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续

高个儿，相貌文雅甚至端庄。他很早就在西伯利亚服兵役，虽然出身平民，在一八三零年作为部队的一名士兵来到这里，却受到米-茨基和Б的爱戴和尊敬。他经常阅读天主教的《圣经》。我曾与他交谈，他的谈话是那么亲切，他的叙述是那么合情合理、引人入胜，看上去是那么和善而正直。从那时起，我有两年没有见到他了，只听说他由于一桩案子在接受调查，突然他作为一个疯子被带进了我们的病房。他进来时刺耳地尖叫，纵声狂笑，开始用最不雅、最俗气的姿势在病房里跳起舞来。囚犯们乐不可支，可我是那么满怀忧伤……三天过后，我们全都对他无可奈何了。他吵架、斗殴、尖叫、唱歌，甚至是在夜里，时不时做出一些极丑恶的举动，简直令人作呕。他谁也不怕。给他穿上了疯子的拘束衣，可是我们却因此而更加倒霉，尽管不穿这件拘束衣他会挑起争吵，几乎要跟所有的人打架。在这三个星期里，有时整个病房众口一词地请求主任医师把我们的这个宝贝调到另一间囚犯病房去。过了两天，那里又恳求把他调到我们这里来。由于我们一下子有了两个焦躁不安、寻衅胡闹的疯子，两个病房只好轮流交换疯子。可是这两个人都疯得更厉害了。终于有一天他们被带走了，离开了我们，大家才长舒了一口气……

    我还记得另一个奇怪的疯子。夏季的一天带来了一名刑事被告，身体健壮，看上去很笨拙，大约四十五岁，有一张丑陋的麻脸、一双浮肿发红的小眼睛，样子非常阴沉而忧郁。他的床位与我并列。他实际上却是很温和的人，和谁也不说话，若有所思地坐着。天色暗了，他突然向我转过身来。没有任何不相干的开场白就直接对我说起话来，神色之间仿佛要告诉我一个极大的秘密，对我讲起他的故事，说他日内要挨二千棒，不过现在不会了，因为上校Г的女儿在为他奔走求情。我困惑地看着他说，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上校的女儿是无能为力的。我还没有猜疑到什么，他完全不是作为疯子，而是作为一个普通的病人被带进来的。我问他有什么病？他回答说，他不知道，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把他送到这里来，他是完全健康的，而且上校的女儿爱上了他；两个星期前她曾路过禁闭室，而他恰好从有栅栏的小窗子朝外面看了一眼。她一见到他便爱上了他。从那时起，她已经利用各种借口到禁闭室来了两三次；第一次她和父亲一起来看她的哥哥，他是军官，当时在他们那里执行警卫任务；第二次是和妈妈来分发施舍品，从他身边经过的时候，小声对他说，她爱他，一定会搭救他。很奇怪，他是那样细致入微地对我讲了这个荒诞的故事，不言而喻，这一切都是他那可怜的病态的脑袋的臆造。他对自己能免除处罚深信不疑。讲起这位小姐对他的恋情是安详而肯定的，且不说这个故事荒诞无稽，听到一个恋爱中的少女这样浪漫的故事，竟出自沮丧、悲伤、相貌畸形的年近五十的人之口，也觉得荒唐至极。奇怪，对惩罚的恐惧竟然对这个怯懦的心灵造成这样的影响。也许他真的从小窗口看见了谁，于是恐惧在他身上所酝酿着的随时都在加剧的疯癫便猛然找到了自己发泄的形式。这个不幸的士兵，也许终其一生也不会想到小姐，却突然臆造了长长的浪漫故事，本能地抓住了这根稻草。我默然无语地听了，对其他囚犯谈起了他。可是当别人好奇地打听的时候，他却腼腆地一声不吭。第二天医生对他的病情询问了好久，他说什么病也没有，经检查也确实没病，就让他出院了。可是他病历上写的是“康复”，这一点我们是在医生们离开病房后才知道的，要把真相告诉他们，为时已晚。何况我们自己当时也还猜不透，主要的问题究竟在哪里。其实完全是管理人员的错，他们把他送到我们这里来，却没有说明送他来的原因。这是疏忽所致。也许，甚至决定送他来的那些人也不过是猜疑而已，根本不相信他有疯病，是根据含混不清的传言采取行动，把他送来检查。不管怎样，两天后这个不幸的人被带出去受刑了。看来这使他感到意外而大吃一惊，他到最后一刻也不相信会受刑，因而被带进士兵队列时竟大喊“救命”，这一次军医院没有把他放在我们的病房，因为没有床位了，而是放在另一间病房。不过我打听过他的情况，知道他在整整八天里没有和任何人讲过一句话，他惶恐不安，非常伤心……他的背伤愈合后，被送到别的地方去了，至少我就再也没有听到过他的任何消息。

    至于医药，就我所知，轻病患者向来是不遵医嘱，也不按时服药的，但重病患者以及一般确实有病的人很愿意接受治疗，按时服用自己的药水和药粉；不过他们最喜欢的是外科疗法。我国普通百姓所非常喜欢和相信的拔火罐、贴水蛭、热敷和放血，我们这里的人都愿意甚至很高兴接受。有一个奇怪的现象使我很感兴趣。同样是这些人，他们能顽强地忍受木棒和树条所引起的剧痛，而拔火罐时却往往会埋怨、忸怩甚至呻吟。他们这是太娇气，或干脆就是矫情呢，————我就不知道该如何解释了。诚然，我们用的是一种特别的火罐。有一种小型机器，可以在瞬间划开皮肤，医士不知何年何月早就把它弄丢了或搞坏了，也可能是它自己坏了，以致他不得不用柳叶刀在躯体上划出必要的切口。每个火罐大约需要十二个切口。用机器是不痛的。十二把小刀在眨眼间突然一下子划开切口，是感觉不到疼痛的。不过用柳叶刀就是另一回事了。相对而言，用柳叶刀切割皮肤的速度是很慢的；会感到疼痛；举例来说，假如要用十个火罐，那就必须做出一百二十个这样的切口，全都加在一起，当然会引起非常剧烈的疼痛。我曾亲身经历过，可是尽管又痛又懊丧，却不至于无法忍受而呻吟。有时眼看一个身强力壮的大汉那样浑身抽搐、哭哭啼啼，简直觉得好笑。一般说来，这就好比有这样一个人，他在严肃的工作中很坚强，甚至泰然自若，而在家里却因为无事可做而心情苦闷，使小性子，端来饭菜他不吃，骂骂咧咧，污言秽语；一切都不如他的意，人人都惹他生气，人人都对他出言不逊，人人都在折磨他，————总之是他吃饱了撑的，有时人们就是这样讲那些老爷的，不过这样的人在普通百姓中也有；而在我们监狱里，在集体生活的条件下，这种人甚至屡见不鲜。有时病房里的伙伴们已经在戏弄一个娇里娇气的人了，有的人干脆把他臭骂了一顿；于是他沉默了，仿佛他真的就等着别人骂他，叫他闭嘴呢。乌斯季扬采夫特别不喜欢这个人，从来不肯放过同这个娇气的人吵嘴的机会。一般地说，他是不肯放过与别人斗嘴打架的机会的。这是他的爱好和需要，当然，这是因为有病，在某种程度上也因为头脑愚钝。起先他往往是严肃而专注地看着，然后就用平静而坚定的语气训人。他什么闲事都要管；就像他是被派来维护秩序或道德风尚似的。

    “对什么都要插一脚，”囚犯们会笑着这样说，不过大家对他是宽容的，避免与他发生争吵，只是有时这样笑笑而已。

    “他的话可真多！三大车也装不下。”

    “说的都是些什么呀？人所皆知，在傻瓜面前不必摘帽。他干吗看到柳叶刀就大喊大叫？爱蜂蜜就别怕刺，得忍着点。”

    “这与你何干？”

    “不，弟兄们，”我们的一个囚犯插话道，“火罐子没啥，那滋味我尝过。老是揪着你的耳朵，那才叫疼呢。”

    大家全都笑了起来。

    “你难道被人揪过？”

    “你没想到吧？当然揪过。”

    “原来如此，怪不得你的耳朵这么挓挲着呢。”

    这个囚犯名叫沙普金，真的有一双很长的向两旁挓挲着的耳朵。他是流浪汉，还很年轻，是个能干而文静的小伙子，讲话总是带有一种沉郁的冷幽默，为他的讲述增添了许多滑稽意味。

    “我为什么会以为你被人揪过耳朵呢？我又怎么会想到这种事呢？你这个头脑迟钝的家伙。”乌斯季扬采夫又掺和进来，恼怒地对沙普金说道，其实沙普金的话根本不是针对他，而是对大家说的，不过沙普金甚至瞟也不瞟他一眼。

    “是谁揪了你耳朵？”有人问。

    “谁？当然是县警察局长喽。弟兄们，这是因为我在流浪。那时我们来到了K城，我们就两个人，我和另一个，他也是流浪汉，名叫叶菲姆，连姓也没有。半路上我们在托尔明村的一个庄户人家发了一笔小财。有这样的一个乡村，叫托尔明村。嘿，我们一进村就四下张望：但愿在这里也能狠狠地捞一笔，然后就逃之夭夭。在田野四通八达，在城里处境艰难————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好，我们首先走进一家小酒店。向周围打量了一下。有一个人向我们走了过来，他是那么穷困潦倒，胳膊肘露在外面，穿着德国式的衣服。我们聊了起来。”

    “你们怎么样，”他说，“请问，有证件吗？”

    “不，”我们说，“没有证件。”

    “是这样。我们也没有。我这里还有两个好朋友，”他说，“也是在库库什金将军家服役，”他说，“所以我斗胆提出请求，我们刚才稍微喝了点儿酒，暂时还没有搞到钱。赏我们半俄升酒喝吧。”

    “非常乐意。”我们说。于是都把酒干了。这时他们向我们提出要合伙干一件事情，就是说要我们一起干。有一栋房子就在城边，那里住着一个有钱的小市民，东西真多啊，我们决定夜里就去踩点。可我们在有钱的小市民家里，一共五个人当夜就全部落网。我们被带到区警察局，然后又被带到县警察局长本人那里。他说：我要亲自审问他们。他含着烟斗出来了，有人给他端着一杯茶跟在后面，他身材魁梧，蓄着络腮胡子。他坐了下来。这时除了我们之外又带来了三个人，也都是流浪汉。这是多么可笑的人哪，弟兄们，我说的是那个流浪汉：嗨，他什么都记不得了，随你怎么说，他的脑袋就是不好使，全都忘记了，什么都不知道。县警察局长便直接来问我：“你是什么人？”他的声音像野兽的咆哮，仿佛从大圆桶里发出来似的。嘿，当然啦，我说的和大伙儿说的都一样：“我什么都不记得了，大人，全都忘记了。”

    “你等着，”他说，“我还有话要跟你说，我认识你的这副嘴脸，”他说，眼睛直瞪着我。而我从来就不曾见到过他。又问另一个人：“你是谁？”

    “撒腿就跑，大人。”

    “你的名字叫撒腿就跑？”

    “这就是我的名字，大人。”

    “嘿，好吧，你是撒腿就跑，你呢？”这自然是在问第三个人了。

    “而我跟着他，大人。”

    “我是问你叫什么名字？”

    “就这么叫呀：而我跟着他，大人。”

    “混蛋，是谁给你起了这么个名字？”

    “是一些好人起的，大人。当然啦，世上是有好人的，大人。”

    “这些好人都是谁呀？”

    “我想不大起来了，大人，您大人大量，就饶了我吧。”

    “你把他们全都忘了？”

    “全都忘了，大人。”

    “你也是有父母的喽？……他们你总还记得吧？”

    “应该说是有过的，大人，不过也想不大起来了：也许是有过的，大人。”

    “你以前住在哪里？”

    “住在树林里，大人。”

    “总是在树林里？”

    “总是在树林里。”

    “那冬天呢？”

    “没见过冬天，大人。”

    “喂，你呢，你叫什么？”

    “斧头，大人。”

    “你呢？”

    “快磨别偷懒，大人。”

    “你呢？”

    “还要磨一磨，大人。”

    “你们什么都不记得了？”

    “什么都不记得了，大人。”

    “他站着，在笑，他们看着他，也在冷冷地笑。嘿，有时他会对准你的门牙挥拳一击，算你倒霉。而那种人都那么魁梧、健壮。”

    “把他们都送进监狱，”他说，“我以后再找他们。”“喂，你留下来，”他这是在对我说话。“过来，坐下！”我一看：有桌子，桌子上有纸有笔。我想：“他这是要干啥呢？”你在椅子上坐下，"他说，拿起笔来，写！"而他自己却一把抓住我的耳朵，就那么揪着，我胆怯地看着他，就像鬼看着教皇。大人，我说，我不会写呀。"写！"他说。”

    “行行好吧，大人。"写，会怎么写就怎么写！"而他自己却老是揪着我的耳朵，老是揪着，还那么使劲地一拧！哎，弟兄们，我要说，他拿树条狠狠地抽我三百下还好受些呢，疼得我眼里直冒金星。写！"他只有这句话！”

    “他怎么了，犯傻了不是？”

    “不，不是犯傻。T城的一名文书不久前犯事了：他偷了一笔公款，随即携款潜逃，他也长着一对招风耳。嘿，案情通知了各地。而我的特征看来与他相似，于是他就试验我：看我会不会写字，字迹如何？”

    “是这么回事啊，小伙子！疼吗？”

    “我说了嘛，好疼呢。”

    响起了哄堂大笑。

    “那你写了吗？”

    “有什么可写的？我拿起笔来就画，在纸上画来画去，他只好作罢。嗨，当然啦，他顺手给了我十来下耳光，这才放了我，就是说，把我也送进了监狱。”

    “难道你会写字？”

    “从前会写，自从使用鹅毛笔以后，我就不会写字了……”

    有的时候，就是在这样讲故事，或者不如说在这种闲聊中度过我们寂寞的时光。天哪，那是多么寂寞啊！漫长、烦闷的日子，日复一日都一模一样。哪怕有本书也好啊！实际上，尤其是在初期，我时常上军医院，有时是看病，有时干脆就是去躺一躺；可以离开监狱。在那里很痛苦，比在这里更痛苦，是在精神上更痛苦。对我们这些贵族的恶意、敌视、谩骂、忌妒、无休止的挑剔，那些充满恶意和威胁的脸色！在军医院里大家比较能平等相待，友好相处。一天里最忧伤的时候是在傍晚的烛光下和入夜时分。早早就安排就寝了。远处，在门边，一盏光线微弱的小灯闪着一个亮点，而我们这一头隐在半暗之中。空气变得恶浊而憋闷。有的人无法入睡，起身在床上坐上一个半小时，垂下戴着睡帽的头，若有所思。你会整个小时地看着他，竭力揣测他在想些什么，这样好歹也能消磨时间。要不，你会开始幻想，回忆往事，在想象中描绘壮阔而光明的画卷；你回忆起这样一些细节，是别的时候想不起来的，而且也不会有现在这样的感触。要不，你会猜想未来：怎样走出监狱？到何处去？什么时候能有这一天？今生还能不能回归故里？你想啊想，于是心里萌生了渺茫的希望……要不，你干脆开始默念数字：一、二、三……想在默念中入睡。我有时数到三千也睡不着。听，有人在翻身。乌斯季扬采夫在咳嗽，是肺病患者的奄奄一息的咳嗽，然后是虚弱的呻吟，每一回都唠叨着：“上帝，我有罪孽呀！”在一片寂静中听到这病态、沙哑而酸楚的声音是很怪异的。而这时在某个角落，也有些人未曾入睡，躺在各自的床上闲谈。一个人开始讲述自己的往事，讲到遥远的过去，讲到流浪生涯，讲到妻儿和往日的风习。单凭这远处的低语声，你就会感到，他所讲到的一切，对他来说，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而他自己，这个讲故事的人，————已是孑然一身。只听到轻微而单调的低语声，仿佛远方的流水潺潺……记得，我曾在漫长的冬夜听到一个故事。我立刻觉得，这是热病中的一个梦，仿佛我患疟疾躺在床上，在发烧和谵妄中梦见了这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