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坛之外

    近二十年来常站在文坛之外，这在我自己觉得是很有幸的事。其实当初也曾有过一个时期，曾以文人自居，妄想做什么文学运动，《域外小说集》的时代不必说了，民国十一年一月写《自己的园地》那篇文章，里面便明说，我们自己的园地是文艺。文学研究会成立，我也是发起人之一，那篇宣言是大家委托我起草的，曾登在《新青年》八卷五号上，所以我至今保留着。宣言共分二点，除联络感情与增进知识外，其第三项云：

    “三，是建立著作工会的基础。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代，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治文学的人也当以这事为他终身的事业，正同劳农一样。所以我们发起本会，希望不但成为普通的一个文学会，还是著作同业的联合的基本，谋文学工作的发达与坚固。这虽然是将来的事，但也正是我们的一个重要的希望。”这个工会的主张在当时发起人虽然都赞成，却是终于不能实行，所以文学研究会前后活动了十年，也只是像平常一个文学团体那么活动，未能另外有什么成就。这大约也是无怪的，一个团体成立，差不多就是安上一根门槛，有主义的固然分出了派别，不然也总有彼我之别，再求联合不大容易。我在文学研究会里什么事都没有做，只是把翻译的短篇小说从前登在《新青年》的分出来送到《小说月报》去，始终没有能够创作或有什么主张，在该会存在时我仍是会员，但是自己是文人的自信却早已消灭，这就是说文学店已经关门了。我曾说以看书代吸纸烟，写文章或者可以说以代喝酒吧，我用了这个态度继续写文章，完全以白丁自居，至少也是票友，异于身列乐籍，当可免于被人当作戏子了吧。可是说也奇怪，世间一切职业都可以歇业，譬如车夫不再拉车，堂倌出了饭馆，身分随即变更，别无什么问题，唯有文人似乎是例外，即使自己早经废业，社会上却不承认，不肯把他放免。有友人戏笑说，文人做过文章，便是已经有案，不能再撤消的了。这样说来，文人与小偷一样，固然已够苦恼了，其实前科一犯虽名列黑表，只要安分下去也可无事，歇业不得的文人其情形倒是像吾乡的堕贫，日本旧有秽多亦是同类，解放之后仍旧是新平民，欲求为凡人而不可得，可谓不幸矣。鄙人颇想建议，请内政部批准此项文人歇业呈报，准予放免，虽未能算作仁政，但于人民有利，也总可以说是惠政之一吧。

    这样说来，那么我是主张极端的忍耐的了，这也不尽然。在《遇狼的故事》那篇文章中我曾说过：

    我自前清甲辰执笔学写文章，于今已满四十年，所用名号亦已屡经变换。在民国以前大抵多署独应，仲密，民六以后，在《新青年》等杂志报章上写关于文学的文章，则署真姓名，《语丝》《骆驼草》上用岂明及变化写法，近改号知堂，药堂，亦已有十许年之久矣。现在又想改换，逐渐变化，以至隐姓埋名，而文章要写还是写，希望读者为文而读，不因作者而有赞否的分别。其次，既愿立在文坛之外，名无一定，也可以免于被视为友或敌，多生麻烦。贩卖百物，都标榜字号，自明信实，唯有米店煤栈，不必如此，而人自信之，若水与火，昔无卖处，所需尤切。写文章者岂敢如此自期许，却亦不可无此做起讲之意耳。书架上有一册书，卷内称“秋影园诗”，而首叶题曰“无名氏诗”，似是康熙中刻本，序文亦题作“无名氏诗自序”，其中有云：

    我在文坛之外蹲着，写我自己的文章，认为与世无争，可以相安无事，可是实际上未必能够如此，这又使我很觉得为难了。据自己的经验和观察，我有一种意见想起来与时代很有点不相容，这便是我的二不主义，即是一不想做喽啰，二不想做头目。虽然我自己标榜是儒家，实在这种态度乃是道家的，不过不能澈底的退让，仍是不能免于发生冲突。因为文坛上很是奇怪，他有时不肯让你不怎么样，譬如不许可不做喽啰，这还是可以了解的，但是还有时候并不许可不做头目。假如澈底的退让，一个人完全离开了文化界，纯粹的经商或做官，那么这自然也就罢了，但是不容易这样办，结果便要招来种种的攻击。遇见过这种事情的人大约不很少，我也就是其一。平常应付的办法大概只是这两种，强者予以抵抗，弱者出于辩解。可是在我既不能强也不能弱，只好用第三种法子，即是不理会，这与二不主义都是道家的作风，在应付上不能说没有效用，但于自己不利也还是一样，因为更增加人家的不喜欢。这也是无可如何的事。对于别人的攻击予以抵抗，也即是反攻，那是很要用力气的，而且计算起来还是利少害多，所以我不想这样做。第一，人家攻击过来，你如慌忙应接，便显得攻击发生了效力，他们看了觉得高兴。其次，反攻时说许多话，未必句句有力，却都是对方的材料，可以断章取义或强辞夺理的拿去应用，反而近于赉盗粮了。只有不理会才可以没有这两种弊病，而且如不给与新资料，攻击也不容易继续，假如老是那一套话，这便会显露出弱点来，如非论据薄弱便是动机不纯，不足以惑人听闻了。这些抵抗的方法，无论是积极的反攻或是消极的沉默，只要继续下去，都可以应付攻击，使之停止，可是这停止往往不是真的停止而是一种转换，剿如不成则改用抚，拘如不行则改用请。单只是不肯做喽啰的人这样也就没有话了，被人请去做个小头目也还没啥，这一场争斗成了和棋，可以就此了结，假如头目也不愿意做，那么不能这样就算，招抚不成之后又继以攻剿，周而复始，大有四日两头发疟子之概矣。辩解呢怎么样，这也没有什么用处。我曾经说过，有些小事情被人误解，解说一下似乎可以明白，但是事情或者排解得了，辩解总难说得好看。大凡要说明我的不错，势必同时须得说别人的错，不然也总要举出些隐密的事来做材料和证佐，这却是不容易说得好，或是不大想说的，那么即使辩解得有效，但是说了这些寒伧话，也就够好笑，岂不是所得不偿所失么。有人觉得被误解以至被损害侮辱都还不在乎，只不愿说话得宥恕而不免于俗恶，这样情形也往往有之，即如我也就是这样想的。至于本非误解而要这样说了做攻击的资料，那是成心如此做，说明更没有用，或者愈说愈糟也未可知。相传倪云林为张士信所窘辱，绝口不言，或问之，答曰，一说便俗。这是最为明达的办法。遇见上述的攻击而应以辩解，实只是降服的初步，而且弄得更不好看，有如老百姓碰见瘟官，于打板子之先白叫上许多青天大老爷，难免为皂隶们所窃笑也。

    以上很啰苏的说明了我写文章的态度，第一，完全不算是文学家，第二，写文章是有所为的。这样，便与当初写《自己的园地》时的意见很有不同了，因为那时说我们自己的园地是文艺，又说，弄文艺如种蔷薇地丁，花固然美，亦未尝于人无益。现在的希望却是在有益于人，而花未尝不美。这恐怕是文人习气之留遗亦未可知，不过只顾实益而离美渐远，结果也将使人厌倦，与无聊的道学书相去不过五十步，无论什么苦心都等于白费了。我的理想是颜之推的《家训》，但是这怎能企及，明知是妄念，也是取法乎上的意思，所谓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而已。这部《颜氏家训》所表示出来的，理性通达，感情温厚，气象冲和，文词渊雅，可以说是这类著作之极致，后世惜少有知者，唯赵瞰江以老年独为之注，其见识不可及，亦为鄙人所心折者也。

    上边说的都是过去的一点麻烦事情，现在事过情迁，也不过只当作故事谈谈罢了。要省事最好是少说话，本是正当办法，但是在我恐怕有点不大容易实行，所以这难免只是理想的话，所可能的是虽说话而守住文坛之外的立场，弊害自然也就可以减除不少。为什么少说话不容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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