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阜间集

因搜求其文集读之，得光绪重刻《竹素斋集》十册，凡古文三卷，时文四卷，诗三卷，试帖一卷。文中关于少白的只有诗草画册跋各一首，亦殊平常，唯卷三有《酒诫》颇佳，列举五害，根据经训，谓宜禁戒，而后复有《书酒诫后》云：

    “古人以豆记善恶念，日省工夫密矣，而后人附以名利福泽之说，使人日望名利福泽，此正恶念所始，犹乡里妇人念佛，云一句阿弥陀佛，天上便贮下一金钱，其贪愚无知岂可理解。”中国士大夫自称业儒，其实一半已成了道士，拜文昌念《太上感应篇》的不必说了，上焉者也仍是讲功过信报应，有名如吾乡刘蕺山还不能免，可以知矣。潘君干脆的比之于贪愚的念佛老太婆，殊为痛快，在这一点上道学同行中人盖莫能及也。又卷下云：

    “凡其所事，核之此生皆一息无可旁委，自少至老一日失事则谓之不尽命，安有暇日以求其外。其有暇日以习异说者，皆未尽生理者也。百物受质，无久住之理，亦无长凝不运之气，故生死非有二义，使其果有一人生不复死，是即天地之乖气。”这两节都说得很有意思，前者揭穿那些戎马书生的丑态，深足为今人之鉴戒，我曾说过，中国要好须得文人不谈武，武人不谈文，这比岳鹏举的不爱钱不惜死恐怕更是要紧。后者不信神仙，似亦是儒者常事，孔子所云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都是实例，但在读书人兼做道士的后世这就很难说了，潘君还能说没有长生不老的事，此亦是不可及之一也。大抵潘少白本是山人者流，使其生在明末清初，其才情亦足以写《闲情偶寄》，若乾隆时亦可著《随园诗话》吧，不幸而生在道光时，非考据或义理无由自见，遂以道学做清客，然而才气亦不能尽掩，故有时透露出来，此在纯伪道学立场上未免是毛病，我们则以为其可取即在于此，有如阮芸台记妇人变猪，后足犹存弓样耳。此谑殊可悔，但操刀必割，住手为难，悔而仍存之，谑庵亦有先例，得罪道学家原所不计，南野翁亦解人当不计较也。

    二十五年十二月五日，于北平。

    附记

    “农民小贩工匠十日内费一日工，则一年即缺半月之用。”此亦明通之见，与闭了眼睛乱说者不同。文集中也有些好的意思，可以抄录一二，其单有文词之美者姑从略。《至彭水复友人书》劝阻文人之从军，是一篇很有意义的文字，其中有云：

    “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不过后来道学家早就没有这种话了，他们满嘴“仁义礼智”，却不知道人之不能不衣食，衣食足而后知荣辱，他们的知识与情感真是要在说何不食肉糜的晋惠帝之下了。宋人有名的教条之一云，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句话不能算错，但可惜他们不知道，须得平常肚皮饱，这才晓得失节事大，有时肯饿死，若是一直饿着，那就觉得还是有饭吃第一要紧了。向来提倡道学的人大抵全是宋人嫡系的道学家，明白事理如潘少白者可以说是绝少，曰不可及，盖非诬也。卷上有一条系答牛都谏论《实政录》者，关于用民力有云：

    “余既作《酒诫》而饮之不节如故也，窃自惧，已而叹曰，事无巨细，法立而不能守者有矣，若无法安所守。乃立之法曰，平居偶饮以杯为节，昼则五之，夜则十之，宴集倍之，及数即止，苟可止虽未及数止也。”证以“与之酒怡然不可厌”之语，可以想见其为人。卷二有《太上感应篇注序》，盖踵惠松崖柴省轩之后而补注者，书尚未得见，但既信“太上垂训”，即逃不出读书人兼做道士的陋俗，姚君于此对于少白山人不能无愧矣。

    二十六年四月三日再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