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歐陽修嘗云：“君子之學，或施之事業，或見於文章，而常患於難兼也。……如唐之劉、柳，無稱於事業，而姚、宋不見於文章。彼四人者，獨不能兩得，況其下者乎？”（《薛簡肅公文集序》）這段議論，直到今天還能引起人們的悵惋之情。平心而論，以柳宗元的卓識雄才，未必不能成爲姚崇、宋璟那樣的勛業之臣，不過被剥奪了施展才能的機會而已。而他政治才能的被壓抑和文學才能的得以發揮，又都出於同一原因，就是參與了永貞革新。

    柳宗元（七七三——八一九），字子厚，唐河東（今山西永濟）人，著名的思想家和文學家。他出生前十九年，爆發了使唐朝由盛而衰急遽變化的安史之亂，歷時八年，以招降河北叛將而表面上結束。此後的河北，實際上爲成德、魏博、幽州三鎮節度使所瓜分，形成了藩鎮割據的局面。德宗即位之初，有平藩之志，却無制藩之能，剛愎自用，造成了“建中之亂”，使藩鎮之禍，由河北而河南，由河南而京師，愈演愈烈。

    宦官擅權，是德宗朝另一大弊政，關係到唐朝的命運。皇帝猜忌功臣宿將，是重用宦官的原因；宦官掌握兵權，是宦官權重的標誌。玄宗始用宦官監軍，肅宗以宦官爲觀軍容使，行統帥之權。德宗時發展爲任宦官以武職。貞元十二年（七九六），以宦官竇文場、霍仙鳴爲左右神策軍護軍中尉，領禁軍達十五萬人。這就爲唐後期宦官挾兵權操持皇帝生死廢立大權局面的開端。

    其他弊政，還有排斥忠良、任用姦佞、索取進奉、大興宫市等。

    永貞革新就是在這種政治背景下産生的。這是由順宗李誦支持，以王叔文、王伾爲首，翰林學士韋執誼及知名之士陸淳、吕温、李景儉、韓曄、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爲骨幹的政治革新。貞元二十一年（八〇五）正月，德宗崩，順宗即位，朝政大權實歸“二王”，三十三歲的柳宗元自監察御史裏行晉升爲禮部員外郎，爲實現他“輔時及物”、“利安元元”的抱負而鬬争。

    “二王”等迅速實行一系列政治革新措施，如貶黜貪官，起復賢能，減免賦税，停止進奉，取締宫市，釋放教坊女樂，並企圖奪回宦官的兵權（行而未果）等。這些利國利民的革新措施，遭到了俱文珍等宦官、强藩韋皋以及保守朝官的聯合進攻，迫使順宗退位，傳位給太子李純。李純即位後，便對革新派横加迫害，王叔文、王伾首先貶黜，接着，柳宗元等八人盡貶爲遠州司馬，僅六個月的永貞革新歸於失敗，史稱“二王八司馬事件”。柳宗元被貶爲永州司馬，十年後召回，又出爲柳州刺史，元和十四年病逝。

    永貞革新的失敗是歷史的悲劇，這個悲劇斷送了柳宗元的政治前途，却使他躋身於思想家和文學家的行列。

    柳宗元的唯物論哲學思想自成體系。他在著名的《天對》中，探索自然現象，認爲天是一團混沌元氣，不是誰造出來的，表現了唯物主義宇宙觀。進而指出人事與天無關。他義正辭嚴地宣佈：“務言天而不言人，是惑於道者也。”認爲在天與人之間，應“謀之人心”，“順人順道”（《斷刑論下》），徹底揭露了“天人感應論”的荒謬和“受命於天”的虚僞。並一針見血地指出天命論是愚弄百姓的騙局：“古之所以言天者，蓋以愚蚩蚩者耳！”（同上）他把自己無神論歷史觀的戰鬬性，在《時令論上》、《非國語》、《天爵論》、《天説》、《貞符》等論文中作了系統地發揮。在永貞革新失敗後，他爲施行“輔時及物”之道，以此繼續與腐朽勢力進行鬬争。

    他的進步的政治思想是和他的樸素唯物論有密切聯繫的。他的政治思想屬於儒家的民本思想。他認爲官吏是人民的僕役，並非人民是官吏的奴僕。他指出人民“出其十一”僱傭官吏來爲他們服務，而有些官吏却不僅“受其直而怠其事”，甚至還盜取人民的財富。他認爲人民對他們所以不敢怒而黜罰，只是因爲勢力不敵而已（《送薛存義序》）。這種官吏爲民服務的光輝思想在當時是絶無僅有的，影響深遠，達到了時代的最高峰。

    柳宗元更是一位傑出的文學家，在中國文學史上有崇高的地位。

    他在《楊評事文集後序》中指出：“文有二道：辭令褒貶，本乎著述者也；導揚諷諭，本乎比興者也。”著述者流，“其要在於高壯廣厚，詞正而理備，謂宜藏於簡册也”；比興者流，“其要在於麗則清越，言暢而意美，謂宜流於謡誦也。”由於二者旨義不同，所以秉筆之士，常偏勝獨得，而少能兼善。他認爲“唐興以來，稱是選而不怍者，梓潼陳拾遺（子昂）。其後燕文貞（張説）以著述之餘，攻比興而莫能拯；張曲江（張九齡）以比興之隙，窮著述而不克備”。其餘諸子，各探一隅，其去彌遠。因此，他感歎説：“文之難兼，斯亦甚矣。”言外之意，柳宗元是以“稱是選而不怍”的作家自命，大有舍我其誰之概。

    柳宗元是一位卓越的詩人。他的詩有一百四十五首。魏慶之《詩人玉屑》引《室中語》云：“人生作詩不必多，只要傳遠。如柳子厚，能幾首詩？萬世不能磨滅。”給予很高的評價。

    他的詩主要是貶官以後寫的。由於他有“輔時及物”的政治抱負，不幸失敗，在與自己有共同政治抱負而又同遭貶逐的吕温、凌準之死的哭悼詩中，表現出深沉的痛惜之情。在哭吕温詩中説：“祇令文字傳書簡，不使功名上景鐘。”在哭凌準詩中説：“本期濟仁義，今爲衆所嗤。滅名竟不試，世議安可支。”最後説：“我歌誠自慟，非獨爲君悲。”哭友實是自慟，借他人杯酒，澆自己塊壘，故其言深切若此。

    柳宗元對現實不滿、對遭遇悲憤的心情，同樣滲透在《跂烏詞》、《籠鷹詞》、《放鷓鴣詞》等寓言詩中。《跂烏詞》以跂烏的命運來比喻自己，刻畫了一個令人同情的被害者的形象：“翹首獨足下叢薄，口銜低枝始能躍。還顧泥塗備螻蟻，仰看梁棟防燕雀。”柳宗元在現實生活中所遭受的嚴酷打擊，促成了他惴惴不安的恐怖心理。在《籠鷹詞》中還描繪了一個猛志向四海的蒼鷹，忽然遭到時令的摧殘，借以抒寫他的不平之感與憤懣之情。其中“草中狸鼠足爲患，一夕十顧驚且傷”，不僅反映了仕途的險惡，也諷刺現實，對那些牛鬼蛇神們的鬼蜮伎倆表現了刻骨的憎恨。

    柳宗元有强烈的民本思想，使他關心人民疾苦，故所至有惠政，并寫了反映勞動人民慘痛生活的《田家三首》。這是一組優秀的現實主義詩篇。在第一首中説：“竭兹筋力事，持用窮歲年。盡輸助徭役，聊就空舍眠。”耕種的糧食完全輸官了。第二首説：“蠶絲盡輸税，機杼空倚壁。”養蠶的收成也被掠奪光了。真實地描繪出農民一貧如洗的情況，并進一步寫出了這些赤貧者還要用鷄黍來供奉夜過的里胥。從“公門少推恩，鞭扑恣狼籍”的慘象描寫中，從“迎新在此歲，惟恐踵前迹”的恐懼惴慄心理的刻劃中，充滿着對貪殘官吏的憎恨和對人民的深厚同情。

    柳宗元被貶永州之後，精神上受到很大的刺激和壓抑。因此，他借山水景物來寄託自己的清高孤傲情懷，抒寫政治上失意的鬱悶苦惱和對現實的不滿。所以他筆下的山水詩，有個顯著的特點，就是把客觀境界寫得非常幽僻，詩人的主觀心情則是寂寞、孤獨、冷清，而時有沉鬱之氣。他在《冉溪》詩中説得清楚：“少時陳力希公侯，許國不復爲身謀。風波一跌逝萬里，壯心瓦解空縲囚。”

    他的山水詩藝術成就很高，是後來批評家一致推崇爲妙絶古今的作品。如名作《南澗中題》，使人彷彿看到詩人在蕭瑟秋風中躑躅徬徨、淒惋哀傷的身影。《中園起望西園值月上》以有聲寫無聲，表現了詩人所處環境的空曠寂寞，從而襯托出他謫居中的抑鬱情懷。《溪居》表面上似乎是寫貶謫生活的閒適，然而字裏行間却隱含着廢棄的幽憤。“來往不逢人，長歌楚天碧”。柳宗元嘗云：“嘻笑之怒，甚乎裂眥；長歌之哀，過乎慟哭。庸詎知吾之浩浩，非戚戚之尤者乎？”（《對賀者》）長歌過乎慟哭之哀，正好爲此詩注脚。其他如《夏初雨後尋愚溪》、《雨後曉行獨至愚溪北池》、《秋曉行南谷經荒村》等作，皆當以此意讀之。這些詩，蘇軾謂“柳子厚晚年詩，極似陶淵明”（《評柳子厚詩》）。又云：“柳子厚詩在陶淵明下，韋蘇州上。”（《論柳子厚詩》）而元好問《論詩三十首》自注云：“柳子厚，唐之謝靈運。”二説不同。按柳宗元詩，刻畫幽眇，辭旨清峻。如以《與崔策登西山》、《遊石角過小嶺至長烏村》、《構法華寺西亭》、《湘口館瀟湘二水所會》、《登蒲洲石磯望横江口潭島深迥斜對香零山》、《旦攜謝山人至愚池》、《晨詣超師院讀禪經》、《初秋夜坐贈吴武陵》等詩與前列諸詩合參，元好問之論殊爲切當。故劉熙載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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