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黑衣僧

    同等舱的旅客中最使我注意的有三位黑衣僧。从上海启行时，那位高个大胖子意大利籍的教士我已经同他谈过一回，到香港时又上来二位，一高，一矮，而且一位是七十多岁的德国老头，一位是不到四十岁的匈牙利的壮男子。

    他们的服装，举动在同等舱中自成一派。他们不好与别的客人联合，而那些商人，学士，专员身份的旅客也同这三位合不在一起。每天清晨与晚饭后船面上散步，谈话时，他们常聚在一处，而从香港上来的两位尤为接近。

    因为那位意大利教士在河北住过八年，中国话说得不错，一时引起了我的好奇心。由他便认识了那位德国的小老头。于是在不是属于教派的旅客中我同他们扯谈的时候不少。这位德国小老头的名字叫做亥买耳（T.

    C.

    Hiemer）在高丽传教二十一年，这是他头一次返回他的故国。他对于欧洲情形生疏得很，欧洲大战的惨酷与战后的种种变动一切都与他无关。在高丽的一个小县城中他过着如同隐士般的生活，除卻照例劝教，宣传福音，祈祷天主之外，他倒是毫无挂碍。在这三位黑衣僧中间他是最有意思，而且性情最好的一位。身个很矮，比我还低半头，头颅与眼鼻都小，长细的下胡愈显出满脸的神秘气。一只烟斗不离嘴边。

    没有事便在船面上看海，轻易不向藤椅上平直地躺下。一举一动都带着庄严的表示。二十多年的神秘生活把他的精神全凝固于另一个世界之中。许多传教士从欧洲远来东方，自然有大多数的人是为了生活，可是教育与环境也能把一小部分的教士变成了“殉教者”。人间的幸福，他们屏弃了妻子、财物的慕恋，打开了荣华、名利的关隘，以“天主”为依归，以白热的心情作教义的传布。虽然我们对于宗教只管有种种不同的见解，对于这迷信神权不重人治的思想不能赞同，然而一个人具有那样的精神却也不能不令人想到“神道设教”的用意。

    我与这位德国小老头格外相熟还另有一种关系，因在船上很有闲工夫，我商得他的同意，每天午后请他教我德文。一点钟的学习，是在午茶之后，我到他住的房舱中去，难得那么热的天气他却不烦不厌地教我。他的英语能以达意，但他每天早上还从那位匈牙利的教士学英文。匈牙利教士在香港一个教会中学教英文，话说得很流利，德语也讲得好。加上意大利人，他们住在一个房间里，这是船上的特别办法，知道这些神父们另有他们的习惯与诸种仪式，所以不与别人同房。

    每天亥买耳除却教课之外总与我谈上一小时。天空，海阔，什么事都说，因此我也得到许多自己不知道的事。本来船上的生活容易感到烦闷，他们不看纸牌，不弄种种玩意，不游泳，不跳舞，不是更为干枯么？然而读书以外他们却有他们的忙碌：一天至少有两次在屋子中作祈祷，每逢礼拜几还合起各等舱的教士们作大弥撒，余外的时间是散步，吸烟，谈天，看报。

    一般船客，似有一样心理都不大高兴同他们交谈。本来无足奇异，西洋人中——除却几个印度、锡兰的商人、学生之外——有几位是各国殖民地的小官吏，还有三四个奇装异服的女子——有时披着肥大的印花绸大衣，有时上身只穿胸衣，下边是肥管的花绸大裤。这些人神气自然不同，教士们也看不上眼。有了孩子的父母更与他们合不在一处。中国人另是一派，所以这三位黑衣僧很显然地自成一个小团体。因为意大利神父英德话都不大懂，从香港来的二位又不会中国话，虽然拉丁文可以通达他们的意思，终不十分便利。往往德国的小老头与高个的匈牙利人倚着船舷低声谈话，意大利的一位便来回在甲板上走步。

    据我的观察，他们老是过着那么单调的生活，日子久了把他们的精神也完全另纳于一种人生的范畴之中。所以凡是多年的教士无论他们是真纯的信仰者或是虚伪的教徒，如果过那样的生活久了，总有他们的心理变态。其言谈，行动与一般人迥乎不同。有人说，中国的尼姑，外国的姑奶奶们，（在天主教之Sisters，中国教徒以此俗名称之。）都有她们的特性，女子如此，男子也不能例外。我们读中世纪关于教会中僧侣的故事可找到许多证据。一个人尽着在一种迷信、神秘的岁月里混去，把原来的一切人生应有的欲望被某种强力抑压下去；硬把他的灵魂嵌于某种的定型之中，自易造成特殊的性格。冷静与热烈，残酷与和善，皆能随了他自己的个性发展出来。这与老处女或终身的单身汉事同一例，加以宗教力的逼迫与诱发，便变成另一样的人生了。

    不止是关于性一方的强制，其他事亦可由此类推。宗教中不乏令人惊异的牺牲行动与反常的事件，自然，由于感情的激动也许可以撇开平常的是非，而使一个人有不自主的大力去敢作敢为，根本上须有坚固的信仰力。世界上重大的事件，能够聚合着不可抵御的力量，作出平凡人在素常日子里不能干的事情，其间不可少的便是“信力”。没有这点东西是不会有成的。只是坚持地信仰，它能改变一个人的精神与提起另一样的企图，另一样的热情，向另一个世界投入，因之便把一个平常的人生观念也完全变更了。信力不止限于宗教，然而宗教在人类过去的历史中具有伟大与难解的魔力者亦在此点。

    我遇到的这三位神父从他们的个性看来，给我一个很好的推证。人终不是什么不可理解的东西，某种意识总能支配他的生活，社会中的阶层——广义的说法——不是一时容易消灭的，真的譬如染丝“染苍则苍，染黄则黄”，因有所染方能成“采”；因所受的不同遂区分出无穷的人间味。这是现在无可奈何的分别。除非是将一切的不平都消灭了去，或者是到一切毫无差别的世界。

    意籍神父的高傲，匈牙利人的孤僻，与德国小老头的和气，笃实，这是实在足表现出他们的个性的。然而除却那特有的个性之外，他们受思想与环境的迫促，却也有他们的相同之点。

    我常想：宗教生活使人容易有极端的出入，说一句浅近话就是能救人亦能杀人，能使人十分冷静也能使人热情激发，因此一般常过着严肃规律的宗教生活的人，其性情，行为，必与普通人不一样。“槁木死灰”是一例；“恍惚有象”是一例；“救苦救难”又是一例；“在血中受洗”即认为与耶稣为一体，饮葡萄汁，吃面包即以为能入“圣道”；或是遁居沙漠中以祷告度日，或是用铁练自缚那样的苦修。然而在相反的一方，正是“一手持剑一手持经”的宣传；借口“三位一体”与崇拜“救世主”的标语争夺政权，滥行威暴；或为军国势力作先锋，造成自己人的特别社会层……许多事实不胜枚举，世间的一切事，利与害总是相对地存在。人性绝不像空想家想的那么简单，宗教在过去的历史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其关系所在不是几句话可说得清。因为遇到这三位黑衣僧，我便常常想到这些问题。

    说是黑衣僧，但自经过南洋时他们黑色的瘦袖宽摆的大衣也脱下了。意大利神父完全中装，白布的小衫裤，与白布大褂，白袜，青鞋，真是道地乡下人的打扮。他曾笑着对我说：“你看，你们穿西洋人的衣服，我是西洋人却穿中国衣服。”这是有趣的对照，我与他便只好“相视而笑”，说不出什么理由来。

    我因为一到欧洲便须先踏上意大利的国土，所以偶有与这位神父谈话的机会，便问问意大利的名胜，风景，他总是说：

    “体面得多啦！……体面！比中国好看的地方还体面！……”

    后来我游过威尼斯、罗马，艺术之城的佛劳伦司，我知道这位教士并不是徒自对外国人说谎话。建筑，雕刻的伟大与美丽，够得上“体面”二字的夸语。

    他住在中国北方多年，一切的民间情形他知道的很多。他也很了解中国新青年对于宗教的态度，所以他与同等舱里的中国往欧洲去的青年与中年人都不接近。关于宗教的话更是一句不谈。我偶而问起他在那边传教的情形，他只是约略答复。他完全明白与所谓新知识分子宣传教义是毫无希望的事。他的活动须到中国的乡村中去。他的生像完全是理想的教士型：绕腮胡，广颡，深目，冷淡的表情，沉默，一本《圣经》老是在他的肥大的右手之中。

    从语气里露出他这次回去不十分情愿，因为他的上一层教会管辖者调他回国。或将另派他到别地方去。他略有点踌蹰，他是高兴重回到易县，涞源各小地方，利用他的中国话使许多人皈依天主。除却这几句话之外，关于教会中的他事他不愿多谈。

    常常是在餐厅中，甲板上遇到，日子多了，我与这位颇见高傲的神父便不能再说什么。

    匈牙利人的模样确有一部分像蒙古人，黑黑的肤色，健壮的身体，棕黑色的眼珠，圆下颏，无论是他自己在散步与读书，时时有避人般的举动。虽是极为闷热的气候，上午或下午，在甲板下的稠人之中总找不到他。我有点好奇，便由上层到下层各处转，有时遇到他。大约他总找一个角落——人最少或者那一时没人去的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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