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的搜刮。在這種情况下，廣大人民的生活處境非常悲慘。作于天寶十載（七五一）的《兵車行》，就描寫了在連年的對外戰爭中，勞動人民的被迫離鄉背井，從軍服役。他們“或從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營田。去時里正與裹頭，歸來頭白還戍邊。”或長期守邊，或戰死沙場，以致農村勞動力大量流失，農業生産遭到嚴重破壞，出現了“縱有健婦把鋤犂，禾生壠畝無東西”，“千村萬落生荆杞”的現象。本來按唐舊制：“戍邊者，蠲其租庸，六歲免歸”（《新唐書·楊炎傳》），可是實際上却是戍邊兵士長期不返，家中的租税也并不蠲免，甚至士兵已經戰死在外，官府還照例向他家索取租税。這裏反映了在當時租庸調法和府兵制已經敗壞的情况下，戍邊士兵及其家庭的悲慘遭遇。“縣官急索租，租税從何出？”這正喊出了廣大人民的無比憤恨。《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一詩的結尾寫道：“默思失業徒，因念遠戍卒，憂端齊終南，澒洞不可掇！”“遠戍卒”，就是家中田地荒蕪，仍舊負擔着沉重租税的士兵；“失業徒”，就是在土地兼并和賦税的壓榨下失掉了原有田地的農民。杜甫目睹了統治階級的奢侈揮霍，身經了幼子“無食致夭折”的悲痛，因而他很理解人民的困苦，對他們産生了真誠的同情。這種生活和感情正是他後來不斷用他那現實主義的詩歌反映被壓迫、被剥削人民的苦難的生活基礎和思想基礎。

    杜甫的一組傑作“三吏”、“三别”，不僅反映了安史之亂給唐朝社會及廣大人民帶來的巨大災難，也反映了唐王朝官吏的殘暴和人民在不合理的兵役制度下的痛苦遭遇。如《新安吏》：“府帖昨夜下，次選中男行。中男絶短小，何以守王城？肥男有母送，瘦男獨伶俜”。按唐律：“揀點之法，財均者取強；力均者取富；財力又均，先取多丁”（《唐律疏議》卷十六“擅興”）。又據唐朝的“丁中制”規定，人有黄、小、中、丁之分。天寶二年令民十八以上爲中男，二十三成丁。而這時體弱的瘦男和身量短小、未成丁的中男也都在點選之例。《石壕吏》中所寫的一家，三個兒子全被徵去當兵，老婦也被帶去服役。這些現象正反映了這個時期府兵制已幾乎蕩然無存了。安禄山叛軍所到之處燒殺擄掠，造成了“園廬但蒿藜”，“積屍草木腥，流血川原丹”的慘象。在朝廷不合理的兵役制度下，那些扶杖的老翁、不成丁的中男、新婚的青年、剛從沙場回來的軍人，都得去從軍服役。這時，饑餓與死亡嚴重地威脅着廣大人民，杜甫和他們一同發出了“何以爲蒸黎”的憤怒呼喊！

    杜甫在西蜀和荆楚的長期憂患歲月中，更直接地接觸到苦難的人民，他念念不忘“蒼生未蘇息，胡馬半乾坤”（《建都十二韻》），時時憂慮“人今罷病虎縱横”（《愁》）。他這時反映人民受賦役壓迫的詩歌的思想深度有了明顯的提高。他忠實地反映了安史之亂後在地方軍閥勢力互相殘殺，和吐蕃、回紇不斷進擾的情况下，朝廷更加重了對人民的勒索、搜刮。廣大人民在戰亂中生命没有保障，還得把財物輸往京城。如：“國步猶艱難，兵革未衰息。萬方哀嗷嗷，十載供軍食”（《送韋諷上閬州録事參軍》），“巴人困軍須，慟哭厚土熱”（《喜雨》），“平原獨憔悴，農力廢耕桑。非關風露凋，曾是戍役傷”（《又上後園山脚》），“分軍應供給，百姓日支離”（《贈崔十三評事公輔》），“亂世誅求急，黎民糠籺窄”（《驅豎子摘蒼耳》）。還有《遣遇》、《東屯北崦》、《甘林》等，也都有力地譴責了統治階級的“割剥及錐刀”、“索錢多門户”、“一物官盡取”。這時，人民被搶奪一空，已經是“欲須供給家無粟”了，甚至出現了“空村唯見鳥，落日未逢人”的悽慘景象。《歲晏行》更具體地描繪了在官府盤剥下人民的苦難生活，漁夫因天寒網凍而打不上魚來；獵人射得的鳥也賣不出去。“况聞處處鬻男女，割慈忍愛還租庸”，他們只得賣兒鬻女去繳納賦税。《客從》則以寓言的方式控訴了統治階級吸髓吮血的殘酷剥削。

    當時婦女所受的壓迫和剥削也是杜甫詩歌中着重寫到的一個問題。依唐律：“老及男廢疾、篤疾、寡妻妾、部曲、客女、奴婢及視九品以上官，不課。”（《新唐書·食貨志》）但這時原來的法令只不過是一紙空文而已。婦女的遭遇是：“八荒十年防盜賊，征戍誅求寡妻哭”（《虎牙行》），“哀哀寡婦誅求盡，慟哭秋原何處村”（《白帝》），“石間采蕨女，鬻市輸官曹。丈夫死百役，暮返空村號”（《遣遇》）。她們的丈夫都是在征戍中死去的，而她們都仍在負擔着沉重的賦税。《又呈吴郎》中無食無兒的老婦人，也是因爲“徵求貧到骨”，只好打些别人家的棗子充饑。《兵車行》中的征人婦還可以在自己的土地上把鋤扶犂，而這時的寡婦則已失掉了所有的生産資料和生活資料，只有在哭泣中表達她們的悲憤了！杜甫的詩歌中還常常寫到：“白水暮東流，青山猶哭聲”（《新安吏》），“路衢唯見哭，城市不聞歌”（《征夫》），“野哭千家聞戰伐，夷歌幾處起漁樵”（《閣夜》）。這白水青山、城市路衢之間的哭聲，千家萬户的哭聲，正是那個悲劇時代的真切反響。杜甫的現實主義的詩歌創作高度藝術地槪括了那個時代的總面貌。

    杜甫的詩歌還揭露了唐王朝統治階級政治上的腐朽、生活上的奢侈和道德上的敗壞，譴責了他們禍國殃民的種種罪惡。在杜甫的筆下，那由王侯將相組成的上流社會，實際上是一個極其丑惡齷齪的集團。他們都是些殘暴的“姦雄惡少”、無知的“鄉里小兒”。這些人“掌握有權柄，衣馬自輕肥”（《太子張舍人遺織成褥段》），“翻手作雲覆手雨，紛紛輕薄何須數”（《貧交行》），“攀龍附鳳勢莫當，天下盡化爲侯王”（《洗兵行》）。一個個窮奢極慾、專横跋扈、趨炎附勢。杜甫對統治階級揭露和譴責的面是比較廣的，上自皇帝，下而后妃、貴戚、宰相、將帥，以至貪官、暴吏，他都觸及了。像玄宗信任的李林甫是“陰謀獨秉鈞”的奸相，楊國忠是“炙手可熱”的權豪勢要，安禄山是“氣驕凌上都”的野心家。肅宗、代宗朝的李輔國、魚朝恩、程元振等的弄權亂政，是“關中小兒壞紀綱”（《憶昔》），“政化錯迕失大體”（《石筍行》）。這些人執政掌權的結果，必然是“衣冠空穰穰，關輔久昏昏”（《建都十二韻》），把個國家搞得烏烟瘴氣，不可收拾。他們平時陪着皇帝歌舞宴飲，接受俸禄、賞賜，當國家危難時，竟没有多少人能挺身而出。作者指責說：“狼狽風塵裏，羣臣安在哉？”（《巴山》）“天地日流血，朝廷誰請纓？”（《歲暮》）表達了對這羣人的鄙視與憤慨。如《諸將五首》、《草堂》、《絶句三首》等則揭露了將帥的無能、地方軍閥的擁兵作亂以及官軍的擾害百姓。那些“邊頭公卿”是“唱和作威福”，“談笑行殺戮”。又“聞道殺人漢水上，婦女多在官軍中”，官軍竟是“縱暴略與羌渾同”。作者通過他對統治階級的揭露，說明了這些人的昏庸、驕奢、暴虐，正是國家動亂、衰敗的根源。

    杜甫在詩歌中還比較側重于揭露、譴責上層統治集團的奢侈荒淫。如《樂遊園歌》的“青春波浪芙蓉園，白日雷霆夾城仗。閶闔晴開詄蕩蕩，曲江翠幕排銀牓。拂水低徊舞袖翻，緣雲清切歌聲上。”寫玄宗通過夾城從大明宫往芙蓉園和曲江去遊玩，在那裏觀舞聽歌縱情享樂。《壯遊》的“國馬竭粟豆，官鷄輸稻粱”，《鬥鷄》的“鬥鷄初賜錦，舞馬既登床。簾下宫人出，樓前御柳長”。寫玄宗用人民繳來的糧食養鷄飼馬，以鬥鷄走馬，尋歡取樂。《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寫在驪山上“君臣留歡娱”的情况，他們不顧國家興亡、人民死活，只管浪費從勞動人民那裏掠奪來的金銀、絹帛。“况聞内金盤，盡在衞霍室”，揭露了昏庸的玄宗寵幸楊貴妃，對楊國忠兄妹賞賜無度。《麗人行》則集中揭露了那些貴戚們的揮霍享樂、蠻横驕縱、荒淫糜爛的生活。作者寫到“就中雲幕椒房親，賜名大國虢與秦”，“黄門飛鞚不動塵，御廚絡繹送八珍”，她們是皇帝親封的國夫人，宴飲時有宦官特地送來御廚珍肴以助興佐樂。“炙手可熱勢絶倫，慎莫近前丞相瞋”，他們蠻横驕縱，氣勢凌人。這就揭示出這些貴戚們的行爲是受到最高統治者的直接支持與庇護的。

    《兵車行》、《前出塞》、《後出塞》等通過具體的事實揭露了天寶年間統治集團不斷發動擴邊戰爭，致使士兵長期遠戍并大量死亡，農業生産遭到嚴重的破壞。值得注意的是杜甫不只指斥了將帥們以殺人略地去邀功請賞：“古人重守邊，今人重高勳”（《後出塞》），還直接地批評了玄宗的窮兵黷武：“君已富土境，開邊一何多”，“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君不聞漢家山東二百州，千村萬落生荆杞”。他顯然是把擴邊戰爭的罪惡根源追到最高統治者的頭上了。又如《洗兵行》中的“奇祥異瑞爭來送”，是諷刺肅宗的迷信鬼神；“鷄鳴問寢龍樓曉”是諷刺肅宗及玄宗父子之間的矛盾。《憶昔》中的“張后不樂上爲忙”，“犬戎直來坐御床，百官跣足隨天王”，顯然是諷刺肅宗的畏懼張后和在平息戰亂上的昏庸懦弱。《有感五首》的“願聞哀痛詔，端拱問瘡痍”，《釋悶》的“天子亦應厭奔走，羣公固合思昇平。但恐誅求不改轍，聞道嬖孽能全生”，則是諷刺代宗不能吸取前朝教訓，改弦更張，而是依然窮事搜刮、姑息養奸。總之，玄宗、肅宗、代宗三朝的一些弊端敗政，杜甫都觸及了，我們實在不能不欽佩他有膽有識的史筆！

    杜甫的現實主義詩歌不只是真實地反映現實生活，表達他對人民疾苦的深切關懷與同情，并憤怒地揭露了統治階級的種種罪惡。他還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張和社會理想，用這種政治主張和社會理想批判統治集團，并傳達出廣大人民的願望。杜甫一生始終痛苦地思索着國家衰敗的癥結所在，探求着擺脱内外交困局勢的途徑。他很向往太宗朝那種“文物多師古，朝廷半老儒。直詞寧戮辱，賢路不崎嶇”（《行次昭陵》）的政治局面。他希望重見“開元全盛日”那種“叔孫禮樂蕭何律”，“公私倉廩俱豐實”，“男耕女桑不相失”（《憶昔》）的政治休明、經濟繁榮、社會安定的世道。他說：“殺人亦有限，立國自有疆，苟能制侵陵，豈在多殺傷”（《前出塞》）；“君臣重修德，猶足見時和”（《傷春五首》）；“衆僚宜潔白，萬役但平均”（《送陵州路使君之任》）；“不過行儉德，盜賊本王臣”（《有感五首》）。他反對侵略戰爭，主張統治集團提高道德修養，做到上下節儉，百官廉潔，減輕賦税和勞役。在《往在》一詩中更具體地寫道：

    主將曉逆順，元元歸始終。一朝自罪己，萬里車書通。鋒鏑供鋤犂，征戍聽所從。冗官各復業，土著還力農。君臣節儉足，朝野歡呼同。中興似國初，繼體如太宗。端拱納諫諍，和風日冲融。

    這當然不是代宗朝已經做到了的，而實際上是杜甫在全面地勾勒自己政治理想的藍圖。他設想割據的藩鎮都歸順朝廷，以實現國家的統一；戰爭永遠停息，征人和流亡者都能回到家鄉從事農業生産；君臣節儉，上下同德；皇帝能够勵精圖治，從諫如流。總之，他殷切地希望恢復唐王朝建國之初那種欣欣向榮的景象。這種理想和那個現實恰成鮮明的對比，因而作者熱情描繪自己的理想，就具有揭露和批判那個現實的積極意義。再如在《晝夢》中，杜甫更提出了“安得務農息戰鬥，普天無吏横索錢”的夢想，在《蠶穀行》中提出了“焉得鑄甲作農器，一寸荒田牛得耕”的願望。這樣的理想雖不能指導人們去變革那黑暗、動亂的社會，但它却揭露和批判了現實，并且傳達出了廣大農民對於土地的要求，和他們恢復、發展農業生産，改變自己生活處境的願望。杜甫的很多優秀的現實主義詩篇，就正是在這種政治主張和社會理想的引導下創作出來的。因而，我們讀杜甫的詩常會感到在他批判統治階級、反映人民疾苦時，總有一個思想貫穿於其中。他是一個具有理想的偉大現實主義詩人。

    作爲一個偉大的現實主義者，杜甫不但在觀察社會、分析社會、再現生活方面耗盡了畢生的精力，而且在探討詩歌的藝術手法上也嘔盡了心血，作出了極大的努力。“新詩改罷自長吟”（《解悶十二首》）就說明他爲了出語驚人而字斟句酌，爲了音律完美而反復吟詠的艱苦的創作實踐。他曾多次談到作詩的“苦用心”。在一些題畫詩裏也常說：“更覺良工心獨苦”（《題李尊師松樹障子歌》），“意匠慘淡經營中”（《丹青引》），其中也槪括有他詩歌創作的深刻體會。杜甫就是在刻苦鑽硏、琢磨並繼承前人創作經驗的基礎上，形成自己獨特的藝術風格的。

    杜甫吸取了樂府歌辭的表現手法，但不沿用古題，不拘泥于古調，而是根據現實題材，另立新題，自由抒寫，創作了許多反映重大社會問題的詩篇。元稹所謂“率皆即事名篇，無復倚傍”（《樂府古題序》），即道出了杜甫詩歌這方面的開創意義。像《兵車行》、《麗人行》、《佳人》、《前出塞》、《後出塞》、《哀王孫》、《哀江頭》、《悲陳陶》、《悲青坂》、《塞蘆子》、《留花門》以及“三吏”、“三别”等等，都是這類名篇。在描寫方法上，他採取了樂府歌辭樸實的敍述、精細的雕琢的手法，但又有所創造，把樂府歌辭的意境提到新的高度。如《麗人行》中寫楊氏諸姨的豔冶意態和華麗衣著：“態濃意遠淑且真，肌理細膩骨肉匀。繡羅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銀麒麟。頭上何所有？翠微葉垂鬢唇。背後何所見？珠壓腰衱穩稱身。”又如《佳人》中寫喪亂中被遺棄的貴族婦女的落寞景象：“侍婢賣珠回，牽羅補茅屋。摘花不插髮，采柏動盈掬。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其中有敍述，有對話，維妙維肖，入情入理，完全是樂府歌辭的意境。但對人物的形態、心理描寫的精確細膩，却遠遠超過了樂府歌辭。

    樂府歌辭本來是以敍事爲主，是一種敍事詩。但杜甫這類新體樂府，在敍事中却有強烈的抒情性。他不把自己的思想觀點明白地說出，而是融化在客觀的具體描寫中，通過強烈的抒情表露出來。正像恩格斯所說：“傾向應當從場面和情節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來，而不應當特别把它指點出來。”（《致敏娜·考茨基》）。這是杜甫敍事詩最鮮明的現實主義特徵。《兵車行》寫的是士兵出征時的氣氛，父母、妻子送别時的情景，全是飽含激情的敍述，最後則說“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新鬼煩寃舊鬼哭，天陰雨濕聲啾啾。”以強烈的抒情作結，流露了對擴邊戰爭的深惡痛絶。《哀江頭》開頭寫曲江的冷落、荒涼，接着回憶了楊貴妃生前的事，之後以“人生有情淚霑臆，江水江花豈終極”的抒情警語作結，顯示了對這一沉痛的歷史教訓的深切感受。《新安吏》在敍述抓兵的過程之後，把握住征人和母親生離死别的一刹那情景，發出“白水暮東流，青山猶哭聲”的申訴，表現了對被抓士兵的深切同情。至于《新婚别》、《垂老别》、《無家别》、《前出塞》和《後出塞》等詩，作者都是以故事中主人公的身份出現的，因此其敍事和抒情結合得更緊密。在敍述中就包藴着熾烈的感情、鮮明的態度，使全詩凝成滾動着熱情的完整形象，增強了震撼人心的藝術力量。這是杜甫的創造，也是以後其他寫新樂府的詩人所不能企及的。

    杜甫不但吸取了樂府歌辭的表現手法，而且吸取了許多古代和當代優秀詩人的藝術成就。他曾追慕宋玉的“文彩”，低徊于其“江山故宅”（《詠懷古跡》），贊賞庾信的“凌雲健筆”（《戲爲六絶句》）和“清新”的風格（《春日憶李白》）。他稱譽孟浩然的詩：“清詩句句盡堪傳”和王維的詩：“最傳秀句寰區滿”（《解悶十二首》）。他頌揚王、楊、盧、駱的詩爲“江河萬古流”（《戲爲六絶句》）。對李白的詩，他更爲傾倒：“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羣。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春日憶李白》）。他對他以前的詩人在遣詞造句上的功夫的稱讚，同時也就是他在表現方法上對前人的學習和繼承。他曾說：“不薄今人愛古人，清詞麗句必爲鄰”（《戲爲六絶句》），把古今鑄造清詞麗句的詩人引爲同調。

    文學是語言的藝術，詩歌的語言尤其要求精煉。杜甫在詩歌語言上是下過苦功的。“爲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就是說爲了出語驚人，他拚却了自己的生命。他要求“賦詩新句穩”（《長吟》），這“穩”字，即指詩歌語言的準確、警闢，能把情、景極恰當地表達出來。他經常在自己的詩中錘鍊一些字句，這些字句在全詩中至關重要，起畫龍點睛的作用，即陸機《文賦》所謂“一篇之警策”。漢中王李瑀即喜愛杜甫詩中的“警策”，韋濟也經常稱讚杜甫詩歌的“佳句新”。杜甫也以此來評張九齡的詩：“自我一家則，未闕隻字警”（《故右僕射相國曲江張公九齡》）。這種情况如他的《奉酬李都督表丈早春作》云：“紅入桃花嫩，青歸柳葉新”，“入”字和“嫩”字相關聯，“歸”字和“新”字相關聯，用一“入”字和“歸”字，便寫出了初開的桃花和新生的柳葉。又如《旅夜書懷》云：“星垂平野闊，月湧大江流”，用一“垂”字，則顯示出夜晚平野的廣闊，用一“湧”字，便表現出月色如水和大江的宏偉。這種警策字句爲後世論詩者所豔稱，而在杜詩中則觸目皆是，不勝枚舉。其作用不但使詩歌的意境逼真、生動，而且增強了詩歌的藝術生命力。

    和用心遣詞造句緊密聯繫的是，杜甫也很講究音律。他說：“遣詞必中律”（《橋陵詩三十韻》），“覓句新知律”（《又示宗武》），“晚節漸于詩律細”（《遣悶戲呈路十九曹長》）等。杜甫的詩歌創作，要求做到“毫髮無遺憾”（《敬贈鄭諫議十韻》），可見他對詩律重視的程度了。他作了很多律詩，從這些律詩看，他駕馭詩律的熟練，可謂得心應手。音律對他的思想不但不起束縛作用，而反有助于文思的表達，並更有激蕩人心的作用。“思飄雲物外，律中鬼神驚”（《敬贈鄭諫議十韻》），這自然是對朋友詩歌的稱贊，其中也包含着自己創作律詩的體會在。杜甫重視詩律，却不死板地遵守詩律，他有時根據抒發自己真實感情的需要而衝破常格，創作一些拗體律詩。這種拗體詩的音節更加鏗鏘頓挫，適合于激烈的情感的表達。杜甫創作了大量的動人心弦的五律、七律，以及可以見出一個人的學力和藝術修養的排律，後來的詩人步武杜甫所作的排律，很多有餖飣、堆砌等形式主義的傾向，杜甫却能使工整的形式不傷害豐富生動的内容，這是文學史上其他詩人不能比擬的，是他對我國古代珍貴文學遺産的重大貢獻。

    杜甫創作的律詩都是抒情詩。這些抒情詩和其他詩人的抒情詩鮮明的不同點，在于他不僅抒發個人悲歡際遇之情，更重要的是抒發那個時代之情、人民之情。他的抒情詩中不少是直接指責時事，表現現實生活的，也有很多是寫登臨、紀游、送别贈友的。那些直接指責時事的作品不必說了，即使這些登臨、紀游、送友贈别之作，也都抒發了他對時代的憂慮和對人民的同情，對自然景物的描寫，也往往爲了抒發憂國憂民之情。如在《閣夜》中他藉寫“歲暮陰陽催短景，天涯霜雪霽寒霄。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摇。”那種悲涼的景色，來抒發對“野哭千家聞戰伐，夷歌數處起漁樵”的悲憤。又如在《登岳陽樓》中他藉寫“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吴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那種磅礴的氣象，來表現“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泗流”的憂傷。再如《登樓》、《登高》等詩都包含着熾熱的感情，其撼動人心的地方，不僅是因爲詩人晚年那種“艱難”“潦倒”的遭遇，更重要的是因爲他槪括了“萬方多難”、“萬里悲秋”的時代的苦難。這種描寫方法，是杜甫所慣用的，是他的抒情詩的一大特色。

    作爲一個偉大的現實主義者，杜甫從對現實世界深刻的觀察和感受出發，以准確、精細的描寫，創造生動、真實的形象來發揮詩歌的藝術效能，無論是對景物還是對人事的描寫，都是如此。他筆下的景物，如“無風雲出塞，不夜月臨關”（《秦州雜詩二十首》），如“松浮欲盡不盡雲，江動將崩未崩石”（《閬山歌》），如“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水檻遣心二首》），如“江山如有待，花柳更無私”（《後遊》）等等，都能創造出前所未有的境界，逼真地描寫出自然景物的形態。他筆下的人物，如寫自己和家人離亂後重見面時的驚疑心理：“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羌村三首》）；如寫他在夢中見到李白徬徨失意的情態：“出門搔白首，若負平生志”（《夢李白二首》）；如寫農夫留客時粗爽率真的舉動：“高聲索果栗，欲起時被肘”（《遭田父泥飲美嚴中丞》）等等，都能燭幽索隱，把人物的精神狀態“毫髮無遺憾”地勾勒出來。杜甫的藝術表現力是卓越的，他把多方面的現實生活内容和自然景物的描寫緊密地結合起來，形成了豐富多彩的藝術形象。這方面是很少詩人能和他比肩的。

    杜甫是真正的藝術巨匠，他在現實主義詩歌的思想、藝術方面，都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他和李白都是唐代詩歌發展的高峯，都是盛唐文化之花所結的碩果。對他們的評價，韓愈講得比較公平：“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調張籍》）李白、杜甫詩歌的燦爛光輝是永不衰息的！

    爲了現出杜甫詩歌和他那個時代的關係，爲了真正現出他詩歌的社會生活史的價值，我們按年代編注了這部選集。編年的根據是四川省文史硏究館編的《杜甫年譜》，個别篇章我們認爲編年不恰當，作了調整。

    在編選時，我們主要是選取足以代表杜甫思想和藝術的傑作，對一些形象雖不很豐腴但具有積極意義的詩也有重點地選入，對那些藝術表現上具有特色而内容並不出色的詩，也斟酌選入了若干。同時照顧到不同時期的各種體裁和風格，以求盡量現出杜甫詩歌的豐富多彩的面貌。

    在注釋方面，每一首都注明寫作年代、主要内容或某些藝術特點等。對詞語盡量註明語源和典故出處，并着重對與詩歌有關的史實的注釋，以闡明詩歌的思想内容。前人的注釋和評論也有選擇地採用。

    杜甫詩集的版本很多，注釋也很分歧，我們主要是根據仇兆鰲《杜少陵集詳注》、蔡夢弼《草堂詩箋》、郭知達《九家集註杜詩》、王嗣奭《杜臆》、錢謙益《杜詩箋註》、黄生《杜詩說》、浦起龍《讀杜心解》、楊倫《杜詩鏡詮》等，同時參考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所藏其他各家注本，比較後取其合理者。對原作的各本異文則斟酌去取，擇善而從，不做更多的考訂。建國以來出版的關於硏究杜甫的專著、資料、選註等不下數十種，都給了我們的工作以很多啓發，特此向這些著作者和專家們致謝！

    杜甫的文、賦爲數不多，較之他的詩歌，相形遜色。這是因爲他的精力都注入了詩歌，文、賦不足以代表他。因此，這個選集没有選録他的文、賦。

    我們的編選工作是從六十年代初開始的。由于教學工作比較多，只能在工作之餘一首一首地進行注釋，興之所至，筆墨加之，没有一定的計劃。十年浩刧中，深居簡出，經常以讀杜詩作爲精神寄託，因此這項工作就進行得快了一些。一九七六年粉碎了“四人幫”，我國革命開始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在大好形勢的鼓舞下，我們把舊稿子整理了一下，從中選録了三百餘篇，成爲目前這個樣子。原稿承王汝弼先生仔細審閲一過，提了許多寶貴意見。古籍出版社的編者同志進行了認真的審定，也給予我們很大的幫助。對此，我們都衷心地感謝！

    如今這本選集終于完成了，由于我們水平的限制，其中會有不少缺點和錯誤，誠懇地歡迎專家、讀者們的批評、指正！

    一九八一年六月於北京師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