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与心教

，相互间可以无同情。西方科学里的心理学，即以这类心态为研究题材，他们自称为是无灵魂的心理学。这一种心理学，因为他们既剔除了他们所谓“灵魂”的部分，当然研究不到人心之真实境界。西方人把人心一部分功能划归灵魂，而又认灵魂只与上帝相通；人与人之间，则须经过上帝意旨之一转手，而不能直接相通；因此对人心的认识实嫌不够。中国人所谓“心”，并不专指肉体心，并不封蔽在各各小我自体之内，而实存在于人与人之间，哀乐相关，痛痒相切。中国人称此种心为“道心”，以示别于“人心”。现在我们可以称此种心为“文化心”。所谓文化心者，因此种境界实由人类文化演进陶冶而成。亦可说人类文化，亦全由人类获有此种心而得发展演进。中国人最先明白发扬此意义者，则为孔子。

    孔子讲人生，常是直指人心而言。由人心显而为世道，这是中国人传统的人生哲学，亦可说是中国人的宗教。当知科学智识虽可愈后愈进步，而人生基本教训则不必尽然。因人生大本大原只有这些子，这些子则可以历万世而不变。中国古人也信仰上帝鬼神，直到孔子，才把此等旧说舍弃，而专从人心这些子上立论。以后的中国人，遂常常讲“人心世道”，而不谈上帝。这实是中国思想之大进步。所谓人心，应着重“人”字看。所谓世道，应着重“世”字看。西方人看人心只如兽心，耶教教义认为人皆有罪，一切唯有听从上帝意旨，痛切忏悔，洗净自己的心，而改以上帝心为心，如是人类始可得救。西方人因此看不起人心，因而也看不起世道，而另要讲一种出世之道。迨到他们回过头来，想摆脱灵魂而单言人心，则又误把人心与兽心等类同视。既不看重人心与兽心之分别，故而又要陷世道于重大罪恶中。

    我们可以说西方的宗教为上帝教，中国的宗教则为“人心教”或“良心教”。西方人做事每依靠上帝，中国人则凭诸良心。西方人以上帝意旨为出发点，中国人则以人类良心为出发点。西方人必须有教堂，教堂为训练人心与上帝接触相通之场所。中国人不必有教堂，而亦必须有一训练人心使其与大群接触相通之场所。此场所便是家庭。中国人乃以家庭培养其良心，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是也。故中国人的家庭，实即中国人的教堂。中国人并不以家庭教人自私自利，中国人实求以家庭教人大公无我。

    孔子认为培养良心最直接的方法，莫过于教人孝弟。故有子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再由孝弟扩充，由我之心而通人类之大群心，去其隔膜封蔽，而达于至公大通之谓圣。心之相通，必自孝始。孝是人与人两心相通之第一步。中国人的宗教，只限于人与人之间，并不再牵涉到人以外的上帝。因此中国宗教亦可说是一种人文教，或称文化教，并亦可称之孝的宗教。孝之外貌有礼，其内心则为仁，由此推扩则为整个的人心与世道。因此既有孔子，中国便可不需再有西方般的宗教。

    孔子之后有墨子。墨子思想颇近西方的宗教。“兼爱”则如耶教之博爱，“天志”“明鬼”都是西方宗教的理论。然而墨子有一大缺点，他没有教堂以为训练人心上通天鬼之场所。他既没有宗教的组织和形式，所以只可说他是一个未成熟的宗教家。孔子则不然，他不从人生以外讲永生，孔子已避免了先民素朴的天鬼旧观念之束缚。子路问死，他说：“未知生，焉知死。”他直接以人生问题来解答人死问题，与其他宗教以人死问题来解答人生问题者绝不同。他看祭祀，不过是一种心灵的活动，亦可说是一种心灵的训练与实习。故他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吾不与祭，如不祭。”他只看重人心一种自能到达的理想的境界，而不再在人心以上补出一个天鬼的存在。他实在是超宗教的、进步的。惟孔子虽超宗教，而仍特设一个家庭为训练人心之场所。墨子不能超宗教，而又无他的特设的教堂为训练人心以供人神之接触而相通。这是孔 墨之相异点，亦即孔学之所以兴与墨学之所以废的大本原所在。

    今再剀切言之：孔子的教训，实在已把握了人生的基本大原则，如孟子所谓“先得吾心之同然”是也。人生进于禽生与兽生，已不限于小我肉体的生命，而别有其心的生命。此种心，已不是专限于肉体的“生物心”，而渐已演进形成为彼我古今共同沟通的一种“文化心”。所谓人生，即在人类大群此种文化心之相互照映中。若只限于肉体的自然六尺之躯之衣食作息，此则与禽生、兽生复何区别？故各人的私生命，亦即存在于人类大群的公心中。所谓人生之不朽与永生，亦当在心的生命方面求之，即人类大群公心的不断生命中求之。此人类大群的公心，有其不断的生命者，即我上文所谓“文化心”是也。人的生命，能常留存在人类大群的公心中而永不消失，此即其人之不朽。肉体生命固无不朽，而离却人类大群之公心，亦无不朽可言。故知真实人生，应在大群人类之公心中觅取，决非自知自觉自封自蔽之小我私心，即限于自然肉体之心，便克代表人生之意义。必达到他人心中有我，始为我生之证。若他人心中无我，则我于何生？依照孔学论之，人生即在仁体中。人生之不朽，应在此仁体中不朽。人生之意义，即人人的心互在他人的心中存在之谓。永远存在于他人的心里，则其人即可谓不朽。孔子至今还存在人的心中，所以孔子至今还是不朽，还是生存于世。只因“人心之所同然”为孔子所先得，所以孔子能永生长在于人类的心中而历久不灭。若把此番理论来论耶教，则耶稣之所以永生不灭，也并不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子，降生下来救此人群，实在因为他也已把握人心之同然，他也只永远存在于后世人群的心中而时时复活，永存不朽。所以耶教理论尽可与中国传统观念不同，而耶教精神，还是可以把中国传统精神来解释。然正因为观念不同，理论不同，因此形成了东西双方其他文化方面之种种相异点。正因为有孔子的心教存在于中国，遂形成了中国人之独特文化与独特的人生理论，与西方社会人生专赖法律、宗教的维系者不同。今日之世界，宗教信仰既渐淡，而法律效能亦渐薄；欲救斯弊，实有盛倡孔子心教之必要。

    （民国三十二年四月《思想与时代》二十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