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小说与写小说的经过

的比较觉得生疏的是《所圆寄所寄》，不过那时对于怪异的观念已明白了许多，不是一味好热闹与好奇的心理了。《夜雨秋灯录》还重看过几遍，其他的勉强看一遍便没有重看的兴致。这类书中，《阅微草堂笔记》与《右台仙馆笔记》看的最晚，兴味也愈为淡薄。教训的道理多，文艺的兴感少，何况我在那个时期已经看过了几部长篇，所以更不迷恋它们。

    在这三年中“闲书”虽看过一些，却是纯粹的文言笔记还未见过。只有一次在我家盛旧书的大木箱子中检得一本粉纸精印的《说铃》，初时以为有“说”字的自然是小说，及至看完，知道是另一回事。文字与其中的议论，颇引起我另一种趣味。记平凡的有趣的轶事，以及批评诗文的短文字，使我看“闲书”的眼光为之一新。以后除在家塾中读的书以外，渐渐学着看诗话，文评一类的东西，都是由这本《说铃》引起来的。

    这都是十四岁以前对于初看小说的经过，以后入学校到中学，忽而努力于《文选》，《唐诗》，古文，一天天忙于抄，阅，圈，点，早已不能尽工夫看小说了。可是林译的小说在这时也见了不少。那时对于旧诗抱着真纯的热心，曾在暑假中手抄过李义山的全诗集，温飞卿的选本。差不多这两位绮丽诗人的句子一见即可知道。那样的迷恋于旧诗文的过去，现在不必多说了。

    再谈一谈我学作小说的经过。

    因为小，母亲不愿我入学校，————那时我家的镇上已经有了私立的中学。————请先生在家教读。那位先生虽是个秀才，学问方面却也通达，他曾学过算学，能以演代数，懂得一些佛经，又在广东住过几年，看过那时的新书不少。所以我十二岁在家塾中却有一半的工夫用在商务印书馆出的中学用本的《新体地理》，《历史教科书》，与三大厚本的《笔算数学》上（这部书是烟台教会中印行的，流行的很广。）先生又教着每天圈《纲鉴》，读古文，这些事似与儿童那末的不对劲，不过先生能够讲解的清晰，我倒还不很感困难。讲到作文，对对字，五言小诗，我也经过这个阶段，可是只不过学了一年便开始作文。那个时代，即在学校中也是一例出些讲大道理，或者空空泛泛了的题目。————记得我考县里高小的文题是《足食足兵二者孰重论》，考中学时也是这类的文题，却记不清了。————在塾中先生自然是出这一类的题目，不是评论人物，就是顺解经义，那不过是使小孩子多查书，硬记文言的成语，想象与情感可以说是搀不进一丝毫去的。所以我虽是还能诌几句，却得不到自由发抒的兴致，只好从别方面去求作文字的自由。多少读过几首唐诗，略略懂得平仄，可是乱凑的诗句自然弄不好，也没有什么诗感。想涂抹点故事，既苦于没有材料，文字又用不妥，很想有些人对我说些《聊斋》，《子不语》类的怪事。我可以记下来；实在还不能凑合几句文言，这真是一种空想。后来得看到《小说月报》的第一卷，《小说月报》与旧日出版的《月月小说》，引起我用白话作那样小说的高兴。十五岁，正是二次革命的那一年，那一个暑假我由济南回到家里，忽然用章回体写了一本长篇小说。给它一个可笑的名字，叫《剑花痕》，约有二十回，大略是写些男女革命，志士一类的玩艺。因为那时我在省城读书，社会上的事实，人情，略有见闻，便引动浅薄的创作欲，写了这一本，可是直到现在压在旧书箱中没再翻过。在中学时每月看《小说月报》，————那时是王莼农君编辑，————便想着写点短篇寄出去，于是在窄小的寄宿舍的窗下，自修后便写小说。初时觉得怕投不上稿，便将第一次的那篇《遗发》投到《妇女杂志》去。（王莼农也兼编《妇女杂志》），想不到却得到他的复信，说把这篇小说刊印在某期之中，并且还寄了十几圆的书券来，当然我异常高兴！马上把书券去买了一部新出版的影印的《宋诗钞》。后来陆续投了两篇去，都登出来。在改革的前一卷的《小说月报》里，也投登过一篇。这都是我初写小说投稿的经过。（说到这里还记起中华书局初出《中华小说界》时，似乎周启明先生常作点文字。我那时当然不知周先生是何许人。某一号里有一篇小说，是用文言作的，题目大约是《江村夜话》，作者署名是启明二字。文字的隽永，与描写的技巧，在那时实是不多见的小说。我常常记起这篇文字与作者，直至在北京认识启明先生之后，方知道就是他的创作。）

    以后便是《新青年》的时代了。《新青年》初名《青年》，我在济南时读过第一二册，觉得议论，思想，都是那时暮气沉沉中的一颗明星。因为后头有通信一栏，我还同它的主编人通过一回信，从这时起，我自己的思路似乎明白了许多。不久，到北京读书，便把旧日的玩艺丢掉了。学着读新书，作新文字，把从前认为有至高价值的旧文艺，与旧书堆中的思想都看得很轻。那时与郑振铎，耿济之，瞿菊农，宋介诸位常在一处开会，讨论这个那个，其实对于“新”的东西，都没有完全了解。

    我用新体文字写第一篇的小说，是听见徐彦之君告诉我的一段故事。他嘱写成小说，登在《曙光》的创刊号中。内容是一个为自由恋爱不遂做了牺牲的悲惨故事，这样的题材很适合那时的阅者。可惜自己不会用相当的艺术写，现在看来那真是极幼稚的习作。在《新青年》中见到鲁迅先生的《孔乙己》《狂人日记》，觉得很新奇，自己是无论如何写不出那样的文字来。即说到鉴赏，恐怕《狂人日记》初登出时，若干青年还不容易都十分了解。在这时，叶绍钧，杨振声诸君也在《新潮》上写短篇创作。以后我对于这样做法十分热心，胡乱写了一些短篇，第二年在北京西城某公寓中写成《一叶》。

    这些关于个人的幼年读小说，与后来学着写小说的经过，本没有对人述说的价值。在自己，自然是生活的一片段，究竟是无足说的，不过记出来可以与年龄，时代，差不多的朋友相对证而已。

    在这暴风雨的前夕，一个人的生活，无论如何，终要湮没在伟大的洪流之中，哪有述说的必要。何况无论谁的生活都是在环境与其所属的阶级中挤迸出来的，不奇异，也不是特殊。以后我想回忆录之类的文字大约应少了吧？对于这个“作家生活”的题目，惭愧没有多说：只写了一些个人经历的片段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