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惠施、公孙龙

    惠施（约公元前370——前310年）曾经做过魏国的宰相，和庄子辩论过。公孙龙（约公元前320——前250年）曾做过平原君的门客，和孔穿辩论过。这两位学者是名家的代表人物。现存有《公孙龙子》一书。《庄子·天下》篇也有关于他们的思想资料。

    （一）诡辩主义的两大类型

    战国时代的“名家”学说，和希腊的“智者”相似，都是所谓“诡辩派”。在这些学者中，一派以惠施为代表，讲“合同异”，是一种相对主义的学说，一派以公孙龙为代表，讲“离坚白”，是一种绝对主义的学说。这可以说是诡辩主义的两大类型，可以把他们各色各样的诡辩说法都概括在这里面。现在我们分别讲述一下：

    （1）惠施的相对主义 惠施主张“合同异”，说是“万物毕同毕异”。从同的一方面看，可以说万物都是相同的；从异的一方面看，也可以说万物都是相异的。这样，同和异就没有什么分别，都没有一定，都是相对的。把这种相对主义贯彻下去，他可以主张“天与地卑，山与泽平”，天和地、山和泽的高下是相对的；可以主张“龟长于蛇”，“白狗黑”，长短、黑白都是相对的；可以主张“天下之中央”在“燕之北，越之南”，主张“今日适越而昔至”，今天往越国去而昨天到了，南与北，今与昔，也都是相对的。他说：“日方中方晚，物方生方死。”太阳正在当中，也就是正在斜着；物正在生着，也就是正在死着。他看什么都是变动不居，没有一定的。

    惠施这一派的诡辩学者，看到事物性质的相对方成，看到事物处在不断变化中，事物间的差别只是暂时的，因此，在他们的学说中反映了某些客观辩证法的因素。但是，他们把事物的相对的一方面片面地夸大，从而否定了事物本身的固定性，否认了事物间的质的差别和事物间的矛盾对立，抹杀了具体事物的特点。应该知道，事物虽有相对性，但是在特定的条件下，特定的限度内，每一事物都有它一定的稳定性、一定的特点以与其他事物区别。如南与北虽是相对的，但在燕与越之间，越只能是南，而燕只能是北；今与昔虽是相对的，但拿今日与昨日来讲，今日只能是今而昨日只能是昔。这些地方是固定不变的。惠施这班学者把一切都相对化，同也是异，异也是同；黑也是白，白也是黑；长短、高下……都漫无差别，没有一定，尽可以说是什么就算什么，这是一种极端相对主义的诡辩学说。

    （2）公孙龙的绝对主义 公孙龙主张“离坚白”，认为石头的坚度、白色的石头本身是三回事，彼此分离不相连属的。他从以下两点得出了这样一个奇怪的结论：首先，他认为石头的“坚白”属性是和人的主观感觉联系在一起的。他的论证是，眼只能看见石头的颜色，手只能感触石头的硬度；但眼看不见硬度，所以坚性对视觉说是不存在的；手摸不出白色，所以白色对触觉说是不存在的。根据这种观点，他认为只有“坚”性、“白”性和一般的“石”，并没有坚而又白的具体石头，坚、白、石是彼此分离的。他形而上学地割裂了人的认识作用的统一性，从而否认了物质属性的客观实在性，从主观唯心主义观点提出了“离坚白”的诡辩。其次，他还认为坚白两种属性是脱离石体独立自存的东西。他的论证是：具有“坚白”性质的东西并不限于石头，所以“坚白”是脱离石头独立存在的。他甚至宣称“坚白”也是脱离一切物体能独立自存的东西。他割裂了物质的属性和物体本身的联系，实际上肯定属性是脱离物质而存在的实体，又从客观唯心主义观点提出了“离坚白”的诡辩。

    公孙龙还有一个著名的诡辩，就是“白马非马”。他认为“马”的概念表示马的形体，“白”的概念表示马的颜色，“白马”包含着“马”和“白”两种因素，因此不能跟“马”等同起来。他还认为，当人们要“马”的时候，各种颜色的“马”都可以满足要求，但当人们要“白马”的时候，其他颜色的马就不能满足要求了，所以“白马”不是“马”。

    在这种学说中，公孙龙看到“马”和“白马”两种名词的用法是有区别的。在内涵上“白马”比“马”多，在外延上“马”包括各种类型的马。因此“马”和“白马”不能混同起来。他看到“个别”和“一般”的差别，这在中国逻辑史上是一个重要贡献。但他夸大了这种区别，形而上学地把“一般”和“个别”割裂开来，否认了二者之间对立而又统一的辩证关系，从而认为实际的白马与马也没有联系。从这种形而上学的观点出发，他终于肯定一般的马是脱离具体特殊的白马独立存在的。这与列宁所说“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的真理显然正相敌对。（以上所讲“坚白论”和“白马论”大部分系摘录北大哲学系所编的《中国哲学史讲授提纲》的原文，特此声明。）

    公孙龙是专从概念上分析问题的。“白”是一个概念，“马”是一个概念，“白马”又是一个概念。除下白马、黄马、黑马……还有一个“一般”的马。除下白马之白、白雪之白、白玉之白……还有一个“一般”的白。从具体的“白马”上，分析一个抽象的“马”的概念，还分析出一个抽象的“白”的概念。而所谓“白马”者，其名之所指，既非“马”，又非“白”，亦只能自成其为“白马”。“白”与“马”各自独立，“白马”与“马”亦各自独立。在公孙龙眼里，只看见一个一个不相连属的抽象概念而已。惠施把什么都混同起来，公孙龙却把什么都割裂开。前者看什么都可以互相转化，没有一定，是相对主义的典型；后者看什么都是各自独立，不相连属，是绝对主义的典型。他们恰好各走到一个极端。

    （二）名家学说的市民性

    名家学说是市民思想的反映，是从商业都市中孕育出来的。我们可以从三方面来谈这个问题：

    （1）从名家的产地来看 我们知道名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惠施和公孙龙，一个是魏人，一个是赵人。传说中的名家首创者邓析又是春秋时代的郑人，而郑就是后来韩国的都城。这样说来，三晋实为名家的产生地。这是很有意义的。司马迁说“三晋多权变之士”，这虽是指公孙衍、张仪一流纵横家而言，但名家的产生和这些“权变之士”，实需要同样的社会条件。什么社会条件呢？就是商业发展，都市繁荣，有见闻广博、头脑复杂的大批市民。《吕氏春秋·上农》篇有一段话：“民舍本而事末则好智，好智则多诈，多诈则巧法令，以是为非，以非为是。”这段话除开它里面所含重本轻末即重农轻商的意味我们不管外，倒可以用来说明纵横家的起源，而尤其是可用来说明名家的起源。这两家虽然一则向“诈”的方面发展（纵横家），一则向“巧法令”的方面发展（名家），但其“好智”同，其“以是为非，以非为是”同。他们都是以“舍本而事末”的市民为基础，以三晋为其大本营。这实在不是偶然的。

    就拿名家最初的策源地郑国来说，当春秋时代，那就是商业最发展的地方。试看《左传》上所载许多郑国商人的故事，如弦高犒师啦，子产拒绝韩宣子向商人去索玉环，郑商人谋出晋智莹于楚啦，都足见郑国商人特别活跃。在这样一个商业中心地，人们的头脑不会象农民那样单纯，自然很容易出现一些新鲜事物。名家的诡辩，是当时一种新学说，正是“好智”，“巧法令”，“以是为非，以非为是”的结晶品。象邓析这样的人，教民争讼，简直把郑国的执政者搞得没有办法，真不愧为“好智”，“巧法令”...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