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伙伴

    当然，比较吸引我的还是自己人，即那些“贵族”，尤其是在初期。不过，在我们监狱里的三位前俄罗斯贵族（阿基姆·阿基梅奇，密探阿-夫以及被认为是弑父者的那个人）之中，我只同阿基姆·阿基梅奇往来和交谈。坦白地说，我去接近阿基姆·阿基梅奇，可以说是由于绝望，是在心情极其苦闷而当时除了他又没有别人可以交往的时候。在上一章我曾试图将我们所有的人分类，可是此刻我想起阿基姆·阿基梅奇，于是觉得，还可以再加一个类别。诚然，构成这个类别的只有他一个。这一类是漠然无动于衷的苦役犯。说漠然无动于衷，是指这样一些人，对他们来说，在监狱外生活或关在监狱里都一样，不言而喻，这样的人在我们这里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然而阿基姆·阿基梅奇似乎是个例外。他甚至在监狱里把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好像准备在这里过一辈子了：他身边的一切，包括床垫、枕头、用具在内，都放得那么妥帖，那么稳当，那么有长远打算。在他身上没有临时凑合的丝毫迹象。他还要在监狱里度过很多年，可他未必会在什么时候想到过出狱。不过，即使他已经安于现状，当然也并不是心甘情愿，或许是迫于不得不服从的制度吧，不过对他来说，这是没有区别的。他是个好人，起初还经常帮助我，给我出主意，为我效劳；可是我承认，有时，尤其是在初期，他会在无意中使我感到无可名状的苦闷，更加剧了我本来就很苦闷的心情。而我是因为苦闷才与他交谈的。有时你会渴望听到一句真心话，哪怕是尖酸刻薄的话，哪怕是不耐烦的话，哪怕是一些泄愤的话：我们就可以在一起对我们的遭遇发发牢骚了；他却默不作声，在糊自己的小灯笼，或者讲他们在某一年的军事检阅，师长是谁，他的名字和父称叫什么，他对检阅是否满意，以及发给尖兵的信号有什么改变，等等。声音总是那么平静，那么不紧不慢，仿佛水在一滴一滴地滴落。他对我谈到，曾因为参加了高加索的某次战斗而荣获“圣安娜勋章”，甚至在这时他也几乎没有一点振奋的心情。只是他的声音这时变得非常高傲而庄重；在说到“圣安娜勋章”的时候，他稍微压低声音，甚至带有一种神秘的意味，然后有两三分钟特别沉静而持重……在这第一年里，我常有犯糊涂的时候，这时我（往往是突然地）对阿基姆·阿基梅奇几乎产生了憎恨的心情，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在心里默默地诅咒自己的命运，竟让我与他在板铺上并头而卧。通常在一个小时后我就会因此而自责。不过这只是第一年的情况；后来我在心里与阿基姆·阿基梅奇彻底地和解了，而且为以前的糊涂想法而感到羞愧。从表面上看，我记得，我和他从来没有争吵过。

    在我入狱期间，除了这三个俄罗斯人之外，我们这里先后有过其他八个人。我与其中的几位相当亲近，甚至相处得很愉快，但并非对所有的人都如此。其中几位最优秀的人物都有些病态、狭隘而且极其偏执。后来我和其中的两位干脆就不说话了。其中受过高等教育的只有三个人：鲍-斯基、米-茨基和老头子若-斯基，后者曾在某地担任数学教授，老头子善良、正派，也很古怪，尽管受过教育，心胸却似乎非常狭隘。米-茨基和鲍-斯基就完全不同了。我和米-茨基头一回见面就很相投；从来没有发生过口角，我尊敬他，却始终无法爱他、依恋他。他是疑心很重而又愤世嫉俗的人，但是有惊人的自控能力。正是这种太强的自控能力令人不快：使人觉得，他在任何时候，在任何人面前都不会完全敞开心扉。不过，也许是我看错了。这是一位性格坚强而又非常高尚的人物。他在与人交往中的那种异乎寻常的，甚至有些伪善的圆滑和谨慎反映了他的隐秘的、深刻的怀疑主义。同时，他内心的痛苦正是源于这种二重性：怀疑主义和对自己的某些特殊见解和期望的不可动摇的信心。不过，尽管他在日常生活中那么圆滑，他与鲍-斯基及其朋友托-斯基却有不可调和的敌意。鲍-斯基是病人，有肺病的症候，易怒而烦躁，其实他是非常善良，甚至豁达大度的人。他的易怒有时达到了非常偏执而任性的程度。我受不了这种脾气，后来和鲍-斯基绝交了，可是我对他的爱却始终如一；而我和米-茨基也没有争吵过，却从来不曾爱过他。与鲍-斯基绝交后，我却不得不也立即与托-斯基绝交，他就是我在上一章讲述我们请愿的情况时曾经提及的那个年轻人。我对此深感遗憾。托-斯基虽然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但是他善良、勇敢，总之，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年轻人。问题在于，他是那么热爱和尊敬鲍-斯基，对他是那么满怀景仰之情，以致凡是稍微疏远鲍-斯基的人，几乎立刻就被他视为自己的仇敌。他后来好像也是为了鲍-斯基，尽管忍了很久还是和米-茨基绝交了。不过，他们都是精神上不大正常的人，刻薄、易怒、多疑。这是可以理解的：他们的处境很艰难，比我们艰难得多。他们都远离故土。其中几个人是长期流放，服刑十年、十二年，而主要的是，他们对周围所有的人都抱有很深的成见，在苦役犯身上只看到兽性，不能甚至不愿看到他们身上的任何优点、任何人性的表现，这也是很可以理解的：他们不幸而具有这种看法是环境和遭遇使然。显然，苦闷使他们在监狱里感到窒息。他们对切尔克斯人、鞑靼人，对伊赛·福米奇是和蔼可亲的，然而对所有其余的苦役犯都厌恶地避之唯恐不及。只有斯塔罗杜布的那位旧教徒才博得了他们由衷的敬意。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坐牢期间，没有一个苦役犯曾指责他们的出身、信仰和思维方式，我国的普通民众对外国人，主要是对德国人，是会进行这样的指责的，尽管也很少见。不过，对德国人也许只是嘲笑；俄国的普通民众觉得，德国佬显得滑稽可笑。苦役犯们对这几个人甚至是敬重的，远胜于对我们这些俄国贵族，而且一点也不招惹他们。可他们好像从来就不愿正视这一点并加以考虑。我谈到了托-斯基。就是他，在从最初的流放地移送我们城堡的时候，几乎一路上都在无微不至地照顾鲍-斯基，后者体格虚弱，几乎半路上就疲惫不堪了。他们最初被押送到乌-戈尔斯克。他们说那里很好，就是说，比在我们城堡好多了。可是他们与来自另一个城市的其他流放犯有了通信关系，尽管是无可指责的普通的书信往来，有关方面却认为有必要将他们三个人移送我们的城堡，离我们最高当局的眼皮子更近些。他们的第三个伙伴是若-斯基。在他们到来之前，米-茨基在监狱里是形影相吊。难怪他在流放的第一年那么苦闷！

    这个若-斯基就是经常向上帝祈祷的那位老者，我在前面提到过他。我们的所有政治犯都是青年，有的还很年轻；只有若-斯基已年过半百。当然，他为人正直，但有些古怪。他的两个伙伴，鲍-斯基和托-斯基，都很不喜欢他，甚至不和他说话，提起他就说他执拗而又爱吵架。我不知道，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有没有几分道理。在监狱这种地方，人们相聚在一起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被迫的，我觉得，比起在社会上更容易发生口角，甚至在彼此之间产生敌意。这是很多情况所促成的。不过，若-斯基的确相当笨拙，也许还是个惹人讨厌的人。他其余的那些伙伴也都与他不大和睦。我和他虽然从来不曾有过口角，也并不特别亲近。对自己的学科数学看来他是通晓的。我记得，他曾老是用自己那半通不通的俄语费劲地向我解释他自己所杜撰的一套特殊的天文体系。据说，他发表过这方面的著作，但学术界对它只是嗤之以鼻。我觉得，他的智力好像受到了一些损害。他有时整天双膝跪地向上帝祈祷，这为他赢得了苦役犯们的普遍尊敬，而且他一直到死都享有这种尊敬。他在一场重病后死在我们的军医院，这是我亲眼所见。不过，他刚踏入我们监狱，就在与我们的少校发生冲突之后受到了苦役犯们的尊敬。在从乌-戈尔斯克到我们城堡的路上没有给他们剃头，他们都长了满脸的大胡子，当他们直接被带来见少校教官的时候，他对这种破坏制度的现象大发雷霆，不过这完全不是他们的错。

    “他们这是什么样子！”他吼叫起来，“这是一批流浪汉，土匪！”

    若-斯基那时还不大懂俄国话，以为在问他们是流浪汉，还是土匪？便回答说：

    “我们不是流浪汉，是政治犯。”

    “什————么！你顶撞我？顶撞我！”少校吼叫道，“押送警卫室！用树条抽打一百下，立即执行，立即！”

    老人受到了惩罚。他毫不抗辩地躺到树条下，紧紧地咬住自己的手，一动不动地忍受了鞭刑，没有发出一点叫声或呻吟声。鲍-斯基和托-斯基这时走进了监狱，米-茨基已经在大门口等着他们，径直扑上去搂住他们的脖子，虽然与他们素未谋面。他们因为少校的这种处置而十分激动，就对他详细地讲了若-斯基的情况。我记得，米-茨基是这样对我说的：“我太激动了，”他说，“我记不得我究竟是怎么了，像发疟疾似的直哆嗦。我站在大门口等候若-斯基。他要直接从受刑的警卫室走过来。便门突然开了：若-斯基谁也不看，脸色煞白，惨白的嘴唇在哆嗦，从聚集在院子里的苦役犯们当中穿过，苦役犯们已经知道了一个贵族遭到惩罚的消息，他走进牢房，径自来到自己的铺位，一言不发地跪下，开始向上帝祈祷。苦役犯们大为震惊，甚至满怀同情。”————“当我看到这位老者，”米-茨基说，“白发苍苍，撇下家乡的妻儿，当我看到他双膝跪地，忍辱受刑后在虔诚地祈祷的时候，————我猛然冲出牢房，有整整两个小时仿佛失去了知觉；我处于气愤若狂的状态……”从这时起，苦役犯们就非常尊敬若-斯基，对他总是彬彬有礼。他们特别中意的是，他在受刑时竟一声也没有叫喊。

    不过，应该说出全部真相：决不能根据这个事例来评判西伯利亚的管理人员对出身贵族的流放犯的态度，而不管这些流放犯是谁，是俄罗斯人还是波兰人。这个事例只能说明，有可能会碰上一个恶人，当然，假设这个恶人是在某个地方独揽大权的长官，那么这名流放犯的命运就很难得到可靠的保障了，要是这个凶恶的长官对他特别反感的话。但是不能不承认，能决定性地影响所有其余军官的语气和态度的西伯利亚最高当局，在涉及贵族流放犯的问题上是很审慎的，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很想优待他们，而有别于其他出身平民的苦役犯。原因很清楚：首先，这些高级首长自己就是贵族；其次，从前还有一些贵族不愿躺下受刑，反而冲上去反抗动刑的士兵们，从而引发了骇人听闻的事件；再次，我觉得这是主要的一点，已经很久了，大约早在三十五年前，西伯利亚突然一下子涌现了大批被流放的贵族，而这些流放犯在三十年期间以其卓越的表现在整个西伯利亚得到了尊重，因而在我那个时代，当局已经自然而然地按照多年传承下来的老习惯对一定类别的贵族犯人另眼相看，有别于所有其他的流放犯。在最高当局之后，下级官员也习惯于另眼相看了，不言而喻，这种眼神和语气是跟上级学来的，是对上级的模仿和服从。不过许多下级官员都目光呆滞，暗自责怪上级的指示，倘若能不受干扰地擅自行动，他们就非常、非常高兴了。然而这是不完全允许的。我有充分的根据这样说，理由如下。我所在的第二类的苦役犯是由军事管制下的城堡中的囚犯所构成的，其生活比其他两类，即第三类（工厂类）和第一类（矿工类）要艰苦得多。不仅贵族，而且所有的囚犯都艰苦得多，恰恰是因为这一类囚犯的管理和生活制度全都是军事化的，与俄军的囚犯连很相似。军事管制更严酷，限制更多，总是戴着镣铐，总是在士兵的监视之下，牢房总是上锁，而另外两类的管理就比较宽松。至少我们所有的囚犯都是这样说的，而他们之中有些人是了解情况的。他们都很乐意被押送到第一类去，尽管那里被认为是法度最严酷的地方，甚至还时常梦想到那里去。至于俄军囚犯连，我们所有在那里待过的人都谈虎色变，硬说在整个俄罗斯也没有比那些城堡里的囚犯连更难以忍受的地方，与那里的生活相比，西伯利亚就是天堂了。可见，既然在我们监狱这样严加监禁的地方，在军事管制之下，处于总督本人的眼皮底下，最后，有鉴于下述情况（有时是会发生的），即某些局外的官方人士出于恶意或出于职务上的忌妒，随时准备向有关方面告密，说有些居心叵测的长官在宽纵某一类犯人，那么我要说，既然在这种地方对贵族犯人也有些另眼相看，那么在第一类和第三类那里就更会优待他们了。因而我觉得，在这方面我可以根据自己的处境评判整个西伯利亚的情况。我所听到的所有来自第一类和第二类流放犯的有关传说和故事都证实了我的结论。实际上我们监狱的管理人员对我们这些贵族是比较关心、比较慎重的。至于在劳动和待遇方面，对我们没有任何姑息之处：同样的劳动，同样的镣铐，牢房同样地上锁，总之，一切都和所有的囚犯完全一样。要改善我们的境遇是不可能的。我知道，在这座城市，在早已成为过去的不久之前，曾有过那么多告密者、那么多阴谋、那么多人互相陷害，管理人员自然是害怕告密的。那时告密说，某一类犯人受到宽纵，那是多么可怕啊！于是人人自危，因而我们的处境和所有的苦役犯是完全一样的，不过在体罚方面有些区别。诚然，要抽我们一顿鞭子是非常方便的，如果我们该罚，就是说，如果我们犯了什么错误的话。这是职责和平等————在体罚方面一律平等所要求的。但毕竟不会平白无故地就轻率地抽我们一顿鞭子，而对普通苦役犯，不言而喻，这种轻举妄动的暴行是时有发生的，特别是那些一有机会就喜欢发号施令、作威作福的连级指挥官。我们知道，城防司令获悉老头子若-斯基的情况后，十分震怒，责令少校今后不得滥用权力。大家都是这样对我说的。我们这里的人也都知道，总督本人很信任我们的少校，而且相当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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