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经稗疏卷二

径达于谓，则当云“泾汭属渭”，不得言“泾属渭汭”也。汭在邠，而泾过邠东，汭水因东流注之，故曰“泾属汭”。宣言“泾属汭、渭”，乃先渭而后汭者，则以汭小而渭大尔。

    漆沮

    雍州有二漆水。其一出永寿县，东过同官北，至耀州，东合于沮。沮水出中部县，南过宜君，今子午水，东南至耀州，合于北洛水。此二水，皆非径入于河，而由北洛。北洛合二水直入于河，而不由渭以达河，蔡注云“入渭”者，误。乃《经》文云“既从”“攸同”，则皆主渭而言，而非以河言。然则此漆者，盖扶风、杜阳之漆水。而沮水无考，则或麟游、 水之类，古今异名也。晁氏之言，深为有据。乃程氏以《经》序渭水节次不合疑之，不知由泾而汭，由汭而漆、沮，由漆、沮而澧，自北迤南，以纪入渭之诸水，节次未有乱焉，何得屈由洛达河之漆、沮，强所本不然者而诬之入渭乎？《吉日》之诗曰“漆、沮之从”，盖亦谓此。朱子以北洛当之，周王不应度泾而北，从禽于三百里之外也。

    原隰、猪野、三危、黑水

    蔡注因《诗》以原隰为邠州之隰原，据《地志》以猪野为凉州之休屠泽，今按邠之去凉几三千里，而中又间之以泾、渭，限之以黄河，不得言“至于猪野”也。《经》所纪者，因近渐远，势必相邻，若覃怀之于衡漳是已。上志鸟鼠，下纪邠地，则既越陇坂之阻，逆回而东者千里，又遽北折而西，及于凉土，迂回辽阔，序次乖张。《禹贡》一篇，无此义例。则原隰、猪野，皆在鸟鼠之西南无疑已。“鸟鼠”以上纪洮东，“原隰”以下纪洮西，则此猪野，盖洮州卫之青海也。西宁亦有青海，俗呼之讹尔。 广平曰原，下湿曰隰，原隰所在而有，非有适名。冷地峪以西，临洮以南，滨河以至于青海，其地平下，皆原隰也。

    三危山，《汉书》注，以为在沙州燉煌县，以地按之，盖亦失实。《后汉书》曰：“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其国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关之西羌地是也。滨于赐支，至乎河首，绵地千里。”赐支者，《经》之析支也。汉河关县属金城郡，今兰州。 后改属陇西郡，今巩昌。 今之河州卫是已。《地志》云：“积石山在河关西南，河水所出。”三危在河关之西，当与积石相近。以地度之，则其在河州之南，洮州之西，叠溪之北，滨于大河之东，而非在凉州，亦审矣。《水经》云“在敦煌县南”，远纪之也，实则有湟南湟北，河东河西之别，而相去几千里矣。意河西四郡，当禹之时未入中国，而雍、梁二州极西之地，止于积石，非能远至瓜、沙之境，故“导山”之文，始于 而卒于岷，北不逾湟水，而南不至越隽也。

    黑水为梁、雍二州之界，而梁州断无跨河以北之理。云“导黑水至于三危”，则三危亦梁之西北而雍之西南，皆足征其为岷、洮之境也。旧志谓黑水在肃州者，其亦误耳。《山海经》之言黑水者屡矣。见于《西山经》者曰：“昆仑之邱，河水出焉，而南流东注于无达。郭云出山东北隅。 黑水出焉，而西流于大杆。郭云出西北隅。 ”所谓昆仑邱者，去渤泽四百里也。泑泽亦青海。见于《海内经》者曰：“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又曰：“流沙之东，黑水之西，有朝云之国、司彘之国。黄帝生昌意，降若水，生韩流。”黑水既为后稷墓田，必不能远在嘉峪之西，而与若水相迩，则固在西南，而不在西北也。《王制》言：“自西河至于流沙，千里而遥。”西河者，同、韩之间，去流沙止千里而遥。黑水又在其东，则必非酒泉之黑水愈明。是以孔颖达亦以居延之流沙去中国太远，而辨《地志》之非。则黑水之更在流沙之东者，从可知矣。蔡氏不能为之折中，随其篇册，既登《水经》出张掖南至敦煌之说，又杂采《地志》出犍为、南广今叙州。 之文，或疑樊绰之指为丽江，而终取夫程氏西洱河之言以为定。不知在张掖肃州 则既不得为梁境，在犍为则去三危绝远，不能越峨眉、岷、嶓而挽之北行，且泸、叙不应为雍土，若丽江、洱河，其差弥远，又不待言矣。出南广者，泸水也。丽江者，出腾冲卫徼外茶山长官司，至云南巨津州为金沙江者也。西洱河者，出鹤庆府为样备江，至大理府为滇海者也。泸水入江，而不入南海。丽水、洱水虽由交趾达南海，而皆在梁州极南之境，去三苗所居之三危，山川修阻，几五千里。樊、程拘于“入南海”之文，而蔡氏生于宋季，云南不入版图，因以忖度滇北之连乎西羌，而不知其舛之甚矣！以实求之，黑水当在西倾、积石之间，或朋拶河、出河之类，又或其即为湟水，古今异名，遂无可考。其云“入于南海”者，因文字之讹，以入于“南河”为“南海”。河在积石之外，行于番夷，当中国之坤位，故曰“南河”。守文以核地，不如按地以定《经》。要以黑水既至于三危，则川、陕西陲近自岷山、瓦屋、大相、小相，远则大雪山，而极于于阗、天竺，崇高连亘，断无可至于南海之理。此《经》文之必当传疑，而不可强为迁就者也。以黑水在肃州，则洮河、积石、临洮、巩昌、甘、凉、西宁，俱应为梁州之地，而雍之西界，应在亦集乃，亦集乃，海名。 是雍不当有弱水、三危。以西河为黑水，则全川皆雍州之地，而大理以南始为梁州。凡此皆悖谬之尤，随文立诂而不相通也。奚可哉！以《后汉书》定三危之所在，而原隰、猪野，弱水、黑水、昆仑、析支，皆相栉比，不致滋古今之大惑矣。

    昆仑

    昆仑一山，古今积为夸远之说，倡始于汉之术士，而成于王嘉之诞说。蔡氏破群迷而曰“在临羌”者，定论也。临羌于汉属金城郡，在今金县之西，河州之东，与积石密迩。《山海经》所云“昆仑之邱，河水出焉”者，据其入中国之始。直谓之出，则以内夏外夷，而不必穷其源也。《经》以昆仑与析支、渠搜而并叙，亦知其为附徼西戎之地矣。桑钦惑于邪说，乃云“去嵩高五万里”。使其在五万里之外，安能与西戎同其就绪哉？司马迁不知近有昆仑在雍州之境，顾远征之张骞，而曰“乌睹所谓昆仑”，好奇之过，曾不察夫《禹贡》之本文，为罔而已。《山海经》之言昆仑者曰“邱”，非有崇高莫并之山也。必求其地，则临洮之胭脂岭，兰州之皋兰山，河州之普赞山，洮州之雪山，皆足以当之。古今异名，无从定耳。后人不察，乃指肃州玉门以西北狄之山为昆仑。胡元侈其境土之大，又以阿以伯站之赤耳麻卜莫刺山为昆仑，而昆仑之实愈晦。据《禹贡》之本文，守蔡氏之定说，以折妖妄之论，其尚求昆仑于河、洮之间哉！

    渠搜

    蔡氏据《水经》谓渠搜地近朔方，不知朔方之渠搜在河湟、丰州之东，受降之南，于中国为北，于种类为狄。而下云“西戎即叙”，则与析支同为西戎，其非朔方之渠搜明矣。夷狄以部落显，不以地著，迁徙而仍其故号。或此戎当商、周之世徙于朔方，秦、汉有其地，因筑为城。抑或当秦之时，斥地河、湟，徙渠搜于北河之南，俱未可知。要当虞、夏之世，渠搜固在昆仑、析支之间也。析支西去河关千里，盖今邈川贵德之壤。渠搜非北近宗哥，则南濒朋拶，世移事易，名实互贸，我知其为西戎而已，其他阙疑可也。

    导山

    导山之说，王、郑以三条、四列分之。蔡氏辨其非，是也。而蔡氏南北二条复分为二，则亦与王、郑之说相去无几。盖以我测《经》，不若以《经》释《经》之为当。《经》云“九川涤源”者，一弱水，二黑水，三河，四漾，五江，六沇，七淮，八渭，九洛也。弱水，黑水，皆雍川也。河亘雍、豫、冀而濒于兖。漾出梁，濒雍而入荆。江出梁，过荆而入扬。淮出豫，过徐而入扬。渭在雍。洛在豫。非九州之各自为川。而青本无川，亦不能张皇小水以与大川亢衡。《禹贡》纪治水，因所涤以为川，不似《周礼》《职方》因已定之土，各立川浸，强小大而比之同。则“九山刊旅”亦非一州之各有一山，审矣。青、徐、扬、兖，下流平衍之区，一行所谓“四战之国”也。必欲于无山之州，立冈阜之雄者以敌崇高之峤，官天府地者之所不为也。

    夫导者，有事之辞。水流而禹行之，云导可也。山峙而不行，奚云导哉？然则导者，为之道也。洪水被野，草木畅茂，下者沮洳猪停，轨迹不通，禹乃循山之麓，因其高燥，刊木治道，以通行旅。“刊”“旅”之云，正导之谓矣。青、兖、徐、扬，或本无山，即有山而亦为孤峦，不能取道。雍、冀、豫、梁、荆，则山相连属，附其麓而可届乎远。乃以崖壑崟欹，草木荒塞，振古而为荒术，禹乃刊除平夷，始成大道，由西迄东，其道凡九也。岍、岐、嶓冢言道，而他不言者，其故未有道，则禹导之，其故有道，因而修之者，不言导也，非自禹而导之也。

    九山者：一，岍为首，而属岐、荆。二，壶口为首，而属雷首、太岳。三，底柱为首，而属析城、王屋、太行。四，恒山为首，而属碣石。五，西倾为首，而属朱圉、鸟鼠、大华。六，熊耳为首，而属外方、桐柏、陪尾。七，嶓冢为首，而属荆山。八，内方为首，而属大别。九，岷山为首，而属衡山。“过九江，至于敷浅原”者，九山之余也。近者详之，远者略之。恒山去碣石千余里，岷山至衡三千余里。中无所纪，略也。九江之东，纪以敷浅原，而匡庐东南不之纪者，非《禹贡》之幅员也。恒山西北飞狐、句注、五台、贺兰不之纪者，北塞而非旅道也。徐、扬之潜、霍，青之大岘、福山、成山，《经》之不及。兖之岱山，仅见于州壤，而不著于导山者，孤嶂不可为道也。梁之峨眉，荆之二酉、五岭不之纪者，南塞而非旅道也。若谓九山各于其州为旅祭告成之明祀，则当如《职方》所纪，随州分志，不应别纪三条、四列，而反遗九山之宜载见者矣。九山之次第，自西北而东南。均乎南北，则先西。均乎西，则先北。“导岍及岐，至于荆山。岍在陇州，视壶口底柱恒山则西，视西倾则北，自岍而西北，禹迹不至，地本狄戎，因此足见瓜、沙、甘、肃之弱水、黑水、三危、昆仑、猪野非禹甸，而后人蒙之以名也。导岍自陇坂，东至于岐，又东而至于富平之荆山，皆在渭北，虽间以泾水，而云阳之山与醴泉相接，故岍、岐、荆虽三山，而为渭北之道，一也。逾于河而山穷矣。导 之次，宜纪西倾，而及壶口者，因逾河之道，壶口与荆南北相值，即以顺而东也。始壶口河岸，自吉州、九原、玉壁而南，以至于雷首，虽间以汾水，而两岸相接，形势均高，则折而东北，沿羊角、三尧以至霍太山，其东北为太原平衍之区，水尝灌之矣。故壶口、雷首、太岳三山为河东之道，一也。由此而南，画之以安邑、平陆舄卤之地，山势既绝，中条初起，则底柱为河北诸山之首。由底柱循河岸而东北，至垣曲为析城，至阳城而王屋，至泽州而太行、轵关、天井，道以通焉。由此以东，至于彰、卫而山绝。故底柱、析城、王屋、太行四山而为河北之道，一也。于是而与岍，岐南北相值之山穷矣。魏、博、邢、赵、放乎山东平衍之区，水落则道出，而无所事于刊通矣。于是而北，则燕、赵迤北达于榆关者，以恒山为首。以东西计，宜后于西倾。以南北计，则先于西倾。且因太行之所绝，迤东而顺及之也。恒山以西，出倒马关，缘繁峙而抵乎岢岚、偏关以逾河，而放于延绥，非禹甸也。恒山而东北历飞狐、居庸、天寿、密云，逾滦以东尽于碣石，为舜幽州之境。绕塞以达岛夷，凡千余里而山相属，其为幽、燕之道，一也。“入于海”者，尽词也。逾陇而西，秦、徽、阶、文之间，重山叠嶂相仍，而西穷雍、梁之疆域所止，则西倾为之首，其西则戎也。从西倾而东，秦州则朱圉，北而临洮则鸟鼠，顺渭水之南，鸡头、空同、大散、斜谷、太白、甘泉、终南、子午，达临潼而出乎华岳，山麓相属。又东放乎崤函而山势尽。故西倾、朱圉、鸟鼠以达太华，丛山之以名著者四，而为关西、渭南之道，一也。出关而东，河、洛为水国，而抑为平壤，惟洛表为荆、豫之脊，则以熊耳为首。熊耳者，卢氏之熊耳，非永宁之熊耳。 熊耳以东，自陆浑以达偃师，虽间以伊水，而伊阙之山与偃师相接，循之以东，得嵩山为外方。嵩山之南，自女几沿汝水又南至宝丰，冈势未断，迤平氏而抵乎桐柏。若桐柏之东，裕州之野，汝宁之郊，皆平壤而山绝矣，不复东行，而为之南通楚塞，过平靖、应山以终乎德安之陪尾。泗水亦有陪尾，非此陪尾。 其南则江汉之泽国也。由此而东，穆陵、黄、土、潜、霍、司空，南尽于江，禹盖未之道也。熊耳、外方、桐柏、陪尾起豫抵荆，而为洛南楚塞之道，一也。西倾之东，梁北之山，嶓冢为首，以东西计，岷先于嶓。以南北计，嶓先于岷也。嶓冢东下为汉南，沿褒斜而东，自汉中放乎西乡、兴安、平利、白河，东达于均，或麓或谷，山道以通，循武当而尽乎南漳之荆山，故嶓、荆千余里，而为汉南、蜀北之道，一也。其为山势，至南漳而尽。东出襄阳，则又为平壤矣。内方之山，北界以襄、宜，不属于荆山，南界以荆门、长坂，不属于岷阳。故江北之山，以内方为首。内方、大别，相去无几，而得名一山者，江、汉下湿，赖此道以通荆土，故为汉南、江北之道，一也。“岷山之阳”云者，犹言岷阳也。山南曰阳。岷山按剑门以东下，其南麓自成都过重庆、广安、万州而抵夔州。乃归、巴、巫山之险不可逾，则避峡中之厄，自夔渡江，南过石柱，又南至铜仁，出辰、沅，东下宝庆以达于衡山，而为自梁入荆南之道焉。其间虽纡回数千里，而山势相接，有通谷巨壑以达之，其为川、湖之道，一也。重庆而南，放乎滇、黔，则固为禹甸之所不至，以此益知以丽江、洱海为黑水之非矣。若“过九江至于敷浅原”，则因衡山而纪荆州东北入扬之山道。以衡山之余，西绕湘西，连属不绝，故不得别纪一山以为首。而自衡山东北至长沙，则地势卑下，渐为泽国。故为依山开道，自湘乡而北至于常、澧，循洞庭之西岸，渡江至荆州，沿江而过云梦之北，复渡江以抵通山、大冶，而尽于柴桑。九江之过，虽无高山崇阜，而于江、汉之中为脊，则江、湘之水即泛，固可通也。乃自辰、沅径可达常、澧，不必南至衡山，则经本互文。自衡可循山至澧，而自辰亦可出澧而过九江，故为岐路之词，言自岷阳而东南可至衡，而东可过九江至于敷浅原也。乃其统为岷阳可通之道，则二而一也。若夫兗、青、徐、扬，地本卑湿，在治水之先，则于四载唯舟行；在水治之后，则平野而可容方轨。道不循山，无所事于刊除，虽有陵阜，不劳纪载矣。道山之说，必此为正。若夫三条、二条之说，则青鸟不经之论。禹非杨救贫、赖布衣之流，为人审龙以相宅阡葬，亦何用远捕沙水，若此之勤哉？何似即下文之九山，顺本文“至于”之次序，为分九旅旅犹馆驿也。 之得邪？

    敷浅原

    鄱阳县在彭蠡之东，隔以太湖，山不相属。晁氏谓敷浅原在彼，其说固非。乃蔡氏以庐山当之，亦未为得。高平曰原。匡庐矗起壁立，不得谓之原也。《水经》云：“敷浅原在历陵县西南。”汉之历陵，今之德安。庐山在九江之东，德安在九江之西，敷浅原更在德安之西，则武宁、宁州之境矣。盖湖广武、岳之东北，兴国、大冶、九宫、钟台诸山，迤东而至于九江之西南，山势已尽，而垂乎德安之博阳。九江德安县有博阳山。 又东则章水之濒，复为泽国。其东北之为匡庐者，亦孤嶂濒湖而无所往也。蔡氏以庐阜最高，所当纪志，不知《经》之所详，非水所待治，则陆道所经，若非水陆之冲，则冀之五台，扬之黄山、白岳，雍之褒斜，梁之峨眉、巫峡，荆之武当，徐之天柱，俱不见于篇，一匡庐云乎哉！朱子谓“人过而非山过。道所不过，禹不之导”，则块然匡庐，亦何足以登于《经》？

    弱水合黎

    甘州镇夷所有合黎山，旧云禹导弱水至此。《汉》《隋》《地志》皆云弱水出删丹县。今按：删丹在甘州东百二十里。合黎在甘州之西，“至于合黎”，合黎山下有水，即谓之合黎河。《一统志》乃谓合黎之水为黑水，而以瓜州之且乐水为合黎河，其谬甚矣。“余波入于流沙”者，《水经》“流沙在张掖居延县东北”，亦甘州也。弱水之经流，导之至镇夷所而止。镇夷而西，地属番夷，禹所不至，亦不问其何所归矣。余波则自删丹分支，导之至甘州而止。要以导弱水入夷地，绝其东流，毋滋河势。其下流所委，则一听之，不疲弊中国以治夷狄之水也。甘州虽在凉州之西，而于河、湟为近。禹因治黑水之便，渡湟治之。若西而酒泉、敦煌，地属西番，北而庄浪、宁夏，地属北狄，皆四载之未至。《隋志》谓“流沙在敦煌”，杜佑云“在沙州西八十里”，盖误以沙州之鸣沙山为流沙，其为荒远，不足信也。

    同为逆河

    “同”之为言皆也。“同为逆河”，言九河之皆为逆河也。凡水之行，以上流高而下流下，上流浅而下流深，上流狭而下流广为顺，反是为逆，水之入海，其从来虽陡速，而近海必平。且潮落则顺下，潮生则逆上。其随潮而逆上也，上流狭浅，则近海之地必且涌溢而漫流。故禹疏九河，于潮所可至之地，深阔其上流，以受潮之逆上，故曰“逆河”，所以救海滨之地岸，不为海蚀也。而九河之尾皆逆，非合而为一可知已。既播为九，以杀水势，复从而一之，一不足以纳九，则河以归墟不快，又泛滥旁溢以为害。且九河之地，南北相去三四百里，强九成一，则迂曲而必溃圮，欲并三四百里之地潴为一河，功既浩大而难施，且徒以召海水之入，而弃壤土于河，其于河之疏塞则固无益。即使尽壑冀、兖以为海，亦不足饱海之贪，而适以逆河之路，是平天成地者，适以裂地而滔天也。故《经》言“同”，而不言“会”，其亦九河皆为逆河而非一，亦审矣。云“为”者，人为之也。

    东为北江入于海

    郑樵以“东为北江入于海”为衍文，朱、蔡据以为是。今按江、汉之东下者，与《禹贡》正无少差。特《经》文错综，不易读晓，故穿凿者引水味以强分之，而泥著者不知通《经》文之变而诬为失也。《经》言：“东汇泽为彭蠡。”又云：“会于汇。”则汇者，他水之聚而非谓汉之潴也。“汇泽”云者，所以纪章江也。章江上流濒乎百粤，禹迹所不至，故不见于《经》，而就其下流入江之次纪之，曰“汇泽于彭蠡”，又曰“会于汇”，言章江之会江、汉也。乃本文之连江、汉而为词者，章江之不能自为彭蠡，犹潇湘之不能自为洞庭也。江水东出之势，扼潇湘而为洞庭。江、汉东下之流，至小孤为潮水所阻，屯壅以扼章江，而汇为彭蠡。则为彭蠡者章水，而使之为彭蠡者江、汉也。朱子曰：“彭蠡非有所仰于江、汉，而泉流之积，日遏月高，势已不复容江、汉之入。”是未详“会于汇”之文，初非谓汉之入为彭蠡，而抑不知小孤之潮，逐江、汉而却行，即时溢入彭蠡，亦势之所必有也。《经》云“南入于江”，则汉于此已为江所并，而汇泽之实，不复独归之汉矣。朱子曰：“汉果汇于彭蠡，则汉水入江之后，便须有一洲介于其间，以为江、汉之别。又当各分为二，以为出入之辨。”是又未详于《经》之本文，上言“入江”，下言“北江”，而不复系汉之旨也。《经》言“南人于江”，则纪汉之事已毕。而汉自入江以后，江不得独有其流，故自大别以东入海之水可名为江，亦可名为汉。则武昌以下，通州以上，水所经过，不妨见于“导漾”之下，故于汉有“入海”之文，于江又有“会于汇”之纪。互举而并存焉，以著江、汉之两大也，彭蠡之汇，可属于“导江”之下，亦何不可属于“导汉”之下？系汉则失江，系江则失汉。而汉在下流，故两存而详于所近出者，非谓仅一汉水入为彭蠡而复出为北江，而江不与也。其言“东为北江”者，南人通谓水为江，此又以著北江、中江之称，以明“地从主人”之义，言汉在略阳之北谓之漾，略阳以东谓之汉，均州以东谓之沧浪，汉口以东谓之北江，一水而四名也。《山海经》云：“大江出汶山，北江出曼山，南江出高山。”南江者，青衣江也。故《山海经》又云：“高山在成都西。”北江者，汉也。曼山或即嶓冢。大江者，中江也。溯其所出，则嶓在岷北，及其东下，则汉口在前江口之北，故汉曰北江。青衣江出于黎雅，其与江合在叙州，于江为南江。南江合中江于叙，及其东下，已并为一。而南江源小，不足亢江，故《经》但言中江，而不及南。江、汉合流以后，荆人之称之者，不复目言江、汉，而以汉为北江，江为中江。《经》于其下流，悉其异名，以著土人之称谓有然者。“为”之为言，谓也。犹言“为汉”“为沧浪”“为济”“为荥”之云，初不谓江、汉之各自成川于会汇之后也。其言“入于海”者，江入海，而汉与之俱入也。渭、洛纪入河，而不重言入海，河不与渭、洛敌也。漾、沇既入江入河，而重言入海，汉、济与江、河敌也。江与汉敌，故江、汉各立“入海”之文，而汉微逊于江，其东下又江先而汉后，故于汉水又著“入江”之目。使不先言“入江”，则失江、汉合流之实。不各言“入海”，则大别以东，扬子之水，汉实居半，义不得全属之江也。《经》文为起错举之例，两言而并著之。犹济之业已入河，其溢为荥者，河、济合溢也，乃不欲使济为河掩，且屈河之支流以从济况江、汉之絜大争雄，并纪南国者乎！特彼则河有经流，故独系荥于济之下，而于河不再见。此则江全合汉，故必再著于“会汇”“入海”之文。《经》之体物立义，其精如此。读者草次不察，欲擅大别以东之水全归之江，而诬《经》为衍文，然则《春秋》之会盟同地，而再言葵邱、首止，《诗》之“七月流火”，而一篇三及者，其又何以通之也邪？

    澧、九江、东陵

    澧，谓洞庭之末流也。九江者，起清江至汉江，要其终于汉口而言之也。“过”者，言江水之经过，而因与之合也。东陵者，武昌以东，瑞昌以西，江之东岸诸山也。所以然者，蔡氏谓澧为山泽，既舍著明之水，别求无名之泽。胡、晁以九江为洞庭，不知江水实未尝经过洞庭，又有目者所共睹。若东陵之为巴陵，既无所考，且江亦何尝过洞庭，至巴陵而后东迤北也。《禹贡》之文，详内而略外，详近而略远。彭蠡源于章江，不言章江而言汇。洞庭实兼九水，西莫西于沅，南莫南于湘，不言洞庭、沅、湘而言澧，则以虔、吉为百粤之地，而当湖口者，我止知其为汇也。洞庭之纳九水，微者既不足纪，沅、湘出于黔、粤、苗、猺之地，而澧最居九水之末，则亦止知洞庭之为澧也。故王逸《离骚注》云：“洞庭谓之澧口。”犹河之所出，张骞所不能穷，而《禹贡》则断以积石为始，内中国故详，外夷狄故略，此圣人以义裁物之精意也。汇言彭蠡，而澧不言洞庭者，彭蠡湖濒于江，故湖水入江，水势平缓，泛江而下，过彭蠡，故彭蠡有与于江。洞庭自君山以北，不复为湖，高下殊势，故巴陵之水迅流以达于荆江口者四十余里。泛江顺下，不见洞庭，故割洞庭而无与于江也。《水经》云：“江水至长沙下隽县，澧水、沅水合，东流注之。湘水从南来注之。”盖水落洪出之后实有然者，而无所谓洞庭矣。洞庭者，夏秋则有，冬春则无，抑不如彭蠡之常为湖也。《水经》且不于江而著洞庭，况《经》之简核以立言者乎？朱子身游其地，乃不知江水之未过洞庭，屈从胡、晁之说，况蔡氏之遥为忖度，固守专家之学者哉！

    沇济

    沇水出今泽州之阳城县析城山，下有神池，伏流地下，至怀庆府济源县复出为济，《水经》以为出垣县者，析城在汉隶于垣，今垣曲。 而后割入于阳城也。若其东至温县以后，则为河水所乱，古今差异，而不可刻舟以求剑矣。汉筑石门，而济随河合流，不入荥渎。王莽时大旱，济源枯绝，而不复有济。迨后复通流而为河所夺，则河之经流与济莫辨，虽荥泽再通，要不能析之为济矣。当宋之季，黄河南徙，济水径流，方回所云“清济贯浊河”，遂成虚论。宋、金之代则然。若今黄河之流虽南，而自温至汴，与济并流者数百里。禹河在北，南溢而为荥。今河徙南，北出而为仪封、曹城之小黄河。济为河水所挟以后，自张秋北去，经武定、滨州、利津，为今大清河以入海。今河南徙而势弱，则循禹故道，自华不注之北，径青州、博兴，为小清河以入海。要之，济小而河大，相去悬绝，为河所乱，则或南或北，亦不可复识其为济矣。《经》云“入于河”者，已明著济水之不能自达于海矣。其云“东溢为荥”，则以河东来，而济南出，适际其冲，与溢为荥泽相与比近，则河固溢而济亦溢，虽不可执荥为济之下流，亦不可径指为河之支流，故上冠以“入于河”，而下继以“溢为荥”。是河、济合溢，可以系之河，而亦可以系之济也。其不以系之河者，河大以经流为正，济小则溢流可存。可以系之济，固不必系之河矣。朱、蔡以苏子瞻“江、汉辨味”之说为童騃，而徒于济水之性求辨于劲疾，旁证于趵突，引验于阿胶，则犹夫苏之騃也。程大昌谓溢出者非济，而欲绝济于荥。蔡氏乃欲谓溢出者非河，而绝荥于河，程不知上固连济，蔡亦不知下已言入河也。盖自广武以东讫乎海，北至东昌，南至徐、寿，地既平衍，当洪荒之世，水初定位，即播为数渠。南起金末项城之河，北而正统间亳州之河，又北而梁靖口之河，又北而虞城之河，又北而曹州之小黄河，即荥。 又北而定陶之河，皆河所分。济亦时随之俱往。间或河移于温，而济水特达，要亦未能始终而与河离。

    《孟子》曰：“疏九河，瀹济、漯。”九河为河下流之分支，济、漯为河上流分受之大渠。自非全河注荥，则荥虽兼受河、济，而岸狭水小，则河之浊者以渐就安流而向于清。今徐州、怀远以下，河之入淮者，亦不似汴、宋以西之混杂泥滓，亦犹江、汉之初出，乘涨混浊，至扬州、石头而泓然一碧也。故不必泥水之清者以为济矣。若阿胶之性劲重，则或驴鞟使然。而青州非济所经，所合白丸子，用彼中之水，亦与阿胶同功。要以地湿下而水咸则质重，不因济也。使济有疏痰之力，则何不于济源造胶，乘沇伏流之初出者，其效为尤大乎？此方技之卮言，不可荧听者也。漯受河，则济亦受河。荥受河，则亦受济。两水既合，谁与辨之？泥沙随瀑流而徙，且解散而四出，况其俱为水而同流邪？夫油轻而水重，水轻而泔重，此较然者。今以一瓮之油，一石之泔，投之溪流，不逾寻丈而已散乱，济独何能纪其类以自远于河哉？况济既劲下，则必趋其尤下者，乃舍大河经流之渎，而旁溢于支流，则必济水轻缓，为河所浮，若溪流之有芥羽，则集于洄也。若趋下，而清者之必不旁溢，亦审矣。画荥为济，非戏论与？《经》于此，一以志沇，一以志河之支流，故别其名曰荥，而不曰济。《禹贡》志约而义精，类如此。因以知禹河虽北，未尝不南。从古无纳黄河于一渎之理，则载河于山之说，益信其妄。若四渎之云，则以河分为二，在北合漳为河，在南入荥为济。通计中国之大川凡四，礼家谓之四窦，犹四窍也。刘熙曰：“渎，独也。”亦纤陋之见。

    九泽

    大陆一，雷夏二，大野三，彭蠡四，震泽五，云梦六，菏泽七，孟猪八，猪野九。凡此九泽，见于《经》文者，具为缕悉。扬、豫庳下平衍之地，本有二泽，不得故黜其一。青濒海地狭，源短流疾，梁处丛山亘峡之中，皆不容有泽，无容强而使有。与九川、九山不以州分者同。孔、蔡泥上九州之文，别著山泽。信《传》固不如信《经》也。

    五服

    《禹贡》之书，成于舜之中年。盖禹受命治水在舜殛鲧之后。八年之后，而兖州之作又十有三载矣。蔡氏以尧都冀州为五服之中者也。然舜都于蒲，其正北直大同，而正西直河州，临洮府属。 亦无二千五百里之远。若南抵衡山之阳，则且四千里矣。大同以北，沙漠之野，黄茅白苇，朔风飞雪，蒙古固有其地而不能耕，而洮、湟之外，河西四郡，其山川不见于《经》文，则非禹之所甸可知。盖中国之幅员，本非截然而四方，绝长补短，移彼就此，东西南北，原不相若，则五服之亦以大略言尔。且以王畿言之，而太康畋于洛表，则南赢而北缩，是甸服固有出于五百里之外者，亦可以纳米为之通例也。又先儒疑五千之服狭于周、汉，蔡氏又谓荒服之外别有区画，不知汉之以里计者道路，《禹贡》之以里计者土田。方五千里之田，方千里者二十五。以提封之井地计之，为亩者二百二十五亿万亩，较之《王制》八十一亿万亩为多三之二。或夏后氏之田一夫五十亩，方里之田四百五十亩，犹当一百一十二亿五千万亩，抵二百四十步之亩四十六亿八千七百五十万亩，而多于开元田数者尚三之一。又或古今步尺之长短有差，要以今六当古十，犹得二十八亿一千二百五十万亩，而多于开元十四亿万亩有奇者尚倍之，方疑禹甸之太遥，非唐全盛之所及。若汉之方田止于七亿万亩有奇者，又勿论已。或古之治道明而民情愿朴，汉唐则法圮民奸而多所隐射，要以世远而无从核实，乃禹甸之非狭而荒服之外无区画，则不足疑也。

    甘誓

    三正

    三正者，子、丑、寅三统之正，而非但以岁首之建也。古者作历，必立历元，以为五星联珠、日月合璧之辰，而因推其数以定将来。自宋以上皆然，至郭守敬而后罢。以甲子岁仲冬甲子朔夜半冬至为元者，日月五星皆会于室，是谓天正。以甲寅岁孟春甲寅朔平旦冬至为元者，日月五星皆会于虚，是谓人正。后世盖两用之。惟地正后不复用，故亦无从而考。以二正推之，则当以刘歆《三统》之说自合于地统。地化自丑，毕于辰，而用甲辰岁孟春丙寅、前月季冬乙丑、甲辰朔鸡唱冬至为元，日月五星皆会于斗，为地正之元也。三元异建而历亦大同者，则亦人生之会上逮地辟，地辟之会上逮天开，岁差所积，日月五星之合，历一会而差一辰，揆之一元之全，则固合也。

    颛顼之后，尧舜以前，帝喾之历，盖以甲子为元，天统也。尧以甲辰为元，地统也。三正异元，而授受有其合符。故古之帝王虽用一正，而不废二正，犹《春秋》以夏时冠周月，用子正而二三月皆称王也。舜承尧统，“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所以修明尧法，而甲辰之历未改，故曰“绍尧无为”。禹受终而易尧舜之历，用甲寅为元，以上同颛顼，为法以近而密，故孔子称“行夏之时”。禹之为功，平天成地。平天莫大于三正，成地莫大于五行。有扈氏之擅命不恭，生今反古，疑禹之革唐虞之正朔，不如舜之承尧，故不用夏政，威侮而怠弃之，以借口而生乱，当禹之时，慑不敢动。禹崩启立，称兵以与天子大战，固小人乘丧草窃之恒。其或如孔颖达所谓继父不服者，亦非臆度。由其不用夏后五行、三正之法，则以与子为称乱之名，亦其势也。蔡注于此大属未详。

    攻左攻右

    蔡氏曰：“攻，治也。”今按：车左之射，车右之刺，皆莅之平日，其治不治非待方战而始饬之。攻，击也。左之攻左、右之攻右，古战阵之法也。两车相当，我之左值敌之右，我之右值敌之左。相值而相攻，于势虽近，而执弓者左手握弓靶，左足必视所射者而斜向之，右手驱弦，必曲而之外。使以左射右，则左足既为左箱所蹙，右手向后而为车后蔽所迫矣。右之执矛，左手近锋，右手近錞。近錞之手，力所从发，必曲而向外，若正刺则向后而无力。近锋之手，必直而向前，若正刺则曲向内而不审。且击兵在手，七在外，一在握，二在内，顺之以向敌，则錞必碍胸，抑或转錞使左，而右手之力为虚设矣。故两车相值，势必错攻，而不正相值也。使敌车在左，其右为箱之所隐，则可射者惟左；敌车在右，其左为箱之所隐，则可刺者惟右。彼隐而不能攻我，我亦攻其所相为攻者而已。古之行阵，因其自然，而使得尽攻之用，既画为一定之法，特当车驰马突之际，则有不尽于攻者，然犹使之必此为法，盖不令仓猝或乱，致失己之长而轻攻以取败。若在追奔逐北之际，有必胜之势，可以因利乘便，而亦终不听其违法刺射，以滥杀而无已。斯左必攻左，右必攻右，古人立法之情，非后世恃勇野战之所及。犹御必马之正，不得邀利取径，则败不致于偾车，而胜不致于贪杀也。《春秋传》所记两将相敌，皆左射左而不射右，亦古法之仅存者也。

    胤征

    仲康肇位

    肇，建始也。羿距太康，夏祀欲绝。仲康就大河之南，复正天位，中兴之业，同于创始，夏民惊喜。若非所得，且不承国于先君，故不可云“即位”，而云‘肇位”，史氏之例也。建始曰肇，以纪夏复兴之始。下云“胤后承王命徂征”，初不承“肇位”之文，则命胤侯掌六师者，在肇位之初，而承命徂征，则他年之事。蔡氏信虞广刂之说，以为仲康之元年，与《皇极经世》同，其实非也。《竹书纪年》一编，固多附会不经，而其纪甲子也，则精密而不可易。《皇极经世》以仲康元年为壬戌岁，上距尧元年甲辰一百九十九年，下距宣王元年甲戌一千三百三十三年。今以刘炫、一行、郭守敬历法参考之，仲康五年癸巳九月朔庚辰，日食于房二度，则知仲康元年岁在己丑，上距尧元年丙子一百九十四年，下距周宣元年甲戌《经世》与《竹书》至此始合。 一千一百二十六年。而历法所推，正得九月朔日食于房。是则《竹书》以尧元年为丙子，仲康元年为己丑，而记五年癸巳九月朔日食。仲康始命胤侯徂征义、和，其有征而非妄矣。《竹书》出于晋太康之世，非历家之言，而与刘炫、一行、郭守敬之法合符。则《皇极经世》以尧元年为甲辰、仲康元年为壬戌推之，无“日食于房”之事，其误审矣。盖尧用地正，以甲辰为历元。甲辰者，尧所推上古日月合璧、五星联珠之元，而非尧之元年也。注疏之精于历者，莫如刘炫。历之征今而信古者，莫如一行与守敬，三家合符以证《竹书》之确，贤于蔡之宗邵、邵之宗虞，其已远矣。谓尧以甲辰为元者，犹《颛顼历》之以甲寅为元，周历之以甲子为元也。而颛顼元年岁在乙卯，而非甲寅，且以颛顼元年乙卯，如《竹书》所纪，历一百四十一年正得丙子，又历一百九十四年正得己丑，又四年而正得癸巳，于法当以九月朔日食，则其编年之有所本也明矣。虞、邵之说，漫无征据，徒延其年岁以合于宣王元年之甲戌，遂使尧之元年丙子降二百一十三年，而为夏后相之二年，。仲康之元年己丑降二百有八年，而为夏王不降之二十九年；又四年而得癸巳，则为不降之三十三年，不知不降之二十九年己丑，日不以季秋食于房，则蔡氏之说为非。而《皇极经世》所纪仲康元年之壬戌，上差二百有八年，乃《竹书》尧未即位以前十四年之岁。自壬戌以至丙寅五年之九月，日亦不食于房二度，则以“辰弗集于房”，征胤征在仲康五年癸巳，以癸巳九月朔庚戌，日食限在房二度，征“辰弗集于房”之文，《竹书》之与《经》合，而可为《经》释也。观乎武王克商之岁在辛卯，《竹书》所纪与《国语》吻合，而一行、守敬之术亦相协无异，惟《皇极经世》以为己卯者，则与《国语》不合，知三代以上之编年纪事，惟《竹书》之为可信已。又孔氏谓仲康为羿所立，蔡氏从之，其说亦非。使然，则仲康得国于仇贼之手，亦安足纪！且羿岂肯以兵权授之胤后邪？刘炫谓仲康为五子之一，蹊于洛汭，太康不返而仲康立，其说是也。

    《书经稗疏》卷二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