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制宪议会第一次会议————这个议会的场面

    我顺路到了瓦洛尼去向我的几位朋友告别。有几位朋友在我离开时潸然泪下，因为地方的人士普遍认为当选的议员们回到巴黎将会遭到很大危险；还有几位勇敢的朋友对我说：“如果国民议会受到攻击，我们将会保卫你们。”我为我当时把这些话视为多余的担心而后悔，因为正如人们后来所看到的，他们和其他许多人还真为我担心而来了巴黎。

    我回到巴黎才知道，我在将近12万张的有效票中得到110704票而当选 【72】 。与我同时当选为议员的，大部分是原来的王朝反对派，只有两个人在革命前就持有共和主义的观点，当时的流行语称他们为前日的共和派 【73】 。法国的大部分地方，可以说也是如此。

    曾经有过比1848年的革命家还凶恶的革命家，但我以为从来没有比他们还愚蠢的革命家。他们既未能利用普选为自己服务，又未能不用普选而使自己渡过难关。如果在2月24日之后不久，当上层阶级还对所受的打击摸不着头脑，民众的精神状态主要是害怕而不是不满的时候，就实行普选，他们也许会得到一个合乎他们的愿望的议会。而如果他们悍然建立独裁统治，他们也只能暂时保持住这一统治。但是，他们说要依靠全体国民，可同时他们所做的又完全是脱离国民。也就是说，他们一方面要依靠国民，另一方面又在威胁国民；他们以构想大胆的计划和暴戾的语言吓唬国民，但他们行动的优柔寡断又为国民的反抗开辟了道路；他们在把国民置于自己的管辖之下的同时，又把自己视为国民的救星。总之，他们在胜利之后没有扩大和开放自己的队伍，而是小心翼翼地紧缩这个队伍，唯恐坏人钻进来。简而言之，好像是要努力去解决一个难以解决 【74】 的问题：要建立多数派的统治，但又要反对多数派的爱好。

    他们仿效过去的实例，但对这些实例又不理解，只是天真地以为，只要号召群众参加政治生活，就可以把他们拉进政治活动，只给他们以权力而不给他们以利益，就足以使他们爱护共和国。这些革命家忘记了，他们的前辈在给予农民以选举权的时候并没有废除十一税，免除徭役，废止领主的其他特权，把旧贵族的土地分配给原先的农奴，而自己却毫未放弃权力。在建立普选制时，他们本想以此鼓励民众支持革命，可他们给予民众的却只是反对革命的武器。但我绝不认为农村就产生不了革命激情。在法国，种地人都有一定份额的土地，大部分人以小片土地维持贫苦的生活，借债累累。他们的敌人已不是贵族，而是放债人。这些放债人才是他们攻击的对象。不必许诺废除所有权，而要允许废除债务 【75】 。1848年的鼓动家们根本没有仔细研究这个手段，他们在这方面的表现比他们的前辈还要无能，更没有诚意实施这个手段，因为1848年的鼓动家只在行动上表现了暴力和不公正，而他们却是在愿望上就表现了暴力和不公正。但是，要采取暴力的、不公正的行动，只有合乎他们愿望的政府，甚至是有权力的政府也是不够的，还要有符合时代精神的习尚、思想和激情。

    因此，在选举中大多数人投票反对实行革命和使革命成功的党派。这个党在选举中遭到十分沉痛的打击。随着它看到自己的候选人连遭失败而感到深重悲痛和表示巨大愤怒，时而柔和地，时而粗鲁地抱怨国民，指责国民无知、忘恩负义、失去理智和不顾自己的幸福。这使我想起莫里哀《太太学堂》中阿尔诺尔弗对阿涅斯说的话：但是说到底， 【76】

    “你这个恬不知耻的太太，为什么不爱我了 ？”

    我回到巴黎看到的，是一派绝不会引起人们高兴，而实际上只会使人伤心和可怕的情景。我在这座城市看到10万名工人被武装起来加入国民自卫军，他们没有工作，忍饥挨饿，挣扎在死亡的边缘；但头脑里却满是无用的理论和空想的希望。我看到社会被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一无所有的人被共同的贪婪联合在一起；另一部分是拥有一些财产而被共同的苦恼联合在一起。这两大阶级之间再无其他的联系和其他的共同感，而是双方都在想斗争将不可避免，迫在眉睫。资产阶级和民众（这两个在以前的斗争时代使用的名词又恢复了，并被用来表示两种遭遇不同的人们）已在鲁昂和利摩日展开斗争 【77】 。在巴黎，再也没有财主随便使用或挥霍自己的财产或收入的日子了；人们时而要求他们亲身劳动才可以出售自己的财物，时而要求他们停止向租户收房地产租金，不允许他们本人依靠他人的收入生活。财主们尽量服从这一切暴政，在暴露自己的弱点时 【78】 努力做到损失最小。在当时从报刊上看到的材料中，有一条《通知》使我最先想起它像是把自尊、胆怯和愚蠢相当巧妙地 【79】 融合在一起的样品，至今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个《通知》中说：“编辑先生台鉴：请允许我借贵刊的版面告知我的诸位房客：我欲把真正的民主所应遵行的博爱原则实施于诸位，现将下期房租的付给收据交给渴望享受这一原则的上述房客。”

    但是，也受到压迫和威胁的这位资产阶级得到的却是漆黑一片的失望，而这种失望后来逐渐变成勇气。我向来认为二月革命运动绝没有希望按部就班地以和平方法结束，而只能以巴黎爆发的大规模战斗突然终止。我在2月24日的次日，就曾这样说过；我当时看到的，不仅使我确信这场战斗实际上已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认为战斗已迫在眉睫，觉得人们都在寻找开战的最初时机。

    国民议会终于在5月4日开会。直到最后时刻，人们还在怀疑会议能否开成。我深信一些最热心的煽动家曾多次策动不开会而拖延下去，但他们却不敢这样做。他们始终被他们所主张的人民主权的原理压得喘不过气来。

    我的眼前可以浮现议会开会之初的情景，但我反而又觉得当时的记忆非常混乱。如果仅仅是因为事件重大和重要，就以为应当在记忆中留下清晰的印象，那是错误的。深刻地铭记在心并能长期不忘的，反而是人们见到的一些细小的个别事件。比如说，我只记得在开会当中我们争先恐后地喊了15次“共和国万岁！”会议中充满了这样的奇怪事件。也不断看到一个党以过激的感情表现来刺激自己的对手，而对手则不以为然，表现出满不在乎的样子，以避免上当。因此，大家有时出于真诚，有时出于假义，而共同努力推进会议的进行。我还认为，不管会上的喊叫声出于哪一方，它都是很认真的；喊叫声不仅反映了不同的思想，甚至反映了互相对立的思想。当时大家都想保卫共和政体，但有的人是为了进攻而利用共和国，有的人是出于防卫而利用共和国。当时的报刊都提到议会的狂热和群众的狂热。虽然说得十分热闹，但真正的狂热并不存在。大家第二天去忙着做的并不是他们头一天想的事，而是出于某种感情而要去做的事。

    临时政府的一项政令，规定议员要着昔日国民公会议员的服装，特别要穿白色的翻领内衣。谁看到这种着装，都会认为是罗伯斯庇尔又出现于政坛。我最初认为，这个奇妙的想法一定出自赖德律——洛兰或路易·勃朗 【80】 的头脑；但后来我听说，这应当是出自阿尔芒·马拉斯特的华丽的富有文学情调的想象力。大家知道，没有人遵守这一政令，连它的立案人也没有。只有科西迪埃尔 【81】 一个人按照指定着了装。因为我只知道他是后来自称为山岳派的成员，所以我一看到他这一身打扮，总会想起93年的人物。我看到他身材高大，十分肥胖，三角形脑袋深陷在两肩之间，极富表情 【82】 。他的眼神狡猾而顽皮，整个面貌有点傻乎乎的样子。总之，他是一块难以名状的物体，但其中活跃着一种能够支使粗鲁和无知的还算机敏的精神。

    开会后的次日和第三天，临时政府的成员使我们依次认识了这些在2月24日以后各有不同作为的人。他们每个人都大说自己的好话，甚至还大说他们同僚的好话，以致很难辨认其中有些人曾经是死对头。除了政治上的憎恶和嫉妒使他们对立之外，我还觉得他们虽然天天见面，但却彼此十分陌生。这种独特的隔阂就像人在旅途中不得不同乘一艘船，在狂风暴雨的长途航行中互不理解和互不知道对方的心事。我在第一次会议上，看到我的旧议会同僚几乎又都露面。除了落选的梯也尔先生，没有参选的布罗伊公爵 【83】 ，以及外逃的基佐先生和迪沙泰尔先生，所有的有名雄辩家和旧政界 【84】 知名的大部分说客都出现于会场。但他们表现得很不自在，感到孤立和被人怀疑；又像在政治上常见的那样，他们既令人害怕，又互相害怕。当时他们还不能发生不久以前由他们的才能和经验所取得的那种影响。议会的其余议员，我看都是从旧制度脱离而来的没有经验的新手，因为在中央集权的条件下，政治生活一直操纵在议会的少数人手里，他们没有机会参与。一些没有贵族院议员和参议院议员经历的新议员，几乎不懂议会是干什么的，不知道如何在议会中行动和说话才得体，完全不了解议会的日常工作习惯和基本惯例，在关键时刻态度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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