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話甲編卷一

    釋道入門，均有戒律；儒林恣肆，無所折守。思窺精微，先立章教。

    一戒不得本原，務循支派。

    凡經皆有大綱巨 注 領爲其本根，而後支流餘裔因緣而生。立説須得大主腦，探驪得珠，以下迎刃而解；如不得要領，縱極尋枝節，終歸無用。今之治經者多沿細碎，不尋根原，所以破碎支離，少所成就。 如何邵公之日月，有可謂勞碎，然枝枝節節，徒費心力，不惟人不能明，即 注 己亦心無主見，特不能不立一説，以敷衍門面，此大謬也。

    二戒以古亂今，不分家法。

    東漢以前十四博士皆爲今學，同祖《王制》，道一風同，與經神形俱肖。古學本於劉歆作僞，以與今爲敵，然其初門户甚嚴，各尊所聞，不相羼雜。鄭康成思集衆成，乃舉群經今、古不同之義，悉一律解之，合胡越爲一家，聯南北爲一轍，遂使今、古蒙蔽千古。鄭雖勉强敷衍，非經宗旨，故不能自圓其説。

    三戒自恃才辯，口給禦人。

    治經須謹嚴，不可輕肆，《公羊傳》好權詞酬答，自矜不窮，口辯雖雄，經例遂混。董子與江公議，以口給取勝 注 ，所謂辭勝於理者也。此爲先師精絶之弊。至於晚學 注 ，恣口衍説，欲以才辯服人，則謭陋荒謬,不在此品。

    四戒支離衍説，游蕩無根。

    説經須明白顯易，如土委地，其思而得之也最難寫 注 ，而言之甚易，原不以影響囫圇爲高。何注《公羊》，每不 注 戃恍無據。以下諸家，至於巨難，率皆自欺欺人，敷衍了事，多以艱深，文其固陋。學者當務精深平實，不可作誑語也。

    以上四端，高材所忌，中賢以下，其敝可陳。

    不守古訓，師心自用，非也；泥古襲舊，罔知裁擇，尤爲蒙昧。

    何邵公之誤用董説，劉申受之鈔襲何注是也。

    不識堂奥，依傍門户，非也。略知本原，未能瑩澈，是爲自畫。

    陳卓人、陳左海是也。

    違背傳注，好作新解，非也。株守陳言，牽就附會，是曰瞽蒙。

    六朝《禮》學諸家，株守鄭説是也。

    不通音訓，罔識古義，非也。鋪張通叚，主持偏僻，更爲俗癖。

    如國朝諸家是也。

    以上中材流弊，世所襲用，略爲敷陳；至於平常所知，都不陳列。

    治經如做酒，穀米麵藥、柴炭水火，漢學派也；抉取精華、盡棄糟粕，宋學派也。宋人鄙漢學爲糟粕，然其造釀不從糟粕而出，明水涚齊，不堪尊罍，故治經始於繁難，終歸簡易，然其泓澈樽甕，莫不由糟粕而來。此漢、宋之兼長也。治經當遵此法，不純乎漢，亦不流於宋。滄州釀法，其傳固尚在人間也。

    經説舊本明暢，至於誤説，展轉蒙蔽，其道迂歧，欲復大明，其事甚苦。故嘗謂經如九曲珠，解者用心，須有蟻穿之妙。東漢以來，用心甚淺，非但無七八，甚或不能三四，膚末初階，便矜妙諦。譬如古鏡本明也，塵土蝕翳，經千百年，乃徐致其蒙銹，其翳之非日月之事，其磨之也自非旦夕之功。今以旦夕之力與千百年争，固不能敵已，故雖有小效，不能大明。史公云：「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爲淺見寡聞道。」經學之要訣，其在斯乎？

    國朝經學，喜言聲音訓詁，增華踵事，門户一新，固非宋明所及，然微言大義，猶尚未聞。嘉道諸君，雖云通博，觀其撰述，多近骨董，喜新好僻，凌割六經，寸度銖量，自矜淵博，其實門内之觀，固猶未啟也。 國朝經學，初近于空疏，繼近于骨董，終近于鈔胥。高者如陳左海、陳卓人，然一偏之長，未瞻美富。子夫謂道咸以來著書多爲《經籍籑詁》 注 、《五禮通考》子孫，可謂善謔矣。

    古人之學者如牛毛，成者如麐角。經學習者雖多，成者實少，特惜不能如弈手之高下可定耳。嘗欲繪海岱圖以喻經學，以岱爲今學，海爲古學。如游岱有躋其巔者，有歷其半者，有僅至其麓者，有徬徨山下者，有左右互趨者，有反背而馳者，各題其名字，以識所學。然必高才博學，乃能入此品。其餘置身閶闔嵩華，便自以爲游歷泰渤者，不知去題尚遠也。

    予思而不學，終歲不聞誦聲，而夢寐亦相縈繞。積習已久，不能改，有神無跡，所以班白少自樹立者，亦以是故也。再加涵詠之功，庶有自然之妙乎！

    子夫常言，説經須有一定。予推衍其説云：醒時如此，醉夢亦如此；率爾如此，沈思亦如此。千百人攻之而不能破，衾影之間循之而不能改。若此境界，其于古人中求之乎！

    古人言通經致用，舊以爲將經中所言施于政事，非也。無論古今，時勢不同，泥經敗績。試問古來經生，何曾有以功業見者？不流于迂疏，則入于庸懦。然則經果無益於治乎？蓋通之難也。從來建勳業者，非由閱歷深，則本見幾審舉，盤根錯節，决斷裕如。儒生平居，何曾得假手以歷試諸艱？而以經喻天下，則一極亂之天下也。其中義例文句，精粗微顯，參雜紛煩，萬有不齊，與國家政事同也。其巨疑大難，百思不通，則國家之盤根錯節，以一人之心思，窮幽極渺，攬目振綱，積以年月，參以師友，然後雜亂有序，變幻歸則，終始相貫，彼此不淆。從開宗以至絶筆，無一字一句不血脈貫通。以此治經之法治天下，然後大小并包，難易合律，舉王公以至匹夫匹婦，從大政以至一草一木，莫不得其性情，措施無弊。此乃通經致用之法也。經如陶範，心如金土，以經範心，心與經化。然後其心耐勞知幾，包大含細，原始要終，舉天下之大不足以亂其神，舉事務之繁不足以擾其慮。周公所以致太平者，以其有制作之才；孔子所以言神化之效者，以其收博約之效。吁，難矣哉！

    治經如種田，後人享先人之福，惠、戴、阮、王非不自勤時爲之也。譬如闢草燒山，畫疆耕耨之事，以次而成，而後來食穀者，皆前人之功也。莫爲之前，雖美不彰。今日之事，固不敢没諸先達之勤勞也。

    讀經傳當因所言，知所不説；因其一端，知其全體；因其簡説，知其詳旨；因其不言，知所宜言。巵言别義，不足以亂其聰明；精旨微言，不能當其校索。所謂目無全牛者也。

    子夫云：「無論注疏及諸家成説，一到課期均無所用；著書必須到考課時服其精到，乃爲完善。蓋考課以數日之力解一義，以數十百人之力共一題，用心久而合力多，誠有平日成説，至此莫不罅漏百出者。」其論蓋有爲之言。余反其説云：「以著書論之，若必如考課之法，則百年不能成一書。且考課之所以眾説紛紛、新解層出者，多未能融會全經，僅就偶爾聰明，穿鑿附會，以求新奇。若平日全未經心之事，固可因此一考而明，或義本平常、事兼疑闕者，經此立異，反致瞀亂。治經如作室，其前後左右、梁棟門户，所宜熟思籌畫者也。至於一牕一桷，所關甚微，不必苦心經營。以牕桷而論，即至精之室，使人盡力推敲，未必不有所以易之者。總之室之美惡不在於此，徒盡心於牕桷，而棟梁門户之事反失宜焉，此豈足爲美室哉？舍大而謀細，棘端刺猴，泰山不覩，此古今之大弊也。考課之法不可移以治經，以其用心不同也。」子夫笑而不答。

    古來學問，起初莫不精美，後則每况愈下。正以始難後易，始拙後巧；始有勤苦之心，後漸歸於偷惰；始心震驚，既成之後乃視爲平常。大似今洋貨，當其初來，莫不精美，人亦不辭價昂而購之；後乃以爲常物，其物亦遂脆薄粗惡，大遜從前。今得一百年前鐘表，視如拱璧，即以十年計之，亦不啻三變。人心淺薄，日趨苟安，于貨物且然，則固不必疑經學之日下矣。 高雲程大令嘗論鹽局事，謂鹽局初立，上下委員莫不精明能幹；至於中間雖不及前，猶有能手；後則守成敷衍，尚形絀支。夫豈沃土之不材，亦或運會爲之也。予以爲上而國家，下至書院，亦莫不然，而經學其尤者也。

    千古學問，真者不能傳，而僞者不能絶。釋老、醫卜、雜技古法，莫不皆絶。傳習之書，有莫知所由者，又何疑於經學？《藝文志》《公羊》著録之書皆不存，而行漢末之何君；《穀梁》著述之書皆不存，而行東晉之范氏。學問始難而終易，人情好易而避難。今有難易二事於此，命十人治之，則趨易者十之八九，就難者不過一二人。以一二人與八九争，其勢已不敵；况由八九可化作千百，由千百可化爲億萬，此一二人者或一再傳而遂澌滅焉。幽蘭空谷，誰甘寂寥？難者或且不欲示人，而易者一倡百和，天下風靡。後來作疏，又視傳習之多寡以定去取，則安得不取晚近而廢本初哉？天下喜鄭過於雅，天下喜紫過於朱。阮生窮途，痛哭而返，此亦有心人之不忍聞者也。照像之法，因影留像，必須先定形體，留影鏡中。當其方照之時，稍一小動，移步换形，精神全變。竊意修改舊説，當用此法，一指一動，一目之瞬，精神迥然不同，不可説一節改一節，致其精神脈絡壅滯齟齬。然此非稿成數年後，精神閒暇，案日將成稿另鈔一過，不能如此通貫。然以《春秋》而論，每日一年，亦須終年方及一部，安得三年餘暇，通改三傳？况到改鈔時，又未必别無見解，所以此事斷難畫一。《孟子》云：「立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奪。」然則此事亦惟務其大而已。

    宋儒言「中」字，謂凡事求「中」，義近惝恍，不切實。其實經學奥妙，聖人精微，總而言之，不過一「中」字。所謂「中」者，「中的」也。至求「中」之法，則又不出「智」、「聖」二字。孟子云：「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猶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孔子，一善射人也。其巧聖，其力大，其持弓審固之法，全在於經，知之明，守之固，便爲通人。其巧妙至於貫虱穿楊，百發百中。百變之中，有一定之準。先有征鵠以爲標準，其事甚明，非謂既已持弓挾矢，尚不識準，則必東西左右測量審度，而後發矢。但知其處，皆能自至。與孟子「時中」、「智」、「力」之説相反也。

    古之聖賢，皆在北方。經傳所言，多取喻於「射」、「車」。欲仿程侍御書例，作《釋射》、《釋車》二篇，凡經、傳、史、子、中古語謡諺，説二門者依類編次，不惟諸書可明，而經亦愈以大顯也。

    古人傳經難，今人傳經易。惟其難也，故不能立新説，墨守舊訓；苟一求新，則全不可通，故守而不變。後人治經便易，因其易也，則以墨守爲無奇。且以歷來承襲舊説無深入之妙，明敏之士稍加綜覽，便已通曉，故鄙薄求新。蓋人心喜變，如織坊初得一新樣，勉力學之，猶恨不能，不敢改易。行之既久，人人所能，以爲無奇，則别出新式。從古無積久不變之事，職是故也。經學之真本微妙難習，學者舍難趨易，後遂因其易也而思變之。變者又不能通，其難者愈趨簡便，故其壞無所底止。今欲反之於難，然遲之又久，恐不免終流於淺易也。

    友人欲爲《禮》學三大表，曾與商酌條例。粗舉巨綱數條相告，且云若其細目新解，非用工之後，陸續補修不能。此説甚善。予撰《穀梁古義凡例》，修改近十次，乃成今本。此事務須隨時添改，不能先立限制，謂以後必如此用工也。又有治《論語》者欲商酌條例，予以此告之，蓋不可從門外説門内話也。

    治經有數大例，前人未能暢發者，今當仿《古書疑義舉例》，作爲一書以明之。如詳略隱見例，以《春秋》爲主；三統禮制異同循環例，以《王制》 注 爲主；四代無沿革，以《尚書》爲主；參用方言例，以《公羊》爲主；譯改古語例，以《尚書》爲主；記識入經例，以《禮記》爲主；省文互見例，以《儀禮》爲主；舉小數以起例，以《周禮》爲主；因事見義例，以《左傳》爲主。略舉其目，當詳推之也。

    史公云，百家言黄帝「不雅馴」，「皆折中於孔子」。當時古書尚多，史公唯以孔子爲歸，此巨識也。今所傳秦以前書皆合於孔子，以外皆不傳。如莊、墨、申、韓諸家皆主孔子，所言禮制，皆同《王制》，其人皆師法孔子者也。太史公所言「不雅馴」者，大約如《山海經》、《竹書》之類，不與經説合者。當日此類書必多，今傳者絶少。至於諸子百家，皆孔子之徒，用孔子之説。

    西漢以前，言經學皆主孔子，不繫於周公。漢明帝於學校並祀周孔。鄭君以先聖爲周公，先師爲孔子。議者以周公爲先聖作經，孔子爲先師傳經。此乃古學盛行之後，援周公以與孔子爲敵。其意以周爲古，孔爲今，古早於今。如《學考》今、古平重，則此説可存；若考其實，有今無古。古學萌芽劉歆，諸説皆其緣飾，則周公之祀不當在庠序間。今、古之辨，至今未明，而學宫不祀周公，其來已久。此其中固暗有主之者，不然，何以人皆不明古學之僞，而能去周公之祀也？

    《管子》，《學考》列入古學。初以爲在孔前，必古學；繼乃知此書皆今學。《管子》立制，多改《周禮》，蘇子瞻所論是也。正孔子改制前事之師，又其書非管子手訂，多春秋以後名法之言，故多可爲《王制》之注，當細推而攷之 注 。

    西人補牙，窮極巧妙。夫取金石與骨肉相聯，既爲地無多，又須有言、食，苟非親見，亦必斥爲荒唐。乃積思細審，卒使聯合，有如生成。夫血氣之事猶且如此，何况經學？苟用心能如西人，則何爲不成？惜乎務博淺嘗，不能深細，因以無成耳。

    予立三統循環例，以收傳説相歧不能畫一之制。以《論語》「社樹」、《孟子》「學校」、《考工記》「明堂」爲起例。如《祭法》與《王制》廟制不同，然皆爲七廟，以爲此循環變易之例。凡經中彼此參差、大同小異之事，皆包括無遺矣。又立互見例。禮制門目繁多 注 ，統集諸經所有，乃成全備制度。今一經所言，每門不過數條、數十條，前人不知此爲互見，各就一端言之，執此攻彼，久成聚訟。今以此爲一大例，收集諸不同之條而錯綜之，穿插之，同歸一致。如時祭，《王制》言四時，《孝經》言春秋，《左傳》言秋冬，而《祭法》、《國語》乃有歲時月日之全文。此詳略不同之例也。若此之類，祇得從同而分别之，豈可復爲立異，以致頭目添多，不能料理耶？

    前代之書有後代官名、地名、人事，舊説多據以爲僞作；不然，則以爲古人已有此官、此地；二者過猶不及。如《月令》言「大尉」，或以爲秦官而疑非古書；或又據緯書「舜爲大尉」之文，謂古有「大尉」官，此皆不知譯改之例者也。《堯典》、《禹貢》當時之文，豈能平易如此？皆譯改之故。《内經》其明證也。「皇」字從王得聲，本爲王後字。三皇之世，文字未立，稱王而已；春秋以後乃有皇帝之説；本朝稱王，以「皇」加古帝。凡書之古「王」，皆改爲「皇」。後人不知此意，乃疑「王」、「皇」先後矣。《穀梁》二伯，漢人書説當有以二伯稱者，今有五伯，無二伯，以凡言二伯者皆改作五伯矣。《左傳》以齊桓、晉文、楚莊、吴王、越王爲五伯，而《傳》文初年有五伯之文，則亦如陳桓公未薨而稱諡，後來之稱，非當時已如此，文偶未檢耳。

    古書傳寫，文字往往異同，能得别本相參，爲益無窮。嘗讀孫本《孔子集語》，凡互見别書而有異同詳略者，皆並列之，於是乃無不可解之書。蓋一本所言，皆有失檢，佚文脱句，動成疑難，苟列異同以相互證，是較釋文之功尤巨也。《月令》言四大廟，鄭君以爲十二室。考《大傳》云：「自冬日至數四十六日，迎春於東堂，距邦八里，堂高八尺，堂階八等。」「仲春之月，御青陽正室。」又云：「自春分數四十六日，迎夏於南堂，距邦七里，堂高七尺，堂階七等。」「仲夏之月 注 ，御明堂正室。」又云：「迎中氣於中室。」又云：「自夏日至 注 數四十六日，迎秋於西堂，距邦九里，堂高九尺 注 ，堂階九等 注 。」「仲秋之月，御總章正室。」「自秋分數四十六日，迎冬於北堂，距邦六里，堂高六尺，堂階六等。」「仲冬之月，御元堂正室。」案：天子於城門外立四堂，以順時令。然則東堂即青陽，南堂即明堂，西堂即總章，北堂即玄堂，或六里、七里、八里、九里不等，非一廟十二室明矣。又不云「大廟」，而云「正室」，然則「大廟」、「正室」之變文，非如宗廟之大廟矣。何以見四堂與明堂不異？曰：既於東方迎春，則不於南方布令可知，推之西北當復然，一也。既立四堂以順時令，棄而不御，而攢擠於南方，必非情理。若惟四迎，在其地則不必建堂，二也。南方有南堂，又有明堂，重復不例，三也。其四迎略言方向，十二御則言堂名者，彼此互見，非有異地異名之例也。其説較《月令》爲詳，其名較常典爲正。不然，則四大廟中何以又頒令？不幾於倍祖宗耶？故知正文不作大廟也。「御」字亦較「居」字爲近。又四堂下字皆疊韻，恐本一名，口音流變，如《公羊》、《穀梁》之異也。

    予於錯綜例外，又得隱見例。著述之事有二：以言傳者，文字是也；以形傳者，圖畫是也。二門雖異，而其以隱見爲例，則靡不同。畫家畫宫闕，設景而見者千百分之一二耳。即單畫一室，見陽不見陰，露左必隱右，牕牖門户，不過見十分之一，非不欲鋪寫，勢不能也。讀畫者皆知爲隱見例，以其所圖者形，形有未備，人所易知。至於著書，其甘苦實如作畫，詳則傷瑣，且有筆墨不能盡者，必待施行之時，然後相機審酌潤色。孟子所云「大略」、「潤澤」是也。天下雖至瑣碎之書，亦有不能盡者，何况經文古質簡略，經有一語，非數千百言説之不能詳者。如《王制》言選舉事，數十言耳，苟欲施行，則草注設科條例盈篋，猶恐不備。其言爵禄數百言耳，然其法至簡，亦當倍蓰於今。 紳若吏户案牘，猶不必言也。古人文字簡質，意中之事十未及一，今人乃不能如讀畫者之考求其陽陰、右左、隱見、露藏，以爲言在此，意已盡於此，及到施行，有東無西，具前闕後，乃又嘆書不可行，豈不誤哉！書之陰陽鱗爪，本如畫之可以踪跡求，惟積久不懈 注 ，用心習成風氣。不知當因所見以求所不見，不可守所見以蔽所未見也。畫家若不見全形，讀書亦苦不見全義。予因《春秋》隱見推之《王制》，因《王制》推之群經，更因群經推之載籍，以讀畫之法讀書，則隱見之例張矣。

    學以專經爲貴。然非徧覽諸經，則一經亦不能通；唯群經熟，然後專經有所借證。如欲通《穀梁》，非通《公羊》，不知《公》、《穀》大同小異，借證者多也；非通《左傳》，不能知二家，互文見義，有所補證也；不通《禮經》，不能知《穀梁》與《禮》之曲折相合也；非通《詩》、《書》，無以悟素王制作與《詩》、《書》重規叠矩也；非通《論語》，無以見《春秋》師説也。故必徧通群經，然後能通一經；未有獨抱一經，不務旁證而能通者。

    六經同出一源，其宗旨、大義、禮制皆相同；而其體例、文字，則諸經各自不同。西人《全體新論》謂人之骨節，因地而異。竊謂經之體例，意亦如此。經猶人也，此經之骨節與他經不同，如有不察，以《春秋》之法施之《詩》、《書》，必有不合。亦如人各異地，妄以爲同爲人，即同此骨節，拘於其貌而未知神理，且其貌亦有不相似處。

    郢書燕説之事，不惟漢初先師有之，即先秦諸子亦然，如以鄭聲爲鄭國之聲是也。董子號爲《春秋》大師，《繁露》多不得《傳》意。學者須知此意，然後不爲舊説所誤。

    識古今之異語，通華夏之方言，古人翻譯，三代所重也。自漢以來，唯辨中外，不達古今，釋藏、洋書，同文盛典，而古書則皆用漢本，不敢改字，其故何也？箋注之興，起於漢代，周秦以上通用翻譯，凡在古語，都易今言，改寫原文，不别記識，意同於箋注，事等之譯通。上而典章，下而醫卜，莫不同然，事既簡易，語便通曉。故《靈樞》、《素問》語雖淺近，而實爲黄帝之書。先師世守，口傳積變，語有今、古之分，意無彼此之别。博士所傳《尚書》已多變易，刊定《石經》，經本乃定。史公本用今學，而所録《尚書》文多易字，或以爲以注改經，不知此古者翻譯之踪迹、改寫之模準也。 伏生《尚書》與古文不合，則由伏生所改也。後來《古文尚書》不能讀，則以漢不識周語也。隸古定寫本以今文準古文，是以今文翻譯古文。使非由今文翻譯，則不知作何語也。今文以外所多之篇，或以爲漢人不識古字，故不傳；或以爲無師説，皆不然。既識其字，均通其語，何待師説，乃可相習乎？ 《尚書》唐虞之文，平易過於殷周，歷時既遠，而文同一時，或且難易相反者。古人讀書不如今全篇巨帙，木札竹簡每以一篇爲終始，《論語》之言《周南》、《召南》，《禮記》之言傳《士喪禮》是也。凡名篇要義，則習者多；僻文瑣典，則習者少。習者多則改本數變，故文最平常；僻篇則習者少，少則未經改動，即改而未至大變，故文多難讀。《尚書》文之難易，不拘前後，而以篇之有名、無名爲斷，正以習者有多少之分也。漢以後經尊，經尊則不敢改其字，而别爲箋注。自箋注既盛，後人其心，讀《堯典》則以爲字字皆堯史官所手訂，《禹貢》則以爲字字皆大禹所校閱，人心囿於所習，不能推見古昔事，宜經術之日下乎！ 此説最爲有功，不惟有益於《尚書》，凡漢以前書皆當以此法視之，可省無數瞽説。

    今、古本之異同，翻譯也；三《傳》之異文，四家《詩》之異文，翻譯也；今文與今文異，古文與古文異，翻譯也；引用經字，隨意改寫，翻譯也；同説一事，語句不同，翻譯也；詳略不同，大同小異，翻譯也；重文疏解，稱意述義，翻譯也。苟能盡翻譯之道，則又何書之不可讀哉！

    《漢書》云：「《尚書》讀近《爾雅》，通古今語而可知。」《爾雅》者，翻譯之書也。所列者古今之異語，華夏之方言，全爲六書轉注、假借之事。其書始於先秦， 緯書子夏已引「初哉首基」，《尸子》又引其文。 而漢師叠有增益，随時所加，初非子夏所撰，無論周孔。以説《詩》語入，此亦翻譯之類也。 讀近 注 《爾雅》，謂改寫之讀合於《爾雅》。

    人情莫不好辨喜新，是己非人。孔安國得古文而寫定，劉子駿得《左傳》而争立，苟非勢窮才詘，未有俯首聽人而自甘墨守者也。漢儒傳經，株守師法，蓋由勢使，非本性生。漢人經本難得，掌於學官，其事頗似今欽天監、機器局，皆由官辦，窮鄉貧士，力不能造此儀器，又屠龍之技無所用之。故欲治經，必到京師就讀官本，難於自治。到學之時，都由師講授，限於時日，拘於程式，墨守强記，猶懼弗任。苟欲求新改舊，不惟官法所禁，亦且勢力交窮，先師守舊不變，職是故也。又古書簡札最爲笨重，一經之册多可載車，大似今刊刻板片。 《後漢書》「洛陽有書肆」，亦有賈售之事，特一書則盈車累箧，大似今賣書板也。 惟資記識，艱於誦讀，初學憑之以講授，成材難資乎翻檢，不能不篤守家法者，勢使然也。今人動云漢儒重家法，有經無師不敢習。然則《周禮》、《左氏》當時皆無始師，何以劉子駿能傳習之？至謂《尚書》亦因無師説，故聽其餘篇之佚，則以所佚實皆孔子删棄之餘，知其僞也。不然，《泰誓》一篇何以又傳？豈以人謹於今學，而勇於古學哉？

    爲學須善變。十年一大變，三年一小變，每變愈上，不可限量，所謂「士别三日，當刮目相待」者也。變不貴在枝葉，而貴在主宰。但修飾整齊，無益也。若三年不變，已屬庸才；至十年不變，則更爲棄才矣。然非苦心經營、力求上進者，固不能一變也。

    解經非文字安適不加字，迂曲非真解也。然就文敷義，雖明白如話，亦有非真解者。如《公羊》「上無天子，下無方伯」，何《注》可謂明白矣，豈知《傳》意卸去上下二層，專責中間二伯乎？此非但求老嫗可解，便爲真諦也。其餘如「貴賤不嫌同號」二語，何《注》亦似明快，而實亦非。大抵文句不大詳明，當别求義證以申明之。

    解經實義有證佐難，虚字有精神尤難。然虚字精神實出於實義明確之後。詩人得一好句，有所言，有所不言；言在此，意在彼；所言者少，所包者眾；神悟景態，超然言表。解經亦如此，須讀經如讀詩，能知作者苦心佳處，然後爲得。《春秋》虚字，説者尚知用心；至於《禮記》，凡一切虚字皆若爲累文者，即直爲删節，亦無不可。以此知《禮記》之精藴，尚蓄而未發也。

    治經不惟當理會虚字，并當翫味虚神。壬秋師謂作時文爲治經之要法，蓋習經不如作時文之專而久且眾也。《禮記》文多，號爲大經，門户繁賾，較《左傳》尤難治。學者讀之，摘記其明文定説，已不勝其難，何况能推考其虚字虚神。然其中之《大學》、《中庸》二書，則文義頗詳盡，則以合在四子，治之者多也。今取士之法，四子陳文太多，誠能略採《大》、《中》之義，以五經作考試正場，改四書文於後，如能有方樸山、王廧東諸家聽題之法，則於此必别開無數法門，惜不能如八股專精。

    觀人一節，能知長短，此治經之切法。經傳所陳義理，多不具録，舉一反三，因端竟委，是在善學者。若見一節，僅就一節言之，不能推到全體，此非善學者。須有西人《全體新論》心思乃可。 治經如墾闢，諸經皆有田畝可以耕穫，若《禮記》則如深山大壑，怪木叢草，荒穢不治，且多人迹未到之處。若欲成沃壤，則其待人力墾治者，較他經爲多也。

    《經解》所言諸經利弊，各主一意，不相貫通，足見以一經之法推説諸經之非。余説諸經，先注《經解》一篇，以爲叙意，此即經學要旨也。以此足見《禮記》所包者廣，故余於《戴記》立「經學」一門，以《經解》、《學記》、《勸學》爲主，輔以《坊記》、《表記》、《緇衣》諸篇，以爲經學程式。 《學記》一篇，先師治經之法也，亦當詳註，證以今事，甘苦備嘗，癥瘕立見，其斯爲學人指南與！

    今本《穀》、《公》二《傳》，亦如小學之《倉頡》、《凡將》等編，非始初之本也。當時先師各有存本，詳略不同，有始初本，有晚近本，同時又有各本。今所存者一本，正所謂九牛之一毛。故《穀梁傳》有引「傳曰」者， 《公羊》雖無「傳曰」明文，然其例可推。 乃始初之本也。董、劉所引，有爲今本所無者，同時異本也。又所引師説稱「子」者，亦别本也。大約稱「傳曰」者爲大例，最初之本；稱「子」者爲小例，中間之師。不可以今傳本爲足以盡經，又不可以今傳本爲一人之言。 《韓詩外傳》有稱「傳曰」者，此亦如二《傳》引《傳》之例，皆先師説，非韓氏一人之言，《内傳》之説也，使爲《内傳》之言，則亦不稱《傳》，又如董子所引《傳》也。

    凡立一説，類於作畫，初爲杇影，繼爲勾勒，然後再加綵色。予之著書，莫非新説，其始也偶然得閒，有杇影之底本。或加探索，或經歲月，然後首尾具備，本末皆全。又積之久，而後精神虚實備到。其中有由推索得者，有由感觸得者，有由終悟始者，有由始要終者，有修潤已成者，有草創初具者。

    初據三統之説，以《春秋》爲救周敝而已，非百王之通典。救周之敝，作反文從質之《春秋》，行之數百年，又當作一反質從文之《春秋》，則舊説傎矣。繼乃知三統爲先師救敝循環之變例，《春秋》乃斟酌百王通行之大法。何以言之？繼周不能再用夏禮，此一定之明説，而先師乃有三統循環之説者，此指春秋以後法夏、法商、法周而王之三代，非古之夏、商、周。古者三代歷時久遠，由質而文，至周略備。孔子專取周文，故云用周以文。實則孔子定於周，文所未備，尚有增加，安得預防其敝而反欲從質與？傳記所謂三代，有指真三代者，有指法三代而王者，何以别之？大抵可以循環，制度無大分别者，爲法三代而王之三代；制度迥異不能循環者，爲真正古之三代。如《明堂位》，虞官五十、夏官百、殷官二百、周官三百，既有三百之周制，萬萬不能再返於五十、一百之制，此不能循環者也。至於社樹之三木、明堂之三形、學校之三名，此制度無大異。古之三代，文質懸殊，必不如此，此又可以隨便推行，故此爲後世法三代而王，託名之三代，非古之三代也。擬將經傳三代制度作爲二表：一，三代沿革表，録真三代沿革不能循環之事；一，三統循環表，凡可循環者皆入之。又舉經傳所不同之制，依文質之意而補之。蓋孔子制作，垂法萬世，《春秋》所言，皆不能改者也。至於後王易代，不能不有因革，則造此三統之變以通之，使之循而改作，此三統所以濟一定之窮者也。《春秋》非從質一時之旨也，故《王制》篇中循用周禮。孔子答顔子參用四代，此因革定章之言，與三統專用一家之説不同。《孟子》謂孔子賢於堯舜，以《王制》制度非唐虞所及，孔子斟酌四代之禮，著爲《春秋》，行之萬世，此爲大綱。其三統損益，亦但就大關有三等之變通，大端不能改，不謂三綱五常不可改；制度可改不可改者，即指制度而言。《王制》千七百國，秦之郡縣大小似之，漢之郡國即其遺意，今州縣即《王制》意也。選舉之制，秦漢以來皆用《王制》説。漢最近制科意稍失，然其大旨同也。秦漢建官，多用三公之説；至蘇綽六官之制，乃同《周禮》。戰國秦漢之間，今學最盛，所有制度多本此意，此即《春秋》定章，爲後世永行之典。其中所有變通，即因革可知者也。《春秋緯》云：「孔子曰：『丘作《春秋》，王道成。』」《孝經緯》：「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凡此義不下數十見也。

    《左氏》及諸傳記言春秋時事，其與經傳禮制不同者，乃真周制也。所言禮皆主於孔子。孔子不以作自居，故託於三王，而六經禮制皆同，無沿革彼此之殊，此不指爲素王之制作，不能也。古書傳者皆主孔子，故其説同。西漢經師據《王制》以説六經，十四博士莫不相同。故當時同以《王制》爲經説，而無三代不同之分。故於先秦則孟、荀言制度全本《王制》，乃當時不以爲孔子《春秋》改制之意，而全以爲《周禮》。他如墨子、韓非、司馬、班氏，莫不誤襲其説，此當力反者也。

    《王制》書較《周禮》少，然《王制》之説易明，而《周禮》專條之説轉甚晦。蓋秦漢以來，子史先儒全用《王制》説，少 注 則易明。又其書爲先師所祖，遺説甚多，故最明晰。至於《周禮》所有未備，則全出劉歆。如周爵五等，千里之地僅能封四公，即封侯祇能七、封伯祇能十、子祇能二十五、男祇能百，不審其制。蓋劉歆 注 意圖變亂今説，至其能行不能行，所 注

    近人所著四家《詩》、三《傳》異文，此非古法也。《隸釋》所載《石經》，每經之後，祇 注 刊同學異文，不遠及别家。如《公羊》嚴氏，異文祇録顔氏；《詩》用魯，異文祇言韓、齊； 此見洪氏跋語中。 《論語》今文，則録盍、周、包。三經如此，推之餘經皆同，不引古經以相證。今經學廢墜，不能備徵同學，而但引異家以爲比較矣。

    《石經》用嚴氏《公羊》，所録顔氏異文有四條可考，多屬傳文有無，不僅文字異同小故。顔、嚴在武、昭之後，同師而傳異，是今本《公羊傳》有嚴氏所補羼編纂，不盡出於先秦。大約先秦之傳别爲一書，此嚴氏手訂之故。《白虎通》引《傳》，有爲今本所無者，至《穀梁》亦然。故今二《傳》本不足以盡其學也。

    二王後得用其故國禮制，亦指封國諸侯而言，非封君不用此例也。孔子世居魯，已爲魯人，又仕魯，爲周人。且大夫不得祖諸侯，宋公之禮，非孔子所敢議也。《檀弓》：孔子夢奠兩楹之間，用殷禮。君子正終，大失尊王從周之意。此蓋素王之説。《詩》以《商頌》終，亦此意。《莊子》以周公、孔子爲元聖、素王，《荀子·儒效篇》 注 以周、孔爲主，故《孟子》屢以周、孔並言。《春秋》以故宋爲説，若就常義説之，孔子不得用殷禮，不得爲殷人。凡此皆改制、故宋遺説，不可以常解解者也。

    傳記所言三代異禮，有細節瑣目，必非夏、殷所有者，此甚可疑。古禮簡質，何以及此。周時又不應遠徵夏、殷之禮。《論語》以杞、宋皆不足徵，《中庸》又云「杞不足徵」，殷禮有宋存。由此推之，是傳、記所謂夏禮，謂法夏而王者；殷禮，謂法商而王者。孔子必託二國爲説者，當時夏、殷典章故籍，皆杞、宋所掌，故必徵之二國。既入周朝，文章大備，所用制度亦不能純用古禮。如夏制桐棺而宋、周厚葬，此當時禮臣必定斟酌損益，從時王制中略加從忠、從敬之意而已。孔子雖本自作，亦多取二國，故三統之説託於二國以行，亦如言周公而託於觀禮取則於文、武之方策。故讀者不可以爲實出二國，亦不必以爲全與二國不相干。此説本原於《論語》、《中庸》，特後人不識耳。

    改正朔、易服色，是異姓興王之事，中興之主不能如是。孔子使見用當時，必不能全改周制，所謂從周是也。縱有陋弊，不便大改，惟天以夫子爲木鐸，制禮作樂，託於素王，乃可自我作故，託於興王之事。《論語》云：「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又云：「如有王者作，必世而後仁。」《檀弓》云：「明王不作，天下其孰能宗予。」《論語》云：「久矣吾衰，吾不復夢見周公。」又云：「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孟子》云：「《春秋》，天子之事也。」凡此，皆明異姓興王之事。何邵公「《春秋》爲漢制作」，古實有此義。先師附會於漢，微失其旨耳。

    萬乘、千乘、百乘之説，是《戴記》通行之語，自緣禮制而生。天子方千里，大國方百里，祇得百乘，其諸侯云千乘者，指閒田言之耳。統計一州，方百里者國三十 注 ，方百里得百里者三十；方七十里得百里之半六十國，又得百里者三十；方五十里得方百里四分之一，百二十國，亦得百里者三十。是封三等，國各百里者三十，三三而九，餘方百里者十，以爲閒田，正出千乘。經傳所云千乘之國，正指方伯而言。八州千乘之國，不過以萬比千，得十分之一。故天子云萬乘，諸侯得云千乘也。《孟子》云「大國百里」，指本封；云「千乘」者，指閒田；其謂「千乘之家」、「百乘之家」，皆謂是也。方千里者十，開方得三百一十六里。《管子》與 注 《刑法志》所言是也。實計則爲三百一十六里，舉成數則爲四百。《史記》言魯、衛封四百里，《漢書》言齊封四百里，皆以其千乘言之。故《明堂位》之「方七百里」，「七」當爲「四」字之誤。東漢經師以百里不能得千乘，於是改爲十井一乘之説，以求合諸侯千乘之稱；不知千乘出於閒田，不出本封百里之内。博士雖改易乘數，仍不可通。何以言之？今學祇能添百里乘數，不能減 注 千里乘數。萬乘、千乘，十分得一，此定制也。今添百里爲千乘，則千里當爲十萬乘。諸侯數少，天子數多，萬、千終不能合。由此觀之，則不明閒田之制，千乘、百乘之言不能解也。

    《司馬法》爲今學説。鄭注所引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三百人，徒三千人，方百里出革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徒萬千人者，此今學之《司馬法》也。服注《左傳》引《司馬法》云：一丘出牛三頭、馬一匹，一甸出車一乘者，此《周禮》之《司馬法》方三百一十六里出車千乘之制也。文義異同與古書合。《前漢·刑法志》云：方千里得千乘，方百里得百乘，方三百一十六里得千乘，則千乘出於方三百一十六里，本有明文可據，班説本於《管子》，蓋古經師舊説也。東漢今學説，如包注《論語》、何注《公羊》，皆以百里出百乘，與萬乘説自相矛盾。凡經説古多不如今，惟此則今不如古。然古學家但言百里不能出千乘，而所以得千乘之地，未能實指。今學則堅守大國百里，欲闢《周禮》地五等之説，故就百里中穿鑿言之。大抵此東漢以後經師失據之言。至於西漢博士，則係班《志》之説，以爲方三百一十六里所出，不出於百里，而《管子》亦以齊方三百一十六里也。

    劉歆竄改《周禮》以迎合王莽，莽舉其改易之條，皆見施行，《莽傳》之文可考也。予初以今、古并重，誤於歆説頗重。王莽雖漢之蟊賊，而實爲千古一大經師。今學西漢盛，至莽而終；古學東漢盛，自莽而始。欲講經意，在將《王制》、《周禮》之説求其細例，可以見諸施行，而莽則已先我爲之，凡經中制度皆悉規摹舉辦一過。當時五經博士外，復立六經祭酒，大約皆古學。其講封建、地圖至於數年之久，蓋其審矣。今以王莽爲一禮學大師，凡當時之事皆以歸之；實則其説皆孔光、劉歆與博士祭酒之言，非莽所自作。今既不見名氏，則凡當時之説統目之爲王莽説云云，經同學考校數年，乃知其説之誤也。

    莽制有主今者，有主古者，有今、古合并者。本傳謂莽以《周官》、《王制》之文置卒正云云，此即今、古合并之法也。其封建、井田、置官、分爵諸大政，皆詳悉可尋。《王制》之説散見於諸書，可以旁證者多。《周禮》師説不如《王制》之詳，東漢之説又多有出入。然考《莽傳》，其説固已不能通，又何以行遠哉！

    鄭注《周禮》，以鄉爲近郊百里，遂爲遠郊百里外，郊外曰野 注 ，有都、縣、家削三等。是鄉遂僅祇二百里以内，而以下三等無明文；六鄉六遂又不應如此之小。而《莽傳》則不然，王莽祇以鄉、遂爲等，西都爲鄉，東都爲隊，不分五等。今其文曰：「分長安城旁六鄉，置帥各一人；六帥 注 分三輔爲六尉郡。」顔注引《三輔黄圖》 注 注其事云：「渭城安陵以西北至栒邑、義渠十縣屬京尉大夫府，居故長安寺；高陵以北十縣屬師尉大夫府，居故廷尉府；新豐以東至湖十縣屬翊尉大夫府，居城東；霸陵、杜陵東至藍田、西至武功、郁夷十縣，屬光尉大夫府，居城南；茂陵、槐里以西至汧十縣，屬扶尉大夫府，居城西；長陵、池陽以北至雲陽、祋祤 注 十縣，屬列尉大夫府，居城北。」考《地理志》，三輔共五十七縣，今曰六十縣，舉成數，或有分并也。莽又以河南爲東都，曰保信鄉，分爲六隊。《地理志》：南陽前隊，河内後隊，潁川左隊，弘農右隊，河東無明文，則除河南居中，河東附隸，前後左右以隊名者四見，此莽斟酌損益而爲之者也。大約《周禮》之六鄉，即莽之六尉，六遂即莽之六隊。莽於西都以城旁爲鄉，眾縣爲尉；東都爲州，眾縣爲隊，亦變通潤色之意。故東都之制與西都不盡合，而以鄉、遂分東西州，則一定之制也。此皆爲内郡。千里以外乃曰近郡，有障蔽者曰邊郡。故隴西、天水、張掖、敦煌 注 等不入畿内之數，因時制義，其意可見。據此，是古《周禮》先師説不以鄉、遂、家削、縣、都分五等，可據莽以説之矣。莽説雖不能通，然鄭變其説而仍不通，則不如莽之爲得也。

    《書》堯舜制度全與《王制》符同。據《孟子》「神農」章所言，當時必無此等制度。如五玉、三帛、二牲、度律、量衡及巡狩、貢賦、甸服之類，此承平數百年乃有之事，豈獸蹄鳥跡方交於中國，人方得平土而居，遂能如此詳盡文備？此當爲序《書》時潤色譯改之言，所謂「祖述堯舜」之事。古時制度大簡畧，不足以立教，故孔子以此託之帝王，當時不能有此制度也。

    孔子六藝非但鈔録舊文，别有新意，然既以六藝託之帝王，遂以新義亦歸之帝王，此述者之事也。如孟、荀以《王制》爲周禮，漢初經師莫不同之。孔子於堯時已云「三年，四海遏密八音」，故《禮記》以夏、殷皆爲三年喪也。

    今、古之分，東漢初已啟其端。班書《志》、《表》多臚列今、古之説，今當悉取而分隸之。如《百官表》言《周禮》建官，又云或曰司徒、司馬、司空爲三公。《地理志》言職方之説，下又云「周爵五等，而土三等」云云。此皆今、古説之有明文可考者。

    子夫云：近來小學最盛，段、嚴、桂、朱專門名家，皓首成書，或校正異同，或摭拾訓故。要其用意，在明文義，字詁既通，方可治經。末流之弊，小學未通，年已衰晚，叩其經義，茫乎未聞。金石專門，復爲接踵，銅器古泉，搜采具備，既費貲財，且傷精力。本志所存，偏旁孳乳，藉證六書，贋鼎虹梁，每多僞贋，淺見倦士，侈爲古本，得其一字，兼攻洨長。假金石以證《説文》，借字畫以證經義，畢生株守，不知變遷。譬如農織，原爲飢寒；議耒耜，計隴畝，終未得一餐之飽、一縷之被。保氏教國子，八歲之事，十五以後即入大學。今乃以童稚所業，而爲老師宿儒呫嗶而夸張之。况古今所傳，多便俗學，精善之籍，盡皆秘隱。《説文》在漢已爲俗陋，託命於斯，無亦自薄！至如音均之書，鈔輯之録，尤爲拾墜於敗簏，築室於道旁，隴西之游，越人之射耳。大海蕩蕩，宜江河以道之，微者亦溝渠以澮之，胡爲盂匙以測量、涓滴以蓄儲哉！ 按此爲株守小學者發，切中時弊，故取之。癸丑在晉陽，欲作《語上篇》以矯其弊，匆匆無暇。此編所言，頗多曩旨。

    西漢博士説以校東漢，固爲精審，然其失本意者亦多。董子號爲大師，然謬者亦十居二三。蓋專門之言，時有過當；且經義玄遠，淺求之不可，過於求深亦不可也。姑即一事以發其例。《白虎通》言京師，謂三代異名，周王城名京師，此當時博士之言，從來無異議，而實乖經義。周原不以王居爲京師，稱京師者，《春秋》之意耳。京師猶《詩》之六師。天子出，六師從；不敢斥言天子，舉王師以爲天子所在之稱，其例正與王所同。又周東西通畿，《春秋》存西京，不使秦主之，故王居稱京師。襄王居於河陽，則以河陽爲京師。河陽稱京師，知京師非王城定名。《公》、《穀》皆云：「京，大也。師，眾也。」天子所居，故以眾大言之。《傳》例：諸侯言師，天子言京師，與諸侯言上，天子言大上相同。《傳》不以京師爲王城，故以眾、大解之。此微言大義之僅存者，乃爲博士説所蒙蝕。夫《傳》有明文之説猶如此，其他可知。今雖篤守博士説，至於失解亂真者，亦不曲從之。

    《緯》云：「亂我書者董仲舒。」「亂」字當讀如「予有亂臣」之「亂」。至於「傳我書者公羊高」，則爲東漢人增損圖籍之言，當是戴宏 注 以後人所羼，捏造「公羊」五名，編以世系、傳受淵源，改古書以合於私學。「穀梁」亦以四名見，使以祖、父、孫、子編排，亦如「公羊」之五世矣。有志復古者，當力辨之。

    坊間有《公穀合讀》一書，俗本不足譏。然二《傳》相通，藉此可見。《穀梁》文簡例多，《公羊》文繁例少，彼此互見，可相補證，當以省文互見例讀之。蓋二書皆答問而作，同引《大傳》以告弟子。後來寫本互有詳畧，本傳未詳，正可借證别傳。又多文異義同，《公》、《穀》之分，在晚師引用寫定，非原本有異。如《公羊》「六羽」，《傳》「天子三公」云云；「城楚丘」，《傳》「春秋上無天子」云云，此《大傳》文也。今《穀梁》闕於引載，而子政説乃有其文，是劉本同有此傳，此當取《公羊》以補之。《穀梁》「葬桓王」，《傳》云「獨陰不生」云云；「夫人孫於齊」，《傳》「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云云，此《大傳》文也。《公羊》失於採用，而董子説乃有其文，此當用《穀梁》以補《公羊》之缺也。又如詞繁不殺，即詳録伯姬之意。定元年同引沈子説，而文有小異。二《傳》經説正可互相引證，以見全體。然非精熟文義者，不可以持此論，苟不精而好言合併，則治絲而棼之矣。

    《穀梁》言正言禮，《公羊》言禮而不言正。《穀梁》傳「丹楹」、「刻桷」，一「非禮」、一「非正」，初不知正與禮之分。嘗欲通考《傳》例一過，一日偶悟正即中也。天下無一定之中，《春秋》無達例，即示人以緣事求中之意。中非中間之中，中謂射中也；正乃正鵠，亦射中也。程朱言中，謂凡物之中，虚渺無據。今以事如射侯，處事如射者之求中。侯有尊卑大小，又東西遠近轉徙無方，射者必先熟審，然後射之，乃得中的。孔子所謂中，即此意也。皆就實事取象，侯爲標識，取其意明，不如舊説一國之中、一邑之中，必須測量推考，冥索於影響疑似之間，然後能定。求之甚難，操之少據，設此蕩恍之局，以誤學人也。《禮》爲舊典，有一定之形，正如射中，有随機之巧。本一侯也，因其東西南北、高下倚側而後定我用矢之道。射由侯生，不能自定，故有合禮而正者，有合禮而非正者，有違禮而不正者，有違禮而得正者，故善惡表中正貴於禮。《穀梁》不言權，正即權也。正無定，權亦無定。一借射爲喻，一借衡爲喻。得此一解，乃知《春秋》言權、言中之義，皆在「正」字也。願與深於義理者共明之。

    或疑《春秋》爲後王法，秦漢實不用之。世無無弊之法，何能以一定之制執定通行？三統之説，豈能使秦如夏、漢如殷、晉復爲周耶？案：此疑頗深，然非孔子意。孔子作六經，專言大綱大紀，以爲萬世法，當時即已尊榮，歷久其道愈顯，不如舊説《春秋》專以救弊，不過如書策罪言，補偏救弊，以挽文勝之弊，徒爲一時之書而已。至於後世改制，則别立三統之法於六藝中，一事一物，别爲三等名目以通其變，如社樹、明堂、學校是也。六經定制，斟酌盡善，百世不改，其小有損益變化，乃其中潤色之事。即以封建、選舉、職官論之，由漢至今，可云變極矣！而今乃多與經制相合，雖有小變，不害大同。《論語》云：「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繼周」即謂繼《春秋》，「百世可知」謂大綱三千年不能出其範圍。《尚書》推本帝王制度如一，後之堯舜三代亦如古之二帝三王，今之視後，亦如古之視今。至於救弊補偏，大略盡於三統之説，通變不倦，固非如先儒所言，欲百世以下株守之也。然則人之學《春秋》，求今之制度以合《王制》，事變日新，終歸圍範，不徒以爲古制，反謂於今有宜有不宜，或損或益，尚須斟酌。五帝不同樂，三王不同禮，謂使孔子再生，亦不主《春秋》之制，如舊説所云也。《春秋》之學，全在磨鍊智慮，以就今之繩墨。改制之意，則當合二十四史中沿革求之，看其因心之妙，移步换形，不可方物。若以孔子修《春秋》宜古不宜今，今亦不師古，則大非三統循環相救之意矣。六經爲萬世而作，不專主救文，學者但當循此規矩，試觀歷代典制，及近今禮例，何一非《王制》之細註、《春秋》之詳説哉！禮家述古易，知今難，學者判爲二派。述古者鄙言晚近，治今者昧厥本源，皆非也。《儀禮》、《官禮》之於《王制》，不過如今之《通禮》、《會典》、《搢紳》諸書耳，但論大綱，三年可了。然常多變少，文略事簡，若見之施行，殊多缺略，後來因事草創儀注，是爲潤色，故《禮經》十七篇已足。蓋禮家所重，全在《禮》意，踵事增華，一成不變。殷周既有損益，若欲於數千年後株守《禮》文，非斥近事，是字必用古篆，書必用竹帛，豈非笑柄耶？古無棹几，今用綿絨，衣冠既異於《玉藻》，禮節更詳於淹中。大禹入裸國，先自去衣；泰伯逃句吴，首自被髮。以古法讀今書，正如用碑版於卷摺。聞康長素有《孔子會典》之作，以經包史，於近事尤詳，不泥不違，卓然大備，其有益經濟，尤勝於三《通》也。

    漢人引經折獄，除《史》、《漢》外，董子有《公羊决事》。今雖亡，頗欲輯之，群經各分門目，采傳、記、子、史之文補之。以傳文言之，則《春秋》事實，案由也；師説，律例也。以《决事》言之，則時事，案由也；傳文，律例也。通經致用，此亦一端也。 《春秋》文成數萬，其旨數千。循環見義，變化無方。漢儒引以决事，今可考者不過數十條，多雷同互見。此非經例不熟，則以必取有名之條以爲據，然後人信之，如人臣無將之類是也。

    斵輪以古人書爲糟粕，此經學家當頭棒喝。天下六藝、九流、雜技、藝術，其可以言傳者，皆糟粕也。凡徵實之名物、象數，形而下者，猶可即糟粕求之。糟粕不離乎稻粱，形質不能過遠。至於形上之精華，則脱胎换骨，存液去膚，不能即形迹以求之。稻粱猶近於糟粕，糟粕遂大異乎酒。以《春秋》論之，則事實糟粕，筆削精華；以經傳論之，則傳本糟粕，師説精華；以經術言之，則文旨糟粕，運用精華。我之運用之妙，不能告人，所筆於書者皆形迹；知先師運用之妙不能告人，而著於傳者皆形迹；更以知孔子運用之妙不能告人，而著於經者皆形迹。今墨守《春秋》之文，豈遂足知孔子？株守六藝之文，又豈足以盡孔子？凡著書，其先精神才力必有十百倍於此，存之心者多，著於編者少。今於《春秋》堂奥猶不能窺，又安能不如隙中觀鬬？更何望其有見於《春秋》之外哉！孔子當日作《春秋》，已使續《春秋》可也，原《春秋》可也，拾遺《春秋》可也，以其意託之空言亦可也，寓之於别經亦可也，删改此《春秋》亦可也，且廢此而别作一《春秋》亦可也。以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從心不踰，變化之妙，不可方物也。正如善書者，或大或小，或長或短，或肥或瘦，或剛或柔，或真或草，莫不入妙。父不能傳之於子，子不能學之於父，天下後世師之而不得其彷彿，以其糟粕在此，而精華不傳也。近人得一舊帖，臨摹既久，遂以此帖爲規矩方圓之至，肥瘦、剛柔，毫釐無不入妙。古人當日亦必定出於此，而不能少異。實則使古人當時盡反其所摹之帖，而别書之，今之學者亦必以爲盡善而不能稍異。如篤信其臨本之説，不能想見其運用，而拘拘於糟粕，此學人之通弊也。况其所學之本，不知幾經翻摹鈎臨，其長短、肥瘦、剛柔之間，已全失古人之意。或且與其真迹相反，而若人方自以爲如親見古人執筆書此，詳道其經營結構之甘苦而剌剌不休，若以爲此本乃書家自然入化之妙，古人適偶得之，不得絲毫增損於其間。治經者其弊多同於此，以其心眼力量卑陋狹隘，至此而止，不能别有所見。然治經能如此，學字者久不壹得，而此學字者亦非積月累年忘餐廢寢不能到此境。經學既乏專力之人，其傳變改異，年久勢異，且千百倍於字帖之壞。孔子筆削真迹，蓋依稀彷彿，毫無存者。既不能少窺其彷彿，又安可遂舍糟粕哉！後人誤會《莊子》之言，乃欲盡去糟粕，而别探精華，流爲心學一派，名爲學古，實則師心自用。今欲求一鑽研糟粕者而不可得，且欲探精華，非羈困糟粕中久而解脱者不能。予之爲此論者，欲爲十年後開此心胸，使不致以尋行數墨終其事，不敢使不求糟粕者聞也。

    近於《春秋》寻行數墨之功，有十之六七，至於神悟超然文字之外，其在十年後乎！老子幼壯學《禮》，藤牽葛覃，網羅一身，晚乃奮然舍去。嗚呼！其用功自得之况，不知其在晚年歟？在少壯歟？

    《春秋》之善惡，表功罪也；褒貶，表升降也。其中亦須有一部律例，當立吏、刑二衙門專辦此事。凡有功則交吏部，有罪則交刑部，因其功罪之大小，定其刑賞之重輕。袁佑安同年嘗推考捐例，謂其淺深貴賤有一定之則，無論從何項捐起，加捐至某官，貴賤莫不相符。方長孺言薛侍郎精於刑律，見罪名有七八百條輾轉不合者。《春秋》之功罪刑賞，必須如捐例之精，不致如刑律有不合之條，方爲精實。此説先師已有之，如《五經異義》引僖公逆祀，《公羊》以爲大惡，《左氏》以爲小惡，則議處之事，二司員議論不合，固已久矣。

    《春秋》所包者廣，以今六部况之，無不爲其所包：吏部掌其爵禄，禮部掌其禮文，户部掌其分土居民、國入歲計，兵部掌其征討，刑部掌其刑罰，工部掌其工程。實則今學立三公，以九卿兼其事：大司徒禮官兼吏部，大司馬兵官兼刑部，大司空户官兼工部。特《春秋》文案律例不全，唯《王制》與《傳》文而已。其中瑣細枝節不詳，録者不勝録，亦以古今不同，僅發其凡，而一切小事，但就當代時制考之，不必冥索於古。凡欲得《春秋》細微，非熟讀律例掌故不行。在郫與黄緯如兄 刑席孫壽成之妻弟也。 言刑名事，頗有啟發，知切實處故在有實用也。

    荀子云「法後王」，此治經之要法也。以《春秋》言之，則二百四十年事實，即當今二百卌年之影子也；筆削褒貶，即當今補偏救弊之影子也。要將先王先師影子引之於今，是二是一，然後爲法後王，然後爲好經學。竊欲將天下化成一大洋紙，將《春秋》經意化成一圖，以留影照像之法託照此圖於紙上，今、古分明，毫釐俱在，其依稀之間，啟人神悟不少。

    小徐《説文·部序》即仿《序卦》爲之，或頗譏其無理，不知此古例也。古書皆有序以説部次，不必有實理。即《逸周書》亦有序。按此説甚佳，禮官序總目見於《曲禮》，《荀子》有《序官篇》。除《易》、除《書》、《禮》次序尚易循求，惟《詩》次序無古説，最繁雜。以《國風》言，十五國次無説，一國中各詩先後無説。近人選詩，如王漁洋，其去取前後之旨，學者猶能道之；孔子之《詩》，頗似《千家詩》，全無論次，爲坊間最劣之本。説《書》、《禮》要知十七篇、二十八篇爲全 注 ，然後其序可得而知。論《詩》則必先將《風》、《雅》、《頌》與十五國大綱分别已定，然後其中次序可以徐徐清理。必定此説，然後《詩》可治。

    《公羊》爲齊學，孔爲素王，故宋從殷，是其所主。《檀弓》篇中多殷禮，如喪禮，謂「與其禮不足而哀有餘」之類，盡屬從質意。又言《春秋》事十餘條，如「仲遂卒於垂」、「新宫災」、「齊告王姬之喪」、「戰於郎」之類，類次《春秋》禮制、實事之遺説，别篇初無此體。又「邾婁」惟《公羊》乃有是稱，《檀弓》稱「邾婁」者三，是其書確爲齊學所記無疑，其説皆足與《公羊》相發明。初以此篇爲《左傳》説，《左傳》不稱「邾婁」，又多以孔子新制歸之成、康，以爲《公羊》近是。太史公云「游、夏不能贊一詞」；今《檀弓》記子游、子夏之事甚多，可知爲《春秋》先師説。曾子傳《孝經》，篇中言曾子事亦多，恐不無齊學《孝經》之遺説。 按，緯云：「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以《孝經》屬參，以《春秋》屬商，二書並提。緯爲齊學，故《檀弓》篇中兼有《春秋》、《孝經》説，亦勢所必然也。〇孝以喪、祭爲重，故篇中多言喪禮。今取其書分注《公羊》，如取《王制》注《春秋》之制，務求推闡比附，毫無遺議。苟《公羊》中不能歸宿者，則以之説《孝經》可也。

    《周禮》説始見於《王莽傳》，劉子駿實主其學。 方望溪《周禮辨》指《周禮》多劉歆所羼，據《王莽傳》「發得《周禮》，以明因監」之文，知《周禮》撰補於歆也。 《移書》不見《周禮》名目，所引《逸禮》即《周禮》原文，争立不得，後因莽將即真，乃改羼今本以爲新因監。《逸禮》原文實出於秘府，劉氏校書時，與《左傳》同出，蓋今學官職之説。《曲禮》云，天子建天官，先立六大，以下五官、六府、六工説，《逸禮》之總名；《逸禮》乃《曲禮》之實事，亦如《荀子·序官》之類。此爲孔子所定，而弟子潤色之文。惟其書六大、六府、六工皆别自爲書，不統於五官，而五官則五卿之底本也，劉氏因其書世所不傳，故改羼以迎合莽，與今學爲難。《曲禮》六大爲天官，大宰即冢宰，《王制》大史、司會皆屬宰。此如今宗人府、内務府之職，專爲王官，不爲三公所統。劉氏承其文，以冢宰爲天官，所司之職則有改變焉。天子之五官如今之六部、三公所統屬者。司徒、司馬、司空，此三公也；司士、司寇、九卿之二，《王制》所謂三官也。司士文見《周禮》，蓋司馬之屬，掌 注 選舉者也；司寇亦屬司馬。《王制》以爲三官千乘以配四時者。今劉氏於五官去司士，添入冢宰、宗伯以合六卿之數，以司馬爵禄之事歸之天官，如今吏部以司空土地之事歸之司徒，而以司徒之職歸之宗伯，司馬、司寇仍原文，司空所掌之事既歸之司徒，遂以六工之事歸之，此其所以誤也。其以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爲六卿者，則由誤襲《盛德篇》之舊名也。

    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貨，《左傳》以爲水、火、金、木、土、穀 注 ，金仁山有分配之説。舊本六府連文。亦如《考工記》連叙六工三十人皆掌財物，當爲司會屬員，除大府、王府、内府、外府、泉府以府名官之外，如職幣、甸師、司甲、司戈盾、司弓矢、倉人、廪人，凡主財賄、器用、儲藏者，皆當爲六府之職，大約其數與六工人數相去不遠也。劉氏以分隸五官，鄭氏以爲祇六人，皆歸司徒者，誤也。今當詳細考訂，以還六府之舊。

    六工之文，今《考工記》是也。劉氏以司空本職屬之司徒，則冬官實無事可掌，故全以考工之事歸之《冬官》，作序以明其事。司空不掌工，古有明説，故後來徐悟其非。馬、鄭乃有《冬官》不全之説，實出於東漢末季，《周禮》初傳無此説也。後人不知其故，以《周禮》缺《冬官》，以《考工記》補之。按，除《周禮》外，無此文體，何緣缺一官即有《考工記》相補？又或以爲文帝命博士作《記》補之，尤不通。博士既補《考工》，何不取古書《冬官》佚文補之，乃但説工事？且《記》亦非博士能作。此《記》與五官文同出一原，因無冬官職權以相當，而文與五官小差者，則當其時未能改修一律之故。 宋人欲據《王制》及今學家司空説，取五官中上地之官群歸於司空，劉氏以司空之文散之於司徒。今輯諸篇司空之文歸之於《冬官》，返本還原，其説原不爲誤，特宋人尚多不合，必再加考訂耳。 《王制》官職以九命爲實職，以九錫爲加銜差使，大國九命，則凡百里之侯皆九命矣。其中所有長、帥、正、牧、伯，差使職事各有等級，共爲五長，皆從加賜而定。錫命相連，合爲十八綬，如今九品官分正、從。今正、從一品爲九、八錫；正、從二品爲七、六錫；正、從三品爲五、四錫；正、從四品爲三、再錫；正五品爲一錫；從五品爲九命；正、從六品爲八、七命；正、從七品爲六、五命；正、從八品爲四、三命；正、從九品爲再、一命。兼舉則錫、命一也，孤文則錫大命小，《王制圖表》中有此表。

    《繁露·爵國篇》：天子立一后、一世夫人、中左右夫人、四姬、三良人，共十二人。大國一夫人、一世婦、左右婦、三姬、二良人。次國一夫人、世婦、左右婦、三良人、二孺子。皆九女。小國夫人、世婦， 小國之夫人即世婦，小國之君如天子大夫。 左右婦、二良人、一孺子。 「二」舊作「三」，「一」舊作「二」，小國當止六女。 附庸立一宗婦、二妾。 三人。「妾」當爲「妻」。 又：王后置一太傅、太母、三伯、三丞、世夫人、四姬、三良人，各有師傅。王后御衛者，上下御各五人；世夫人、中左右夫人、四姬上下御各五人；三良人各五人；世子妃姬如公侯之制。王后傅、上下史五人，三伯上下史各五人，少伯史各五人。大國夫人一傅母、三伯、三丞；世婦、左右婦、三姬、二良人，各有師保。夫人衛御者，上下御各五人；世婦、左右婦上下御 注 各五人。次國夫人一傅母、三伯、三丞；世婦、左右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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