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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学集卷一百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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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杜二笺（下）
（收京）
仙仗离丹极，妖星照玉除。须为下殿走，不可好楼居。
屈汾阳驾，聊飞燕将书。依然七庙略，更与万方初。
此诗盖深惜玄宗西幸，不意有灵武之事，遂失大柄，而婉词以伤之也。“须为下殿走，不可好楼居。”言玄宗之西巡避难，出于不得已，而非有失国之罪，致其子之代立也。“（屈汾阳驾”，言西幸之为出，不应遂然丧其天下也。“聊飞燕将书”，言禄山使哥舒招诸将，而诸将不从，知禄山之无能为也。“依然七庙略，更与万方初”，言玄宗当归奉七庙，与万方更始。肃宗乃汲汲御丹凤楼下制册称上皇，玄宗自此绝临御之望矣。故次章有忽闻沾洒之痛焉。
汗马收宫阙，春城铲贼壕。赏应歌《大杜》，归及荐樱桃。
杂虏横戈数，功臣甲第高。万方频送喜，无乃圣躬劳？
玄宗以至德二载十二月至自蜀郡，公望其复登大位，奉事七庙。而肃宗不循子道，明年亲享太庙，玄宗退居兴庆宫久矣。故曰“归及荐樱桃”，盖伤之也。是时加封元从功臣，皆不出于上皇，故曰“赏应歌《大杜》”，亦微词也。“甲第”论功，“万方”送喜，此收京之盛事，岂知公独有一人向隅之感乎？杨盈川曰：“匈奴未灭，甲第何高？”此语于功臣亦有讽也。
（咏怀古迹）伯仲之间见伊吕，指麾若定失萧曹。
张辅《乐葛优劣论》：孔明包文武之德，文以宁内，武以折冲。殆将与伊、吕争俦，岂徒乐毅为伍哉！崔浩与毛循之论曰：“亮之相刘备，当九州鼎沸之会，英雄奋发之时，君臣相得，鱼水为喻，而不能与曹氏争天下，委弃荆州，退入巴、蜀，诱夺刘璋，伪连孙氏，守穷崎岖之地，僭号边夷之间，此策之下者，可与赵佗为偶，而以为萧、曹亚匹，不亦过乎？”谓寿贬亮，非为失实。此诗二语，括张、崔二氏之论而折衷之，所以伸辅之公言，而抑浩之党陈寿也。公诗每希风孔明，其托寄远矣。
（自平）
自平宫中吕太一，收珠南海千余日。近供生犀翡翠稀，复恐征戍干戈密。
蛮溪豪族小动摇，世封刺史非时朝。蓬莱殿前诸主将，才如伏波不得骄。
此诗言唐盛时处置蛮夷之法，而戒中官之生事也。太宗时，溪洞蛮夷来归顺者，皆授以刺史，不以时朝，比于内诸侯，姑务羁縻而已。“蛮夷豪族小动摇”，言其小小蠢动，朝廷置之不问也。“世封刺史非时朝”，不责以时朝岁贡之礼也。如此则蛮夷率俾，虽有伏波之将，不得生事于外夷也。“蓬莱殿前诸主将”，指中官掌禁军者而言。是时宦官吕太一大掠广州，以收珠阻乱。《诸将》诗云：“南海明珠久寂寥。”亦谓此也。
（狂夫）
万里桥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即沧浪。
《北山移文》李善注，引梁简文帝《草堂传》曰：汝南周，昔经在蜀，以蜀草堂寺林壑可怀，乃于钟山雷次宗学馆立寺，因名草堂，亦号山茨，所谓草堂之灵也。李德裕《益州五长史真记》曰：益州草堂寺列画前史一十四人。注引《成都记》云：在府西七里，去浣花亭三里，草堂寺自梁有之，故德裕记又云：精舍甚古，貌像将倾。甫卜居浣花里，近草堂寺，因名草堂。志云：寺枕浣花溪，接杜工部旧居草堂，俗呼为草堂寺。此大误也。本传云：于成都浣花里种竹植树，结庐枕江。《卜居》诗：“浣花流水水西头。”《狂夫》诗：“万里桥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即沧浪。”《堂成》云：“背郭堂成荫白茅。”《西郊》诗：“时出碧鸡坊，西郊向草堂。”《怀锦水居止》诗：“万里桥南宅，百花潭北庄。”然则草堂背成都郭，在西郊碧鸡坊外，万里桥南，百花潭北，浣花水西，历历可考。陆放翁云：“少陵有二草堂，一在万里桥西，一在浣花。”万里桥踪迹不可见，放翁在蜀久，无容有误。然少陵在成都，实无二草堂也。
（杜鹃）
西川有杜鹃，东川无杜鹃。涪万无杜鹃，云安有杜鹃。
《东坡外集》载《辨王谊伯论杜鹃》云：子美盖讥当时之刺史，有不禽鸟若也。严武在蜀，虽横敛刻薄，而实资中原，是“西川有杜鹃”。其不虔王命，擅军旅，绝贡赋以自固，如杜克逊在梓州，是“东川无杜鹃耳”。涪、万、云安刺史，微不可考。其尊君者为有，怀贰者为无，不在夫杜鹃真有无也。案杜克逊事，《新旧》两书俱无可考。严武在东川之后，节制东川者，李奂、张献诚也。其以梓州反者，段子璋也。梓州刺史见杜集者，有李梓州、杨梓州、章梓州，未闻有杜也。既曰讥当时刺史，不应以严武并列也。逆节之臣，前有段子璋，后有崔旰、杨子琳，不当舍之而刺涪、万之刺史微不可考者也。所谓杜克逊者，既不见史传，则亦子虚亡是之流，出后人伪撰耳，其文义舛错鄙倍，必非东坡之言。世所传《志林》诸书，多出妄庸人假托，如伪苏注之类，而无识者误编之集中也。黄鹤本载旧本题注云：上皇幸蜀还，肃宗用李辅国谋，迁之西内，上皇悒悒而崩。此诗感是而作。详味此诗，仍以旧注为是。
（秋日夔府咏怀一百韵）
身许双峰寺，门求七祖禅。
鲍钦止注引《传灯录》云：北宗神秀禅师，其门人普寂立其师为六祖，而自称七祖。李华《大德云禅师碑》：自菩提达摩降及大禅师，七叶相承，谓之七祖。心法传示，为最上乘。又《中岳越禅师记》：摩诃达摩七叶至大禅师。按《旧书》神秀弟子普寂，号大禅师，则所谓七祖者大也。而此诗之意不然。自南北分宗，荷泽会序宗派，从如来下西域震旦凡六祖。房作《六叶图序》，于是曹溪之禅法大行。北宗门人，遂立其师为六祖，以攘曹溪之统。大以中宗制统神秀法众，都城传教，二十余年。如卢奕者，咸附寂以排会，故有七祖之称，而识者或未之许也。公盖与房次律辈咸归心于南宗者，故曰“身许双峰寺”，门求七祖禅。身之所许者如此，心之所求者如此，其归心于曹溪可知矣。大鉴之门，付嘱最亲，称孔门之颜子者，无如荷泽。法嗣最广，称曹溪之冢子者，无如南岳，皆不称七祖。曹溪之后，南岳、青原，是分五家，斥荷泽为知解宗徒，亦不称七祖。独孤及《三祖碑》云：能公退老于曹溪，其嗣无闻。秀公传普寂，门徒万，升堂者六十三。盖大鉴之后，衣止不传，亦不立七祖，其师门之规矩如此，所以息斗诤于北宗，定师传于五叶也。故曰“门求七祖禅”，又曰余亦师粲、可。公之为法门眼目者微矣。
（赠左仆射郑国公严公武）
四登会府地，三掌华阳兵。
按：《旧书 严武传》：武初以御史中丞出为绵州刺史，迁东川节度使，再拜成都尹兼御史大夫，充剑南节度使，三迁黄门侍郎，拜成都尹，充剑南节度等使。杜诗所谓三掌华阳兵，主恩前后三持节者是也。惟史于武传不记其迁拜出镇之岁月，而两川之分合，《新》《旧》书志、表与诸书互异，莫能归一。余详考之，两川之分也，《旧书 地理志》云：至德二载十月，玄宗驾回西京，改蜀郡为都府，长史为尹，又分剑南西川、东川各置节度使。《新书 方镇表》亦同。而《唐会要》则云：上元元年二月，分为两川。《会要》误也。先是称剑南节度，至是更号西川节度兼成都尹。乾元二年，以裴冕为之令。两川分于上元，则裴冕何得先兼成都尹乎？武传载上皇诰合剑两川为一道。余谓合两川非上皇诰，而分两川乃上皇诰。盖西内之后，上皇之诰不行久矣。此史误也。《图经》云：至德二载，明皇幸蜀，始分剑南为东西二川，西川治益州，东川治梓州。此其证也。武以乾元元年六月贬州刺史，未久而节度东川。上元二年，段子璋反，东川节度使李奂败奔成都。武自东川入朝，当在奂前。然则武之初镇，盖在乾元、上元之间也。两川之合也，《旧书》志以为广德元年，《新书》表以为广德二年，《唐会要》则以广德二年正月八日。盖皆在武三镇之时。《旧书》武传云：上皇诰以剑两川合为一道，拜武成都尹兼御史大夫，充剑南节度使。则合两川在武再镇之日。余谓《旧书》武传是，而志表诸书皆非也。案《高传》：剑南自玄宗还京后，于绵、益二州各置一节度。因出西山《三城置戍论》之疏奏，不纳。后绵州副使段子璋反，崔光远不能戢军，以代光远为成都尹、剑南西川使。以传考之。论罢西川节度，乃在子璋未反之前。及子璋反，李奂败，而光远不能兼制东川，故朝廷用前论，合两川为一而罢东川也。光远之罢也，武实代之。武召入，以代。失西山三州，又以武代。实代武，而武又代，谓代光远者误也。赵《玉垒记》曰：上元二年，东剑段子璋反，李奂走成都，崔光远命花惊定平之，纵兵剽掠士女，至断腕取金，监军按其罪。冬十月恚死。其月，廷命严武。此武代光远之证。宝应元年，杜有《严中丞见过》诗曰：“川合东西瞻使节。”系曰：自东川除西川，敕令两川都节制。此武再镇时合两川之证也。李奂虽重有节度，亦不能久于东川，何自奂后直至张献诚，无一人除东川者乎？故曰《旧书》武传是而他皆非也。若大历初复分两川，《旧书》云：在崔宁镇蜀之后。而《方镇表》以为元年。《会要》及卢求《成都记序》以为二年正月。按元年杜鸿渐表张献诚以山南西道兼领东川，至二年而始定。此又当以《旧书》《会要》为是也。《旧书》既失之不详，多所抵牾，而《通鉴》则尤为舂驳，武之初镇，《通鉴》既失载，而再镇则载于宝应元年六月，是年四月，召武入朝二圣山陵，为修道使。却云六月出镇，七月徐知道反，以守剑阁，武九月尚未出巴。故杜有何路出巴山之句。而云知道守要害拒武，武不得进。何背缪之甚也？胡三省泥于《通鉴》，乃云武只再镇剑南。《唐书》盖因杜诗，致有此误。则纰缪更不可言矣。谨书之以俟博闻者。
（寄李十二白二十韵）
乞归优诏许，遇我宿心亲。醉舞梁园夜，行歌泗水春。
鲁、黄鹤辈叙《杜诗年谱》，并云开元二十五年后客游齐、赵，从李白、高适过汴州，登吹台，而引《壮游》《昔游》《遣怀》三诗为证。余考之非也。以杜集考之，《赠李十二》诗云：“乞归优诏许，遇我宿心亲。醉舞梁园夜，行歌泗水春。”则李之遇杜，在天宝三年乞归之后，然后同为梁园、泗水之游也。东都《赠李》诗云：“李侯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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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仗离丹极，妖星照玉除。须为下殿走，不可好楼居。
屈汾阳驾，聊飞燕将书。依然七庙略，更与万方初。
此诗盖深惜玄宗西幸，不意有灵武之事，遂失大柄，而婉词以伤之也。“须为下殿走，不可好楼居。”言玄宗之西巡避难，出于不得已，而非有失国之罪，致其子之代立也。“（屈汾阳驾”，言西幸之为出，不应遂然丧其天下也。“聊飞燕将书”，言禄山使哥舒招诸将，而诸将不从，知禄山之无能为也。“依然七庙略，更与万方初”，言玄宗当归奉七庙，与万方更始。肃宗乃汲汲御丹凤楼下制册称上皇，玄宗自此绝临御之望矣。故次章有忽闻沾洒之痛焉。
汗马收宫阙，春城铲贼壕。赏应歌《大杜》，归及荐樱桃。
杂虏横戈数，功臣甲第高。万方频送喜，无乃圣躬劳？
玄宗以至德二载十二月至自蜀郡，公望其复登大位，奉事七庙。而肃宗不循子道，明年亲享太庙，玄宗退居兴庆宫久矣。故曰“归及荐樱桃”，盖伤之也。是时加封元从功臣，皆不出于上皇，故曰“赏应歌《大杜》”，亦微词也。“甲第”论功，“万方”送喜，此收京之盛事，岂知公独有一人向隅之感乎？杨盈川曰：“匈奴未灭，甲第何高？”此语于功臣亦有讽也。
（咏怀古迹）伯仲之间见伊吕，指麾若定失萧曹。
张辅《乐葛优劣论》：孔明包文武之德，文以宁内，武以折冲。殆将与伊、吕争俦，岂徒乐毅为伍哉！崔浩与毛循之论曰：“亮之相刘备，当九州鼎沸之会，英雄奋发之时，君臣相得，鱼水为喻，而不能与曹氏争天下，委弃荆州，退入巴、蜀，诱夺刘璋，伪连孙氏，守穷崎岖之地，僭号边夷之间，此策之下者，可与赵佗为偶，而以为萧、曹亚匹，不亦过乎？”谓寿贬亮，非为失实。此诗二语，括张、崔二氏之论而折衷之，所以伸辅之公言，而抑浩之党陈寿也。公诗每希风孔明，其托寄远矣。
（自平）
自平宫中吕太一，收珠南海千余日。近供生犀翡翠稀，复恐征戍干戈密。
蛮溪豪族小动摇，世封刺史非时朝。蓬莱殿前诸主将，才如伏波不得骄。
此诗言唐盛时处置蛮夷之法，而戒中官之生事也。太宗时，溪洞蛮夷来归顺者，皆授以刺史，不以时朝，比于内诸侯，姑务羁縻而已。“蛮夷豪族小动摇”，言其小小蠢动，朝廷置之不问也。“世封刺史非时朝”，不责以时朝岁贡之礼也。如此则蛮夷率俾，虽有伏波之将，不得生事于外夷也。“蓬莱殿前诸主将”，指中官掌禁军者而言。是时宦官吕太一大掠广州，以收珠阻乱。《诸将》诗云：“南海明珠久寂寥。”亦谓此也。
（狂夫）
万里桥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即沧浪。
《北山移文》李善注，引梁简文帝《草堂传》曰：汝南周，昔经在蜀，以蜀草堂寺林壑可怀，乃于钟山雷次宗学馆立寺，因名草堂，亦号山茨，所谓草堂之灵也。李德裕《益州五长史真记》曰：益州草堂寺列画前史一十四人。注引《成都记》云：在府西七里，去浣花亭三里，草堂寺自梁有之，故德裕记又云：精舍甚古，貌像将倾。甫卜居浣花里，近草堂寺，因名草堂。志云：寺枕浣花溪，接杜工部旧居草堂，俗呼为草堂寺。此大误也。本传云：于成都浣花里种竹植树，结庐枕江。《卜居》诗：“浣花流水水西头。”《狂夫》诗：“万里桥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即沧浪。”《堂成》云：“背郭堂成荫白茅。”《西郊》诗：“时出碧鸡坊，西郊向草堂。”《怀锦水居止》诗：“万里桥南宅，百花潭北庄。”然则草堂背成都郭，在西郊碧鸡坊外，万里桥南，百花潭北，浣花水西，历历可考。陆放翁云：“少陵有二草堂，一在万里桥西，一在浣花。”万里桥踪迹不可见，放翁在蜀久，无容有误。然少陵在成都，实无二草堂也。
（杜鹃）
西川有杜鹃，东川无杜鹃。涪万无杜鹃，云安有杜鹃。
《东坡外集》载《辨王谊伯论杜鹃》云：子美盖讥当时之刺史，有不禽鸟若也。严武在蜀，虽横敛刻薄，而实资中原，是“西川有杜鹃”。其不虔王命，擅军旅，绝贡赋以自固，如杜克逊在梓州，是“东川无杜鹃耳”。涪、万、云安刺史，微不可考。其尊君者为有，怀贰者为无，不在夫杜鹃真有无也。案杜克逊事，《新旧》两书俱无可考。严武在东川之后，节制东川者，李奂、张献诚也。其以梓州反者，段子璋也。梓州刺史见杜集者，有李梓州、杨梓州、章梓州，未闻有杜也。既曰讥当时刺史，不应以严武并列也。逆节之臣，前有段子璋，后有崔旰、杨子琳，不当舍之而刺涪、万之刺史微不可考者也。所谓杜克逊者，既不见史传，则亦子虚亡是之流，出后人伪撰耳，其文义舛错鄙倍，必非东坡之言。世所传《志林》诸书，多出妄庸人假托，如伪苏注之类，而无识者误编之集中也。黄鹤本载旧本题注云：上皇幸蜀还，肃宗用李辅国谋，迁之西内，上皇悒悒而崩。此诗感是而作。详味此诗，仍以旧注为是。
（秋日夔府咏怀一百韵）
身许双峰寺，门求七祖禅。
鲍钦止注引《传灯录》云：北宗神秀禅师，其门人普寂立其师为六祖，而自称七祖。李华《大德云禅师碑》：自菩提达摩降及大禅师，七叶相承，谓之七祖。心法传示，为最上乘。又《中岳越禅师记》：摩诃达摩七叶至大禅师。按《旧书》神秀弟子普寂，号大禅师，则所谓七祖者大也。而此诗之意不然。自南北分宗，荷泽会序宗派，从如来下西域震旦凡六祖。房作《六叶图序》，于是曹溪之禅法大行。北宗门人，遂立其师为六祖，以攘曹溪之统。大以中宗制统神秀法众，都城传教，二十余年。如卢奕者，咸附寂以排会，故有七祖之称，而识者或未之许也。公盖与房次律辈咸归心于南宗者，故曰“身许双峰寺”，门求七祖禅。身之所许者如此，心之所求者如此，其归心于曹溪可知矣。大鉴之门，付嘱最亲，称孔门之颜子者，无如荷泽。法嗣最广，称曹溪之冢子者，无如南岳，皆不称七祖。曹溪之后，南岳、青原，是分五家，斥荷泽为知解宗徒，亦不称七祖。独孤及《三祖碑》云：能公退老于曹溪，其嗣无闻。秀公传普寂，门徒万，升堂者六十三。盖大鉴之后，衣止不传，亦不立七祖，其师门之规矩如此，所以息斗诤于北宗，定师传于五叶也。故曰“门求七祖禅”，又曰余亦师粲、可。公之为法门眼目者微矣。
（赠左仆射郑国公严公武）
四登会府地，三掌华阳兵。
按：《旧书 严武传》：武初以御史中丞出为绵州刺史，迁东川节度使，再拜成都尹兼御史大夫，充剑南节度使，三迁黄门侍郎，拜成都尹，充剑南节度等使。杜诗所谓三掌华阳兵，主恩前后三持节者是也。惟史于武传不记其迁拜出镇之岁月，而两川之分合，《新》《旧》书志、表与诸书互异，莫能归一。余详考之，两川之分也，《旧书 地理志》云：至德二载十月，玄宗驾回西京，改蜀郡为都府，长史为尹，又分剑南西川、东川各置节度使。《新书 方镇表》亦同。而《唐会要》则云：上元元年二月，分为两川。《会要》误也。先是称剑南节度，至是更号西川节度兼成都尹。乾元二年，以裴冕为之令。两川分于上元，则裴冕何得先兼成都尹乎？武传载上皇诰合剑两川为一道。余谓合两川非上皇诰，而分两川乃上皇诰。盖西内之后，上皇之诰不行久矣。此史误也。《图经》云：至德二载，明皇幸蜀，始分剑南为东西二川，西川治益州，东川治梓州。此其证也。武以乾元元年六月贬州刺史，未久而节度东川。上元二年，段子璋反，东川节度使李奂败奔成都。武自东川入朝，当在奂前。然则武之初镇，盖在乾元、上元之间也。两川之合也，《旧书》志以为广德元年，《新书》表以为广德二年，《唐会要》则以广德二年正月八日。盖皆在武三镇之时。《旧书》武传云：上皇诰以剑两川合为一道，拜武成都尹兼御史大夫，充剑南节度使。则合两川在武再镇之日。余谓《旧书》武传是，而志表诸书皆非也。案《高传》：剑南自玄宗还京后，于绵、益二州各置一节度。因出西山《三城置戍论》之疏奏，不纳。后绵州副使段子璋反，崔光远不能戢军，以代光远为成都尹、剑南西川使。以传考之。论罢西川节度，乃在子璋未反之前。及子璋反，李奂败，而光远不能兼制东川，故朝廷用前论，合两川为一而罢东川也。光远之罢也，武实代之。武召入，以代。失西山三州，又以武代。实代武，而武又代，谓代光远者误也。赵《玉垒记》曰：上元二年，东剑段子璋反，李奂走成都，崔光远命花惊定平之，纵兵剽掠士女，至断腕取金，监军按其罪。冬十月恚死。其月，廷命严武。此武代光远之证。宝应元年，杜有《严中丞见过》诗曰：“川合东西瞻使节。”系曰：自东川除西川，敕令两川都节制。此武再镇时合两川之证也。李奂虽重有节度，亦不能久于东川，何自奂后直至张献诚，无一人除东川者乎？故曰《旧书》武传是而他皆非也。若大历初复分两川，《旧书》云：在崔宁镇蜀之后。而《方镇表》以为元年。《会要》及卢求《成都记序》以为二年正月。按元年杜鸿渐表张献诚以山南西道兼领东川，至二年而始定。此又当以《旧书》《会要》为是也。《旧书》既失之不详，多所抵牾，而《通鉴》则尤为舂驳，武之初镇，《通鉴》既失载，而再镇则载于宝应元年六月，是年四月，召武入朝二圣山陵，为修道使。却云六月出镇，七月徐知道反，以守剑阁，武九月尚未出巴。故杜有何路出巴山之句。而云知道守要害拒武，武不得进。何背缪之甚也？胡三省泥于《通鉴》，乃云武只再镇剑南。《唐书》盖因杜诗，致有此误。则纰缪更不可言矣。谨书之以俟博闻者。
（寄李十二白二十韵）
乞归优诏许，遇我宿心亲。醉舞梁园夜，行歌泗水春。
鲁、黄鹤辈叙《杜诗年谱》，并云开元二十五年后客游齐、赵，从李白、高适过汴州，登吹台，而引《壮游》《昔游》《遣怀》三诗为证。余考之非也。以杜集考之，《赠李十二》诗云：“乞归优诏许，遇我宿心亲。醉舞梁园夜，行歌泗水春。”则李之遇杜，在天宝三年乞归之后，然后同为梁园、泗水之游也。东都《赠李》诗云：“李侯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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