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解

缘经》为难，认为他传戒结界不合法，遂浮舟于泗河，以成结界，净检等四人便在这船上受了戒。

    《比丘尼传》对比丘尼受戒的发展情况的记载，尤具价值，可补史传所记之阙。按佛教入教仪式规定，女子出家，二十岁之前，要先受沙弥尼戒，共十条，故亦称受十戒；二十岁后，要受具足戒，又称大戒，共三百四十八戒，或称五百戒。与比丘不同，比丘尼受此戒时，要先后从比丘、比丘尼二众而受，戒师须由十人组成，所谓「三师七证」。经过二度受戒，即成为正式比丘尼。

    但草创时期，比丘尼受戒仪规未完备，尚处于摸索阶段。净检尼等先从智山受十戒，后又于升平元年(公元三五七年)从外国沙门昙摩羯多受具足戒。从受十戒的建兴年间(公元三一三————三一七年)到升平，其间已有四十年。

    但此种戒法有一重大缺憾，按比丘尼戒法规定，比丘尼受具足戒，必有十位著名尼僧在场，晋安令首尼虽从佛图澄和净检尼受具足戒(见卷一〈安令首尼传〉)，但未得十人，故此戒法仍有未备。

    且晋世以来，比丘尼受戒主要是从比丘受戒，大都未从比丘尼受。晋世四众皆备，但比丘尼受戒却一直是在这种不完备的情况下进行的，直到宋元嘉十二年？(公元四三五年)这一状况才有所改观，然其间又经过了约八十年的时间。

    《比丘尼传》环拱于这一问题作了至为丰赡的记载，这也是这部传记所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卷二〈慧果尼传〉、〈僧果尼传〉、〈宝贤尼传〉，卷三〈德乐尼传〉，卷四〈净秀尼传〉等，均对此载记甚详。最早从二众受具足戒的是宋景福寺慧果、净音等三百余人。卷二〈宝贤尼传〉载：

    「初，晋兴平中净检尼，是比丘尼之始也，初受具足戒，指从大僧。景福寺慧果、净音等，以谘求那跋摩。求那跋摩云：『国土无二众，但从大僧受得具戒。』慧果等后遇铁萨罗尼等至，以元嘉十一年，从僧伽跋摩，于南林寺坛，重受具戒。非谓先受不得，谓是增长戒善耳。」

    关于这次大规模受戒的起因、过程，宝唱又在〈慧果尼传〉、〈僧果尼传〉中详加交待。其〈慧果尼传〉称：

    「到元嘉六年，西域沙门求那跋摩至，果问曰：『此土诸尼，先受戒者，未有本事，推之爱道，诚有高例，未测厥后，得无异耶?』曰：「无异。」又问：『就如律文，戒师得罪，何无异耶?』答曰：『有尼众处，不二岁学，故言得罪耳。」又问：『乃可此国先未有尼，非阎浮无也。』答曰：『律制：十僧得受具戒，边地五人亦得授之。正为有处，不可不如法耳。』……九年，率弟子慧灯等五人，从僧伽跋摩重受具戒。」

    慧果在这次谘问中，深感中土尼戒不整，其中涉及无二众受戒是否合理，尼师不足十人能否受戒等问题。最后决定重修戒法，以起微妙之善心。在大僧主持下，从铁萨罗尼等十人以受戒。慧果在完足中土尼众之戒法上卓然有功。宋赞宁《僧史略》卷上所引〈萨婆多师资传〉：「此方尼于二众受戒，慧果为始也。」可能正本于此传。

    在〈僧果尼传〉中，则详细描述了这次受戒的过程：

    「元嘉六年，有外国舶主难提，从师子国载比丘尼来至宋都，住景福寺。……到十年，舶主难提复将师于国铁萨罗等十一尼至。先达诸尼，已通宋语。请僧伽跋摩于南林寺坛界，次第重受三百余人。」

    《比丘尼传》这些详细的记载，为中国佛教史留下了十分珍贵的资料。尼戒逐步完善的情况在六朝时的佛教传集中鲜有记载，惟《高僧传》对此有所涉及。《高僧传》卷三〈求那跋摩传〉云：

    「时景福寺尼慧果、净音等，共请跋摩云：『去六年，有师子国八尼至京，云宋地先未经有尼，那得二众受戒，恐戒品不全。』跋摩云：『戒法本在大僧众发，设不本事，无妨得戒，如爱道之缘。』诸尼又恐年月不满，若欲更受。跋摩称云：『善哉！苟欲增明，甚助随喜，但西国尼年腊未登，又十人不满，且分学宋语，别因西域居士，

    更请外国尼来，足满十数。』」

    卷三〈僧伽跋摩〉亦云：

    「初，三藏法师(即僧伽跋摩)明于戒品，将为景福寺尼慧果等重受具戒。是时二众未备，而三藏迁化。俄而师子国比丘尼铁萨罗等至都，众乃请跋摩为师，继轨三藏。」

    这样，《高僧传》和《比丘尼传》二相比勘，即可得此事之详。然慧皎所记，较宝唱为略，尤其对此次受戒尼僧的具体情况没有涉及，而对此受戒的过程也语焉未详。两书合而观之，许多前人的谬说亦不俟烦言而解。

    如《高僧传》称元嘉六年师子国来尼八人，后又请铁萨罗等比丘尼至。《比丘尼传》称元嘉六年师子国有比丘尼至宋都，住在景福寺，并学宋语，十一年又有铁萨罗等十一尼至，前后计有十九人，受戒时定有先期到达的那些已懂宋语的比丘尼。而许多书中载此史实云：「元嘉十年请师子国铁萨罗等十一尼受戒」，此实为误记。

    菩萨戒也是佛门戒法之一，为大乘戒法，但此戒不是必须，而是自愿，梁武帝等就受过此戒，自称「菩萨戒弟于」。关于比丘受菩萨戒，史不乏载，但比丘尼受此戒，则史书鲜见。《比丘尼传》正可补这一缺憾。其卷二〈法盛尼传〉称法盛曾「从道场寺偶法师受菩萨戒」。此后，受菩萨戒者渐多。菩萨戒兴起于梁、陈二代，而比丘尼受菩萨戒，宋时就已经流行，这也是很有史料价值的。

    另外，东晋和南北朝时期，《十诵律》在南方非常流行。《高僧传.明律篇》认为：「《十诵》一本，最胜东国。」这一点在《比丘尼传》中也可得到证实。

    据载，宋、齐、梁时代比丘尼多重律学，在律学之中，又独锺《十诵》，而当时名重京都的律学大师法颖等宣讲《十诵》，尼众便争相听受。《比丘尼传》有关《十诵》的记载对研讨六朝律学的传布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第二、提供了诸家所无的佛教史资料

    〈净检尼传〉称：「晋咸康中，沙门僧建于月支国得《僧祇尼羯磨》及《戒本》，升平元年二月八日，于洛阳译出。」僧佑《出三藏记集》、慧皎《高僧传》以及《开元释教录》等均所不载，《比丘尼传》提供了此二经译者、翻译时间的珍贵资料，故为世所重。

    佛教传入东土之始，佛与黄老并祠，视佛为中国之神仙方术之一，并将老子与释迦牟尼佛比并。然晋世以来，佛、道之争日显剧烈，理论界之笔战也酣然炽盛。《比丘尼传》对此也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材料。其卷一〈道馨尼传〉载：

    「晋泰和中，有女人杨令辩，笃信黄老，专行服气。先时人物，亦多敬事，及馨道王，其术寝亡。令辩假结同姓，数相去来，内怀护嫉，伺行毒害。后窃以毒药内馨食中，诸治不愈。」

    从其语气看，宝唱显然是奉佛轻道的。这虽系道佛相争之一斑，但因信仰不同，竟然演成蓄意谋杀之地步，可见其冲突之剧烈。

    从这段叙述，还可看出一点，即道教本来在民间信仰中占统治地位，「先时人物，亦多敬事」，但佛教传入后，道教便渐失往日之隆兴，这可能也是道佛相争的根本原因。「及馨道王，其术寝亡」，佛道间的替嬗之迹莹然可观。

    这一点在〈道容尼传〉中也有所体现。晋简文帝本信道教，服膺清水道师，并割第为之立道舍。虽经道容竭力劝谏，他却始终不听。后简文帝因此而屡招不祥，道容尼却为他除掉邪魔，于是他才翻然易辙，弃道从佛。这种态度的变化既反映出佛道相争相替的历史事实，同时它也对前代重黄老之风起了一定的矫正作用。

    南方重义门，北方重禅学。然南方禅学虽不及北方发达，但确也颇具规模。晋宋之际，南方禅学就为世所重，但比丘尼奉禅之说史无所载，惟《比丘尼传》言之棊详，正可从一个侧面看出当时禅法流行之势态。

    《比丘尼传》所列妇女奉禅，两晋无载，宋时颇多，中有宋景福寺法辩尼、竹园寺慧濬尼等。降及齐梁，奉禅之风亦有增未减，如齐禅基寺僧盖尼、华严寺妙智尼、东青园寺法全尼、梁长乐寺昙晖尼、闲居寺惠胜尼、底山寺道贵尼等等。禅法在南方妇女奉佛者之中信众颇多。

    宋明帝泰始三年，明帝为净秀尼所建之禅林寺为宋、齐、梁三代比丘尼禅学宗寺，一如道场寺(被时人称为「禅窟」)之于比丘之地位。比丘尼在此竞相以禅寂为乐，悉心禅观，静守定慧，一心独往，忘却世道纷纭。《比丘尼传》还载有尼僧多颂《首楞严》、《楞伽经》、《胜鬘经》，以寻求心法要旨。

    《比丘尼传》另载有当时禅师授禅的情况。畺良耶舍是宋时著名禅师，《高僧传》有传。但他在比丘尼中授禅的情况，皎书则语焉未详。《比丘尼传》有关此禅师的记载，正可补其不足。

    卷二〈法辩尼传〉载：法辩曾「从道林寺外国沙门畺良耶舍，谘禀禅观，如法修行。」卷四〈昙晖尼传〉载畺良耶舍还西去蜀地援禅，「元嘉九年，有外国禅师畺良耶舍入蜀，大弘禅观」。

    《比丘尼传》还列有诸传乏载的禅师，如隐、审二法师，尼传有多处载其行迹。如卷四〈僧述尼传〉云僧述「从隐、审二法师，谘受秘观，遍三昧门」。卷三〈僧盖尼传〉言其「受业于隐、审二禅师，禅师皆叹其易悟」。卷三〈慧绪尼传〉又载有玄畅禅师从蜀下荆授禅之事。此皆足补史传之阙。

    齐梁时禅师《高僧传．习禅篇》未载，道宣之《续僧传》也列之甚少，《比丘尼传》所记其时授禅情况，为中土禅学史研究提供了信而有征的资料。

    第三、提供了六朝时寺庙情况的新材料

    两晋和宋、齐、梁、陈的寺院如雨后春筍，据唐法琳《辩正论》和道世《法苑珠林》载，西晋两京有寺一百八十所，东晋建寺一千七百六十八所，宋有寺一千九百一十三所，齐有寺二千零十五所，梁有寺二千八百四十六所。对于如此庞大的寺院群，若想知其详、究其极是相当困难的。

    梁昙宗《京师塔寺记》、慧皎《高僧传》、唐许嵩《建康实录》，都有这方面的记载，但只是极小的一部分。《比丘尼传》出现了大量的寺庙记载，许多寺庙冥然未见于诸传之中，尤其关于尼寺源流的交待，更在中国寺院考辨中具有突出的价值。

    《比丘尼传》记载了二十五座新建尼寺，对其建寺的时间、人物、规模乃至名称原委等均有程度不同的交待，其中晋七座、宋五座、齐十座、梁三座。

    晋七尼寺分别是：号称中国尼寺之祖的净检等二十四人共立之竹林寺、安令首尼所建的建贤寺、司空何充为康明感所建的建福寺、晋穆帝何皇后为昙备所建的北永安寺(又称何后寺，乃晋世著名尼寺) 、晋康帝褚皇后为僧基尼所建的延兴寺、晋明帝为道容尼所立的新林寺、大傅司马道子为妙音尼所立的简静寺。其中建福寺、北永安寺等是影响较大、持续时间较长的著名尼寺。

    在宋世的六个新建尼寺中，有景福寺、南永安寺、菩提寺、青园寺、竹园寺、禅林寺等，其中景福寺，昙宗《京师塔寺记》有载，但极为简略。《比丘尼传》则将所建时间、地址、源由、人物以及百年左右此寺中尼僧活动情况详加记载。宋著名尼僧慧果、法辩，齐净虔、僧猛均居于此寺，开庭讲法，笃念修行，社会名流也常出入此寺，蔚为一时之盛事。

    青园寺也是南朝名寺，宋后废帝和大臣常亲临此寺，昙宗《京师塔寺记》谓此寺为王景深为业首尼所建；《比丘尼传》则更相扩展，谓：「元嘉三年，王景深母范氏，以王坦之故祠堂地，施首起立寺舍，名日青园。齐肃徒众，甚有风规。潘贵妃叹曰：『首尼弘振佛法，甚可敬重。』以元嘉十五年，为首更广寺西，创立佛殿。复拓寺北，造立僧房。赈给所须，寺业兴显，众二百人，法事不绝。」这段叙述远较昙宗所记为详，成了后世了解这所著名尼寺的重要材料来源。

    齐时，尼传共录新建尼寺有：众造寺、齐明寺、东青园寺、西青园寺、法音寺、福田寺、集善寺、王国寺、齐兴寺、竹园寺等十所。至梁时，又共记新建尼寺有闲居寺、顶山寺两座。这些尼寺的记载也颇具史料价值，为后世研治六朝寺院及其沿革洞开了一条途径。

    如青园寺又有东西二寺之分，二者孰先孰后?又何以分为二寺?前人对此多付阙如，而观乎〈法全尼传〉则晓然觉悟。其文云：「寺(青园寺)既广大，阅理为难。泰始三年，众议欲分为二寺。时宝婴尼求于东面起立禅房，更构灵塔，于是始分为东青园寺。」

    这段记载虽字数不多，却将「分为二寺」的理由、时间、人物一一交待出来，同时，它又与〈业首尼传〉中有关青园寺的记载有互见之妙，对探究青园寺的沿革极具史料价值。

    《比丘尼传》中，对诸尼寺的雕刻造像等有所记载，它是研究中国佛教艺术史的有用材料。兹举一例以明之。卷二〈道瑗尼传〉载：

    「以元嘉八年，大造形像，处处安置。彭城寺金像二躯，帐座宛具；瓦官寺弥勒行像一躯，宝盖璎珞；南建兴寺金像二躯，杂事幡盖；于建福寺造卧像并堂，又制晋贤行像。供养之具，靡不精丽。又以元嘉十五年，造金无量寿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