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经稗疏卷四上

    周书

    泰誓上

    惟十有三年

    武王克商之岁日月时，先儒纷讼不一。其以为己卯岁者，刘歆《三统历》与邵子《皇极经世》也。其以为辛卯岁者，《竹书》与唐一行也。以为武王即位之三年者，孔安国也。以为十一年起兵而十二年克商者，《竹书》也。以为十二年起兵而十三年克商者，《泰誓》经文与《家语》《管子》也。孔氏通文王受命之岁而计之，其诬妄不经，宋儒辨之详矣。

    天子受天命，侯伯受王命，盖曰“受命”。《中庸》曰“武王末受命”，受于天也。文王受命专征伐，受于纣也。词同而事异，昧者因惑焉。其以为十二年伐商而十三年克之者，一行以为通成君之岁是也。文王薨于己卯，而克商以辛卯，历年十三。嗣子定位于初丧，逾年改元，或为周制。而武王初立，犹用殷制也。至于以甲子纪之，则为辛卯而非己卯。一行据《国语》“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鼋”，上推千岁，合符不爽。建亥之月戊子日在箕十度，晨初月在房四度，建子月朔日庚寅，日月会南斗一度，辰星夕见斗二十度，惟辛卯岁为然。则一行之精密，非刘、邵之所能与矣。《三统历》以文王薨之己卯为克商之年，差十二年。而邵子以克商之辛卯为昭王之三年，乃以商武丁三年当王季即位之十七年。己卯岁为克商之年，其差七十二年，月不在房，辰不在斗，星不在天鼋，以岁差六十七年一度准之，日尚在斗杪，为星纪之初，而非析木之津也。则折中归一，其为武王逾年改元之十二年辛卯岁，定矣。朱子以四月有丁未推之，谓诸家历以此年二月有闰。不知所谓“此年”者，己卯乎？抑辛卯乎？如必辛卯而有闰，则非己卯亦审。闰之积差，未有相去七十三年，而同于建卯之后月无中气者也。文王薨以己卯，生以癸卯。武王崩以丙申，生以甲子。文王二十二而生武王，世传十三而举武王者，妄也。陈氏谓二十四而生武王者，亦误也。文王以己巳岁得太公以为师。其先囚于羑里，太公未尝归周也。以武王生于甲子计之，年已六十有五，而后邑姜归焉。既无莫年方娶之理，若以为继室，则礼无二嫡，诸侯固不再娶，斯《礼记》梦龄之说，固不足信。武王实不以甲子生，而亦无九十三年之寿也。

    至于克商月日之差，《汲冢书》云：“一月丙辰旁生魄，若翼日丁巳，王步自于周，伐商。越若来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朝至，接于商。四月既旁生魄，越六日庚戌，武王朝至，燎于周。”又曰：“维四月乙未日，武王成辟四方。”以武王发周之日较之，《武成》亦异。今按《武成》所云一月者，建子之月也。以前建亥之月晦前一日戊子，月晨在房四度，周师初起，又五日而武王始出，知其为建子之月也。建子之月朔日庚寅，四日癸巳，王乃躬莅六师。其月二十九日戊午，渡河而北。建丑之月朔日庚申，五日甲子昧爽克商。建卯之月丁未祀于周庙，庚戌大告《武成》。甲子去丁未一百四日，建丑月五日去建卯月十九日止六十四日，而多四十日，则是年之闰，盖在周正三月之后，而不在夏正二月之后也，与朱子所引历家之言为殊。若如《汲冢书》之以丙辰为一月望后之一日，则云甲子八日，二月五日不得为甲子，而与其曰“既死魄，越五日甲子”者，自相背戾矣。其曰“既旁生魄，越六日庚戌”，以一行所推，建卯之月十六日甲辰望，十七日为旁生魄，六日而得庚戌为二十二日，则与《武成》合而不爽。今以一行之法，推《泰誓》《武成》之月日，则周师起于庚寅岁夏正十月之二十九日，或二十八日。 武王即戎于夏正十一月之四日，灭商于夏正十二月之五日，武王反丰以夏正二月之三日，祀庙于十九日，柴望于二十二日。而蔡氏以戊午为一月二十八日，甲子为二月四日，既用《三统历》所推辛卯为建寅月朔，后《一行历》一日，而谓建子之月为二月，则以商正纪事，而不知史成于有周受命之后，称年而不称祀，则其为周正无疑也。以周正纪事，四月为夏正之二月，则十有三年春大会于孟津，亦以夏时冠周月。如《春秋》之所谓“春王正月”者，其实冬也。盖癸巳为建子月之四日，则甲子必为建丑月之五日。而林氏谓“日行三十里”，丰去孟津九百里，孟津县至西安府八百四十里。 凡三十日而自丰至孟津，程期吻合。使以夏正十一月四日自周于征，而次年二月五日乃至孟津，则在涂凡九十一日，师老粮匮于未见敌之地，太公不如是之拙。而况注已明言一月二十八日，则非夏正建卯之二月为已明，徒于春会孟津之下，力辨其为夏正之春，借注之矛，攻注之盾，而已足矣。《春秋》以夏时冠周月，朱子力辨胡氏之非，因疑春会于孟津之误，不知孔子宪章文、武，作《春秋》以尊王，固必以周之所谓春而为春，则朱子之未达，而胡氏创制之说亦非矣。《诗》曰：“四月维夏，六月徂暑。”言“维夏”则本非夏，而维时谓之夏也。“徂暑”者，往而向暑也。使为夏正之四月，则固然其夏，而不待曰“维夏”，六月暑已极，而不当言“徂暑”也。是周之纪四序，固一以建子为春矣。若《豳风·七月》之诗，以夏正纪时物，则以公刘迁豳在夏之世，承公刘而用夏尔。周师之起，以武王成君之十二年建亥月。武王于征，在其明年一月之四日，故谓之十有三年。若以夏正纪月，而用逾年改元之法纪岁，则孟津之会在武王十一年之十一月，而牧野之役在十二月。《序》用汉人已改夏正之时月，从周制逾年改元之典礼，谓之十一年亦可。此《经》文与《序》《竹书》与《唐历志》异说同揆，原不相悖也。而汉儒通算文王九年为武王之年，《经世》上涉武丁之己卯，《汲冢书》丙辰、丁巳之讹，则皆参差龃龉，其误易见，不劳辨而自破矣。上推往古之日月，是非固为难辨，诚有如朱子之疑。乃幸而有七政行度之可推，见于《国语》，则十三年春大会于孟津，实辛卯岁夏正十一月二十九日戊午。考于历而合，考于《经》而合，考于《国语》而合，斯可信已。

    宜于冢土

    注云：“冢土，大社也。”按天子为民立社曰大社，自立社曰王社。诸侯为民立社曰国社，自立社曰侯社。有大师则设军社。军社为军而设，不在大社、王社、国社、侯社之列。《绵》之诗曰“乃立冢土，戎丑攸行”，明军社之为戎行设也。盖二社为国所凭依，无可迁行之礼，故《春秋传》曰：“不有居者，谁守社稷？”则君行而社不与俱行矣。乃以大师所次，民聚而君在焉，则军舍而居然国容。以祈以报，不容无主，则别立冢土以为军行之社，师出则载以行。斯国社不移，而军自有社。故《诗》曰“戎丑攸行”，而礼谓之设，明其非大社矣。

    周当太王之世，遵用殷礼，则预立冢土以待戎行，武王承之。至周公定礼，以冢土预立，无事则嫌于渎设，乃废预立之制。而有大师，则暂立焉，故小宗伯之职曰：“若大师，则帅有司而立军社。”肆师之职曰：“凡师甸用牲于社宗。”而郑玄曰：“社，军社也。”武王以前，冢土预立，则师将行而宜祭亦于此社，周公以后，军社不预立，则先宜于大社，而后立军社。故《周礼·大祝》曰：“大师宜于社，造于祖。”设军社先宜而后设，则所宜者非所设矣。而《春秋传》之“祓社衅鼓，祝奉以从”，祝为师祝，而社亦军社。其国社、侯社，固自若也。武王之所宜者，太王所立之军社。《周礼》所云“大师宜于社”者，自王畿之大社，既不可泥《礼》以说《书》，而太王为殷之侯国，有国社而无大社，则冢土不得有大社之名。《毛传》曰：“美太王之社，遂为大社。”则又泥《礼》以说《诗》，均于失已。

    牧誓

    庸、蜀、羌、髳、微、卢、彭、濮

    按此八国，传注多有疏失。今考：庸，上庸也，在今郧阳竹溪县西。蜀国本在成都，帝喾支庶所封，世为侯国。羌者，参狼、白马之羌，汉为武都之羌道，今文县千户所其地也。髳，按《说文》云：“汉令有髳长。”大县曰令，小县曰长，今考《汉郡国志》无髳县，惟蜀郡属国有旄牛县，《华阳国志》云：“旄，地也。在今黎州安抚司。”微者，《华阳国志》：“上庸郡之微阳县也。”计其为国，当在竹山、房县之间。卢者，《汉郡国志》南郡有中卢县。《襄阳耆旧传》曰：“古卢戎也。”《春秋传》：“罗与卢戎两军之。”卢地近罗，罗在宜城西山中今南漳县地，则卢戎之国，当在谷城、保康之间矣。彭，苏氏以为武阳之彭亡聚，则是眉州之彭山县。《唐元和志》云：“周末彭祖居此而死。”《汉志》亦云“有彭祖冢”，乃彭祖为殷大夫，而殷固有彭国，不因彭祖得名，则苏说非也。又《一统志》以成都之彭县为古彭国，乃天彭门之号，创于李冰，亦非古国名，而《经》文与卢、濮并举，不与羌、蜀相连，则亦非也。《春秋传》云：“伐绞之役，楚师分涉于彭。”今酉阳平茶有彭水，于地太远。故杜预曰：“彭水在新城昌魏县。”昌魏在房县北，则彭之为国滨于彭水，当在上津县之南也。濮与麇为邻，故《春秋传》云：“麇人率百濮聚于选。”麇今郧阳府治，其东则楚也，其西则濮也。是濮之为国，夹汉水而处，居郧阳之上流，在白河之东南矣。在周之西南者，由庸而蜀，由蜀而羌，由羌而髳，皆以自东而西为序。在周之东南者：由微而卢，由卢而彭，由彭而濮，皆以自南而北为序。而庸、蜀、羌、髳亘处千里之外，微、卢、彭、濮聚于数百里之境，则大小远近固有不齐，要则《诗序》所谓“南国”也。庸宜连微、卢以纪，而连蜀者，或以其国之大而先之，或以庸居七国之中而为之统率也。传注谓微在巴蜀，彭在西北，濮在江、汉之南，羌为先零、 开、彭为彭亡聚，同归于误。

    以役西土

    四字，孔传义既不谐，蔡注谓“勿迎击之，以劳役我西土之人”，则不恤彼之见杀，而以举刃为劳，其言亦甚不仁矣。役，服役也。以，用也，以归也。言降者勿杀，当以之而归，使服役于西土也。《经》文本皎然可见，何必巧于立说，以为惨刻之言哉！

    武成

    步自周

    蔡注云：“周，镐京也。”今按：武王迁镐，在武成之后，《文王有声》之诗可考也。其诗之五章曰：“丰水东注，维禹之绩。四方攸同，皇王维辟。”言四方会同于丰，以臣服于周，而武王成其为君也。其八章曰：“丰水有芑，武王岂不仕。”言武王之有事者，始基于丰也。其六章曰“镐京辟雍，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者，言武王迁镐，当天下大定之后，四方皆服，不但底定东土而已也。其七章曰：“考卜维王，宅是镐京。”言武王已正号称王，而始卜宅也。则迁镐在武成之后明矣。且此篇下文云：“王来自商，至于丰。”其归也于丰，则其往也亦于丰。而蔡氏乃云：“文王旧都，周先王之庙在焉。”夫迁国者必迁其宗庙，武王居镐而庙在丰，将庙不与并迁，而镐无庙与？是弃其祖考而远之也。抑丰、镐之皆有庙与？此汉丰沛高庙、唐东都太庙之所以为失礼，而武王不宜尔也。且丰、镐而皆有庙，则自可告武成于镐庙，抑不当舍镐而至丰矣。蔡氏之云尔者，以《召诰》亦云“步自周”，疑其同为镐京，不知《召诰》在迁镐之后，自可谓镐为周，词同而实异也。盖周本以岐之周原为国号，都屡迁而号仍故，亦犹商之十三迁而仍商洛之名，则岐本周也，丰亦周也，镐亦周也，乃至东迁郏鄏而犹然周也。岂得以《召诰》步自之周，为此步自之周哉！

    放牛归马

    孔传云：“华阳、桃林，非长养牛马之地，欲使自生自死，天下不复乘用。”释《书》之童 可笑，未有如此之甚者！华阳、桃林在王畿千里之内，亦民居之井庐也。放而使之逸，则其蹂践嘉谷者，为害既不可胜言，而虽以比屋可封之民，牛马在野，弃而弗问，亦未有不招系而奄有之者。使周民之朴愿至于此极，将《费誓》所云“窃牛马”者，徒非武王之天下，周公之国乎？假令群驱牛马于山野之地，不待匝月而尽为人有，不但人贪牛马，牛马固依人也。人有之而不禁，则无主之物，人所必争，是教之以攘夺也。如其禁之，则是悬之饵而驱民于阱也。且牛随牛，马随马，以至于人之阑厩，必欲驱之入山，亦奔走其民而日不给矣。况乎欲示销兵，则当自兵甲始。兵甲之用，唯以资战，而他无所庸，不如马之可以驾乘车，牛之可以驾收获之役车而尤可耕也。有可他用之牛马，弃之而唯恐死亡之不速，无可他用之兵甲，何不焚之沈之之为快乎？故曰“兵，凶器也”，不曰牛马凶器也。然且于兵则衅而藏之，于甲则橐而敛之，是所云不复用兵者，亦以安一时之反侧，而非谓永不复用也。吕氏谓与晋武之去武备，唐穆之销兵不同，其说是也；而又云但归放用以伐纣之牛马，而十二闲与邱甸之赋不废，则亦惑于孔氏之狂愚矣。伐纣之牛马，岂非十二闲与邱甸之赋乎？使王厩不用，民赋不取，武王何所更得牛马以成伐纣之军？倘前所取之厩中者弃之，而后更责圉人之蕃息，则是浪掷固有而别求之，其愚已甚。前所赋之邱甸者弃之，而后更派取于民以补之，其殃民不尤酷哉？君子敝帷不弃，以葬马也。驱盈万之牛马，蔽塞山谷，昼亡与秣，夜亡与栖，虎狼所噬，霜雪所侵，盗所攘食，不一年而死亡且尽。夫牛马者，固不能如虎豹犀象之耐处山林，而仰饲畜于人者也。用其力以定天下，而与虎豹犀象同其驱远，且致之必死之地而不恤焉，抑岂君子之所忍乎？华山之阳，桃林之野，其北则汉、唐之沙苑也，其南则邓析之壤也，固为畜牧之善地。孔氏何所见而谓非长养之地邪？“归”云者，归其所自来，厩归厩，甸归甸也。“放”云者，释之于衡轭之间也。马言“归”，牛言“放”者，互文也。放而弗乘，归之于牧，乃在由丰适洛，东诸侯朝周之孔道，使天下知兵车税驾，而纣所与同恶者且置勿讨，以俟其自新也。如其兵之再举，则必取之于厩牧，而号令早及于东人往来之道，天下亦共知之，而非火炎昆冈，因势便及之淫威矣。至愚者秦，销兵以为金狄而已，不及马也。乃以有用之牛马，视之如虺蛇之螫手，无可奈何而趣其自死，启戎心，召争窃，劳民害物，伤驯致之财，贻他日重赋之苦，赢政之所不为，晋惠之所能知，而谓武王其然乎？故曰：童 可笑，未有如此说之甚者也。

    攻于后以北，血流漂杵

    北，背也，背叛也。北之正训本为背叛。北方向阴而背阳。阳非所宜背者，故借北为坎位之方名。殷都虽在牧野之北，而奔溃之卒，势将四散，知“以北”之非以方言也。“攻于后以北”，犹《春秋》书“入于戚以叛”，谓背纣而为周用也。朱子以为自相践蹂，则败军奔逃，方自求免之不暇，践人者既仓皇而幸于得脱，为人践者业已仆而不能攻人，漂杵之血何从而有？陈氏谓：“先驱，商之平民；阵后，纣之恶党。民怨之深，遂因此反攻之。”其说是已。“漂杵”，本或作“卤”，楯也。军中无杵臼之用，当以漂楯为正。杵字从午得声，古或与卤通。“漂”者，血溅而漂之。如风吹雨之所漂及。先儒谓“漂浮而动之”，说太不经。虽亿万人之血，亦必散洒于亿万人所仆之地，安能成渠而浮物邪！

    洪范

    十有三祀

    孔安国曰：“箕子称祀，不忘本。”孔颖达因谓此篇非史官叙述，乃箕子既对武王，退而自撰其事，故称祀。夫箕子既不臣周，则其陈《洪范》也，亦非乐于自见，奈何撰之简编，以侈其访道之荣乎？况业以周之十三年为十三祀，则已奉周正朔矣。奉周正朔，而加之以商祀之号，名不从乎主人，既为失实，且用其编年而徒爱“祀”之一字，是舍其大而争其小，箕子之义有愧于陶潜甲子之纪也。盖此之称祀者，《武成》所谓“政由旧”者是已。政者，名器制度之谓。由旧者，时所不暇，且以安天下之心，而非若急于革除，以自侈新国者之褊也。故“列爵惟五”，虽小改商制，而“分土惟三”，一仍商典。其改祀为年，易用天正，定名革制，秩礼作乐，皆周公之事。终武王之世，则但除纣之虐，而不易汤之典，如汉高帝之沿秦以十月为岁首。虽所因之得失不同，而其时之不暇，与古人存忠厚以敦谦让，义则一也。故鲁两生曰：“礼乐必百年而后兴。”则武王于克商之余，不即易祀称年，亦明矣。《泰誓》之称年者，成王时史官追序之词也。此之称祀，武王时史官记述之文也，而岂箕子之以存商也哉！

    阴骘

    骘，牡马也。阴牝，阳牡。阴骘云者，言阴阳之用也。在阴阳之体曰阴阳，以阴阳之用施生者曰阴骘。天所以大生者，一阴一阳之道。 缊而化生者，阴之骘之之用。五行一阴阳，阴阳一五行。“阴骘下民”，即五行之居上，以统八畴者也。八畴以体五行之用，而五行实秉二气之用，以用于八畴。武王闻道已夙，故知二气之用，必有以协于五行之位而不乱者，特于其始终次第、对待合得、以人赞天、上下一揆之理，俾人得顺其叙以成事者，或有疑焉，旧已闻箕子之深于其学，故自谓不知而问焉。

    阴骘之用二，而畴有九，则叙立而无缺。畴有九，而自初一至次九，以顺而立。一九、二八、三七、四六、损益于五，以合而成。五四三八一六七二九，以序而行。一三五七九、二四六八，以类而辨。则居之协其位者，相求相因而伦以叙矣。合之而四十五。四十，阴也；五，阳也。离之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一三五七九，阳也，二四六八，阴也。阴有其体，而用亦阴。阳有其体，而用以骘。阳别言用而阴即体为用者，阳施阴含之义也。九畴统于中五之五行。五行统于二气之阴骘。水、木、土，骘也。火、金，阴也。水之一，火之七，木之三，金之九，土之五，骘也。其六、二、八、四、十，阴也。则箕子所陈，正与武王所问者相得而章也。传注不此之察，而曰“骘，定也”，既不谐于骘字之本训，抑训阴为阴用之阴，而云“天不言而默定下民”，则天特不以口言，而鼓以雷霆，润以风雨，运以日月，凡天下之色皆天之色，天下之声皆天之声，何尝韬戢光响，暗有所定，而使人不得闻乎？暗用而故默之，是天可以有言而故不言，谚所谓悬羊头卖狗腿者，奚可以此诬天哉？史称西伯阴行善，君子谓之诬，以有心而近于奸也。文王且必无阴用，而况于天！若徒以无唇舌齿腭之哓哓者谓之阴，则将以大声疾呼为阳，其益陋矣。

    九畴

    九畴之叙，因于《洛书》。先儒相沿，无有谓其不然者。夫唯畴不因《书》，则亦可畴不合数，乃畴既因《书》而作，则畴之叙必与《书》之数相叶。而灭裂本数多寡之实，相生之序，相得之合，以至执《河图》之中为《洛书》之中，曰以其一居数始而为初一，乃至以其九居数终而为次九，岂非格物穷理之有未至乎？以履一为五行，则失自此始矣。天地之道，一本而万殊，殊则不可合为一矣。合万于一者，释氏之言也。万不可合而为一，则二亦不可合而为一，万亦殊，二亦殊也。凡物皆然，而莫甚于五行。今乃合水、火、木、金、土为一冶，而函之于《洛书》履一之〇中，其不相争而相息者无几矣。岂此一〇者，即太极之未分阴阳者乎？而又何滞于所履之一方，况其自阴阳而五行，业与太极之未分者差之三累乎？阴阳之于五行，一父母也。生者父，成者母也。方其未生，则父与母二也。及其既生，则业已五。譬如子之有兄弟，形体分而性情异，不可复一，岂待言哉！且自春木、夏火、长夏土、秋金、冬水，在天之五行言之，则尚为一贯之绪。今一水、二火、三木、四金、五土，因生者之多寡，以为所生者微著之序，则才各别位各建，其五而非一，尤不可诬已。且《洛书》之居于后而曰履，履者履于实也。后者成也，是成性以后，而非天人授受之始也。五行者，天以化而人以生，固非可履者也。以履为初，既无当于理数，乃无端隔三位，而以右肩之二为次二，顾曰二位在坤，其数则火气之著也，禀形赋色，妙合而凝。夫水火相息而不相养，以水火之妙合为凝者，丹家之言也。且右肩之去履，非父子之相承，非夫妻之相配，非兄弟之相踵，偏正异地，左右不均，而火不位离反位乎坤，方则七月，序则十月。 徒析《河图》以附会《洛书》而不相就，其失甚矣。

    《河图》之数，以大衍为父，阴阳为君，故五十极阴阳之盛，居中以生成夫水、火、木、金之四位，《洛书》之数，以阴阳为父母，五行为材，故五位因五行之各立，以居中而顺生八畴。阴阳为五行之母，而五为天五，十为地十。故可分配东西南北之四维，使水、火、木、金分取以奠位。五行既有，而行于人事，则不待离中而更分他位，则一九三七二四六八，随一位而五行皆全在焉，犹夫《河图》之随一位而皆有阴阳尔，安得复分为水、火、木、金生成之位？又况二在坤而为火，四在巽而为金，六在乾而为水，七在兑而为火，九在离而为金，位数乖离，漫不成理者乎！五行五而不可一，天之不容合也，圣人之所不敢汩也。皇极一而不可五，人之必致夫一也。勿贰以二，勿参以三。“德二三，动罔不凶”，而况可得而五之！且使以履一为初一，乃至戴九为次九，则但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之目而畴在矣。洛未出书之先，岂大禹不知有此数，而何以必待天锡邪？二之为“五事”，八之为“庶征”，四之为“五纪”，要皆无征而不足信。未有智如神禹，苟且师心，不则于天锡之象，如世所列条约，随意以为初为次之理。箕子亦何所传？武王亦何用访此也哉？《书》之言曰“惟天阴骘下民”，言五行之所自生，因二气之用也。曰“相协厥居”，言五行之上生六七八九，下生一二三四，相得以成十，而五行各以偶建，裒多益寡，居之所由协也。曰“彝伦攸叙”，言初一次二至于次九，顺相因之次序，周回而不躐等也。曰“汩陈其五行”，言不知五行之离而合，损而益，序而行，合而得，以为八畴之叙也。五行者，二气之有迹者也。畴始于五行而不及二气者，敦人事以著阴骘之用，略天道而听阴阳之化，禹之所以就人心而凝道心也。五行之化为水火木金土者，天之所以生人、继善者也。五行之德为仁义礼智信者，人之所得于天、成性者也。八畴之用，要以五常为本而居中以应乎事，为之损有余，益不足，使相得而合乎中。一九、二八、三七、四六，俯处而受中五之裁成，则仁不失制，义不贼恩，礼不愚，智不荡，而信不为小谅也。故畴以五行中，而不以皇极中。尽仁义礼智信之性以立天下之大本，而不执一以为中，使亢而或悔也。以五行中者以五行始。以五行始而居中者，五行本天以治人，居上以治下。《洛书》出于龟背，中央隆而四旁庳，是故居中高以为上而为初一。上以制治，下以禀法。制治者为初，禀法者为次，是故五以上而初一。《易》之自下上者，以人迓天也。畴之自上下者，以天治人也。《易》以数，数积少以至多。畴以象，象统全而分异。若夫皇极，则君之极也。五常丽乎君臣父子昆弟夫妇朋友，而君极其一也。统虽贵而为君，道虽至而为极，要亦五行贵治贱、贤治不肖之一理，本王相之化，而建诸好恶之情者也。五行之理，择而建之则皇极。故五行足统皇极，而五行之化非因皇之有极而始有，则皇极非中，而五行非偏，固矣。皇极之取数一者，非水之生数也。五行偶化，损四以施于戴九之余也。其象在龟之后，后者北也，王者居幽向明，南面而治天下之象也。极者，屋之栋也，天之北辰也。北辰以少统众而位于子，故一居子位，而为七畴之所拱。下栋上宇，栋履乎地之实，以仰戴夫宇。一履于下，以上载夫五行。履之实，履之信，居之幽，居之约也。是故皇极为履一，无疑也，则五行之为中五亦无疑也。旧说之苟简灭裂者不一，而其误之大者，莫大于五行皇极之互易其位。若七畴之或合或不合，要其合者，亦出于偶合，而于数无征。总之，其误以一为初一，二为次二，而不复顾《洛书》之位。蔡氏皇极九九之数，亦其缘此而失焉。今为考正《洛书》《洪范》九宫、九畴理数之符，顺行之序，相得之合，阴阳奇偶之故，为图如下，俾得览焉。

    一、五行：中土，东木，南火，西金，北水也。龟背隆中而杀外，以高者为初，故从中宫始。五行，阴阳之殊而未合为人者也。故居初一。

    二、五事：视一，听二，言三，貌四。视思明，听思聪，言思从，貌思恭。思以行乎四者，四者皆有思也，故《书》数四，而《范》用五。法天左旋，由中宫五行顺左而向前左。五行为道，五事为器，道阳而器阴，故五明而中，四暗而偏。

    三、八政：司空一、司徒二、司寇三。司空治地利，统食货；司徒治教民，统祀宾；司寇治刑，统师。《王制》之所谓三官也。用八而统于三，以三而治五也。左前顺下，次正右。

    四、五纪：一岁，二日，三月，四星辰，五春，六夏，七秋，八冬。岁者，闰余所成也。星辰者，五星之周复于十二次也。四时者，历数也。历以十二中为数，分十二中为四时，以迎四气。故五曰历数，其分四也。此合为五纪而分为八也。顺正左，向右后，次左后，八政，人事。五纪，神用。人阳而神阴。故三明而正，八暗而偏。

    五、皇极：皇，大也，君也。大哉君极，以修五事，治八政，察五纪者也；以宣三德，合稽疑，召庶征，行福极者也。居幽向明，主一治众，止其所，以待动。子曰：“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此之谓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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