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经稗疏卷三

尤为差忒。

    盘庚

    迁于殷

    殷在盘庚以前称商，而不称殷。殷者，盘庚以所迁之邑为号也。殷墟之在淇县，见于经史者，班班可考。虽以姚馥老羌，亦知朝歌之为殷。而朱子曰“殷者，亳之别名”，蔡氏曰“殷在河南偃师”，何其疏而不察邪！殷之为字，本或作郼，音于机反。古者因、依声近，转借为殷。其地之在河北沫水之滨，罗长源考之已确。朱、蔡不审“涉河以民迁”之文，误以涉河而北为涉河而南，盖惑于《书序》“祖乙圮于耿”，连属“盘庚五迁”之上，乃不知有祖辛迁庇、南庚迁奄之事，而《盘庚》所云“我王来”者，谓南庚来奄，而非谓祖乙来耿也。大河在商，至大伾而北流。奄在河南，使盘庚迁亳，无事涉河矣。《序》云“盘庚五迁”，倘无奄、庇二都，不足五迁之数。孔氏以“汤居亳”“我往居亳”，当五迁之二，则汤固居亳，不得云迁。而盘庚誓众之日，尚未迁之于新邑，亦不得云“于今五邦”。缘祖辛、南庚虽迁而无诰众之书，故《书序》略而不纪。孔氏泥于《序》而屈《经》“五邦”之明文以从之，其亦陋矣。蔡氏亦疑盘庚之前当有五迁，而以《史记》“祖乙迁邢”当之。乃其以汤所旧居之亳为一迁，则弊与孔同。若《书序》谓之亳殷者，或亦承沩。而自盘庚迁殷之后，既未尝有再迁沫都之事，直至于纣，终始称殷。则纣所居，武王所克之殷，即盘庚所迁之殷可知已。且《经》之称述先王以警臣民者，不一而足，使返居汤之故都，则当昌言此为兴王之地，烈祖缔造之艰难，宜在光复，以为饬正浮言之大义，何乃幽质鬼神，而不一述旧德先畴也哉？况汤居亳而号商，盘庚反亳而践汤之迹，正不宜革故号以作民疑，惟殷本为郼，而地在沫邑，故可就新邑以立新名，而示更始。则殷在河南之说，其误明矣。

    说命上

    说筑傅岩之野

    孔传谓：“傅氏之严，有涧水坏道，常使胥靡筑护之。说代胥靡筑以供食。”按自周以前，无有刑人筑作之法。《舜典》所谓“流宥五刑”“金作赎刑”者，流止于徒，赎止于金，迨周穆王而未有改也。《周礼》之被刑者，亦但使守而不使作。以刑人充作役，则汉城旦、鬼薪之律耳。且当高宗之世，商法未骫，信令刑人操筑，亦不当使得雇人代作。且说既贤者，纵令乏食，自可就佣民间，何至辱身毁体，代罪人以求食乎？是知孔说之妄也。

    但《孟子》固云“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而蔡氏以筑为卜筑，则似过为说护困乏之短，而失其实矣。筑非居也。今人言卜筑者，亦谓作室之始，非言固居之也。赵岐曰：“傅说筑傅岩。”亦谓亲操畚筑，所以《孟子》云“劳其筋骨”。盖傅说方贫处，操筑室之事，适与武丁往求之人相遇，固不知其为自筑，或为人佣筑，或旧为营筑之匠，而要其舍畚杵而应弓旌，则同此一日之事也。若《史记》胥靡之说，则子长好奇之过，与孔氏同其失也。

    又傅说之“说”，本当如字读，或读作悦者非。悦非美德，古人不以命名。唐张说字道济，取傅说济川之义，而亦作失爇其，其可证也。

    说命中

    大夫师长

    《王制》《月令》《昏义》皆有九卿之文，郑氏以为夏、殷之制。《甘誓》称六卿。贾公彦云：“六卿并三孤而为九卿。”《白虎通》曰：“内爵公卿大夫，不变质文，内者为本，不改内也。”是殷之有卿明矣。殷有卿，而此不言卿，云“承以大夫”者，盖天子之卿或以诸侯入为之，或受地视侯而有百里之邦，则统谓之君公，而不谓之卿也。若诸侯之卿，自上大夫耳，不得称卿。后王有天下，君公有国，大夫有邑。有天下国者，建之邦。有邑者，设之都。卿或上视诸侯而有邦，或下视大夫而有都。卿为虚位，而无定禄，职守在廷之法纪，而不亲民事。故此言“建邦设都”“以乱民”，皆为有定土者言，上不及卿，而下不及士也。

    师者官师，秩亚于上士，而为有邦者治下邑者也。长，室老也，秩亚于中士，而为有都者宰私邑者也。大小相承，总为亲民分土之官。则士之仕于廷者，宜不得与。卿虽贵，而亦可略而不举也。此与《虞书》所言“有邦”“有家”之义同，而非泛叙群爵。古人义例精严盖如此。

    说命下

    遁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

    河云“入”，当是河内。亳云“徂”，亦以见小乙武丁之都于沫土，故居亳言往，而不言来也。高宗之所以遁者，以殷礼立弟。自祖丁之后，诸弟子争相代立，比九世乱。盘庚崩，弟小辛立。小辛崩，弟小乙立。小乙崩，子武丁立。以殷立弟以及嫡长子之序正之，则当立者盘庚之子，而非武丁也。所不当立而嫌于得立，故其在小乙存之时不能安于国，而必出遁以远嫌也。“入宅于河”，则渐逼矣。“自河徂亳”，则据先王之故都，而植之固矣。故小乙崩，得有所奉以入继，而废盘庚之子以立焉。《无逸》曰：“旧劳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即位而言“作”者，非所必承，作起而践大位也。故与祖甲之“不义惟王，旧为小人”同词，而非但如孔颖达所云：“其父欲使知民之艰苦。”盖亦分义与时势所迫，如汉孝宣、唐宣宗之事矣。小乙终废殷法，舍其兄之子而立其子，是谓私恩。若高宗所承之大宗，则终宜以盘庚为正。乃高宗过隆其父，居丧则亮阴，典祀则丰昵，其亦顾私恩而违公议。雉雊之变，实为之应。故祖乙亟以为不正，而亦有难于显言者。特戒之曰“罔非天胤”，则推崇盘庚以折高宗之邪心，亦可谓婉而至矣。高宗之颠末，见于《书》者极为详核，要其遁于荒野，则小乙之始念，束于家法与公议，且亦如宋缪公属国于与夷，而使其子冯出居于郑，特渐引之以入，而又树之于故都，则其父子之密谋，有不可掩者矣。《竹书》称小乙命世子武丁居于河，亦纪之失实，武丁固不得有世子之称也。而高宗于此追述已事，虽以自叹其失学，而殊有追憾已往、欣幸今日之意。且其在野、在河、在亳，密谋汲汲而无暇日，亦可想见其窥伺天位之实。则卜相而先佯为不言，又托之梦以服众，要亦其巧心之熟试也。周公以之与太戊、祖甲并称，而《易》讥之“惫”。高宗非三代之令主也。

    惟贤非后不食

    “食”，旧皆以为食禄之食。今按高宗即非令主，然何至以富贵骄人而嫚士如此。“食”之为言，用也，举也，举而起收用之，如六博之食子也。亦犹茹之释度，羞之释进也。后须贤以治，贤待后而羞其行，故相须之急焉。不然，“代食维好”，贤者岂忧终馁而以口腹仰人哉？

    西伯戡黎

    西伯

    吕伯恭诸儒皆以西伯为武王，朱、蔡以为不然，顾未有确证其非武王者。《竹书》记周之伐黎，在殷纣四十四年，为武王嗣位之三年，与《史记》异。顾《经》编《戡黎》于《微子》一篇之前。而祖伊所指陈纣之失德，亦未若微、箕所云之甚。使在文王既没之后，纣在位已久，恶已贯盈，而焚炙忠良、斫胫剖心之事，已习于毒，祖伊其能尽言不讳，而免于祸乎？且祖伊于纣末年而尚存，则武王克商，访箕子、式商容，而何不一及于伊邪？则祖伊已先殷亡而卒，非乘黎奔告之后，周师即至于牧野之西矣。况使武王因乘黎之势而师遂东，则下上党、出王屋、径按河北，又何迂道而渡孟津？则《竹书》之不足信，审矣。史以文王脱羑里专征伐之后，纣用费仲、恶来，诸侯益疏纣归周，西伯乃大举戡黎，在比干未死之先，而比干死于文王未薨之日，于《书》之次序为合，盖纣已释文王，赐之弓矢 钺，既置文王于膜外，而因诸侯归周，则又有忌周之心，故《序》曰：“殷始咎周。”而文王之伐黎，则以塞殷人西向之路，使不得由汾、晋而窥河右，盖亦以自固，而非以为取商之奇术，则亦不害其为至德矣。必谓文王不宜有伐黎之事，则密、崇之役，亦非敌国不相征之义，又将何以曲为之讳哉！

    《书经稗疏》卷三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