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杜牧（八〇三——八五二），字牧之，京兆萬年（今陝西省西安市）人。唐文宗大和二年（八二八）登進士第，同年應制舉登科入仕。入仕前有三點值得一提。

    一是杜牧深受祖父杜佑的影響，博覽書史，致力于經世濟時之學，研究“治亂興亡之跡，財賦兵甲之事，地形險易遠近，古人長短得失”（《上李中丞書》），關心國家的興衰和時政的得失。他教育小姪阿宜，即以杜佑爲榜樣，可知其對乃祖的敬仰。二是少年時代生活艱難。父親從郁的早逝，使他家的生活陷于困境。十歲時祖父逝世，不久父親病故。他在《上宰相求湖州第三啓》中自述貧困之狀甚詳，言語間可能有所誇大，然而由於少年失怙，境況自是大不如前，但是弟兄之間却是友愛情深。親弟杜顗比他小四歲，“幼孤多疾，目視昏近”（《杜君墓誌銘》），成年後英俊善文，可惜中第入仕不數年，即因目疾失明，成爲廢人。從開成二年（八三七）冬，直至大中五年（八五一）春卒，其間十五年的生活全賴杜牧供養。杜牧爲醫治兄弟目疾，千方百計以重金延聘名醫爲之診治，甚至因此而辭去官職，可見其友于情誼之篤。三是他一方面以“關西賤男子”（《感懷詩》）布衣之身，時時關心政治，寫了許多具有强烈政治性的詩文；另一方面又有“不拘細行”（《唐摭言》）的放蕩行爲，不脱貴介公子的積習，而這在入仕初期的幕府生活中尤其突出。

    杜牧於大和二年二十六歲解褐入仕，至大中六年（八五二）五十歲去世，其間三爲幕府吏，三爲朝官，四爲刺史。

    三爲幕府吏是在沈傳師江西、宣州幕；在揚州牛僧孺幕；在崔鄲宣州幕，前後“十年爲幕府吏，每促束於簿書宴遊間”（《上刑部崔尚書狀》）。以杜牧之才學，應付簿書之類公務自是綽有餘裕，而閒暇時忙於宴遊倒也是事實，於是遂有牛僧孺遣卒、街吏平安之報的傳説。《遣懷》詩曰：“落魄江南載酒行，楚腰腸斷掌中輕。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是詩爲十年後回憶之作。他留連於秦樓楚館，與歌伎舞女結交，這固然使他得以深入瞭解處於屈辱地位的風塵女子的生活和思想感情，後來他所寫的不少同情婦女命運的詩篇與此不爲無關，然而這種生活畢竟是虚度年華，故而他在詩中多少流露了懺悔之情。另有《念昔遊》、《題禪院》等詩亦微含反省之意。

    三爲朝官指杜牧於大和九年（八三五）至開成二年（八三七）任監察御史，旋爲反對李訓、鄭注專權而移疾分司東都，大中二年（八四八）至四年由睦州入朝爲司勳員外郎、史館修撰，轉吏部員外郎，復於大中五年由湖州入爲考功郎中、知制誥，大中六年終於中書舍人。三次在朝時間斷斷續續，前後不足八年。

    四爲刺史是杜牧於會昌二年（八四二）至大中二年連續七年任黄州、池州、睦州刺史，後於大中四年（八五〇）至五年（八五一）自請外任爲湖州刺史。任刺史時間約爲九年。他在黄、池任内治績頗爲可觀，加惠于州民。在黄州十六個月，有效地改革了一些弊政。據《祭城隍神祈雨文》和《第二文》，及《塞廢井文》自述，約有數端：取消吏員、里胥歲時伏臘公取於民的陋規；除去三萬五千名以“鄉正村長”之名而行强取豪奪之實的冗員；除去外加的租賦以減輕百姓的負擔；懲治頑吏，獎勵良吏，實行買賣公平；當面審理，依法斷獄；填塞廢井，以免百姓誤陷致死。在池州任上，他作《上李太尉論江賊書》，論説“江賊”形成的原因，具體揭露州縣長官虐害無辜的慘狀，並提出處置的建議，後爲李德裕所採納。最值得一提的是杜牧對於百姓的徭役負擔給予相當的重視。在《李君墓誌銘》中，他提到李方玄出任池州刺史時，“創造籍簿，民被徭役者，科品高下，鱗次比之，一在我手，至當役役之，其未及者，吏不得弄……凡裁減蠹民者十餘事。”李方玄所爲減輕了百姓負擔，深得杜牧贊賞。他還曾向汴州從事推薦襄邑縣令李式年少有吏才，能親掌板簿輪流差遣夫役，革除積弊，使窮人出力，富人出錢，差役均平，制止黠吏從中漁利。他自己也採用同樣做法，減輕了貧民的徭役。

    杜牧出身於世家，本人又兼具文才武略，在仕途上原可飛黄騰達，大展其報國之志。不幸的是，他生當牛、李黨争激烈之際，陷於牛、李黨争的夾縫中而受到牽連，故一生未獲大用。

    杜牧的政治主張與李德裕基本相同，而在私交上却與牛僧孺感情深厚，這就造成了他理智與感情的矛盾。在淮南幕府任職期間，他日以宴遊爲事，流連倡樓歌館之中，牛僧孺曾遣卒數十易服潛護之，後杜牧得知，銘感不已（見于鄴《揚州夢記》）。杜牧是重感情的人，有此一段因緣，所以日後凡涉及牛、李間的衝突論争，他差不多都站在牛僧孺一邊，加以袒護。其所作《牛公墓誌銘》對牛頗多溢美之詞，未免夸大失實。尤其是對於牛、李的主張，他不是是牛非李，曲意偏袒，就是大事化小，輕描淡寫。有時明知牛僧孺錯了，也故意迴避不書。不過，儘管如此，在牛僧孺任相期間，杜牧除了寫過寄贈詩，一般性歌頌牛的“仁政”（《寄牛相公》）之外，並未提出有關國計民生的建議。相反大和八年，他在牛僧孺幕府時所寫的《罪言》、《戰論》、《守論》等長篇論文，對牛僧孺於大和六年底應對文宗致太平之道時説的“太平無象”、“今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散，……亦謂小康”（《通鑑·大和六年》）等粉飾太平的言論作了間接的批評，對朝廷大曆、貞元間的姑息政策深表不滿。至於他早年所作的《感懷詩》，則更是寫出了“夷狄日開張，黎元愈憔悴”的現實，與牛僧孺口中的“小康”景象何啻天壤！司馬光將杜牧上述各篇的要點逐一摘録在大和七年，緊接在牛僧孺的高論之後，真是絶妙的諷刺！可見在政治主張上杜牧不盡贊成牛僧孺，他深知牛僧孺不足爲，故在其執政時不提任何建議，以免徒傷情誼。而在李德裕爲相的會昌時期，杜牧却一再上書貢獻方略，有《上李司徒論用兵書》、《上李太尉論江賊書》、《上李太尉論北邊事啓》等。這些文章，就如何平定澤潞、主動出擊回鶻，及處分“江賊”等問題提出主張和辦法。史稱：“時德裕制置澤潞，亦頗採牧言。”（《通鑑·會昌三年》）他提出的處置“江賊”的具體方案更爲德裕所採納（見傅璇琮《李德裕年譜·會昌五年》）。澤潞平定後，杜牧即上《賀中書門下平澤潞啓》，歌頌李德裕，功蓋周公。照此看來，杜牧同李德裕在削平藩鎮、對抗回鶻襲擾等問題上有共同的主張和策略。而且李、杜兩家又爲世交，李德裕之父李吉甫曾爲杜佑的“司徒吏”（《岐陽公主墓誌銘》），後同爲憲宗朝宰相，李德裕爲鎮海節度使時亦辟杜牧弟杜顗爲巡官。可是當李德裕入朝爲相後，却於會昌二年將原在朝廷任膳部、比部員外郎兼史職的杜牧出爲黄州刺史，期滿後又遷爲池州刺史。爲什麽李德裕不能容納擢用杜牧，讓其大展懷抱？

    繆鉞先生《杜牧傳》認爲原因大致有三：一是杜牧曾爲僧孺幕僚；二是牧爲人風流倜儻，不拘小節；三是他性格剛直，不肯趨奉，故而不爲李德裕所喜。分析深中肯綮。這裏再補充一點，即兩人在朝中可能發生過面對面的衝突。杜牧在京供職（自文宗開成四年至武宗會昌二年）與李德裕同朝共事一年餘（自開成五年九月至會昌二年春），在此期間，有兩件事值得注意。《舊唐書·武宗紀》載會昌元年“四月辛丑，敕：‘《憲宗實録》舊本未備，宜令史官重修進内，其舊本不得注破，候新撰成同進。’時李德裕先請不遷憲宗廟，爲議者沮之，復恐或書其父不善之事，故復請改撰實録，朝野非之。”杜牧其時正任史官，難免要卷入這場争論，很可能反對李德裕的“議者”之中就有杜牧在内，“朝野非之”中也有杜牧，於是李、杜關係鬧僵。又，《通鑑·會昌元年》載：“以前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牛僧孺爲太子少師。先是漢水溢，壞襄州民居，故李德裕以爲僧孺罪而廢之。”僧孺當時爲襄州刺史，不能防患於未然，致使漢水泛濫，作爲宰相的德裕堅持追究牛僧孺失職之罪，亦無可厚非，但杜牧爲了維護對其有恩的牛僧孺，却强爲之辯，認爲這是“李德裕挾維州事”（《牛公墓誌銘》）實施的報復。可能爲此又一次觸怒李德裕，彼此傷了感情，於是李德裕就把杜牧作爲牛黨的成員而加以排斥，於會昌二年春出之爲黄州刺史。杜牧給好友李方玄的信中稱：“有怒之者，怒不附己者，怒不恬言柔舌道其盛美者，怒守直道而違己者。”（《上池州李使君書》）説的就是不肯趨附李德裕而被貶的情况。後又有詩句云：“我實剛腸者，形甘短褐髠。曾經觸蠆尾，猶得憑熊軒。”（《昔事文皇帝》）“誤曾公觸尾，不敢夜循牆。”“淺深須揭厲，休更學張綱。”（《除官歸京睦州雨霽》）所謂“觸蠆尾”亦爲針對李德裕而發。

    杜牧在州郡任上儘管内心憤憤不平，在詩中和書信裏時露怨言，但同時却又連連上書，就有關國家大事提出建議，倒也没有以私廢公。後來，當李德裕失勢遭貶，由牛黨人物的推薦，杜牧於大中二年（八四八）入朝爲司勳員外郎時，原以爲從此可以大展宏願，故不免喜形於色，可是一年不到，便以養家爲由，堅懇外放，想來其中必有難言之隱。我們從他所作的《杭州新造南亭子記》約略可以窺知一二。“是時君、相務反會昌之政，故僧尼之弊，皆復其舊。”（《通鑑·大中元年》）杜牧對此顯然是不滿的，他在文中對武宗朝禁佛之舉大加贊賞，而以犀利的筆觸揭露、抨擊一些人利用佛教迷信作惡的醜事。禁佛是武宗和李德裕君臣共同努力的成果，是會昌朝一大德政。宣宗即位，却反其道而行之，杜牧在文中借李播之口予以反對。他堅請外放，無異是對當時“務反會昌之政”的一種抗議。杜牧於大中五年（八五一）由湖州内升爲考功郎中、知制誥，後拜中書舍人，但態度消極，當年關注時事、反對弊政的鋭氣早已銷磨殆盡，無所作爲，祇是日與三五親友優遊於樊川别墅，度過他生命旅途的最後歲月，抑鬱而終。

    杜牧與牛、李兩派人物都有一點瓜葛，但是並無黨派成見，不是牛黨，亦非李黨，他祇是從個人的遭遇與體驗出發，時而爲感情所支配，是非模糊；有時則理智佔上風，頭腦清醒，以大局爲重。一般説來，在感情上他是傾向牛僧孺的，在理智上却又是支持李德裕的，這就是他爲甚麽在上書貢獻方略時稱頌李德裕的善政，而在一些私人書啓和墓誌銘中却又加以詆毁並褒美牛僧孺的原因[1]。

    杜牧詩歌的藝術成就很高，五、七言各體中以七絶爲佳，清新俊爽，令人嘆美。其數量亦相當可觀，約爲一百六七十首。管世銘謂：“杜紫微天才横逸，有太白之風，而時出入於夢得，七言絶句一體，殆尤專長。觀玉溪生‘高樓風雨’云云，傾倒之者至矣！”（《讀雪山房唐詩序例》）

    他的七絶内容豐富。其中，有表現人民疾苦，譏刺達官貴族不勞而獲的《題村舍》；有抒寫懷才不遇的《寄遠》、《贈漁父》；有同情婦女不幸命運的《月》、《奉陵宫人》；有揭露帝王淫靡生活的《過華清宫絶句三首》；有描寫離愁鄉思的《題齊安城樓》、《秋浦途中》等。而其寫景與詠史兩類作品，則更膾炙人口。

    杜牧的寫景小詩以其獨特的感受攝取大自然美好的一角表現其蓬勃的生機和生動的形象，給人以美的啓迪和享受。如《江上偶見絶句》：“楚鄉寒食橘花時，野渡臨風駐綵旗。草色連雲人去住，水紋如縠燕差池。”岸上橘樹，白花齊放，野渡旌旗，隨風招展。芳草萋萋，遠與天接。路上行人，或走親訪友，或上墳祭掃，來去匆匆。江上微風吹拂，水波漣漪，雙雙燕子，差池其羽。彩旗與橘花鬬艷，雙燕共行人映襯，真是一幅絶妙的楚地水鄉寒食時分的特有景象！又如《齊安郡後池絶句》：“菱透浮萍緑錦池，夏鶯千囀弄薔薇。盡日無人看微雨，鴛鴦相對浴紅衣。”池水上有“菱”與“浮萍”編成的“緑錦”，還有鴛鴦身披的“紅衣”，色彩多麽絢爛；菱葉“透”浮萍，夏鶯“弄”薔薇，鴛鴦“浴”紅衣，動作多麽鮮明；“盡日無人”，環境又是多麽清幽。再如《山行》：

    遠上寒山石徑斜，白雲生處有人家。停車坐愛楓林晚，霜葉紅於二月花。

    詩人筆下的秋景與春色具有同樣的魅力，把經霜楓葉與二月春花巧妙地聯在一起，唤起了人們對春光的美好嚮往，不是春光，却勝似春光。末句道前人所未道，堪稱千古佳句。詩以斜徑、人家作爲淡淡出現的背景，使得整個畫面錯落有致，遠近配合，濃淡相間。第二句的“生”字特别傳神，仿佛讓人看到白雲在冉冉升起浮動。

    杜牧有不少寫景絶句微寓感慨，耐人尋味。著名的《江南春絶句》“千里鶯啼緑映紅，水村山郭酒旗風，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描繪了江南春景。千里鶯啼宛轉，緑樹紅花相映；水村山郭，酒旗迎風，熱鬧繁華；而煙雨迷濛中南朝所建之巍峨古寺，若隱若現，“真好一幅江南春景圖”（周敬《唐詩選脈會通》）。細玩結句，意味深長，令人頓起今昔盛衰之感。黄生謂結句“感南朝遺蹟之湮滅，而語特不直説”（《唐詩摘鈔》），指出其有含蓄藴藉之致。又如《齊安郡中偶題》“兩竿落日溪橋上，半縷輕煙柳影中。多少緑荷相倚恨，一時回首背西風”，寫黄州秋景。開頭兩句寫溪橋上殘陽西墜，岸畔柳蔭模糊如影，對偶工致，造語新巧。“兩竿”脱胎于“日上三竿”，原本形容日出，此則用以寫落日，且化三竿爲兩竿，以狀落日之低，幾乎貼地。俗云“一縷輕煙”，此則偏説“半縷”，越發顯出薄霧之輕裊若浮，若斷若續。就在這迷茫朦朧的意象中，驀地刮來一陣西風，那在水中早已感受到秋寒的緑荷祇得以背對之，以互相倚偎來抵擋西風的襲擊。這裏寫出了風翻緑荷的姿態，亦賦予緑荷以熱烈的愛憎，表現其對肆虐西風的憎恨。緑荷的“背對西風”不就是詩人高潔情懷的寫照嗎？再看《泊秦淮》：

    煙籠寒水月籠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

    全詩祇首句即已生動畫出了秦淮夜月的景觀。水氣彌漫，月色朦朧的景象，與詩人内心涌起的惆悵之慨相互映襯。“次句點明夜泊，而以‘泊酒家’三字引起後二句。‘不知’二字，感慨最深，寄托甚微。”（李鍈《詩法易簡録》）商女“唱者無心，而隔江聽者殊覺唏嘘悲感也。恰不説明，愈含蓄愈妙。”（張萼蓀《唐詩三百首評注》）以交融之景寓興亡之慨，故爲“絶唱”（沈德潛《唐詩别裁集》）。

    這類寫景詩往往運用比興手法以寓其惆悵情懷，具有濃鬱的詩情畫意。如《寄遠》：“前山極遠碧雲合，清夜一聲白雪微。欲寄相思千里月，溪邊殘照雨霏霏。”以男女離别相思象徵其才高而不得所用的悵惘，結句用景物意象狀其無由進取之情，表現了詩人恍惚而無奈的心緒，寫得意境綿邈，藴藉工致。詩人還常用數字入詩。對此，前人多有非議，以爲是“算博士”。明楊慎便曾謂：“牧之詩好用數目垛積。”（《升庵詩話》卷一）這是未從全詩主題及整體形象出發作具體分析的結果。試看下列各句：

    三十六宫秋夜深，昭陽歌斷信沉沉。（《月》）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江南春》）

    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寄揚州韓綽判官》）

    不用憑欄苦迴首，故鄉七十五長亭。（《題齊安城樓》）

    這些詩句都有數字，然而仔細玩味，絶非可有可無，皆爲表現詩歌題旨所必需，難以用别的詞語來更换。“三十六宫”，形容漢宫之多，爲陳皇后之孤寂作必不可少的鋪墊；“四百八十寺”，寫南朝佞佛者之奢靡，因而引出今昔盛衰之感；“二十四橋”，以橋之多描寫揚州的繁華，突出詩人對它的嚮往；“七十五長亭”，以計算故鄉道里的遥遠表達詩人鄉思之情切。可知詩中這些數字經過詩人的藝術創造已飽含感情，具有藝術表現力，因而成爲詩中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與詩的意境血肉相聯，絶非無用的堆垛。故黄周星《唐詩快》曰：“牧之多用數目字，儘饒别趣，算博士何嘗不妙！”

    在杜牧的七絶中，約有二十餘首詠史詩頗引人矚目，其内容涉及面相當廣泛。詩人或擷取史實的一兩個側面評論得失，或選擇一些歷史人物評説其功過優劣。有時直接發表議論，表明其愛憎好惡；有時則寓褒貶於形象描寫之中，凝煉含蓄。他的論史絶句被稱爲“二十八字史論”，見識獨到，非同凡響。其《題烏江亭》詩曰：“勝敗兵家事不期，包羞忍恥是男兒。江東子弟多才俊，卷土重來未可知。”這是針對《史記·項羽本紀》所寫的項羽事蹟而發的。項羽兵敗垓下，無顔見江東父老，便自刎而死。司馬遷記載其事，深表同情，並無異議，遂成定論。而杜牧則獨抒己見，認爲勝負未可預料，能勝亦能敗者方爲好男兒，江東子弟多有才能，焉知不能捲土重來，反敗爲勝？詩人藉此反對朝野委靡氣象，提倡勇敢戰鬬、不屈不撓的精神，有振聾發聵之意。其《題商山四皓廟》亦不同舊説。與杜牧同時的著名詩人温庭筠、李商隱都有詠四皓詩，但都止於就事論事，無甚驚人的高見。杜牧獨不然。他認爲商山四皓盲目擁戴惠帝，險些使劉氏天下易姓，幸而周勃、陳平等誅滅諸吕才使局勢得以安定。爲此，詩人一反舊説，得出“四老安劉是滅劉”的結論。前人議論杜牧此類詠史詩爲“出奇立異”、“好異而畔於理”，殊不知其藉史實發議論，有鼓勵積極進取、嚮往朝政清明的積極意義。

    不過，此類詩雖有新意，畢竟直露有餘而含藴不足，不及那些將褒貶寓於形象之中的詠史詩，如《過華清宫》、《月》、《金谷園》、《題桃花夫人廟》等更具有藝術魅力。《過華清宫絶句》第一首描寫華清宫花木葱蘢，錦繡堆垛，千門萬户，深廣幽邃。此時，祇見一騎飛至，貴妃笑逐顔開，原來是她所喜愛的荔枝送來了。畫面一派歡樂氣氛。詩人不着一字褒貶，然而却“以樂景寫哀”，使人從“笑”的背後清楚地看到了人民的血和淚，强烈地感受到了詩人對唐明皇不恤民力的憤懣和譴責。再看《過勤政樓》，三、四句曰：“唯有紫苔偏稱意，年年因雨上金鋪。”把玄宗當年在勤政殿慶賀生日、羣臣祝賀的熱鬧景象與今日的蕭索敗落作了强烈的對比。宫殿冷落，人跡罕至，自然莓苔遍生。而詩人却謂其“偏稱意”，似乎在有意逞能，顯示自己，趁着雨水降落之際，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上金鋪”，把原本金璧輝煌的門環遮掩得黯然失色。把無情的“紫苔”寫得生氣勃勃，恰恰從反面襯托氣氛之淒清，而詩人今昔之慨及其對晚唐朝政的隱憂也就藴含其中了。

    杜牧的《赤壁》更是詠史詩的傑作：

    折戟沉沙鐵未消，自將磨洗認前朝。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

    首兩句叙事，平平寫來，似無甚深意。可第三句却陡地振起，從反面着筆，設想若無東風之便，周瑜打了敗仗將會出現的後果。可謂憑空想象，意味深長。因二喬非普通美女，一爲孙策夫人，一爲主帥之妻，她們的命運與孫吴的存亡息息相關：戰勝則奠定三分基業，安享榮華；戰敗則國破家亡，淪爲奴妾。在這裏，有關國家前途命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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