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黑衣僧

去的地方，他坐在椅上看书，有人去或是人渐渐地多了，他准得离开。一路上他没曾脱过那件圆领的单青袍，没穿过短衣，可也没戴过一回帽子。每逢有月亮的晚上，银光涌漾，众星在空中分外明丽，那正是旅客们各自寻乐或眺望的良时，匈牙利人往往约着德国的小老头在上层甲板的船舷边，或是在船头的绳索中间低声密谈，而意大利神父向来少加入，也许是由于言语隔阂的关系？

    不过我最不赞同的是这位匈牙利人的孤僻，甚至是隐秘似的态度。高傲，不愿与人说话，都是个人的自由，但是这位教土先生有时候确令人不很满意。一天午后，在往吸烟室的楼梯上口遇到他，他忽然很殷勤地招呼我往上层甲板去。问我一种算学上算账用的英文简写，我说，“真对不起！我也不知道如何写法。船上有英国人，也有经营商业的别国人，你可去问他们。”

    他不肯去，反而请我代他去找人问，我想这真是怪事，也许他与那几个人一句话未曾交谈？我以为这并不是难事，也不是可耻的请问，我与一位波兰商人认识，他许知道？其结果我竟然替他问了，完全告诉他，他方照例地满口称谢，但是以后见面又不多说话了。求人时的态度与平日的冷淡不是很好的对比？他与意大利人的大方不同，意大利人即使坐在稠人之中一样读《圣经》，吸雪茄烟，仰首看天，行所无事。而这匈牙利的教士却居心要躲开人群，居心不看指甲上染着蔻丹的女子们，居心逃避留声机的歌曲，这又何苦呢。

    一副圆大的黑眼镜常常架在鼻梁上面，也许他患着深度的近视。恕我说句对不起的话，每看到他的黑眼镜与黑僧衣，使我奇异地联想到曾经看过的一张什么《科学怪人》影片中的僵尸复活。——但，这不是恶意的联想。

    使我在他们三位中最感到深沉的还是德国的小老头。他静默，却没一点高傲，也不孤僻，更不是居心要保持着什么态度去隐蔽自己与对付别人。如果说是对于宗教的“道”。有点相当修养与认识的话，这老人是很够格的。他勤于用功，每天学深一点的英文。他愿意多知道事理与学问，每逢教完一小时的德语之后，便问我中国的情形，孔子的思想，以及宗教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与效果。他也把在高丽小县城中的经历告我。他脸上老是那么平和与稳静，不躁，不傲，也没有一点虚伪做作的表示。

    对于一切，他没有什么思虑也没有奢望。人生的精炼与幽暗地教会生活的陶冶，把他由少年引到老年，也把他变成一个典型的天主教徒。自然是“火候纯青”了，如唱旧戏的角色，熟练得日久了不需装扮，忸怩，也没有自己是戏剧中的一个角色的想法。宗教中人能到此地步已非易易了。记得圣陶兄所作的《法味》文中似乎与我有同一的见解。的确，一个人能以“干什么像什么，”这是一种起码的人生态度。世间的混乱多半由此起始，连“干什么像什么”都不能，那便是人人以假面具互相欺骗，互相播弄，于是世间遂没有认真的与可以认真的事情。

    亥买耳先生用他的平静的眼光看这个世界，他没有愤激的表示，也没有虚浮的感慨。他更不觉得他在人群中有什么特殊使命。至于烦闷，不满，或对于将来怀抱着了不得的希望的事，我与他相处二十余日，我敢保证他是毫不在乎的。

    每教我读德文，哪怕是两个字母的拼音，稍有不确，他必须命我再三地重读。无论如何热的天气，照例午茶后他准在舱中等我。有一天他向我要了几十页的白纸，说是自己带的用尽了，我问他：“是写日记么？”

    “不是，写点在高丽布教的详情，预备回去作报告。”

    我送过他一包由上海冠生园买的早茶饼干，两枝由哥崙布买的雪茄烟，他十分欢喜！实在，他或者不觉得，我确以为他在这船上过于寂寞了，除却在神父们的三人小团体中几乎没有人同他谈话。他对于往欧洲去的旅途，与到意大利后怎样往他的本国去，也一样是异常地生疏，有时与我讨论及此。

    只有一本是匈牙利人的英法德意四国文合璧的小书，作为我习德文的课本。然而每天一早匈牙利人还得用它教这位小老头。于是我每天得抄录一遍。在船上确乎不是好好用功的所在，但先生教授的热心使我不能不提起精神习读。他有时讲到英德文的异同，颇感兴味，他认为英文拼音最为困难，虽然他看英文报纸并不费事，却不因此减少了他的学习的热心。

    “我在高丽很安适，那地方的一切我都熟悉。高丽话自然能讲了，你记得——二十一年！那时我不过三十多岁呢。世间哪里不是有好人的地方，我曾没觉出这里啊那里啊有何分别。我只是走过香港，没工夫到中国看看……”

    “很希望你由德国再回东方时到中国走走。”我说。

    “我也盼望，但不是容易的事。一定得再回高丽，用不到一个年头。我有在教会中的职务，限于时间，地方，到中国虽然很近，却不容易！”

    我曾诚恳地大致说过教会在中国的情形，与一般人对于天主教的态度。他听了却也相信。他明白传布宗教的人不全是如理想中可靠的信徒，他更明白教会的职业化的弊病。因为相谈的时间久了，他渐渐明瞭中国何以是非宗教国家的由来。对于佛教他似乎知道的不多，很高兴地找我解释给他听。可惜我也是门外汉，只能将粗枝大叶的我的佛教观告诉他，他觉得很有兴趣。对于德国的文学他赞同哥德的伟大作品——《浮士德》。至于谈及叔本华，或尼采的哲学，他有点茫然了。这两个哲学家的名字对他比较生疏，这并不奇怪，因为他不是研究思想的人，也无暇去读他们的著作。

    三个人住的房间中在洗脸台的木架上有两枝细长的白烛，不知从哪里来的？大约在每日定时的祈祷准得燃着。本来最初耶稣所创的宗教并没有什么神怪之论与繁琐的迷信仪式。他不过是一个极穷的木工之子，富于人道的理想，藉其充实的人格往来各地宣布教义，少有神秘的色彩。及至他在十字架上殉难以后，他的门徒们却把他神化了。于是种种异说，种种奇迹，毫无根据地宣传出来。于是神庙，祭坛，祈禳，因果，关于近乎原始宗教的仪式都扮演起来。什么“耶稣不死，耶稣复活”，以流血为禳解，以舍身为殉教，种种提倡都有了。而最重要者则为祭坛。有此而琐琐的礼节，仪式，职分，都随之俱生。燃白烛以祈求光明，以烛光为火之表示，直到现在，凡是天主教堂行祷礼时无不燃此熊熊烛光。这是所谓僧侣，所谓神父们必须遵守的礼典。与佛教徒对于佛陀以香花献礼是相似的宗教仪式。

    以为在二十世纪，两万吨通行欧亚的大邮船上居然有燃两枝白烛作祈祷时的点缀品便觉得奇异么？其实在欧洲各大城市里，虽然看街面上与人家的设备全然是科学的功能，飞机在空中载客，无线电台传播着迅速的消息，大工厂中有种种征服物质缩短时间的机械，办公室中利用着隔了海洋便能谈心的话机，然而那些大礼拜堂中却仍然有披着法衣高声诵经的僧侣，与诚恳的听众。而若干枝白烛在森严阴沉的祭坛上照出幽幽的亮光。人间自原始以来便是充满了矛盾的现象，到所谓科学昌明的现代仍复如此，不过是只有程度上的差别而已。

    我每每见到这位德国的小老头，无论是在餐厅或吸烟室中与甲板上面，便想到他在数十年中把他的精神耗费于拉丁文的修习，《圣经》的记读，解释与讲说上，而与他常常为伴的却只是几枝白烛的明光！人生，自然因为各个人的环境与命运——就说是命运吧——的造就，逼迫，走到各自认为没法逃避的某种生活的方式之中，一天一天地打熬着，便由习惯而成自然，由服从而认为是必要的规律。拘束于自己的狭小的笼中，自找慰安，自说真理，这正是人类的苦痛吧？然而这种种不同的苦痛的束缚有多少人能很容易解脱开？

    然而，无论如何，这位纯实笃敬的德国神父，我每逢同他说话，总不期然而然地对他有点佩服！无关于宗教，更无关于什么理想，至少他是实在“干什么像什么”的人。行所无事地信实态度，与平静欢喜的人生观。他自有他自己的理解；虽然这理解不是一把锋利无比的宝刀，可以任凭你在何处用，用在什么东西什么时间上不会缺折。我与宗教的信仰隔离得太远，与一般讲神的信士们尤少关系，然而在这同等舱的旅客中间，他却是很引起我的兴味的一个。

    一样是职业的宗教者，那意大利教士，我对他很泛泛。至于孤僻的匈牙利人则使我有情愿“远之”的感想。

    一个热心的传道者，一个宗教的隐士，他难以了然于现代复杂的生活与毒狠的人心，因为他把他的一生沉没于教义之中，努力自制，行其所信，反而将当前的世界看得过于简单了。

    然而他有一颗简单而忠实的心，这是我能够保证的。

    同一的职业，却没有同一的性格与心情，同一的信仰也会有种种差别。

    这不是人间的多面相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