的君子，只修身以教于家，使父子、兄弟、夫妇各尽其道，则身虽不出家庭，而标准之立，风声之传，那一国的百姓，自然感化，也都各尽其道，而教成矣。所以然者何也？盖家国虽异，其理则同。如善事其亲之谓孝，然国之有君，与家之有亲一般，这事亲的道理，即是那事君的道理。善事其兄之谓弟，然国之有长，与家之有兄一般，这事兄的道理，即是那事长的道理。抚爱卑幼之谓慈，然国之有众百姓每，与家之有卑幼一般，这抚爱卑幼的道理，即是那使众百姓的道理。”夫孝、弟、慈三件，是君子修身以教于家的。然而国之所以事君、事长、使众之道，不外乎此。此君子所以不出家而教自成于国也。

    《康诰》曰：“如保赤子。”心诚求之，虽不中，不远矣。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

    这一节是承上文说，见孝、弟、慈之理，是人心原有，不待强为的意思。

    《康诰》，是《周书》篇名。赤子，是初生的小儿。

    武王作书告康叔说：“为人君者，保爱那百姓，当如慈母保爱那初生的小儿一般。”曾子引此言而解释之说：“初生的小儿，不会说话，要保爱他，怎能够晓得他的意思？只是为母的爱子之心，诚切恳至。以其诚切恳至之心，而忖度赤子之意，虽不能一一都合着他，也差不远矣。然这个保赤子之心，人人自又不学自会。几曾见为女子的，先学会了抚养孩子的方法，然后才去嫁人？可见皆出于自然，而不待于勉强也。”夫慈幼之心，既出于自然，则孝弟之心，亦未有不出于自然者。但能识其端而推广之，则所以“不出家而成教于国”者，在是矣。

    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其机如此。此谓一言偾事，一人定国。

    这一节是言教成于国之效。

    仁，是以恩相亲。让，是以礼相敬。一人，指君说。贪，是好利。戾，是背理。机，是机关发动处。偾，是覆败。

    曾子承上文说：“‘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者，既本乎一理，又出于自然。人君果能以仁教于家，使一家之中，父慈子孝，欢然有恩以相亲，则一国之为父子的，得于观感，也都兴起于仁矣。能以让教于家，使一家之中，兄友弟恭，秩然有礼以相敬，则一国之为兄弟的，得于观感，也都兴起于让矣。若为君的，不仁不让，好利而取民无制，背理而行事乖方，则一国之人，也都仿效，而悖乱之事由此而起矣。夫一国之仁让，由于一家；一国之作乱，由于一人。可见上以此感，则下以此应，其机关发动处，自然止遏不住有如此。所以古人说道：一句言语说得差失，便至于坏事；人君一身行得好时，便能安定其国。正此之谓也。”为人上者，可不戒贪戾以绝祸乱之端，而躬行仁让以为定国之本哉？

    尧、舜帅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帅天下以暴，而民从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

    帅，是率领。令，是政令。恕，是推己及人的道理。藏，是存。喻，是晓喻。

    此承上文说，尧、舜之为君，存的是仁心，行的是仁政，是以仁率领天下也。那时百姓看着尧、舜的样子，也都感化，相亲相让，而从其为仁。桀、纣之为君，存心惨刻，行政残虐，是以暴率领天下也。那时百姓看着桀、纣的样子，他也都效尤，欺弱凌寡，而从其为暴。即此看来，可见人君一身，是百姓的表率，上行下效，理势自然。若使人君所好的是暴，而出令以教天下者却是仁，这便是“所令反其所好”了，那百姓每谁肯从他？惟其如此，所以在上位的君子虽教人为善去恶，是其职分，必先反诸其身。自家有这善，然后责成人，使他劝勉于善；自家无这恶，然后说人不是，使他改正其恶。这是推己及人，恕之道也。然后人才肯顺从我，我才能晓喻得人。若自家不能有善而无恶，恶却责人之善，正人之恶，这便是存乎己身者不恕了。如此而能晓喻人，使之从我为善而去恶，绝无此理，所以说“未之有也”。

    故治国在齐其家。

    这一句是通结上文。

    曾子又说：“看来一身之举动，一家之趋向所关；一家之习尚，一国之观瞻所系。人若不能修身而教于家，必不能成教于国。故人要治那一国的百姓，不必远求，只在乎修身以教于家而已，盖齐家是治国的根本也。”

    《诗》云：“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

    前面释齐家治国之意已尽，此以下又引《诗》而咏叹之，以足其意。

    《诗》，是《周南•桃夭》篇。夭夭，是少好貌。蓁蓁，是美盛貌。之子，指出嫁的女子。妇人以夫为家，故谓嫁曰归。宜，是善。

    诗人说：“桃树夭夭然少好，其叶蓁蓁然美盛，以兴女子之归于夫家，必能事舅姑以孝，事夫子以敬，处妯娌以和，待下人以惠，而一家之人无不相宜者。”曾子引之说道：“为人君者，必能处得那一家之人个个停当，如此诗所谓‘宜其家人’，方才可以教那一国的人，使之各有以宜其家也。不然，家人且不相宜，何以教国人乎？”

    《诗》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国人。

    《诗》，是《小雅•蓼萧》篇。

    诗人说：“一家之中，有长于我的是兄，我能尽其恭敬而善事之，感得为兄的也常常爱我，这便是‘宜兄’。有少于我的是弟，我能尽其友爱而善抚之，感得为弟的也常常敬我，这便是‘宜弟’。”曾子引之说道：“为人君者，必能善处自家的兄弟，如此诗所谓‘宜兄宜弟’，然后可以教那一国之人，使之亦有以宜其兄弟也。不然自家的骨肉尚不能相容，又何以教国人乎？”

    《诗》云：“其仪不忒，正是四国。”其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

    《诗》，是《曹风•鸤鸠》篇。仪，是礼仪。忒字，解做差字。四国，是四方之国。

    诗人说：“人君一身所行的礼仪，没有一件差错，便能表正那四国的百姓，而为下民之观法。”曾子引之说道：“为人君者，必是自家为父能慈，为子能孝，为兄能友，为弟能恭，所行的件件都足以为人的法则，如《诗》所谓‘其仪不忒’，然后百姓每皆取法他，父也去慈，子也去孝，兄也去友，弟也去恭，而四国无不正也。不然，自家一身且有差忒，又何以正国人乎？”

    此谓治国在齐其家。

    曾子既引三诗，又总结说：“观这三诗所言，虽有不同，皆是说‘治国在齐其家’之意。然则人君若欲治其国者，可不先齐家以为之本哉？”

    右传之九章，释“齐家”“治国”。

    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这是解释经文治国平天下的说话。

    下“老”字，是指父母；上“老”字，是尽事父母之道。下“长”字，是指兄长；上“长”字，是尽事兄长之道。兴，是兴起。恤，是怜爱。孤，是孤幼。倍，是违背。絜，是度。矩，是为方的器具。

    曾子说：“经文所谓欲平天下在先治其国者，谓何？盖言天下无不同之心，人心无不同之理，惟人君之倡导何如耳。如上能以事老之道，孝顺自家的父母，则国人便都兴起于孝，而善事其父母矣。上能以事长之道，恭敬自家的兄长，则国人便都兴起于弟，而善事其兄长矣。上能怜爱自家的孤幼，则国人也都如君上一般，慈其孤幼，而无有违背之者矣。这孝、弟、慈三件，上行下效如此，可见人心之理无不同也。一国之人心，既无异于一家，则天下之人心，又岂有异于国乎？所以在上的君子，因此有个絜矩之道，度其必同之心，处以各足之理，使天下凡有孝、弟、慈之愿者，皆得随分以自尽而无有不齐，就如那匠人制器的一般，度之以矩而使其无不方也。”这絜矩是平天下之要道（解见下文）。

    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絜矩之道。

    恶，是憎恶，心里不欲的意思。

    曾子复解“絜矩”二字之义，说道：“人之相处，有在我上面的，有在我下面的，有在我前后左右的，其心都是一般。假如上面的人以无礼使我，我所不欲也，便以我的心度量在下面的人，知他的心与我一般，亦不可以无礼使之。如下面的人以不忠事我，我所憎恶也，便以我的心度量在上面的人，知他的心与我一般，亦不敢以不忠事之。以此心往前后度量，或在我前面的人，我恶其以不善待我，便不以前人之加于我者而先加于后；在我后面的人，我恶其以不善待我，便不以后人之及于我者而施及于前。以此心往左右度量，或在我右边的人，我有所恶，便不以此交之于左；在我左边的人，我有所恶，便不以此交之于右。这是将人比己，体之无不周，以己处人，施之无不当，上下四方，均齐方正，就如那匠人之制方器，度之以矩而无有不方的一般，所以叫做‘絜矩之道’。”人君用此道以治天下，则天下之人，虽有万万不齐，而于天下之心，皆能一一不拂，天下有不得其平者乎？上文所谓“君子有絜矩之道”者，盖如此。

    《诗》云：“乐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

    《诗》，是《小雅•南山有台》篇。只，是语助词。

    诗人说：“在上位可嘉可乐的君子，即是百姓每的父母。”曾子即引此诗而释之，说道：“君子居民之上，有君之尊，何以说做父母？盖言君子能以民心为己心。如饱暖安逸之类，是百姓每心里所喜好的，君子便因其所好而好之，务要区处使他各得其所。如饥寒劳苦之类，是百姓每心里所憎恶的，君子便因其所恶而恶之，务要体悉，使他得免于患。是君子之与民同其好恶，如父母之爱其子矣。所以百姓每爱戴君子，亦如爱自家的父母一般。”这是能絜矩的，其效如此。

    《诗》云：“节彼南山，维石岩岩。赫赫师尹，民具尔瞻。”有国者不可以不慎，辟则为天下僇矣。

    《诗》，是《小雅•节南山》之篇。师尹，是周太师尹氏。辟，是偏僻。僇字，与刑戮的戮字同义。

    诗人说：“望着那南山，截然高大，山上的石头岩岩然堆起。如今尹氏做着太师，其势位之赫赫显盛，便与那高山一般，百姓每都瞻仰着他，却乃好恶不公，罔上行私，以致天下之乱。”这是诗人讥尹氏之辞。曾子解说：“有国家者，既为民所瞻仰，必须常常谨慎，凡事要合乎人心，若是不能絜矩，只徇一己之偏，民所好的不从民便，民所恶的不肯体恤，致得那天下之人都生怨恨，必然众叛亲离，而身与国家不能保守，所以说‘辟则为天下僇矣’。”这是不能絜矩的，其害如此。

    《诗》云：“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仪监于殷，峻命不易。”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

    《诗》，是《大雅•文王》篇。丧，是失。师，是众。配，是对。上帝，是天。仪字，当作宜字。监，是看着他的意思。道字，解做言字。

    诗人说：“如今殷家失了天下，便是我周家得了。当初殷家祖宗，不曾失了众人的时节，也曾受天眷命，君主天下，能与天作对来。因他后世子孙行的不好，失了人心，那天命便去了。今后我周家的子孙，就宜看着殷家的事，以为监戒，不可像他子孙行的不好。这上天峻大之命，去留无常，岂是容易保守的？曾子解说：“诗人所云，盖言为人君者，若能絜矩，而与民同其好恶，便得了众人的心，为民父母而得国；若不能絜矩，而好恶徇一己之偏，便失了众人的心，为天下僇而失国。”盖信乎峻命之难保也，有天下者可不兢兢业业，思所以得人心而保天命乎？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

    是故，是承上起下之辞。慎，是谨慎。德，即经文所谓明德。财，是货财。用，是用度。

    观上文说的，凡天命人心之得失，皆由于能絜矩与不能絜矩如此，可见有家国者，第一要紧的是修德。所以在上位的君子，虽事事都该谨慎，尤先要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的功夫，以谨慎在己之德，不使有一些怠忽昏昧，则己德克修，而絜矩之本立矣。既有了德，那百姓每个个都感化归顺，岂不是有人？既有了人，那百姓每所住的地方，处处都属其管辖，岂不是有土？既有了土，那土地中所出的诸般货物，自然都来贡献，岂不是有财？既有了财，则国家所需的诸般用度，自然足以供给，岂不是有用？盖君德既慎，则民心自归，其得众得国而有财用，固理之必然者也。

    德者，本也。财者，末也。

    本，是根本。末，是末梢。

    承上文说：“有德则有人，有土而有财用。可见德是为国的根本，第一紧要。财虽日用之不可缺，而有德则自然有财。譬之草木，根本既固，则枝梢自然茂盛，但当培其根本可也。夫知德为本，则在所当先；知财为末，则在所当后矣。”君子之所以先慎乎德者，其以是哉！

    外本内末，争民施夺。

    争民，是使民争斗。施夺，是教民劫夺。

    夫德既是本，乃所当重；财既是末，乃所当轻。若或将这德来看做外事，不思谨慎；将那财来看做自家的，专去聚敛，百姓每见在上的人如此，也都仿效，人人以争斗为心，劫夺为务，就如在上的教他一般，所以说“争民施夺”。这是财货不能絜矩的，其害如此。

    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

    承上文说，外本内末，民便争夺。民既争夺，必致离散。可见义与利不可并行，民与财不可兼得。若是外本内末，聚财于上，财虽聚了，却失了天下的心，那百姓每都离心离德而怨叛之，未有财聚而民亦聚者也。若是内本外末，散财于下，财虽散了，却得了天下的心，那百姓每都同心爱戴而自然归聚，未有财散而民亦散者也。这两样孰损孰益，有天下者当知所辨矣。

    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言，是言语。悖，是违悖不顺理。货，是财货。

    曾子承上文说：“财散则民聚，其实民之聚者，财不终散；财聚则民散，其实民之散者，财也不终聚。就如言语一般，若将不顺道理的言语加于人，人定也把那不顺道理的言语来回我，是悖而出者亦必悖而入也。若那财货是暴征、横敛，不顺道理取将进来的，终须也还散将出去，保守不得，是悖而入者亦必悖而出也。”不义之财，既是难守，积之何益？为人君者岂可以财为内，而不知所以慎其德乎！

    《康诰》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则得之，不善则失之矣。

    前面说先慎乎德，则有人有土，是能絜矩的；外本内末，则悖入悖出，是不能絜矩的。这一节又总结其意。

    《康诰》，是《周书》篇名。命，是天命。道字，解做言字。

    武王作书告康叔说：“惟是上天之命，或去或留，不可为常。”曾子解说：“这一句话是说为人君的，若能絜矩，而散财以得民心，便得了天命，所谓得众则得国也；若不能絜矩，而聚财以失民心，便失了天命，所谓失众则失国也。”天命不常如此，人君诚欲保之，岂可外本内末，而不知慎德以尽絜矩之道哉！

    《楚书》曰：“楚国无以为宝，惟善以为宝。”

    以下两节，是明不外本而内末之意。

    《楚书》，是楚国史官记事的书。宝，是贵重的物。

    《楚书》说：“昔楚国王孙圉聘于晋，晋大夫赵简子问他说：‘你楚国中有什么宝贝？’王孙圉对说：‘我楚国也没有什么宝，凡金玉珠石之类，皆不以为贵，只是有德的善人，能利生民，能安社稷，便以他为宝也。’”按史，当时楚有臣名观射父，能作命辞，取重于诸侯；又有臣名左史倚相，多读古书，练达典故，使主君能保先世之业，故楚国宝之。夫楚之所宝，不在金玉而在善人，是能不外本而内末者矣。

    舅犯曰：“亡人无以为宝，仁亲以为宝。”

    舅犯，是晋文公的母舅，名狐偃，字子犯。亡人，指晋文公说。

    在先晋文公做公子时，避骊姬之难，逃出在外，故称亡人。后来又遍历曹、卫、齐、楚，至于秦国。到秦国时，他父亲献公薨逝，秦穆公劝文公兴兵复国以为晋君。舅犯教文公对说：“我出亡之人，不以富贵为宝，只以爱亲为宝。若是有亲之丧，而无哀伤思慕之心，却去兴兵争国，便是不爱亲了。虽得国，不足为宝也。”夫晋之所宝，不在得国而在仁亲，是亦不外本而内末者矣。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断断兮无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孙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嫉以恶之；人之彦圣，而违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亦曰殆哉！”

    《秦誓》，是秦穆公誓告群臣的说话。断断，是诚一之貌。技，是才能。休休，是平易宽弘的意思。彦，是俊美。圣，是通明。不啻，解做不但。媢嫉，是妒忌。违，是拂戾。殆，是危。

    曾子以平天下之道，要紧在于公好恶，用贤才。而欲贤才之进用，又须得一个好大臣，付之以进退人才之任，然后用舍得宜，而国家蒙利也。故引用《周书》秦穆公之言说道：“我若有一个臣，断断然真诚纯一，他也不逞一己的才能，只是其心休休焉，平易正直，广大宽弘，能容受天下之善，见人有才能的，则心里爱他，如自己有才能一般；见人之俊美通明的，则其心喜好之，肫肫恳切，不但如其口中称扬之语而已。这等的人，着实能容受天下的贤才，没有虚假。若用他做大臣，将使君子在位，展布效用，把天下的事，件件都做得好，必能保我子孙，使长享富贵，保我黎民，使长享太平，而社稷受无穷之福矣。不庶几有利于国哉？若是个不良之臣，只要逞自己的才能，全无断断之诚，休休之量，见人有才能的，恐他强过自己，便妒忌憎嫌；见人是个俊美通明的，便百般计较，拂抑阻滞，使他不得通达。这等的人，心私量狭，实是不能容受天下的贤才。若误用他做大臣，将使君子丧气，小人得志，把天下的事，件件都做坏了，如何能保我的子孙，使他长久？又如何能保我黎民，使他安乐？乱亡之祸，将由此而致矣。不亦岌岌乎危殆哉！”夫国家之治乱，系于大臣之公私如此，则任用大臣者，可以知所择矣。然必人君自公其好恶，方能择任公好恶之大臣，而诚意正心之学，又自公其好恶之本也。欲保其子孙黎民者，不可不知。

    唯仁人放流之，迸诸四夷，不与同中国。此谓“唯仁人为能爱人，能恶人”。

    放流，是发遣。迸，是驱逐的意思。四夷，是四方夷狄之地。

    曾子说：“那嫉贤妒能的人，若是用他在位，善人必受其害；纵是不用，只与他同处在一国，他也会造谗结党倾陷善人，不可不遣之远去。但人君牵于私意，姑息了他，所以国家终受其害。独是仁德之君，至公至明，见得这样人为害不浅，即便放弃流徙之，驱逐在四夷边远地面，不许他同住在中国，以为善人之害，盖深恶痛绝，必除根而后已。这正是孔子所谓唯仁人能爱人、能恶人也。”盖仁人之心，至公无私，如明镜之不混于妍媸，如权衡之不爽夫轻重，故能使彦圣有技之人，皆得尽其用，而媢嫉之害，不及于国家。盖好恶之极其公，而能絜矩者如此。

    见贤而不能举，举而不能先，命也。见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远，过也。

    命字，当作慢字。过，是过失。

    曾子说：“贤人能利国家，举之不可不先也。彼人君之不知其贤者，固不足言矣。若明知他是贤人，却不能举用，或虽举用，又迟疑延缓，不能早先用他，这是以怠忽之心待贤人了，岂不是慢？不善之人，妨贤病国，去之不可不远也。彼人君之不知其恶者，固不足言矣。若明知他是不善的人，却不能退黜，或虽退黜，又优柔容隐，不能迸诸远方，是以姑息之心待恶人了，岂不是过？”夫善善而不能用，则何贵于知其善？恶恶而不能远，则何贵于知其恶？故人君之用舍，必任贤勿贰，去邪勿疑而后可。此曾子立言之意也。

    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是谓拂人之性，灾必逮夫身。

    前面说仁人能爱人，能恶人，是尽絜矩之道的。见贤不能举而先，见不善不能退而远，是未尽絜矩之道的。这一节是说不仁之人，与絜矩相反的。

    拂，是违拂。灾，是灾害。逮，是及。

    曾子说：“那谗邪乱政的恶人，是人所共恶的，本该退而远之，却乃喜其便己之私，反去信用他，这便是好人之所恶。尽忠为国的善人，是人所共好的，本该举而先之，却乃嫌其拂己之欲，反去疏弃他，这便是恶人之所好。夫好善恶恶乃人生的本性，今人之所恶，却去好他，人之所好，却去恶他，岂不违拂了人生的本性？既拂人性，必失人心；既失人心，必失天命，将见丧家败国，而灾害必及其身。”所谓“辟则为天下僇者”，此也。盖好恶乃人君最要紧处，若好恶不公，举措失当，不止民心不服，亦且那爱民的都去了，害民的都在位，天下实受无穷之祸。毒既流于天下，怨必归于一人，乃自然之理也。好恶之极其私，而不能絜矩者如此。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骄泰以失之。

    君子，是有位的人。大道，是絜矩之道。其端发于吾心，而其为用，能使天下之人各得其所，是个荡荡平平的大道理。

    曾子承上文说：“人之好恶，所以有公私之不同者，以其存心有不同也。是以君子有这絜矩的大道，其得其失，只看他存心何如。盖必忠以尽己而不欺，信以循物而无伪，则一心之中，浑然天理，于那好恶所在，才能以己度人而不差，推己及人而各当，便得了这絜矩的大道。仁人所以能爱人能恶人，而为民父母者此也。若或骄焉而矜夸自尊，泰焉而纵侈自恣，则一心之中私意障塞，于那好恶所在，不惟不肯同于人，且将任己之情，拂人之性，而流于偏僻之归矣，岂不失了这絜矩的大道。”不仁之人，所以好人所恶，恶人所好，而灾逮夫身者，此也。其得失之几如此，欲平天下者，可不存忠信而戒骄泰哉？

    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

    生，是发生。疾，是急忙的意思。舒，是宽裕。

    曾子说：“财用乃国家百务所需，当经理发生，使常有余，而所以发生之者，自有个正大的道理。盖货财皆产于地，若务农者少，则地力不尽，财何能生？必严禁那游惰之人，使他们都去务农，这是“生之者众”。凡官员人役的俸禄，都出于百姓每供给，若冗食者多，则钱粮未免虚耗，必将那冗滥的员役裁革了，惟是紧要不可省的方才存留，则冗食者少，百姓易于供给，这是“食之者寡”。农事各有时候，若差使不时，便迟误了他的农事，须轻省差徭，禁止工作，纵不得已而用民之力，亦必待冬间农隙之时，使百姓每都得以急忙去及时田作，这是“为之者疾”。财用出入，当有定规，若不樽节，未免匮乏，必须算计一年所入之数，以为所出之数，务于三年之中，积出一年的用度，九年之中，积出三年的用度，愈积愈多，使常有宽裕，这是“用之者舒”。夫生之众，为之疾，则有以开财之源，而其入也无穷。食之寡，用之舒，则有以节财之流，而其出也有限，闾阎不困于聚敛，而府库日见其盈余，常常足用，而不至于缺乏矣。”这是经国久远的规模，非一切权宜之小术可比，所以谓之大道也。然则有国者，岂必外本内末，而后财可聚哉？

    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

    发，是生发兴旺的意思。

    曾子说：“仁德之君，知道那生财的大道，只要使百姓富足，不肯专利于上，由是天下归心，而安处富贵崇高之位。这便是舍了那货财，去发达自己的身子。不仁之君，不知生财的大道，只要聚财于上，不管百姓贫苦，由是天下离心，有败国亡身之祸。这便是舍着自己的身子，去生发那财货。”夫以财发身者，本不求财也，而民心既得，实未尝无财；以身发财者，本以奉身也，而乃至于丧身，则财将何用哉！其利害之迥绝，不待较而知者也。

    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未有好义，其事不终者也。未有府库财，非其财者也。

    上，是君上。下，指百姓说。终，是成就的意思。

    曾子承上文“仁者以财发身”说：“君之爱民，仁也；民之忠于上，义也。上不好仁，而下不好义者有矣。若为人上者，轻徭薄赋，节用爱民，使百姓每都得其所，则那百姓每便都感激爱戴，如人子之于父母，手足之于腹心，各输忠悃以自效矣。岂有不好义以忠其上者哉？下不好义，固有不终其君之事者。今下既好义，则事使之分明，而爱戴之情切，把君上的事，就如自己的家事一般，皆为之踊跃趋赴，而竭力以图成矣。岂有有始无终使不能成就者哉？下不好义而人心离畔，固有不能保其府库之财者。今下既好义，则民供给于下，而君安富于上，把府库的财货就如自家的财货一般，皆为之防护保守，而长保其所有矣。岂有争夺悖出，使不能受享者哉？”下之好义而能忠于上者，其效如此，莫非上之好仁启之也。然则为人上者，可不以志仁为务哉！

    孟献子曰：“畜马乘，不察于鸡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孟献子，是鲁国的贤大夫。畜，是畜养。马四匹为乘，古时为大夫的，君赐之车，得用四马驾之。畜马乘，是士初试为大夫者也。察，是料理的意思。伐，是凿而取之。伐冰之家，是卿大夫以上丧祭得用冰者。百乘之家，是诸侯之卿有采地十里，可出兵车百辆的。

    孟献子说：“畜马乘的人家，已自有了俸禄，不当又理论那鸡豚小事，以侵民之利。伐冰的人家，俸禄越发厚了，不当又畜养牛羊，以侵民之利。百乘的人家，他的俸禄用度，既有百姓每的赋税供给，不当又畜养那聚敛之臣，额外设法，以夺取民财。比似有聚敛财货之臣，宁可有盗窃府库之臣。盖盗臣，止于伤己之财，而聚敛之臣，则至于伤民之命，其何忍畜之以为民害耶？”孟献子之言如此。曾子解说：“孟献子这几句言语，正是说有国家者，不当私利于己，而以利为利；只当公利于民，而以义为利也。”盖以利为利，则失了人心，败了国家，本是求利，却反有害；以义为利，则有人、有土而有财用，虽不求利，而利在其中矣。人君欲利其国家者，宜辨于斯。

    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彼为善之，小人之使为国家，灾害并至，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上一节言为国者当以义为利，此又言求利之有害也。

    长国家，是一国的君长。自字，解做由字。“彼为善之”一句，疑有阙误，其义未详。灾是天灾，害是人害。

    曾子说：“长国家者，当以义制利，而乃有专务聚敛财用者，岂是那为君上的本意要这等做，必是有奸利小人，欲借此以希宠干进，乃倡为敛财富国之说，以投其君之所好，人君不察而信用之，是以外本内末，专务财用，自此始矣。这等小人，若使他治国家，则必以聚敛为长策，以掊克为善谋，夺民之财以奉君之欲，将使民穷财尽，怨詈号呼，伤天地之和，生离畔之心，天灾人害，纷然并至，到这时节，虽有善人君子，也救不得了。求利之害如此。所以说，有国家者，必不可以利为利，但当以义为利也。”

    通看这一章书，可见治平之要，只是一个絜矩。絜矩之事，不止一端，而其大者，则在用人理财。用人理财皆与民同，不私一己，便是絜矩。然其本，则曰慎德、曰忠信。又在人君自明其德，自诚其意，方才知得千万人之心即一人之心，而能以我一人之心为千万人之心，此又絜矩之本，惟圣明留意焉。

    右传之十章，释“治国”“平天下”。

    此章之义，务在与民同好恶而不专其利，皆推广絜矩之意也。能如是，则亲贤乐利，各得其所，而天下平矣。

    凡传十章，前四章统论纲领指趣，后六章细论条目功夫。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第六章乃诚身之本，在初学尤为当务之急，读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