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98卷 卷九十八 荊公新學略（全氏補本）

    荊公新學略　（全祖望補本）

    荊公新學略表

    王安石　　　　　　　　（子）雱

    （廬陵門人。）　　　　　龔原　　　　　　鄒浩（別為《陳鄒諸儒學案》。）

    沈躬行（別見《周許諸儒學案》。）

    王無咎

    晏防

    陸佃　　　　　　（子）宰　　　　（孫）游

    呂希哲（別為《滎陽學案》。）

    汪澥

    鄭俠

    蔡肇

    陳祥道　　　　　（弟）晹

    許允成

    （別附）呂惠卿

    蔡京

    蔡卞

    林希

    蹇序辰

    （父周輔。）

    楊畏

    馬希孟

    方愨

    孟厚（別見《劉李諸儒學案》。）

    王昭禹

    鄭宗顏

    耿南仲

    王安中

    （並為新學者。）

    李純甫（別為《屏山鳴道集說略》。

    （王學餘派。）

    王安禮　　　　　　　　　　　　　　　　　　　（玄孫）厚之（別見《象山學案》。）

    王安國

    （並荊公弟。）

    曾鞏（別見《廬陵學案》。）

    孫侔

    （並荊公講友。）

    宋保國

    （荊公學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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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荊公新學略序錄

    祖望謹案：荊公《淮南雜說》初出，見者以為《孟子》。老泉文初出，見者以為《荀子》。已而聚訟大起。《三經新義》累數十年而始廢，而蜀學亦遂為敵國。上下《學案》者，不可不窮其本末也。且荊公欲明聖學而雜于憚，蘇氏出于縱橫之學而亦雜于禪，甚矣，西竺之能張其軍也！述《荊公新學略》及《蜀學略》。（梓材案：是條《序錄》兼蜀學而言之，謝山以其並為雜學，故列之《學案》後，別謂之《學略》云。）

    ◆廬陵門人

    文公王臨川先生安石

    王安石，字介甫，臨川人。蚤有盛名。舉進士高第，簽書淮南節度判官。召試館職，固辭。知鄞縣，三日一治縣事，起堤堰，決陂塘，為水陸之利，貸穀于民，立息以償，俾新陳相易，邑人便之。通判舒州，以文潞公薦，再召試為群牧判官，出知常州，提點江東刑獄。入為三司度支判官，獻書萬餘言，極陳當世之務。除直集賢院，累辭，不獲命，始就職。除同修起居注，固辭，遂除知制誥。神宗即位，除知江寧府。召為翰林學士，未幾，參知政事。先生既執政，設制置三司條例司，與知樞密院陳升之同領之，而青苗、免役、市易、保甲等法相繼興矣。自變法以來，御史中丞呂誨等力請罷條例司并青苗等法，諫官孫莘老覺、李公擇常、胡完夫宗愈、御史張天祺戩、王子韶、陳古靈襄、程明道顥皆論安石變法非是，以次罷去。前宰相韓魏公琦，亦上疏論青苗之害，先生稱疾求分司，不許。三年，拜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知制誥。其徒呂惠卿修撰經義。先生提舉王韶取熙河、洮、岷、疊、宕等州，先生率群臣入賀，神宗解玉帶賜之，以旌其功。慈聖光獻皇后、宣仁聖烈皇后間見神宗，流涕言新法之不便者，且言王安石亂天下，神宗亦流涕，退，命先生裁損之，先生重為解，乃已。七年，神宗以久旱，益疑新法之不便，遂以吏部尚書、觀文殿大學士知江寧府。明年，復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初，呂惠卿為先生所知，驟引至執政。洎先生再相，苟可以中先生，無不為也。會先生子雱卒，先生丐奉祠，以使相為集禧觀使，封舒國公。又辭使相，乃以左僕射為觀文殿大學士。元豐三年，改封荊國公，退居金陵，始悔恨為惠卿所誤。哲宗即位，拜司空。明年，卒，贈太傳。紹聖初，諡曰文，配享神宗廟庭。崇寧二年，配享文宣王廟。靖康元年，停文宣王配享，列于從祀。後又罷配享神宗廟，而奪其封爵。初，先生提舉修撰經義訓釋《詩》、《書》、《周官》，既成，頒之學官，天下號曰「新義」。（雲濠案：荊公著有《臨川集》一百卷、《後集》八十卷、《易義》二十卷、《洪範傳》一卷、《詩經新義》三十卷、《左氏解》一卷、《禮記要義》二卷、《孝經義》一卷、《論語解》十卷、《孟子解》十四卷、《老子注》二卷。）晚歲，為《字說》二十四卷，學者爭傳習之，且以經試于有司，必宗其說，少異，輒不中程。先生性強忮，遇事無可否，自信所見，執意不�彙Ｖ磷h變法，而在廷交執不可，先生傳經義，出己意，辯論輒數百言，眾皆不能詘。甚者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卹。」罷詘中外老成人幾盡，多用門下儇慧少年。久之，以旱引去。洎復相，歲餘罷，終神宗世八年不復召，而恩顧不久衰云。（參《東都事略》。）

    祖望謹案：靖康間，以龜山言不當配享，乃降安石于從祀。紹興六年，張魏公獨相，以陳公輔言，禁臨川學。乾道五年，魏元履請去荊公父子，不果。淳熙四年，趙粹中又言之。上以輔臣之言，謂前後毀譽雖不同，其文章終不可掩，但去王雱，而議升范、歐、馬、蘇，亦不果。

    臨川文集

    仁義禮信，天下之達道，而王霸之所同也。夫王之與霸，其所以用者則同，而其所以名者則異。何也﹖蓋其心異而已矣。其心異則其事異，其事異則其功異，其功異則其名不得不異也。王者之道，其心非有求于天下也，所以為仁義禮信者，以為吾所當為而已矣。以仁義禮信修其身而移之政，則天下莫不化之也。是故，王者之治，知為之于此，不知求之于彼，而彼固已化矣。霸者之道則不然，其心未嘗仁也，而患天下惡其不仁，于是示之以仁；其心未嘗義也，而患天下惡其不義，于是示之以義；其于禮信亦若是而已矣。是故，霸者之心為利，而假王者之道以示其所欲，其有為也，唯恐民之不見而天下之不聞也，故曰其心異也。齊桓公劫于曹沫之刃而許歸其地，夫欲歸其地者，非吾之心也，許之者，免死而已。由王者之道，則勿歸焉可也，而桓公必歸之地。晉文公伐原，約三日而退。三日而原不降，由王者之道，則雖待其降焉可也，而文公必退其師，蓋欲其信示于民者也。凡所為仁義禮亦無以異于此矣，故曰其事異也。王者之大，若天地然，天地無所勞于萬物，而萬物各得其性，萬物雖得其性，而莫知其為天地之功也，王者無所勞于天下，而天下各得其治，雖得其治，然而莫知其為王者之德也。霸者之道則不然，若世之惠人耳，寒而與之衣，饑而與之食，民雖知吾之惠，而吾之惠亦不能及夫廣也，故曰其功異也。夫王霸之道則異矣，其用至誠以求其利，而天下與之，故王者之道，雖不求利之所歸，霸者之道，不主于利，然不假王者之事以接天下，則天下孰與之哉！（《王霸論》。）

    性、情一也。世有論者曰：「性善情惡。」是徒識性、情之名，而不知性、情之實也。喜怒哀樂好惡欲，未發于外而存于心，性也。喜怒哀樂好惡欲，發于外而見于行，情也。性者情之本，情者性之用，故吾曰：「性、情一也。」彼曰性善，無它，是嘗讀孟子之書而未嘗求孟子之意耳。彼曰情惡，無它，是有見于天下之以此七者而入于惡，而不知七者之出于性耳。故此七者，人生而有之，接于物而後動焉，動而當于理則聖也，賢也，不當于理則小人也。彼徒有見于情之發于外者為外物之所累而遂入于惡也，因曰「情，惡也」；「害性者，情也」，是曾不察于情之發于外而為外物之所感而遂入于善者乎！蓋君子養性之善故情亦善，小人養性之惡故情亦惡，故君子之所以為君子莫非情也，小人之所以為小人莫非情也。彼論之失者，以其求性于君子，求情于小人耳。自其所謂情者，莫非喜怒哀樂好惡欲也。舜之聖也，象喜亦喜；使舜當喜而不喜，則豈足以為舜乎﹖文王之聖也，王赫斯怒；當怒而不怒，則豈足以為文王乎﹖舉此二者而明之，則其餘可知矣。如其廢情，則性雖善，何以自明哉！誠如今論者之說，無情者善，則是若木石者尚矣！是以知性情之相須，猶弓矢之相待而用，若夫善惡，則猶中與不中也。曰：「然則性有惡乎﹖」曰：「孟子曰：『養其大體為大人，養其小體為小人。』揚子曰：『人之性，善惡混。』是知性可以為惡也。」（《性情論》。）

    世之論者曰：「惠者輕與，勇者輕死，臨財而不訾，臨難而不避者，聖人之所取，而君子之行也。」吾曰：「不然。惠者重與，勇者重死，臨財而不訾，臨難而不避者，聖人之所疾，而小人之行也。」故所謂君子之行者有二焉：其未發也，慎而已矣；其既發也，義而已矣。慎則待義而後決，義則待宜而後動，蓋不苟而已也。《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言動者，賢不肖之所以分，不可以苟耳；是以，君子之動，苟得已，則斯靜矣。故于義，有可以不與、不死之道，而必與、必死者，雖眾人之所謂難能，而君子未必善也；于義，有可與、可死之道，而不與、不死者，雖眾人之所謂易出，而君子未必非也。是故尚難而賤易者，小人之行也；無難無易而惟義之是者，君子之行也。傳曰：「義者，天下之制也，制行而不以義，雖出乎聖人所不能，亦歸于小人而已矣。」季路之為人，可謂賢也，而孔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夫孔子之行，惟義之是，而子路過之，是過于義也，為行而過于義，宜乎孔子之無取于其材也。勇過于義，孔子不取，則惠之過于義，亦可知矣。孟子曰：「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蓋君子之動，必于義無所疑而後發，苟有疑焉，斯無動也。《語》曰：「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君子之行，當慎處于善耳，而世有言《孟子》者曰：「孟子之文，傳之者有所誤也。孟子之意，當曰『無與傷惠，無死傷勇』。」嗚呼！蓋亦勿思而已矣。（《勇惠論》。）

    仁者，聖之次也；智者，仁之次也。未有仁而不知者也，未有知而不仁者也。然則，何知仁之別哉﹖以其所以得仁者異也，仁，吾所有也，臨行而不思，臨言而不擇，發之于事而無不當于仁也，此仁者之事也。仁，吾所未有也，吾能知其為仁也，臨行而思，臨言而擇，發之于事而無不當于仁也，此知者之事也。其所以得仁則異矣，及其為仁則一也。孔子曰：「仁者靜，知者動。」何也﹖曰，譬今有二賈也，一則既富矣，一則知富之術而未富也。既富者，雖焚舟折車無事于賈可也；知富之術而未富者，則不得無事也。此仁、知之所以異其動靜也。吾之仁，足以上格乎天，下浹乎草木，旁溢乎四夷，而吾之用不匱也，然則吾何求哉！此仁者之所以能靜也。吾之知，欲以上格乎天，下浹乎草木，旁溢乎四夷，而吾之用有時而匱也，然則吾可以無求乎！此知者之所以必動也。故曰：「仁者樂山，知者樂水。」山者靜而利物者也，水者動而利物者也，其動靜則異，其利物則同矣。曰「仁者壽，知者樂」，然則仁者不樂，知者不壽乎﹖曰，知者非不壽，不若仁者之壽也；仁者非不樂，樂不足以盡仁者之盛也。能盡仁之道，則聖人矣，然曰仁，而目之以聖者，言其化也，蓋能盡仁道則能化矣，如不能化，吾未見其能盡仁道也。顏�彛�次　孔子者也，而孔子稱之曰「三月不違仁」而已，然則能盡仁道者，非若孔子者，誰乎﹖（《仁知論》。）

    君子所求于人者薄，而辨是與非也無所苟。孔子罪宰予曰：「于予與何誅！」罪冉有曰：「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二子得罪于聖人，若當絕也。及為科以列其門弟子，取者不過數人，于宰予，有辭命之善則取之；于冉求，有政事之善則取之，不以不善而廢其善。孔子豈阿其所好哉，所求于人者薄也。管仲功施天下，孔子小之；門弟子三千人，孔子獨稱顏�彏楹脤W，問其餘，則未為好學者，閔損、原憲、曾子之徒不與焉，冉求、宰我之得罪又如此，孔子豈不樂道人之善哉，辨是與非無所苟也。所求于人者薄，所以取人者厚，蓋辨是與非者無所苟，所以明聖人之道。如宰予、冉求二子之不得列其善，則士之難全者眾矣，惡足以取人善乎﹖如管仲無所貶，則從政者若是而止矣；七十子之徒皆稱好學，則好學者若是而止矣，惡足以明聖人之道乎﹖取人如此，則吾之自取者重，而人之所取者易；明道如此，則吾之與人，其所由可知已。故薄于責人而非匿其過，不苟于論人所以求其全，聖人之道，本乎中而已，《春秋》之旨，豈易于是哉！（《中述》。）

    古之人，僕僕然勞其身，以求行道于世，而曰吾以學孔子者，惑矣！孔子之始也，食于魯。魯亂而適齊，齊大夫欲害己，則反而食乎魯。魯受女樂，不朝者三日，義不可以留也，則烏乎之﹖曰：「甚矣，衛靈公之無道也！其遇賢者，庶乎其猶有禮耳。」于是之衛。衛靈公不可與處也，于是不暇擇而之曹，以適于宋、鄭、陳、蔡、衛、楚之郊，其志猶去衛而之曹也。老矣，遂歸于魯以卒。孔子之行如此，烏在其求行道也﹖夫天子諸侯不以身先于賢人，其不足與有為明也，孔子而不知，其何以為孔子也﹖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僕僕然勞其身，以求行道于世，是沽也。子路曰：「君子之仕，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蓋孔子之心云耳。然則，孔子無意于世之人乎﹖曰：「道之將興與，命也；道之將廢與，命也。」苟命矣，則如世之人何！（《行述》。）

    或曰：「孟、荀、揚、韓四子者，皆古之有道仁人，而性者，有生之大本也，以古之有道仁人，而言有生之大本，其為言也，宜無惑，何其說之相戾也﹖吾願聞子之所安。」曰：「吾所安者，孔子之言而已。夫太極者，五行之所由生，而五行非太極也；性者，五常之太極也，而五常不可以謂之性，此吾所以異于韓子。且韓子以仁義禮知信五者謂之性，而曰天下之性，惡焉而已矣。五者之謂性而惡焉者，豈五者之謂哉！孟子言人之性善，荀子言人之性惡。夫太極生五行，然後利害生焉，而太極不可以利害言也；性生乎情，有情然後善惡形焉，而性不可以善惡言也，此吾所以異于二子。孟子以『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因以謂人之性無不仁。就所謂性者如其說，必也怨毒忿戾之心人皆無之，然後可以言人之性無不善，而人果皆無之乎﹖孟子以惻隱之心為性者，以其在內也。夫惻隱之心，與怨毒忿戾之心，其有感于外而後出乎﹖中者有不同乎﹖荀子曰：『其為善者，偽也。』就所謂性者如其說，必也惻隱之心人皆無之，然後可以言『善者，偽也』，為人果皆無之乎﹖荀子曰：『陶人化土而為埴。』埴豈土之性也哉！夫陶人不以木為埴者，惟土有埴之性焉，烏在其為偽也﹖且諸子之所言，皆吾所謂情也、習也，非性也。揚子之言為似矣，猶未出乎以習而言性也。古者有不謂喜怒愛惡慾情者乎﹖喜怒愛惡慾而善，然後從而命之曰仁也、義也；喜怒愛惡慾而不善，然後從而命之曰不仁也、不義也，故曰：『有情然後善惡形焉。』然則，善惡者，情之成名而已矣。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吾之言如此。」「然則，『上知與下愚不移』有說乎﹖」曰：「此之謂知愚。吾所云者，性與善惡也。惡者之于善也，為之則是；愚者之于知也，或不可強而有也。伏羲作《易》，而後世聖人之言也，非天下之至精至神，其孰能與于此！孔子作《春秋》，則游、夏不能措一辭。蓋伏羲之知，非至精至神不能與；惟孔子之知，雖游、夏不可強而能也，況所謂下愚者哉！其不移，明矣！」或曰：「四子之云爾，其皆有意于教乎﹖」曰：「是說也，吾不知也。聖人之教，正名而已。」（《原性》。）

    善教者藏其用，民化上而不知所以教之之源。不善教者反此，民知所以教之之源，而不誠化上之意。善教者之為教也，致吾義忠，而天下之君臣義且忠矣；致吾孝慈，而天下之父子孝且慈矣；致吾恩于兄弟，而天下之兄弟相為恩矣；致吾禮于夫婦，而天下之夫婦相為禮矣。天下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皆吾教也，民則曰：「我何賴于彼哉！」此謂化上而不知所以教之之源也。不善教者之為教也，不此之務，而暴為之制，煩為之防，劬劬于法令誥戒之間，藏于府，憲于市，屬民于鄙野，必曰臣而臣，君而君，子而子，父而父，兄弟者無失其為兄弟也，夫婦者無失其為夫婦也，率是也有賞，不然則罪，鄉閭之師，族酇之長，疏者時讀，密者日告，若是其悉矣，顧不有服教而附于刑者，于是嘉石以�镏�，圜土以苦之，甚者棄之于市朝，放之于裔末，卒不可以已也。此謂民知所以教之之源，而不誠化上之意也。善教者，浹于民心，而耳目無聞焉，以道擾民者也。不善教者，施于民之耳目，而求浹于心，以道強民者也。擾之為言，猶山藪之擾毛羽，川澤之擾鱗介也，豈有制哉！自然然耳。強之為言，其猶囿毛羽，沼鱗介乎，一失其制，脫然逝矣。噫！古之所以為古，無異焉，由前而已矣。今之所以不為古，無異焉，由後而已矣。或曰：「法令誥戒不足以為教乎﹖」曰：「法令誥戒，文也。吾云爾者，本也。失其本而求之文，吾不知其可也。」（《原教》。）

    天有過乎﹖有之，陵歷■蝕是也。地有過乎﹖有之，崩弛竭塞是也。天地舉有過，卒不累覆且載者何﹖善復常也。人介乎天地之間，則固不能無過，卒不害聖且賢者何﹖亦善復常也。故太甲思庸，孔子曰：「勿憚改過。」揚雄貴遷善，皆是術也。予之朋，有過而能悔，悔而能改，人則曰：「是向之從事云爾，今從事與向之從事弗類，非其性也，飾表以疑世也。」夫豈知言哉﹖天播五行于萬靈，人固備而有之，有而不思則失，思而不行則廢。一日咎前之非，沛然思而行之，是失而復得，廢而復舉也，顧曰非其性，是率天下而將性也。且如人有財，見篡于盜，已而得之，曰：「非夫人之財，向篡于盜矣！」可歟﹖不可也。財之在己，固不若性之為己有也，財失復得，曰非其財，且不可，性失復得，曰非其性，可乎﹖（《原過》。）

    附錄

    神宗問王安石之學何如，明道對曰：「安石博學多聞則有之，守約則未也。」

    明道昔見上稱介甫之學，對曰：「王安石之學不是。」上愕然問曰：「何故﹖」對曰：「臣不敢遠引，止以近事明之。臣嘗讀《詩》，言周公之德云：『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周公盛德，形容如是之盛，如王安石，其身猶不能自治，何足以及此！」（以上《程氏遺書》。）

    溫公戒金陵用小人，金陵曰：「法行即逐之。」溫公曰：「誤矣！小人得路，豈可去也﹖他日將悔之。」（《元城語錄》。）

    （梓材謹案：元城語移此者五條，其四條見後。）

    韓絳自請前日謬于敷奏之罪，乞旨改正，上欣然歎曰：「卿不遂非，甚好。若王安石則言宰臣之道矣！」

    元豐末，不得已，創為戶馬之說。神宗俯首歎曰：「朕于是乎媿文彥博矣。」王珪問故，上曰：「彥博嘗爭國馬，奏曰：『陛下十年必思臣言。』」珪曰：「國馬是王安石堅請，本非聖意。」上復歎曰：「安石誤朕，豈止一事！」

    安石在金陵，見元豐官制行，變色曰：「許大事，安石竟略不得與聞。」始漸有畏懼，作《前後元豐行》以諛上，蓋求保全也。

    先是，安石作《詩義序》，極諛上，神宗卻之，令別撰。

    安石與呂惠卿一帖，無令上知。惠卿既叛，安石以帖上之。上問熙河歲費之實于安石，安石諭王韶，不必以盡數對。詔叛，安石亦以其言上之。

    神宗一日盡釋市易務禁錮保人在京師者，無慮千人，遠近驩喜。神宗歎曰：「百姓富家猶不肯圖小利，國家何必屑屑如此！若更在位數年，則躬自除之，不使後日議者紛紛。」

    （梓材謹案：以上諸條皆晁景迂初見欽宗之言，其全文載《邵氏聞見後錄》。邵氏云：「亦陳瑩中尊堯之意也。」今所錄者，字句似微有不同。）

    □□□曰：「本朝因楊炎之稅法，租庸調已并矣。近又納義倉，是再租也。五等之民，歲納役錢，是再庸也。常役則調春夫，非時則調急夫，否則納夫錢，是再三調也。而又為舉放利息之術，曰常平錢，曰預買錢，曰蠶鹽錢，曰過月錢。其餘尚有難以條舉者。廟堂之所謨謀者，錢也；刑罰之所重而不赦者，錢也；文移之所急者，錢也。能催科者為賢，不能者為不賢，廉恥盡矣！」

    劉元城曰：「漢大臣于人主前說人長短，各以其實，如匡衡謂朱雲好勇，數犯法亡命，受《易》頗有師道是也。金陵亦非常人，其質樸儉素，終身好學，不以官爵為意，與溫公同。但學有邪正，各欲行其所學，而諸人輒溢惡，謂其為廬杞、李林甫、王莽，故人主不信。此進言之過。」

    又曰：「五帝之法尚不同，金陵乃欲以成、周之法行之今。祖宗所以不多為法令者，正恐官吏緣此擾民也。金陵欲行新法，恐州縣慢易，故擢用新進少年，至于特旨、御前處分、金字脾子，一時指揮之類，紛紛而出，其枋必為奸臣所竊，天下欲不亂，得乎﹖」

    又曰：「金陵三不足之說，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卹』。此三句，非獨為趙氏禍，為萬世禍！人主之勢，天下無能敵者，人臣欲�徶�，必思有大于此者把攬之。今乃教之不畏天變，不法祖宗，不卹人言，則何事不可為也﹖」

    又曰：「祖宗以仁慈治天下，至嘉祐末，似乎舒緩不振，故神廟必欲變法。金陵揣知上意，以一身當之，又有虛名，實行強辯，堅志不可動，反覆詰難，使　人主從之乃已。□及元豐初，主德已成，天容毅然。正君臣之分，非熙寧比矣。」

    呂滎陽曰：「王介甫解經，皆隨文生義，更無含蓄。學者讀之，更無可以消詳處，更無可以致思量處。」

    晁景迂上封事曰：「《三經》之學，義理必為一說，辭章必為一體，以為一道德，道德如是其多忌乎﹖古人謂『寧道孔聖誤，諱言鄭、服非』，正今日之患也。援釋、老誕慢之說以為高，挾申、韓刻覈之說以為理，使斯士浮偽慘薄。古人謂王衍清談之害甚于桀、紂，致今日之害者，其罪又甚于王衍也。其《尚書》之說，如老不可敬，禍不足畏之類，誣經害教，陰貽天下之禍。王安禮為臣，言神宗皇帝天度高遠，常患《三經義》未副其意，宣諭異日當別刊修，則今之承學之士，兢兢《三經》惟謹者，未必當神宗之意也。若其《字說》，則神宗本留中，不以列學官，近乃列之，破律亂常尤甚，果何等書也﹖」

    又《答袁季皋》曰：「荊公戲明道曰：『伯純縱高不過至十三級而止。』明道謝曰：『公自十三級而出，上據相輪，恐難久以安也。』」

    楊龜山曰：「荊公在上前爭論，或為上所疑，則曰：『臣之素行，似不至無廉恥，如何不足信﹖』且論事當問之是非利害如何，豈可以素有廉恥，劫人使信己也﹖夫廉恥，在常人足道；若君子，更自矜其廉恥，亦淺矣！蓋廉恥，自君子所當為者，如人守官，曰：『我固不受贓。』不受贓，豈分外事乎﹖」

    陳右司曰：「陰陽災異之說，雖儒者不可泥，亦不可全廢。王介甫不用，若為政依之，是不畏天者也。」

    又曰：「學者非特習于誦數發于文章而已，將以學古人之所為也。自荊公之學興，此道壞矣。」

    吳叔揚曰：「《字說》，詩字從言從寺，謂法度之言也。詩本不可以法度拘，若必以法度言，然則侍者法度之人，峙者法度之山，痔者法度之病也﹖不知此乃諧聲。」（《呂氏童蒙訓》。）

    劉靜春曰：「介甫不憑注疏，欲修聖人之經；不憑今之法令，欲新天下之法，可謂知務，第出于己者，反不逮舊，故上誤裕陵以至于今。後之君子，必不安于注疏之學，必不局于法令之文，此二者既正，則人材自出，治道自舉。」

    祖望謹案：此條最精。

    倪氏《經鉏堂雜志》曰：「荊公《字說》以轉注假借皆為象形象意，此其所以為徇也，若其間說象形象意處，亦自有當理者。新法若雇役，至今用之，東南為便，不見其害。前十年，海外四州守臣，奏民間願從中州雇役，朝廷從之，當時一切力排之，所以其心不服。故曰：『憎而知其善，可也。』」

    魏鶴山《師友雅言》曰：「王介甫錯看膳夫一義，以為王者受天下之奉。後王黼等置應奉司，以成政、宣之禍，至于亡國，不知他經原無此義。古人只說恭儉，釋經不可不嚴哉！」

    又曰：「口率出泉，康成以漢制解經，三代安有口賦﹖又如國服為息，息字，凡物之生歇處，康成引莽法以注息字，古人原不取民以錢，土地所出原無錢。介甫錯處，盡是康成錯處。歐、蘇以前，未嘗有人罵古注，承其誤以至此。」

    又《周禮折衷》曰：「《周禮》國服之法，鄭康成直以王莽二分之息解之。此自誤引，致得荊公堅守以為成、周之法。當時諸老雖攻荊公，但無敢自鄭康成處說破，推原其罪者。」

    又曰：「荊公嘗以道揆自居，而不曉道與法不可離。如舜為法于天下，可傳于後世，以其有道也。法不本于道，何足以為法！道而不施于法，亦不見其為道！荊公以法不豫道，故其新法，皆商君之法，而非帝王之道，所見一偏，為害不小。永嘉二陳所作《制度紀綱論》云：『得古人為天下法，不若得之于其法之外。』彼謂仁義道德皆法外事，皆因荊公判道法為二，後學從而為此說。豈知《周禮》一部，教忠教孝，道正寓于法中。後世以刑法為法，故流于申、商，以漢制沒入家財為奪以馭貧，尤害理，三代安得有沒入人臣家財之法﹖古者臣下去國，待放于郊，然猶爵祿有列于朝，出入有詔于國，三年然後收其田里，此所謂馭。」

    又跋了齋《日錄辯》曰：「古人自格物致知以至平治天下，初無二本，自本身徵民以至考建質俟，初無二理。今曰『不通政事卻深于經術』，又曰『其人節行過人甚多』，審如其說，是能格致誠正而不能行之天下國家，本諸身矣而庶民且不合，他可知也。此理曉然易知，而能惑世誣民于十九年間，以養成亂本，又能使紹聖以後，守其說而莫之改也，嗚呼！」

    林竹溪《鬳齋學記》曰：「和靖曰：『介甫未嘗廢《春秋》。廢《春秋》以為斷爛朝報，皆後來無忌憚者託介甫之言也。韓玉汝之子宗文，字求仁，嘗上介甫書，請六經之旨，介甫皆答之。獨于《春秋》曰：「此經比他經尤難。」蓋三傳皆不足信也。介甫亦有《易解》，其辭甚簡，疑處甚缺。後來有印行者，名曰《易義》，非介甫之書。』和靖去介甫未遠，其言如此，甚公。今人皆以斷爛朝報為荊公罪，冤矣！然亦荊公有以招之。」

    又曰：「鄭溪西曰：『半山《字說》，不足為穿鑿。許慎識文識字，而求義太□，是可謂之穿鑿。半山未能別文字也。某有三語曰：「無義之理理之真，有義之理理之失，多義之理理之妄。」此言高矣哉！』」

    祖望謹案：此說似未可據。

    謝山《荊公周禮新義題詞》曰：「《三經新義》，盡出于荊公子元澤所述，而荊公門人輩皆分纂之。獨《周禮》則親出于荊公之筆，蓋荊公生平用功此書最深，所自負以為致君堯、舜者俱出于此，是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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