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解放委员会与法兰西前途

    经过半年的来往折冲，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方于今夏在北非成立，由吉罗德与戴高乐二氏同为主席。但至十一月十日阿尔及尔的消息，忽谓吉罗德已辞去主席职务，此后由戴高乐独任主席，吉氏将专任法军总司令。当日晚间，戴高乐招待记者，显然的事前授意记者询问：“如吉罗德不誓绝维琪，是否能继续担任法军总司令之职？”戴高乐答称：“法国之伟大领袖，均不应与维琪有任何联系……全体法人，尤其是法国军队及其领袖，均受制于委会……委会而外，任何方面之命令均为无效。”又有人询戴氏战后是否接受总统之职，戴氏只作模棱两可的答复。并由上列一段消息，可见吉罗德已被排挤，戴高乐有唯我独尊之概，并且颇有战后求取法国最高政治地位的野心。

    但吉罗德并不是一个可以随意摈弃的人。吉氏以辞去总司令职务相要挟，勉强解委会对于肃军问题让步，不能以倾向法西斯或维琪政府为名而强迫大批将领去职。吉罗德在法军中颇孚众望，除吉氏外恐无第二人能调动法国的多数军人，解委会只得让步，至十五日吉氏方才打消辞意。据谓吉氏被解除主席之议，吉氏个人事前全无所悉，乃临时被迫承认。戴高乐似乎所为太过，结果只得又后退一大步。但至十八日解委会又决议扩大“肃清委员会”的权限，似此戴吉之争尚未解决，未来的发展深值关心法国前途的人的注意。

    吉戴两人间的问题，可分立场的与个人的两方面。由立场言，戴高乐比较急进，吉罗德比较保守。法国的军人倾向于保守，一部分并且属于保王党，根本反对第三共和国。在一九四〇年法国屈服的许多原因中，军人的反对民主共和国倾向纳粹主义，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吉罗德、贝当、魏刚一群军队首要大体都采此种态度。吉罗德唯一超群的特点，是他极力主张反德，始终认德意志为法兰西的世仇，法国绝不能由亲德政策中求出路。所以他虽在法国屈服前被俘，后来居然设法逃脱，待英美在北非登陆时他又到北非加入同盟军向纳粹军作战。他在法军中声望甚高，在达尔朗被刺之后，他是唯一能够号召法国多数高级将领与中级军人的首领。他与这些人政见本来一致，这些人经过两年半的惨痛教训后，也知道与纳粹妥协而求出路为幻想，所以他们在抗德一点上也与吉罗德意见相同，达氏死后吉氏继为北非的军政首领是很自然的。假定战后的法国能听这一批军人自由安排，第三共和国绝不能恢复，即或旧王朝不立刻复辟，一种修改的法西斯主义也会成为法国的政治经济纲领。

    但这并不是说戴高乐代表不折不扣的民主主义。他虽不属于正统的保王党，但他也是军人出身，左右的要人也多为军人，在法国军人中找一个死心踏地的民主主义者，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他年事较轻，资格较浅，在法国屈服前不久仍是上校，属于中级军人，保守主义的色彩不似老军人的浓厚，在口头上服膺民主主义还不致如鲠在喉的不能说出。战后的法国如让戴氏的一党自由摆布，最少暂时是要恢复第三共和国的，但最后的结局如何仍在未定之天，能否与吉氏一党的作风有多大的分别，恐怕不是任何人所敢肯定答复的。

    吉戴两人之间如果只有立场的不同，问题就将简单许多，主义崇拜者也就可以各随所好而放心大胆地扬此抑彼，但个人的成分又非常复杂，使任何客观考量的人都有无所适从之感。一九三九年欧战爆发时，吉罗德已是上将，戴高乐只是上校，到一九四〇年春季雷诺的短命内阁，才擢升戴氏为准将，他今日仍只是准将。在古今中外官阶观念森严的军队中，戴氏绝无与吉氏并肩而立的资格。同时，戴氏在法军中一向被认为捣乱分子，在战前他著作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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