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经稗疏卷二

    夏书

    禹贡

    既载壶口

    先儒俱云禹治水始自壶口。朱、蔡独以为治水当先从低处下手，故先决九川之水使通于海，又浚畎浍之水使通于川，下流之水杀，则上流之水渐浅。以实求之，固不尔也。中国之形势，从西北而下，山势逶迤于东者散为数条。两山之间，中为平野，川于是流。在北，则巨鹿以至于天津。在中，则荥阳以至于淮安。在南，则洞庭以至于吴会。其相间之际，各有冈脊，两川之必不相通者，冈脊间之，非人之所能强也。洪水之患，河实为之，虽云“怀山襄陵”，亦必不能北逾井陉，南漫楚塞。是他川之涨落，固无与于河流之淤通矣。今帝都沦污，人民垫隘，乃欲远疏他州畎浍之水，待其渐归于海，而后治冀州之上流，此犹痈在头而刺其足，不亦慎乎？

    河之为洚水也，塞于吕梁，又障于龙门。其在上流，既漫入于汾、绛，为帝都之害；而其下流，又为太行诸山所厄，坌出水必且不循故道，蓄极横溢滥，灌于大名、曹、濮以及汴、宋之郊，非但治他州之川，漠不相与，即令治河下流，亦无与于龙门之阻。且弥漫四散，河身不现，智如神禹，当亦无从下力。而人治于下，水潴于上，蓄极必泄者沓至而日增。下淤渐去上溃，骤通，治水丁夫，即极数万夫之力，而此数万人者，分之则各以一身尔，长不满七尺，力不任百钧，就淤涨之下，横加疏凿，所凿既泄， 涌倾下，不转盼间而此数万人者皆鱼鳖矣。治之先自上者，以水治水也。先自下者，以人治水也。使以人治水，将所谓疏瀹者，如王安石之用济川杷为儿戏乎？亦将以 锸开高坚之地，勒水而强之上，如李昌言、贾鲁之为乎？乃昌言之回河，不十年而复决；贾鲁之挑黄陵冈，至洪武初而已绝，徒劳无益，弃地殃民，必非禹之所屑为而忍为者。且以人治水，由下及上，即有神术，能令水降而人不漂，乃下流之渠，浚治方净，而龙门、壶口、吕梁以西停积之水，乍然得通，其泥淤、浮沙、朽木、颓石，乘涨俱下，迨及山东平衍之地，势广安流，淤梗不行，则晋、冀之木石沙壤尽注于大伾之东，向之所开者有限，今之所淤者无穷，尽弃前功，而兖、豫仍为泽国矣。惟先上而后下，辟吕梁，凿龙门，使河之自保德、岢岚溢入汾、晋者，渐得其道，循孟门以出河曲，因积水浩瀚之力，推淤梗而漰湃以东。待之良久，积水既尽，则淤者成岸，激者成川，高下之形，大略已定。其有阻滞者，亦可施其分合疏通之力矣。得尺则尺，得寸则寸，渐东渐下，放于海而皆安流。故曰恶其凿而行所无事也。龙门之西，地形之高于九河者，不知其几百里。塞于千仞之下，安能使千仞之上泛滥横流？而况荆、扬之川，分阻汉东之山，梁州之川，尽绝剑阁、终南之险，其不相与为通塞也，皎若列眉，朱、蔡不知禹之治洪水与浚川浍者，各为一役，乃欲措百万生灵于建瓴累卵之下，以施迂阔徒劳之功，足知治水之智，自别有条理，非可坐筹之于几席也。乃《经》云“既载壶口”，大义炳然。犹立意见以破古人之成说，则非我之所敢知。

    既修太原至于岳阳

    蔡氏以此为治汾。乃汾水之所以待治者，河壅之也。河壅于孟门，则汾水无所宣，逆上北溢于太原。迨河既通，汾在河下，而浊河故淤留于汾岸，故因加修治之功，乃但自太原、岳阳而止。平阳以下，龙角、襄陵，群山所束，水落崖高，不待修也。冀州言修治而他州不言者，天子之都，一皆司空之所有事，若他州在侯封之内，大水既平，小有未修，一付之诸侯之自治，不待禹之遍治也。覃怀以东且在所略，况八州乎？于此亦可见禹之治水不先畎浍也。马碧梧谓“余州无事”，陈新安云“以例余州”，皆失之。

    衡漳

    孔氏曰：“漳水横流入河。”蔡氏因之。今按：河水自孟津至大伾，向海东北流。而浊漳水自壶关出伏牛山，南向阜城，亦东北流。其入河也，夹流俱下而相凑，非横入也。《水经》言：“浊漳水在冀州城西北，衡水入焉。”《信都记》云：“衡水历下博今深州 城北，而迤逦东北注，谓之九争曲，水味苦咸，俗称苦河，亦谓之黄漳河。”则衡、漳盖二水。言衡漳者，犹言妫汭、河洛，从其合流之地而纪之也。

    衡漳、九河、恒卫、大陆、碣石

    自周定王时，河徙砱砾，失禹故道，至汉夺漯水以南，自今利津县入海，其一枝夺济，南流入淮，而禹河故道，议者以无稽而争讼。乃考之于《经》文，参之以地势，则当禹之时，大河固夺漳水以流也，大河之东，自出河阴，入于沙衍之墟，土弱形夷，既无高岸以束之，其上流所迁，差以寻尺，则下流浸相悬远。而所趋之地必就低下，他水之流，先有川焉，是自然一定之低下，必见夺而与俱流者也。故或北或南，俱夺他水之流以入于海。而水所不流，故为崖岸，则必其高焉者，势不得舍其低下旧通之径，横激而上越陵阜，以复求低下于他所。故汉初夺漯而与俱行，其后夺济而与俱行，又其后夺淮而与俱行，宋夺大清河而与俱行，元夺会通河而与俱行，今则全注徐州，南夺淮而与俱行。自非溪涧小水，必不冒之以过，他水自纵而河自横也。禹河故道，既得漳水夺与俱行，必不能溢于漳北，明矣。凡大山大泽之势，高下之形，以山水为准。去山近，则其高也迤逦渐下，以至于川。去水近，则其下也迤逦渐高，以至于山。必无有山焉崛起污下而忽高之理。北条之山，沿大行而北而井陉，又北而恒山，又北而紫荆，又东北而居庸，东而天寿，又东而古北，又东而密云、遵化，又东而山海关，则《经》所谓“恒山至于碣石”者也。而凡此诸山之趾，必无忽然遽下之理。则保定以东，放于蓟州、永平之南境，皆山之趾，而高于大名、广、顺、深、冀、河间者也。漳水之流，东北经浚县，故《经》云“至于大伾”，又北过广平县，又东北过威县，又东过南宫县，又东北过冀州南，故《水经》云：“北过堂县、扶柳，东北过信都。”而蔡氏所引“古洚渎自唐贝州经城北入南宫，贯穿信都”，亦显与漳合，故《经》云“北过洚水”。而所谓大陆者，自当在景州、交河之境，固不当谓即巨鹿，亦不可谓在西山之麓也。浊漳水自清河、故城、景州，至交河而与清漳水合。自此而北，则天津、静海之南，其为九河之故道无疑矣。

    禹之导河，自洛汭北流，经怀、孟、阳武，东至浚，又东北至内黄、魏县，得漳而夺与俱流。其合漳也，不于临漳，既以彰德地形，因林虑之余高为之阻隔，则程氏以孟康所云王莽河为禹河者，既不察于邺城高下之势。而既夺漳流以后，恒水自深州东来，与清漳合流而下，卫水自灵寿县与滹沱合流而下，至于交河，二水又合乎浊漳而与河俱行，故《经》云“恒、卫既从”，从者，河水在南，东北流，恒、卫在北，亦东北流，施道同行，至交河而随之以下也。河夺漳流，与至交河，则去海近矣。去海已近，地形必极乎下，故于此而东北播为九河，以达于海，此自然之势也。

    天津之南，盐山、无棣、沾化、利津，九河之委流也。东光则有胡苏，沧州则有徒骇，乐陵则有鬲津，海丰则有马颊，渐次分疏，而非如指掌之平列。故许商云：“自南以北，相去二百里。”李垂云：“在平原而北。”赵称云：“自冀抵沧、棣，始播为九河。”盖其去天津密迩，河益大，地益平，非漳流之能胜，故因上流既治之后，推洗坌下，任其支分，而洪水略定，沙渚渐出，高者岸而下者河。已成九道，则下者阔之，高者培之，行所无事，而河已安流入海矣。

    古迹俱存，众论固定。程氏无端矫立之说，而朱、蔡因之，以为九河在碣石入海，则当自交河而北，舍近下之径，逆挽而又北之，不然，则当自冀州而掘高坚之土，挽河而悬载之于保定，绝呕夷、桑乾、直沽、滦水、潢水，过乐亭，榆关，而以达于碣石。吾不知河之越此呕夷、桑乾、沽、滦、潢之五大水者，何以不随五水东下，而能凌空飞度以北也？且所经之地，皆滨海卤舄之土，禹何能遏之而使不通？如其筑海岸数百里之地，斸山麓数百仞之渎，塞五水入海之道，尽挽而北之，则河之为害，远之惟恐不速，乃业已近海，而又勒之以殃五百里之人民，即至愚者不为，而况神禹！矧筑海岸，塞大水，掘山麓，即役使鬼工，演幻术，而亦万无可成之理也哉！诸儒不察，乃信新莽佞臣王横之言，以尽反古今之成论，非予之所知也，且横之言曰：“天尝连雨，东北风，海水溢西南，出浸数百里，渐没九河之地。”今据北海曲岸之形势，自蒲台而东至于长芦，北抵直沽，则岸曲向东，历马城、乐亭、至山海关，而益以东矣。山海之东，北连宁、锦，陆地数千里，去海逾远。使九河而在碣石，必东南风吹簸登、莱以北之海水，溢于西北，而后九河以没。今云东北风海水西南溢，则碣石之水且随风南去，而沙汀以出，其受溢而渐没者，必天津以南之海岸可知已。是横固无以证九河之在碣石。其从而附会者，郦道元之过也。况乎当横之时，韩牧已知九河之有迹而未尝没乎？若《经》所云“夹右碣石入于河”者，以纪岛夷之贡道所经过之地，文从其略，言岛夷自北而来，夹碣石以渡大洋，达于天津，而后入于河也。碣石去河虽远，要可约略纪之。如扬州言“沿江、海，达淮、泗”，江、淮入海异道，不妨捷言之也。且所云岛夷者，辽水之东海、盖、金、复之地，欲至于天津，故径碣石。假令河水在永平之境，则径当从弓弦山渡洋为近，不必更绕碣石之左矣。《经》云“至于碣石”，本以纪山，而非以纪河也明甚。山自有山之条理，水则以下为趋。惟壶口、雷首、底柱，山夹河行，出山以后，河自南而山自北。河南而东，至天津之南。山北而东，至永平之北。河云“入于海”者，流之合也。山云“入于海”者，支之尽也。安得概以为一哉！

    《经》言“导水”，不言“载水”。《孟子》言“水由地中行”，不言“水由侧山行”。故曰“禹之治水，行其所无事也”。今乃云“载之高地”，又云“穿西山之趾”，则明异《经》文，而大背乎《孟子》之说。为此言者，不过见江南田野有壅水而载之山趾，以为堰灌田，而妄意河之亦可如此。不知禹将全堰大河之水，使过冀之北土，其亦如塞堰者收灌溉之利乎？且堰能分溪流，而不能回全溪以他往，况大河之莽莽者哉！西山之趾，其高过于魏、博、沧、瀛者，不知其几许。如必欲挽河使北，不知当掘最高之地深至几百仞，而后河流可通，计非八年之所能竟。且为此言者，使行冀北永平之地，求其故渠，将何所指以为是？岂禹运神力以开之，后复有神力以堙之者邪？且使禹不揣而掘山以载水使北矣，乃其在大伾之野，水有自然之低下之道其怒，即可保其穿山以后之束于岸而不溃。而当初北之地，虽横筑数十丈之堤，亦不足以当下流不快，上流日增之势，崩溃漂流，千里鱼鳖，惨哉！其背天常， 彝伦而圮族于无穷，曾谓禹之不仁不智，乃至此乎？

    《经》纪九河，在兖而不在冀，而与“雷夏既泽”之文相连。若碣石，则固系之冀矣。是河之入海，终始于兖，禹之不移兖害于冀也，亦以徒移害冀而终不能分兖之灾也。如云禹因河画州，天津、静海、顺天、永平之南境，皆为兖土，则又何以纪兖之贡道但及济、漯，而不纪滦、潢、直沽、桑乾、呕夷之五水也？以此考之，言禹载河于高地者，无一而可。乃宋人之为此言者，则有故矣。熙、丰间，王安石倡为回河之邪说，吕大防踵其误以敝宋，而始终力主顺河自流之议者，惟苏氏兄弟也。洛、闽诸贤迁蜀党之怒，暗中安石之毒而不察，乃欲诬禹以障水回川，逆天殃民之事，其所据为指证，若王横、郦道元之言，皆安石之所尸祝者也。使然，则吴安持之功不在禹下矣。藉令诸君子能公心宅物，不以人废言，而一存苏氏之说，则岂有此蔽哉？若南渡诸儒，画江以居，而不识兖、冀之事，又其偏信之病所自深也。

    灉沮会同

    蔡注以汴为灉，睢为沮。按《经》纪此二水于兖州。而汴水出荥阳县河南开封府 大同山，过中牟、祥符，故《水经》云“出阴沟于浚仪北”。东过宁陵，与睢水合。又东过亳州蒙城县，故《水经》云“东至梁郡蒙县为睢水”。又东至怀远县荆山口入淮，其与《水经》言“至彭城入泗”小异，则以为黄河所夺，挟之南下，淤其入泗之口也。睢水出睢州东北，经归德府东过宿州，故《水经》云：“出梁郡鄢县。又东过睢阳县。又东过故相县。当萧县南入于泗。”睢之或合于汴，或合于泗，古今小异。然其所自出，一在荥阳，一在睢州，则豫州之域；其合也于蒙城，其入也，于萧县，则徐州之域；不于兖土而会同也。沂在泗北，泗在睢北，睢在汴北，徐州之境北尽东平、巨野，东直费县、海州。安得兖土南侵徐、凤乎？则灉非汴、沮非睢可知。此纪灉、沮上连雷夏，下接桑土。雷夏既在濮州，桑土者，郑玄《诗谱》说为卫之东境，自濮以南则为曹、鲁之地，而桑土属卫，必在濮北，《后汉书》注引《博物志》云“桑土在濮阳”者是也。则灉、沮之会亦近是。《尔雅》“水自河出为灉，济为濋”。晁氏以沮有濋音，谓沮即濋。但言灉自河出，则凡河之枝流皆可谓灉，犹自江为沱，而成都之繁昌、荆州之枝江皆有沱水也。汉以后，河日南徙，故枝流亦在南。而汴谓之灉，禹之故道河在北，则灉亦在北也。禹河自大伾而北，夺漳渠以去，去济绝远。兖之贡道乃云“浮于济、漯，达于河”，则河之经流虽相去邈绝，而其枝流尚有会同之处。盖兖土卑下，斜出成川，旁午不一，非如峡岸之流，彼此无相合之势也。然则此灉水者，盖在大名、广平之交，河水旁出，南溢达于东郡濮阳之境，而沮者，则济水于曹州之北旁出，北流以与灉会于濮，以俱下而流于济南。其会同之处，固兖之西土也。济以达沮，沮以达灉，灉以达河，故曰“灉、沮会同”，言河、济之于此会同也。王氏炎曰“沮出濮阳，灉出曹州”，盖为近之。然濮在北，曹在南，河在北，济在南，则沮当在曹州而会灉于濮东。濮去禹河既远，不得有旁流之河。倘以为灉、沮非河、济之旁出者，则兖西为沙壤，无有水源，其不能别成一渠于曹、濮，而必因于河、济，亦明矣。若今无此二水者，以河、济迁则灉、沮竭，可以今之地理求，难以今之川泽求也。汴、睢云乎哉？经纪兖州之水，独详于曹、濮之间者，以此土北邻浚、魏，南距睢、归，河流其北，济绕其南，二渎交控，无高山广阜以限之，故易为灌漫而治水之功倍也。功倍则辞详矣。

    草木

    谷之产，因于地之宜。地之宜，验于草木之生。故《经》于辨土之后，纪其草木之别，所以物土宜而审播种也。南北异地，九土异质，风气异感，故草木异族，而百谷亦异产矣。

    由、条、渐、包、夭、乔者，草木因土性之故别，非由治水而始然也。当洪水泛滥之时，草木畅茂，榛芜秽塞，土荒兽逼，故益焚山泽，务芟除，而不务蕰崇之。林氏乃谓洪水为患，草木不得其生，至是始遂其性，岂知草木之性遂，适以害嘉谷、塞途径、深沮洳、酿岚蛊、蕃禽兽，以与人争命乎！古之建国者，以拔木通道为事。《诗》所谓“拔柞械”、《春秋》所谓“启山林”是已。如以草木芜盛为平成之绩，则今猺之有峒，苗之有箐，其将平成于中土哉？则《经》纪草木，以物土而非序绩可知已。由，亭茂也，草之茎生者也。渐，进长也，进而渐长不已，草之蔓生者也。夭，少长也，草之台生者也。条，长也，细而长也。木之孤干独擢者也。包，丛也，木之科丛盘生者也。乔，高大也，木之枝干兼伟者也。三州所产，族类之不同如此。犹土有白黑，坟壤之异也。土不因水已治而改其质，草木亦不因水之治而异其状也。所以惟兖、徐、扬三州纪草木者，此三州平衍之区，无高山大谷，草木鲜生，可以区别，而六州之或山或谷，或原或泽，其地不齐，一州之间，各自殊别，不可定也。王氏炎曰：“南方地暖，草皆少长，而木多上竦。河朔地寒，虽合抱之木不能高也。”得之矣。

    大野

    蔡注引《地志》“在山阳巨野县北”，又云：“郓州中都西南，亦有大野陂。”中都，今汶上县。巨野之北，正值汶上之南，非有异也。大野于宋为梁山泊，汇南旺湖而为一。及永乐中，开运河，始画而为二。南旺之东又有蜀山湖，亦谓之南旺东湖。凡此三湖，弥漫三百六十里，皆大野之所潴也。大野之水，其源本于汶，而不因于济。济水自由张秋过寿张，掠湖而东北以注于济南。大野之水则南下鱼台而注于徐、邳。《山海经》云：“济水绝巨鹿泽。”郭注云：“今在高平。”绝者，绝而过之之谓，非言济水毕注于此。若《水经》所云：“济水至乘氏县南分为二，南为菏，北为济。”郦道元谓“一水东北流入巨野泽”，盖当后魏时，济水之枝流偶注焉。而桑钦所云“菏水”者，下又云“东过湖陆县今鱼台 入于泗”，则亦与汶俱流，至鱼台而南，未尝绝而无所往也。天下无绝而无所往之水，蔡氏以菏为巨野，既徇末失本，而又以为济水所绝，则尤不审于《山海经》“绝”字之义。若何承天云“北连清、济”，则连济而非原于济，承天初未有失，而济水掠大野之北，徐地尽于大野之南岸，徐终不得有济也。蔡氏生于东南，当山东沦陷之后，一惑于道元之说，虽以当时显著之梁山泊且不之察，而况其他乎！

    蠙珠

    蠙，《说文》正作玭。宋弘云“淮水出玭珠”，即此。古之珠，皆以玉为之。后世南粤既通中国，合浦之珠始登服饰，而谓之真珠。“真”云者，言其不假琢而圆也。若以蚌甲为珠，则物贱而色黯，古谓之“蜃”，以饰器物，所在有之，不必淮夷。按《说文》，玭即瑀也。琢美石以为珠，赤者曰琚，白者曰瑀。《大戴礼》所谓“玭珠以纳其间”，盖佩玉之一也。佩以象德而有玭珠，岂佩蚌甲而可以象德乎？蠙珠之贡，盖以供佩。玭之为蠙者，借用也。若蠙字正音蒲边切，虱也。唐张蠙梦名虱，登第而改名蠙以应之，则蠙固非蚌，蔡氏之疏，两失之矣。

    浮于淮泗

    汳汴通 水至蒙为灉水。东入于泗者，汉河南徙之道也。泗入淮，故淮合泗。汶入泗，故泗合汶。汶在巨野，合济之支流。济合灉。灉源于河，则经所谓“浮于淮、泗，达于河”之道也。蔡氏两引许慎《说文》，未决所从。当以后说为定。盖禹河故道，自洛汭、孟津，北过怀庆，合卫河而入浚、魏。初未自河阴南下，经荥阳、祥符之境，则汴水、阴沟水皆无从得受河以成流。当禹之时无汴水。汉河南徙而濮州无灉，时异水迁，不可强同已。

    三江

    《经》于此言“三江”，后导汉云“北江”，导江云“中江”。传注家合二为一，故徒滋繁讼。以实求之，彼云“东为北江”，“东为中江”，自上游而言，浔阳以西之江也。此云“三江”者，自下游而言，芜湖以下之水也。知然者，以《经》云“三江既入，震泽底定”，犹徐州所云“大野既潴，东原底平”。大野潴而东原平，大野者，东原之浸。三江入而震泽定，三江者，震泽之源与支流也。苏子瞻惟不知此，乃欲以味辨之，其亦细矣。

    江水自芜湖而东，其下采石，过应天、仪真、镇江，至通州入海者，所谓扬子江，大江之经流也。乃海潮之上，直至小孤山，则小孤东北，水势已平漫，特江南有雁山、九华诸山麓以束之，江北有石镜、巢山诸山麓以束之，则岸高而不能旁泻。至牛渚之南，敬亭一带，山势已尽，采石北阻，不能尽纳大江之流，而芜湖东南地势污下，可容旁溢，故分水别注。

    自高淳、溧阳抵于宜兴之南，所在潴积，为丹阳、固城、长荡诸湖，而注于太湖。其一则分自贵池、迳宁国县，由广德、长兴而注于太湖。《水经》所谓“东至石城县南，分为二。南江又东南径宣城之临城县，今青阳。 又东与桐水合，广德之桐池。 又东径宁国县南，又东北为长渎，东则松江出焉”者是已。是震泽，三江之首也。今其水之径溧阳者，中江之名固存也。而既入太湖以后，其经流上承中江径直之势，自鲇鱼口经苏州太仓入海者，一江也。今娄江。 其自吴县长桥东北，合庞山湖，过松江、上海之北入海者，一江也。今松江。 自大姚分支，过青浦之溆山湖，东至嘉定县界，合上海之黄浦，经嘉定、江湾，自上海之南入海者，一江也。今东江。 凡此三江，皆太湖之委也。委流顺，则从出之泽亦平。故三江入海，而震泽以定也。《史记正义》及《吴地记》之说，皆确有可据。要其上流则皆自芜湖东南分大江之支流者也。朱子以薛士龙之言为信，与蔡氏所引唐仲初之说，要为不诬。故《水经》亦云：“江水奇分谓之三江口。”其与后所纪之北江、中江，相去千余里，强而合之，则愈迷乱而不知所从矣。若大江自采石东下之经流，《经》不纪者，自然之渎，未之加治也。

    九江孔殷

    殷之为言，中也，盛也。物中则盛，故殷亦为盛也。“九江孔殷”者，言九江之流甚盛也。所以然者，以“江、汉朝宗，九江孔盛”文义相连，汉合于江，江行以缓，故九江为之盛也。

    汉九江郡治在寿州，其地则今凤阳和州是已。至隋，始以寻阳为九江。而《汉地理志》云：“寻阳南有九江，东合为大江”者，则寻阳之小水也。汉寻阳县在江北，今之望江、宿松也。若今九江府之德化县，在汉为柴桑县，然则《汉志》之九江，盖皖水之源，其出有九。云“寻阳南”者，县在怀宁之南，望江之北，皖自其南而入江也。若《寻阳记》所称乌、蚌诸江，则洲渚之分，诚有如蔡氏所驳者。而晁公武乃云：“一江而称九江，犹太湖一湖而称五湖，昭余祁一泽而称九泽。”殊不知昭余祁者，九泽之一，或不审而名之曰九。湖之有五，则长荡湖、射贵湖、上湖、滆湖，与太湖而五，本非一也。湖本有五，泽别有八，而九江安得一也？乃朱、蔡以洞庭为九江，尤有疑者。《经》云“过九江，至于东陵”，东陵者，巴陵也。九江在巴陵之西，而为江水之所经过。若洞庭则在巴陵之南，江水未尝过之也。《水经》“九江在长沙下隽县西北”，下隽亦巴陵也。洞庭在巴陵之南，固不在其西北，亦明矣。《楚地记》曰“巴陵潇湘之渊，在九江之间”，初不言九江在巴陵潇湘之间。又《经》云：“岷山之阳，至于衡山，过九江至于敷浅原。”经文虽简，而衡山之于九江，九江之于敷浅原，虽限以大江，其山势必有相因者。洞庭之浦，东西相去四百余里，山形阔绝，不相连接。《经》盖言衡山自长沙岳麓而下，顺洞庭西岸，沿石门、慈利，滨江东北行，至荆江口，逾江而为蒲圻、兴国诸山，过德化以讫于庐阜。则过九江者，非过洞庭亦明矣。唐诗“落日九江秋”，注云：“江自荆南而合于汉沔间者有九：一曰川江，即大江；二曰清江，源出施州卫之西，至长阳入于江；三曰鲁洑江；四曰潜江，出自汉水而会于江；五曰沱江，夏水也；六曰漳江，出南漳，合于江；七曰沮江，出房县；八曰直江，公安之油水也；九曰汉江。”盖此九水，自长阳而东，渐合于江，至汉口而后江、汉水合。则汉阳以南，城陵矶以西，皆为九江合流之地，江势大盛，故曰“孔殷”也。而此上下三百里间，正在巴陵之西北，故《水经》云：“在下隽西北。”乃九江之首，起于长阳，故《经》云：“过九江至于东陵。”而湖北诸山，随江西下，放于江、汉之间，然后逾江而过武昌之南，岳州之北，于“导山”之文，亦无不合契者，斯以为《禹贡》九江之定论也。皖口、柴桑、洞庭之释，要于《经》文无取。

    沱潜既道

    “潍、淄其道”，潍水、淄水至寿光而合入于海也。道之为言通也。“沱、潜既道”，沱、潜合一而江、汉通也。沱者，今之夏水。楚庄王灭陈，乡取一人以归，谓之夏州，居之于此水之侧，故曰夏。夏水首出于江，在江陵县东南，东过华容今监利 ，至云杜县今潜江 入于沔。盖潜水分汉于潜江之南，而沱水自监利北注之。江、汉之支流，早已相通于汉口之上，特其岸狭渠小，故江、汉之经流必至于汉口而始大合，但有水可道，则漕贡之舟取其径直平夷，可以捷至汉水，而避自荆、岳达鄂，浮江溯汉七八百里迂险之冲，故下云“浮于江、沱、潜、汉”，此之谓也。

    云梦

    江北为云，江南为梦。盖平原大泽，地势相连，而江水分画其中也。其地在江南者为松滋、石首、公安、安乡，在江北者为监利以西至于江陵之东，跨江濒湖，南尽于澧而北尽于汉也。《汉地志》华容有云梦泽，华容至梁始徙县于南平郡之南安，则今县是。而故华容今为监利。故《水经》亦云：“云梦泽在华容县东。”而郭璞《尔雅注》以为巴邱湖者，今俗谓之西湖，其滨在江南之梦，而云在其北也。《子虚赋》所云“方八九百里”，虽为侈言，要尽汉南、湖北，亦几几近之矣。蔡氏所云“华容、枝江”者良是，而又云“江夏、安陆”，则跨江而东，逾汉而北，势已辽绝。且江夏有黄鹄、凤凰诸山峙立江岸，安陆居章山陪尾之麓，为原为阜，亦不得谓之为泽。德安之有云梦县，则西魏侵地汉上，欲夸其境土之远，而以江介泽薮之名被之于汉北。南北分争，侨置郡县，名实相谬，沿而不改，若此类者众矣。

    杶干

    蔡氏谓“杶木可为弓干”，而以杶干为一木，不知杶即椿也。其木脆而易折，不中弓干之用。人家田园所植，芽为人采，多不易长。深山所有者，或大至十余围，色赤而理坚，可锯为材用。性辟虱蚤，故今人以作床榻。茎叶固如蔡氏所云“似樗”者，贡之以为什器尔。此木惟荆土多有。闽、广人不食其芽，动见砍伐，固宜蔡氏之不识。而又当宋末武备弛废之时，抑不知弓干之不可以椿为。杶自杶，干自干。孔氏以干为柘，当之柘而云干者，犹《诗》言“伐檀”而云“伐轮”也。

    伊

    《山海经》言：“熊耳之山，伊水出焉。”郭璞注：“熊耳在上洛县南。”《汉地志》：“卢氏有熊耳山，伊水出。”蔡氏以郭说辨《地志》之非，不知弘农、商洛之间有三熊耳山。一在陕州之南，卢氏之北，达磨之所葬。蔡氏疑卢氏止有此熊耳，因谓伊水不出其下，固是。在商州之南，武关之西，与郭璞所云“在上洛县南”者相乱。蔡氏遂以为伊水出此，而疑其与卢氏相远，因以辟《地志》之非者也。南召之西，内乡之北，洛水之南，有熊耳山，与东关鸾堂毛葫卢之地相接，《水经》所云：“洛水东径熊耳山北”者，此则伊水所出，其地亦隶于卢氏，而斜系商州之东南，则郭璞所云，与《汉地志》本一而非二也。《水经》云“伊水出南阳县西蔓渠山。”今谓之闷顿岭，地隶卢氏。从此而东，过陆浑今嵩县 、新城、伊阙俱伊阳 以入于洛。盖《山海经》《汉地志》所言熊耳者，统纪其地。而《水经》之蔓渠，今之闷顿，则直溯其源也。要以伊水所自出在武关之东，而不在其西，系之商洛，则失其实矣。

    荥波

    荥、波言潴，必有聚水。盖济溢南流，至于荥阳之东，以地势平下而聚，则所谓荥泽是已。至汉已堙为平地，而不复有泽。波自洛出者，《水经》所谓“洛水径宜阳县故城南，又东北出散关南，又东，枝渎左出”者也。迹其下流，居宜阳之左，则必在洛汭之西而与河会，去荥绝远。乃《经》合荥言潴，又系于伊、洛、瀍、涧入河之后，其在洛东可知。固当以《山海经》之波水为正，盖洛东小水合于荥泽者也。

    菏泽

    导者，因势而下导之也。水之东流，水之势也。地之西高而东下，地之势也。蔡氏以曹州之荷水为此菏泽，则水本在东，逆西上而被孟潴，岂理也哉！菏泽者涡水也。许慎曰：“涡水受扶沟、浪 渠、东入淮。”《水经》云：“阴沟水出河南阳武县浪 渠，东南至沛为涡水。又东至下邳、淮陵县入于淮。”盖此菏泽由阳武东径祥符之铜瓦箱，东南过兰阳北，又东过仪封南，又东过睢州北，又东至虞城，被孟潴而过之，又东过夏邑，东南过丰县，东至沛州飞云桥，乃得“涡”名，东由徐达邳而入于淮。今其下流谓之涡，其上流谓之阴沟，亦云浪 ，而《经》则即浪 而予以菏泽之名尔。出于豫，经于豫，而入于徐。若曹州之菏东北会汶，与孟潴阔绝，且源出于徐，不宜纪于豫也。《汉志》：“睢水受浪 渠，东至取虑，音秋闾。入于泗。”则菏泽在汉盖与睢合，或自徐州小浮桥注于吕梁矣。虽古今迁徙于沙壤者流委不一，然孟潴为下流，菏为上流。源发于豫，不发于徐，则《经》文之不可易者。其为铜瓦箱所分之河渠，无疑矣。黄河南徙，则此菏泽为其经流也。蒗 渠之“菏”从草下河，曹州之“荷”，从草下何，《经》文自别。

    嶓

    东西二汉水，其下流皆名曰汉。其所出之山皆曰蟠冢。相承淆讹，合而为一者。缘《经》言“嶓冢导漾”，与《水经》以西汉水为漾、东汉水为沔，而云漾出蟠冢、沔出沮县东狼谷，遂使古今失据，合二汉水二嶓冢而一之也。

    杜佑《通典》云：“蟠冢有二：一在天水，一在汉中。在天水者，西汉水之所出。在汉中者，东汉水之所出也。”以地考之，无有如佑之切者。《汉地志》：“汉阳郡西县故属陇西，有蟠冢山，西汉水。”此杜佑所谓“一在天水”者也。若《经》所云“嶓冢导漾，东流为汉。又东为沧浪之水，至大别入江”者，杜佑所谓“一在汉中”者也。盖西县天水今并入秦州，在南条山脊之北，于《禹贡》属雍而不属梁，则此“既艺”之蟠，其在天水之“嶓”可知。而天水嶓冢所出之西汉水，自秦州嶓冢之南，流经凤县大散关，南过略阳之西，又南过阶州之东，又南过昭化、剑州、广元、阆中，又东南过南充、邻水，又南至江津之北入于江。其始出也虽近于东汉，而其过汉中，既限以青泥、鸡头之阻，其入川北，又隔以金牛、衰斜之险，则终不得合。迨其下流，早已合岷江于重庆之西，不随东汉为沧浪，过三澨、至大别而后入江也。则《经》之言漾，非西汉之源，而《经》之言嶓，非秦州之嶓明矣。若东汉水之下流，既一一与《经》为合，而所出之嶓即此“既艺”之嶓，在梁而不在雍。其以东汉为沔、西汉为漾者，《水经》之失也。孔氏曰：“泉始出山为漾水，东流为沔水，至汉中东流为汉水。”如淳曰：“北人谓汉曰沔。”漾、沔、汉，盖东汉一水而三名，西汉不得谓漾也。

    此之嶓冢，在今宁羌州之北，两当县之南，宋王仁裕放猿之地。两当在汉为武都，故《华阳国志》曰“东汉水出武都县”，固梁州之北境也。汉水始出为漾，南过宁羌，又南过略阳之东，始与沔合。沔水一曰河池水。略阳，汉沮县也。故《华阳国志》曰：“沮县，河池水所出东狼谷也。”桑钦之纪沔水，与《国志》同，特不知沔非东汉之源，东汉自出于宁羌之嶓冢，在略阳之北谓之漾，至略阳合沔水乃谓之沔，至沔县而东过汉中府，始名曰汉。《经》云“嶓冢导漾，东流为汉”者，此也。其不言沔者，沔入汉，而非汉之源也。桑钦不达于漾为东汉源，沔合于漾，而以漾名加之于西汉。郦道元乃昏于二汉之源流各别，乃云：“东西两川，俱出嶓冢，同为汉水。”桑钦知有秦州之嶓冢，而不知有《禹贡》所艺梁州、宁羌之嶓冢。郦道元遂合二嶓冢而为一，乃不知西汉之自雍南入梁而达于江，今谓之嘉陵江。东汉自梁之北境，东沿雍、梁之界入荆，而后达于江，今固谓之汉江也。蔡氏既知西汉水径葭萌入江矣。又惑于郦说，强二汉以同归，合两嶓而为一，而曰“嶓冢一山跨于两县”，不知秦州之去宁羌，相去三百余里，中隔西和、成县两邑二百余里之原隰，又有空同、天井、仇池、朱圉诸山之间隔，两县不相为接壤，而亦安得为“跨”乎？秦州之嶓冢，北连汧、陇，其为雍地无疑。宁羌之蟠冢，在汉中之西，与巴、蜀共为益州，共为华阳，则亦共为梁州也。

    沱潜

    水自江出者皆为沱。蔡氏以郫县、汶江皆有沱，而不知沱之大者在新繁也。盖江水始发，未为峡束，随平壤而四溢，沱不一矣。《水经》云“沱在湔口之东，都安之上”。湔口在石泉县。都安，今之灌县。沱之在郫西者也。《华阳国志》云：“大江自湔堰至犍为有五津：始曰白华津，二曰里津，三曰江首津，四曰涉头津，五曰江南津。”五津之地，上溯石泉，下汔井研，皆江、沱之道，旋出旋入，而共合于嘉定也。旧云水自汉出为潜，按《经》所纪汉，皆东汉也。东汉之潜，自在荆土。今此系之梁州，则此潜者，非自汉出，而即西汉之别名。西汉不见于《经》，盖在古谓之潜，而不谓之汉，《地志》所云“巴郡宕渠县西南，潜水入江”者是已。宕渠西南，今邻水县，嘉陵江之入江也于此。郦道元“潜水入大穴”之语，细碎而不经，盖不足信。唯西汉之即潜，故下云“逾于潜”者，言溯潜而上，至于略阳、凤县之间，西汉水与东汉水相去已近，而二水不相为通，则陆运至略阳之东，而后复浮于汉，亦可证《经》之不混二汉为一水矣。道元亦知西汉之即潜而非漾，故又曰“自西汉溯流而届于晋寿，界阻漾、枝津，南历冈北，迤逦接汉、沔”，则以明潜、漾之源委各别，不相通矣。而为说纷纭，自相矛盾，盖杂采他说以成书，得失并存而不知所裁。蔡氏惑其所失，而不考其所得，徒知沔、渭之间绝水百余里，乃不知东汉、西汉之间绝水亦百余里，乃以疑《经》“逾于沔”之文，不亦疏与。

    和夷

    和水出天全六番招讨地。天全六番，宋之和州也。和水下流注于青衣水。晁氏径以为清衣江者，误。晁氏又曰：“夷水出鱼复，至夷道入江。”此乃施州卫所出之清江，至长阳县入江者，与和川相去东西三千余里。和在梁而夷在荆，不得连类并纪，如“覃怀”“原隰”之文而属之“蔡、蒙旅平”之后。和夷者，和川之夷，犹言岛夷、莱夷。曾氏所云“严道有和川，夷人居之”是已。天全六番至西魏始入版图，禹因平蔡、蒙而及之，以循水之源而为治江水之资也。

    西倾

    西倾在洮州卫之南，与松潘接壤。“因桓是来”者，因于桓水而来贡也。桓水，今谓之羌水，自文县千户所绕南山、太白而入于西汉。《水经》以桓水入于南海者，误。羌水西南，正当坤维之脊，地势极高，而又有西番之亦思八思今河，董卜韩胡之乞里马出河，皆东流合于江。桓水安能缘之以南邪？西倾不属雍而属梁者，虽在岷、洮之西，而实与太白、剑门南北相值也。

    渭汭

    蔡氏云：“汧源县弦蒲薮有汭水，即《诗》之芮鞠。”今按《诗》言“芮鞠之即”纪公刘迁邠之事，芮自在邠，去陇州之弦蒲薮几四百里。公刘之国，其疆域不至汧西，则芮者乃邠州之小水，今所谓宜录川是已。若弦蒲薮所出之水，乃汧水也。汧自宝鸡入渭，而不与泾属。使以汧为汭，而汧不连泾，径达于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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