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世界与战后中国

sp; 以上两点彻底地认清之后，将来建国的方案就容易决定了。根本的问题，当然是力的问题。实力的建设，是根本的条件，其他都是枝叶。军备必须充实，且必须近代化。重工业与国防工业必须能独立。我们此次抗战可靠外来的接济，下次对外作战时也可能就无外援。靠人不如靠己，根本的国防尤其如此。在陆地上我们有现成的强大陆军，但战后必须设法赶快的高度机械化。我们万不可因此次能以低劣的武器抵抗日本，就以为将来仍会第二次再有如此的便宜局面发生，我们此次诚然可说是精神战胜物质，但精神抵挡物质，有它一定的限度，超此限度，任何热度的精神也不过是徒供毫无代价的壮烈牺牲而已。日本在列强中是机械化强度最低的国家，我们此次抗战的盛旺精神，加以地形的便利，可说正足抵住此种低度机械化的日本军队。我们的精神若略动摇，当然要失败。但日本机械化的程度若略高一点，恐怕我们也就早吃大亏。英美在太平洋战事中的失利，主因就是所能移用的飞机大炮与坦克车太少，进攻当然不能，连退守也往往谈不到，大多时只有投降或被歼灭了。法国的战败与屈服，失败主义与精神颓靡当然要负很大的责任，但法国武器的落后也是一个战败的重要因素。对于一九四〇年夏的法德之战，今日虽仍不能作一个最后的判断，但许多目击其事的人都承认，法国一部的将官与大部的士兵仍然保有传统的英勇，仍肯为国牺牲。但法国的飞机与坦克车少得可怜，简直无从与德军接触。戴高乐远在一九三四年就大声疾呼，劝法国军部彻底地采用机械化政策。法国不听，戴氏的计划徒供纳粹去作参考，六年后拿出来在法国作一次大规模的试验！法国的军人若不过度的保守，若肯及时采用戴高乐的计划，一九四〇年的法国尽管精神腐败，也未必就会不到两月而战败亡国。即或不能攻入德境，最少也可抵住德军的进攻。我们当然希望人类不再打大战，但中国将来若再打仗，对方一定是高度机械化的国家。国防可以久备而不用，却不可片时没有充足的国防。我们若不急速地发展重工业与国防工业，将来只有白白地去作英烈的牺牲，为异族的后世诗人留下一段悲壮史诗的资料而已。

    陆空军虽然重要，仅有陆空军是不够的。历史上的中国虽为大陆国家，但今后的中国必须兼顾海洋，否则就只有永作他人所封闭的内地国。无海军而成强国，是不可能的事。我们当初只要有仅足防卫海岸的小海军，此次抗战的局面就必大不相同，很可能日本根本就不敢起隙。海军的建设，代价既大，时间又长，是建军中最艰巨的工作。我们应当极力设法使日本德意的海军作为我们战后所得赔偿的一部分。此点达到，决非易事，根本能否达到，或能达到如何的程度，都要看今后我们对于联合作战的供献，战事结束时中国军队摆布的形势，与和会席上我们外交家的手腕了。但这只是一时之计，将来我们必须认真地自造海军。制造军舰，尤其是主力舰，只有高度工业化的国家才能胜任。谈到“力”的建设，由始至终都离不开工业化。一个工业落后的国家，在今日的世界绝无立足之地。

    物力的开发与地域有密切的关系，所谓工业化并非漫无计划的全国各地的平均发展，重工业与国防工业尤其要注意所在地的安全性。在去年十二月太平洋大战爆发后，后方许多离乡背井四五年的人士，都兴奋地猜想还乡的时日，以为日本不久失败，大家就都可回到平津京沪汉粤各地的安乐家乡。或者亲戚骨肉仍在故乡，或者田产家园远在东国；即或亲友已都来后方而乡里亦无财产可言的人士，梦寐之中也无不憧憬多年不见的风光景色。这都是人情之常，不只可原，并且可敬。但此外恐怕或多或少还不免另有一种心情，就是回乡享福的心理。除少数在后方曾发国难财的人之外，一般人流离失所，受尽了物价高涨与衣食艰难之苦，回想战前故乡的优裕生活，难怪令人神往。这一种心理，虽也很自然，却就不很可原可敬了，除非我们愿意中国将来仍似战前的醉生梦死，把多年艰苦抗战所得的结果全部付之流水，否则我们这一代的青年与壮年就绝不能再存享受战前清福之念。一切可以节省的物力，将来都要用之建国，而建国的初步要着重于重工业与国防工业。两者都不产生日常的直接消费品。正如第一次五年计划时的苏联一样，在偏重国防业与重工业的阶段，社会的生活必然痛苦，因为一切的制造品都是武器或制造其他物品的工具，而非直供享受的货品。我们中国，无论原料与人才，都极感缺乏，所以这种建设必定较苏联尤为困苦，大家对于生活享受的牺牲非达到人性所能忍受的最高点不可。抗战时期，政府因有种种顾忌，只得听任许多人去投机，去无谓的享乐，但大规模的建国时期，政府无需再如此的客气，物资的统制必较今日为彻底。不只国内的制造要偏重国防与机器，国外的输入也要特别严格的限制，不必需的奢侈品绝对禁止，国内所缺必需品的输入也要减到最低的限度。谈到此点，就又回到我们上面所讲大家急于还乡的一事。战前各种的建设都集中沿江沿海一带，因而不被破坏即供资敌，我们将来的建设要引此为戒。重工业与国防工业是国力的根本，特别要设置在比较安全的地带。在立体战争的今日，无论国防如何的充实，沿江沿海或太近邻国的地带也不安全。由整个国际的局面来看，建设大西南，在战时是一种口号，在战后却必须彻底的实现。我们将来一切基本建设，当以黔滇川康各省为中心。直接的国防建设，如炮垒、防线、交通路线之类，当然要特别注重江海一带，这是国防第一线的必需条件。但基本的国防建设，只能有一小部分设在这些地方，作为急需的接济站，主要的长久的供给来源，必须设在大西南。战时迁来后方的技工，将来不只不当减少，并且必须设法大量地加多。我们一面要用种种优待的方法鼓励原有的技工留在西南，一面要用速成训练与初级工业学校急速地训练大批的技工与中下级的工业干部。可供我们建设的时限，并不太长，我们必须抓住机会，尽量利用。大家且莫急于还乡，若把西南掉头不顾，且防一二十年后再仓惶地到此来逃难！

    任何的建设都不能离开学术。西南既是工业建设的中心，也就当有几个全国性的最高学府，作为人才的产生地。平津京沪汉粤的局面，将来必须恢复，并且也正因这些地带以后仍是国防前线，有历史有供献的几个原有大学仍须迁回，以支撑国防前线的局面，正如“九一八”后平津各校的支撑中原残局一样。但一部的人才，甚至少数并无必须迁回理由的学校，不妨仍留在西南，例如构成西南联合大学的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因为各自的历史与北方需要的关系，将来仍须回到平津，但西南联大却不妨照旧地存在，作为西南学术建设的一个中心。四川的许多学校，也可斟酌各校的历史与原来地的需要，决定去留。学校的去留或新校的添设，与人才有重大的关系。如联大三校，原有的师资已感不够，更何能分留一部与西南联大？即以多数大学而论，一系只有一两人支持场面，并非太例外的现象，因需要迫切而对大学教师的资格不事苛求，更是公开的秘密。症结所在，当然是人才的根本缺乏。但过去人才产生政策的漫无计划错误，对此也要负很大一部的责任。近代化所需要的各种人才，在过去与今日大致是由留学政策产生，清末民初的留学，失之漫无计划，滥送学生，不问程度与准备，也不干涉各自所习的学科。抗战前几年的政策又失之目光浅短，急求近功，专送实科工科的学生，送时又不得其法，以致实用的人才未见增加，而文法与纯粹科学的人才已经大闹恐慌。我们若以世界学术的标准为标准，国内现有的人才恐怕还不够维持五个像样的大学。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就要因噎废食，停办高等教育，我们必须在不得已的情势下，另想办法。从长计议的留学政策即当划定，人才应该平均地发展，若有所偏，宁可略偏于纯粹学术方面。技术的人才，无论是工农各科的教师或工厂农场的技师，暂时不妨多聘客卿。只要管理之权在我，技术人才多用外人，并无大碍。苏联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就是采用此种政策的，其成功可由对德抗战看出。大学文理法科的基本人才，却非以自己的人为主不可，因为这是与国家民族的整个文化政策与文化行动有关的。但在万不获已时，也可聘请少数的欧美专家来协助。聘用客卿与留学政策，当然都是一时的权宜之计。但建国专业的完成，最快也需一二十年的工夫，在此期间我们必须不断地请外人协助或到外国学习。完善的计划与认真的实行，可使此种不经济的办法收到较高的效果。

    假定建国的事业能够顺利地进行，在进行中，尤其在将近完成时，我们对外须有审置周详的最高国策。此事微妙，在全世战火正炽的今日不便多说。但大体言之，我们的国策必须注重两方面，一南一北，东四省是我们天然资源的宝地，是工业化所必不可少的地带。工业的重心虽在西南，东北也须有第一线的工业建设。机械化的陆军与空军的建设，须特别注重此地。东北无论在过去与现在，国际关系都非常复杂，在将来也不会简单，我们必须计划周密，方能保障此地不再成为国际角逐中的牺牲品。国策的第二个方向就是南洋。南洋非我所有，我们没有直接的政治计划。但泰越与南洋群岛是闽粤人的第二故乡，在海外华侨的一千万人中，南洋约占七百万，南洋过去的开发与今日的维持多是华侨的功劳。在许多商埠的人口中，华侨或占绝对的多数，或操经济的实权。例如在新加坡，华侨占人口的百分之七十四，在西贡占百分之二十七，在海防占百分之二十四，在巴达维亚占百分之十七，泰京曼谷的华侨，据官方的统计为百分之三十二，但许多自认为华侨的，泰方硬说他们是泰人。实际华侨约占百分之九十。最近南太平洋战局的失利，因为华侨的关系，中国比英美荷兰尤为关心。并且由久远的立场来看，中国二千年来历史的主流就是向南的发展。南北朝以下的正史中汗牛充栋的记载，可说大多没有搔到痒处，皇帝的起居注，大臣的言行录，制度文物的技术问题，几乎都全不相干。先秦的中国是黄河流域、淮水流域与长江北岸的中国，长江以南仍是不甚重要的边地。自秦汉向南拓土后，六朝时代是江南之地完全中国化的时期。隋唐时代闽粤之地才变成中国不可分的一部。云南到明代才与中国合为一体。而由明代起，中国又开始向南洋开拓，大规模开拓的一个最大功臣就是一个云南人，三宝太监郑和。以二千年来的自然趋势而论，南洋与中国的关系可说是有必然性的。我们将来要建设海军，除一般的作用外，主要的着眼处就是南洋。东北与南洋，中国必须永久把稳，方有光明的前途。

    （原载《当代评论》第二卷第五期，1942年7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