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等的治外法权与不平等的治外法权

    我们近来谈到治外法权的废除，无意中容易忽略一点，就是治外法权本有两类。一是正常的，国际互惠的治外法权，这种治外法权并未为新约所废，并且根本也不能废。一是反常的，单方受签的治外法权，这才是我们最近与英美签订新约时所废的外侨特权。

    不平等的治外法权，是过去百年外交史上所积成的反常制度，又称领事裁判权。与此有连带关系而性质并不完全相同的，尚有：（一）关税协定，已于民国十八年废除。此次新约中只特别明订中国无再继续任用英人为海关总税务司的责任。（二）内河航行权。（三）内地驻兵权。（四）租界权。以上三种特权，一概取消，只有九龙新界租借地的问题，尚留待将来谈判。新约既已成立，此后外人通商居住就不再限于几个固定的通商口岸，全国各地在理论上都可华洋杂处，这是我们取得国际平等地位后所要负的一种新的责任。

    不平等条约既已废除，就成了历史上的陈迹，脱离了眼前政治的范围，我们似乎当对他作一番比较深入的探讨与认识。过去我们认定不平等条约是欧美各国侵略中国的象征。这个看法是十分正确的，但并不是全部的真理。除了十九世纪西方的帝国主义精神外，不平等条约还有两个其他的来源：一是我们自己的愚昧无知，一是历史的自然发展。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的官庭就已一向不肯受理外侨的民刑案件，不只容许，并且要求外人自理自解。这是因为当时的人不明国际的情势，不知这是自动放弃主权的行动。《江宁条约》以及此后各条约中的规定，不过是把此种传统的办法正式化而已。我们今日的外交当然已远较百年前为高明，但回想从前因糊涂而误大事的情形，可使我们今日的国人在庆祝之余多加警惕，内政糊涂，已很危险；外交糊涂，危险更不堪言。将来中国既然在国际上自由平等，就尤其不能糊涂。以前欧美各国拿中国当殖民地看待，中国在外交上闹出许多笑话，还不碍事。今后若再如此，就是自甘暴弃，已取得的平等地位就有在事实上再度丧失的危险。

    糊涂并不是清廷丧权的唯一原因。在人类过去的历史上，外侨自理民刑案件可说是常例，近世欧美各国严格清楚的法权观念是古来多数民族所没有的。各民族法律不同，习惯不同，所以各国多任外侨仍自奉行自己的法律习惯。并且权利与义务是相关联的。各国如要外侨奉行居留国的法律，就也应当容许他们享受居留国的公民权利，这在过去是多数民族所不乐为的。例如九世纪时的回教大食帝国就已给予欧西的侨商许多的自治权利。当时欧西各国在文化上与实力上都远逊于大食，这绝非欧西侵略主义的表现，而是大食帝国的自动政策。此后欧西人到回教的世界经商居留，都以此为例。土耳其帝国承袭了此种传统，于十六世纪以下在他的大帝国境内，也给予欧西侨商以同样的权利。十九世纪时美国也援例在土耳其帝国取得特权。第一次大战后，新土耳其兴起，在一九二三年的《洛桑条约》中才勉强列强放弃这种不合今日国际政情的制度。

    中国历来与外族交通，也采取同样的政策。唐代中国南方沿海的各口岸都有阿拉伯、波斯、印度、南洋各国的外商杂居，到宋代中外关系更密，商埠中多划番坊，由外商居住，有如十九世纪的租界。每坊设一番长，由侨商中负有资望者充任，负责管理番坊内一切事务，非有特殊问题发生，中国官庭概不过问。这种态度与政策一直传到满清时代，很自然的就产生了不平等条约中治外法权的条款。

    以上所讲的是单方面的治外法权，已为此次新约所废。此外还有一种双方互惠的治外法权，是国际法与国际惯例一向所承认，也是今日世界各国仍然遵行的办法。这是国人今后所当留意的一点，不要误认在中国境内治外法权已经完成绝迹，有的治外法权是列国并立局面下所永远不能取消的。一、友邦的政治元首（帝王、总统，或政府主席）若来中国游历或访问，他与他的眷属随员就都享有治外法权。他即或匿名来访，也同样的不受中国法律的约束。这里所谓“匿名”，当然并非绝对的，若真是无人知道他为友邦的元首，这事实上当然无从享受特权。但如果一位帝王到友邦游历时，为方便起见，自称为“某某亲王”或“某某公爵”，他仍照样的不必奉行所在国的法律。除他个人与随从人员的特权地位外，他们所携带的行李财产也不能由所在国检查或征税。但此种特权也有例外。友邦的元首若到所在国的法庭中告诉，甘愿自称原告，法庭就按法受理。二、在任何情形下，友邦元首都可自动的放弃治外法权的权利，特别声明服从所在国法庭的处理。三、如果他的财产在旁人手中时发生法律的纠纷，而此旁人又为法庭所可处理的人，法庭可依法受理。四，如果他在居留国中保有不动产，此项不动产不能享受治外法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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