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解

    《比丘尼传》，梁释宝唱撰，四卷。它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比丘尼传记，是一部具有重要价值的佛教专门史著作。

    撰者释宝唱，俗姓岑，吴郡(今江苏苏州)人。少家资不宽，勤田为业。然其禀性敏慧，文思颖脱，旁搜他求所见之书，日夜不辍，从容诵读。年十八，依当时名僧释僧佑，受戒出家，住庄严寺，出入三藏，博采群言，并开庭讲经，启悟士俗。又从处士顾道旷、吕僧智，学习《庄》、《易》、经、史，因而识见弘通，学业渊雅，为日后大规模著述奠定基础。齐末因战乱，曾避居闽越一带，天监四年(公元五０五年)还金陵，梁武帝擢为新安寺寺主。受命编集《众经拥护国土诸龙王名录》、《众经护国鬼神目录》，以备举办禳灾建福之法会时查用。武帝特重此书，亲览其辞，谓为灵验。

    《续高僧传．宝唱传》称：「所以五十许年，江表无事，兆民荷赖，缘斯也。」可见所撰之重要。

    天监七年(公元五０八年)，武帝勅令庄严寺僧旻撰《众经要钞》八十八卷，开善寺智藏撰《义府》八十卷，建元寺僧朗注《大涅槃经》七十二卷，宝唱「兼赞其功，纶综终始，缉成部勅」(《续高僧传》)，亦足窥武帝对他的推崇。另据史料记载，华林园佛殿乃武帝藏经之所，曾命僧绍撰《华林佛殿经目》，书成之后，武帝意犹未惬，又勅命宝唱重撰。撰成后，武帝览之大悦，遂勅职掌华林园宝云经藏。宝唱撰述甚丰，除上述诸作外，尚有：

    《续*轮论》七十余卷

    《法集》一百四十卷

    《经律异相》五十五卷

    《饭圣僧法》五卷

    《名僧传》三十一卷(以上据《续高僧传》载录)

    《众经诸佛名》二卷

    《众经忏悔灭罪方法》三卷

    《众经护国鬼神名录》三卷

    《众经拥护国土诸龙王名录》三卷

    《众经目录》四卷(以上据《历代三宝记》，是书载宝唱撰集八部，一O七卷)

    《出要律仪》二十卷(据《大唐内典录》增入)

    《比丘尼传》四卷(据《开元释教录》增入)

    宝唱撰集凡十余部，三百余卷。此外据《高僧传》卷三〈求那毘地传〉载，宝唱还帮助扶南《今柬埔寨》僧人僧伽婆罗译出《大阿育王经》、《解脱道论》等。不过，他的贡献主要还不在译经，而在于对佛典的部别区分及对佛史资料的搜集整理。前者如《众经目录》和《经律异相》，后者如《名僧传》和《比丘尼传》。

    两晋以还，佛法隆盛，寺庙蜂起，僧尼云集，迨及萧梁，此风更炽，梁武帝不仅崇佛佞佛，更以佛学为治国安邦之策。佛门昌隆如斯，也定然会对佛教现实发展中的史实资料的搜集整理，提出相应的要求，作为一个关心佛教、宣弘大法的佛门名僧，宝唱深感责无旁贷。其《名僧传》序云：「外典鸿文，布在方册，九品六艺，尺寸罔遗。而沙门净行，独亡纪述，玄宗敏德，名绝于古，拥叹长怀，靡兹永岁。」(据《续高僧传.宝唱传》引)因而撰《名僧传》以述名僧之行迹，旁及西域中土之僧人，时间肇自中土佛教初兴之时，网罗搜集，振史传以方厥，起绝代于秘闻，撰文三十一卷，纪名僧四百二十六人，成书于天监十三年(公元五一四年)。

    自此之后，宝唱又感僧事有录，尼行难寻，遂萌撰述尼传之意，并于天监末、晋通初年(公元五二O年左右)成《比丘尼传》四卷。《比丘尼传》序称：「夫年代推移，清规稍远，英风将范于千载，志事未集乎方册，每怀慨叹，其岁久矣。」可见，撰《比丘尼传》与撰《名僧传》出于同样的用心：搜罗史籍，嘉惠佛林。两书一僧一尼，比勘而行，可知撰者渊深之为文用心也。

    为僧徒立传，前人虽无专书，但经籍中多有涉及；为比丘尼立传，则可谓开天辟地第一遭，这是一大创举。且后世佛苑，此音绝响，故而此传乃中国佛教史上寡二少双之作，显得弥足珍贵。

    《名僧传》因于唐未入内典收藏，故唐后逸失。然今从日本镰仓时僧人宗性之《名僧传钞》中，亦可见其规模。全书区宇鸿大，网罗称齐，共分十八科，载四百二十六人传记，凡三十余卷(《大唐内典录》作三十一卷，《隋书．经籍志》作三十卷) 。

    而《比丘尼传》凝篇较小，它不以搜罗宏富为标的，入传尼僧经过严格的遴选，邈邈数百年，煌煌千余寺，尼僧纷纭，何可万计！而此尼传只录六十五人。故其搜括刊芟，颇有法度可循。

    一、从入选比丘尼情况来看，入选之人大都为名尼，她们对当时尼僧文化有重要影响，同时在社会政治、文化中起重要的作用。如晋简静寺的妙音尼、宋晋贤寺的法净尼。

    二、所选之尼有不少在中土比丘尼发展史上具有一定的价值，如晋竹林寺的净检尼，为中国比丘尼之开山人物；晋洛阳城东寺道馨尼，乃中国尼僧最早讲经之人。

    三、记载「贞心亢志，奇操异节」的人，以德操作为甄选标准，这一点所占比例也最大。

    《比丘尼传》序中云：

    「像法东流，净检为首，绵载数百，硕德系兴；善妙、净珪，穷苦行之节；法辩、僧果，尽禅观之妙。至若僧端、僧基之立志贞固，妙相、法全之弘震旷远，若此之流，往往间出，并渊深岳峙，金声玉震，实惟菽叶之贞干，季绪之四依也。」

    在具体行文中，确也贯彻了这一原则。作者对尼僧生平琐事所记甚少，而对其德操的一二事例则详加描述。她们或宽容为怀、弃物如尘(如惠湛尼遇劫而舍衣)，或舍身佛法、视死如归(如善妙尼、昙简尼燃火自焚)，或陶心大法、凝念如痴(如僧果尼悄然入定而形若枯木) ，如此等等，皆所谓风烈英徽，为百代之雅范也。

    在选材上，还有一点值得一提。由于材料的限制，此书详今而略古。两晋一百余年，可入选者仅十三人；宋、齐至梁天监，历时不足百年，却入选五十二人。同时，由于受当时政治、地域的影响，此书又详南而略北。据《辩正论》载，东魏、西魏时有僧尼两百多万，北魏时人数更是有增无减。

    《续高僧传》卷八载，至北齐时，全国有僧尼两百多万。僧尼总数以百万计，比丘尼数自不在少。可是对于如此情况，《比丘尼传》几乎未有涉及，北朝尼僧的活动也不得而见，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

    宝唱在自序中谈到撰述此书方法时说：

    「始乃博采碑颂，广搜记集，或讯之传闻，或访之故老，诠序始终，为之立传……不尚繁华，务存要实。」

    宝唱此言大抵不诬。唐道宣曾言宝唱作《名僧传》有「文胜其质」之弊端，而在此《比丘尼传》中则鲜有此虞。其行文芊蔚清雅，叙事精萃简明，唯以存实为重，一切可有可无之论尽皆删削。它既不像慧皎《高僧传》那样讲究铺排，也不似宝唱自己在《名僧传》中那样注重辞藻。

    正如撰者所言，他在搜罗爬梳材料中的态度是严肃的。尼僧情况前贤之文多所不载，经传中亦多付阙如，可谓一无依傍，因而作者只能跨越佛门，涉略经史，广采记、集、碑、颂、史、志。这一点在尼传中皎然可辨。

    如宋景福寺慧果尼，传称：「宋青州刺史北地傅弘仁，雅相叹赏，厚加赈给，以永初三年割宅东面，为立精舍。」撰者在「永初三年」下自注云：「昙宗云：『元嘉七年，寺主弘安尼以起寺，愿借券书见示永初三年。』」昙宗此语出自《京师塔寺记》。传下加注，以求密合，作者态度之谨严正灼然可观。

    宋吴太玄台寺法相尼传中称其为「吴郡人，安苟女也。」下自注云：「《宣验记》云：『是即安苟也。』」这里则采取不同说法，录而备考的态度。《宣验记》，宋刘义庆撰，为笔记小说，可见宝唱撰此书时，收录材料已涉入笔记逸闻之中，其搜罗之勤之广当亦不难见出。

    撰者在尼传序中称自己除搜录文字数据外，还「讯之传闻，访之故老」，进行实地考察，以求资料来源之丰富和准确。宋蜀郡善妙尼有舍身抚养妹妹，最终又舍身自焚之事，传中已有详载，撰者又于篇末自注云：「问益土人，或云元嘉十七、八年烧身，或云孝建时，或言大明中，故备记之耳。」此即为亲自探访之证。

    尼僧行迹，材料难寻，故每得一碑、一记，都弥显珍贵。若无其它数据相佐，有时难免照录，或加以缩写，以求其本真。生当齐梁时的禅林寺名尼净秀，卒后梁文坛巨擘沈约曾作有〈南齐禅林寺尼净秀行状〉，文载《广弘明集》卷二十三。《比丘尼传》也列禅林寺净秀尼传。二文如出一辙，只有繁简之别(沈文繁，宝唱之作简)。文长不便征引，兹举一段净秀出家前后的描写，以供比勘：

    沈约之〈行状〉云：

    「性聪叡，幼而超群。年至七岁，自然持斋。家中请僧行道闻读《大涅槃经》，不听食肉，于是即长蔬不噉，二亲觉知。若得鱼肉，辄便弃去。昔有外国晋练道人出于京师，往来梁舍，便受五戒，勤翘奉持，未尝违犯。……(后出家住青园寺)有开士马先生者，于青园见上，即便记言：『此尼当生兜率天也。』又亲于佛殿内坐禅，同集三人，忽闻空中有声，状如牛吼。二尼惊怖，迷闷战傈。上澹然自若，徐起下床，归房执烛，检声所在，旋至构栏。二尼便闻殿上有人相语云：『各自避路。』」

    宝唱之《尼传》云：

    「净秀幼而聪教，好行慈仁。七岁自然持斋。家申请僧转《涅槃经》，闻断鱼肉，即便蔬食，不敢令二亲知。若得鲑鳝，密自弃去。从外国沙门晋练，谘受五戒，精勤奉持，不曾违犯。……时有马先生，世呼神人也，见秀记言，此尼当生兜率。尝三人同于佛殿内坐，忽闲空中声，状如牛吼。二人惊怖，唯秀澹然，还房取烛，始登阶，复闲空中语曰：『诸尼避路。』」

    净秀卒于梁天监六年(公元五０七年)，沈约之〈行状〉也定作于此后不久，沈约卒于天监十三年，而宝唱之《尼传》最早成书不早于天监(公元五O二————五一九年)末，传中载道贵、法宣尼卒于天监十五年(公元五一六年)，而其自序中称：「起晋升平，迄梁天监。」故《尼传》定在〈行状〉之后成书，沈文正是宝唱「广搜碑颂」之对象，唱书袭用沈文亦彰彰明甚。由此也表明：《比丘尼传》可能带有一种资料纂集的性质。

    《比丘尼传》是中国佛教史上最早的一部描写中国妇女奉佛的专著，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每为研究中国佛教史的学者所重。它不仅对于了解中国比丘尼的发展情况，而且对于研治整个佛学、探测六朝时期的社会文化均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兹摘其要者略述如下：

    第一、提供中土比丘尼初创时期的重要史枓

    西域比丘尼产生甚早，释迦牟尼佛姨母大爱道(Mahaprajapati)即是其地尼僧的创始人。自此以后，比丘尼和比丘一道发展起来。后龟兹等地也相率建立了比丘尼制度。

    僧佑《出三藏记集》卷十一〈比兵尼戒本所出本末序〉中就介绍了龟兹(今新疆》的比丘尼情况：

    阿丽蓝(百八十比丘尼)、轮若干蓝(五十比丘尼)、阿丽跋蓝(三十尼道)，右三寺比丘尼总依舌弥受法戒。此三寺尼，多是葱岭而来的王侯妇女，为道远集斯寺。

    《比丘尼戒本》于前秦建元十五年(公元三七九年)由僧纯、昙充传入，其时中土比丘尼尚处于萌芽状态，而龟兹的尼院经济就相当发达了。可见中土比丘尼制度建立在龟兹之后是十分明头的。

    《比丘尼传》为我们提供了中土比丘尼产生的最早情况。据本书载，中土比丘尼肇始于西晋末年的建兴年间(公元三一三————三一七年)，第一批尼僧共有二十五人，净检就是其中的一个。

    中土比丘尼的建立受到西域比丘尼制度的影响，大爱道所创立的第一个比丘尼僧团以及寺院有僧尼二众的制度均给中土以直接启发。然中土比丘尼的创立又缘于中土妇女自身的觉悟，净检则是其实际创始人。〈净检尼传〉载：

    「后沙门法始，经道通达，晋建兴中，于宫城西门立寺。检乃造之，始为说法，检因大悟。念及强壮，以求法利，从始借经，遂达旨趣。他日云：『经中云：比丘、比丘尼，愿见济渡。』始曰：『西域有男女二众，此土其法未具。』检曰：『既云比丘、比丘尼，宁有异法?』始曰：『外国人云：尼有五百戒，便应是异，当为问和上。』和上(即罽宾智山)云：『尼戒大同细异，不得其法必不得授，尼有十戒，得从大僧受，但无和上，尼无所依止耳。』检即剃落，从和上受十戒，同其志者二十四人，于宫城西门共立竹林寺，未有尼师，共谘净检，过于成德。」

    此节文字由净检觉中土无尼之憾，到问僧、受戒、建寺，最后到立师，将比丘尼初建时的状况叙述得十分清晰。中土第一个比丘尼僧团的形成在此初露面目。

    同时，这一尼传还记载了中国第一次比丘尼在船上受戒的史实。当时僧建请昙摩羯多于洛阳建戒坛，沙门道场以《戒因缘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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