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革命之哲学的基础

认国家万能的。他的学说到了俄国，无异于一种辩护专制的文章；所以Bakunin依据了Hegel哲学，觉得尼古拉一世的政治，还有理由。便是德国人所创的最激烈的主义，内中也终脱不了崇拜强力的气味；我们顺便说及，也是一件极有趣味的事。Bakunin本系“北派”，就是十二月党的一派；但那时他还不十分热心这事，不很与闻，所以事发之后，他独逃脱了多数同党的“悲壮光荣的运命”。可是俄国人人心中所有的爱自由的心，终于醒了。他弃去了Hegel的正宗学说，加入新哲学派；这派名叫“Hegel左党”，对于祖师的专制政治与宗教的理想主义，都很反对。

    他在《历史论集》（Lettres Historiques）中说道，——

    亚力山大二世解放农奴的宣言，狠使Herzen喜悦，对于俄国将来大有希望，当时有名的经济学家批评家Tchernyshevski，也抱同一的乐观。Tchernyshevski的哲学的意见，是以Feuerbach的唯物论为本；他的对于将来社会的思想，则出于St．Simon与Fourier的学说。他也与Herzen相同，狠说乡镇土地公有制的重要。他说，在俄国这种制度人人都已晓得，容易实行社会主义；若在欧洲则土地私有制便狠足为梗。所以俄国可以立时行用共产制度，即不然，也狠可缩短私有制的期限。他的意见以为民众应有统辖政府的权；只因现在教育不足，所以改革只能从上而下。但要行这种改革，从下发生的一种运动，或阴谋反抗，也是必要。各国民都有自决的权，所以不但波兰应该独立，便是Ukraine也应听其自主。Tchernyshevski的有名的小说《怎么好》（Tshto djelatj＝What is to be done？）在俄国革命思想上，也有实际的影响。这书是在狱中时为《现代杂志》而作，经检查官许可出版。因此可以想见书中并无明白确定的政治理论；但关于哲学，宗教，家庭生活，私有财产诸问题，隐隐地含着许多破坏的议论。当初官僚以为这是一种平常小说；但俄国读者能从夹行里寻出意义，于是检查官发了慌，将这书又禁止没收了。

    专制政治能够钳制言论，但终不能禁止思想。俄国有知识的人，虽然嘴里不能高声说出，手里不能明写，但心里仍是想着。他们缓缓的，却又极坚定的积聚思想，又传播出去。有许多人，转入绝望，有如Lermontov所表示的；但也有许多人积极进行，借了批评或讽刺——这一种文学，在迫压的政治底下最容易养成发达，——的形式发表他们的思想。他们不能批评政府的事，又不能直说出自由思想来，所以他们便做小说及喜剧：Gogol的《按察使》（Revizor）《死灵魂》（Myortvye Dushi＝Dead Souls），Gribojedov的《聪明的不幸》（Groe ot Uma＝Misfortune Out of Cleverness）诸书，对于官僚政治，都加以批评嘲笑。言论虽然受了钳制，但他们也想出方法，能在夹行里寄寓一种意义。俄国人因此养成了一种技术，为西欧人所不晓得的，就是翻弄那出版检查官的手段。

    上边的一篇对于造成俄国革命的哲学思想的观察，非常简短，但我们看了，约略可以懂得现在新俄罗斯必须经过的困难情形了。我们要理会这事，单从表面考察，是无用的，所以必须去求更深的理由。说俄国革命党都是平和主义者，现在这已变成一个恶名，好像从前欧洲平和时候的称暴徒了，原是不对的；因为他们勇于攻击敌人，未尝退避，又为了主义，毫不恐惧的向牢狱，流放，苦工，死刑走去；总而言之，毕生是一个战士。“卖国者”也是一个不适用的丑恶名词译者案此当系指俄德讲和时世间对于俄人的恶骂，又没有正当的与心理上的证明。俄国革命党里有无卖国者，都不可知；须待将来由历史判断。现在的困难情形的原因，其实更为复杂。简约说，便是如此。——制造革命的人，无论他是那一党，抱什么主义，对于破坏的工程，却都同心一致，至于手段方法的不同，也不关紧要。到了破坏已经成功，帝国推倒了，革命的势力里面的各分子，便又各自分散了，现在要在旧废基上，建造新房屋，那些建筑家的意见，各自纷歧，不能相合了。我们现在所见的扰乱，正是感情思想的冲突纠纷。人类虽然不至如Babel塔下的人，各说各的言语，但各人都有各自的思想，却是确实的了。他们又时常将伦理学上的“应该”，当作日常的“实是”，将梦想当作事实。俄国人是生就的理论家，专讲抽象的理想，又竭力的执着他们自己的理论。各种意见如立宪制，开明的中产阶级，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民族主义，帝国主义，人道主义，国际主义，及此外各种主义，都夹在一起，各有主张。有些俄国人单要求政治的解放，便满足了；那些人却梦想“解放政治”。这一部分的人只要将新偶像代出旧偶像，或旧建筑上加点修补，就满足了；那一部分却主张大扫除，要将所崇拜的偶像全数推倒，打扫出一片白地，预备从新建筑。这一部分的人以国民为重；那一部分又极尊重个人。第一派如Lavrov主张“国民的结合”；第二派如Bakunin则主张“人类的结合”，不分什么种族国家言语。在Bakunin同他的一派看来，个人是最重要的东西；社会只是精神理想的集合，他的共通的目的便是自由。人与人不相附属，各自平等；政府便没有什么事可做。俄国革命党人有许多只期望同英国一样的君主立宪，便已满足；有许多人却希望联邦的共和国，同瑞士或美国一样。还有许多人梦想正义的共和国，以Plato的理想国，St．Augustine的神国，Moore的乌托邦（Utopia），Harrington的大洋国（Oceania），Campanella的太阳国，Fénelon的Salente，与Rousseau所想像的社会，或古先知所说的天国为模范，可是他忘记了，连Rousseau自己也说，这样的国，只是神所居的；用现代的文句说明，便是超人的国土了。在这国里，没有人类降生，也没有活人生存；这国不过在空想的境中存在。梦想这空虚世界的人，只好为精灵立法，在云中建国罢了。

    一八八四年Plakhanov，Vera Sassoulitsh，Deutsh，Axelbrod四个激烈派，在瑞士发起了社会民主党。他们传道的新法，是从Marx与Engels直接得来的。他们在劳动界传播Marx学说，豫备经济的战争。从一八九一至一八九四年，在俄国中部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处，连续行了许多次的罢工。一八九五年在圣彼得堡Lenin与Martov为头，又起了大同盟罢工，有工人三十五万名，与闻这件事。

    一九〇七年社会民主党在伦敦开大会，因为党员意见不合，便生了分裂。这党分作两派，一是多数派（Bolsheviki），Lenin为头；一是少数派（Menshoviki），首领是Plekhanov，Martov，Dahn三人。多数派不愿与开明的中产阶级联络，说他们有君主的倾向。又攻击Plekhanov一派，说他们对付中产阶级及贵族士官过于宽大。少数派则主张说，俄国如不先将西欧通行的政治社会制度实现，革命便不能成；在这革命运动中，开明的中产阶级，也是很有用的分子，倘将这一部分国民的同情失去，逼得他们投入反动里去，那是很危险的。这两派都各有他的主张，依了俄国人的特性，各各走往极端，至今还没有解决。

    一九〇一年社会革命党重行改组，推Lavrov为首领。这里边最有势力的一个党员是《劳工之旗》的编辑者Viktor Tchernov。党员的多数都是高等职业的人，在官吏联合会，海陆军人联合会上，很有影响。党里又有许多农人；俄国农人多还守着古代共产制的村会（Mir），原有社会主义的倾向，所以党里很看重这一方面，就希望立刻将土地依社会主义分配。但社会民主党却不以为然，说这古代原始的共产制，须先行消灭，改成现代的资本的生产制，以便预备实行完全的社会改造；这件事业须由徐徐的进化，才能成就的。社会革命党的主张，除了土地改革之外，又包括激烈的手段在内。

    “那统不过是我们平常很蔑视的现实世界底暗淡的再现和怪异的夸张罢了。我们现在懂得了：神往那虚无飘渺的境界，我们在心志精神上，不但无所得而且有损，不但无所加强而且加弱。我们方才同小儿一样，同我们的梦想充塞太虚，聊以自娱的时候，一面放弃了现实的世界与我们的全存在，交给宗教上政治上经济上种种的假先知，暴君，武功家了。我们到现实的世界以外，去求理想的自由，却将自己陷入最悲惨最可羞的奴隶境遇中了。”

    “我们将到了这时期了，那时人类的理想，可以实现；个人本能的倾向，也可以使得与公众的幸福相调和。只有将人类组织成一个和合的大团体，用公益公理互相系住，这样才能造成个人的幸福。”

    “倘使我们失却了那历史的伟大的国，倘使法国从世界上消灭了，倘使更不幸而至于跌入泥中做毕士马克的奴隶，那时世界将大受损失，立时将现出一个大的空虚；这不但是一国的灾祸，实是世界的大不幸。”

    “人本来生就是一个野兽，一个奴隶。只有与同类相接触，生在群众中间，那时才成了人，得了自由，得到思想言语，及意志的能力。倘若孤立生存着，也决不能发达这些能力了。人类的所以能够发达到了现在的地位，都应感谢过去及现今的社会公众的合群的努力。”

    Tchernyshevski的社会主义的思想，和对于农民问题的解决办法，成了一八六〇年以后起的一切革命主张的根本。俄国有知识的人，看出政府的无能，和他不肯废弃旧制度的情形，所以决心到人民中间去，寻出在这急剧改革上所必要的力量来。一八六一年Majkov发布他对于青年的宣言书，指出推翻专制，解决土地问题的绝对的必要。一八六二年土地与自由会（Zemlja i Volja）成立。这会的目的，是在求政治的自由，改造联邦，均分土地这几件事。其时波兰革命已经发生，政府有了口实，可以大行反动的新政策。但在俄国此时，已没有什么迫害方法，能止住革命运动了。国内有知识的人，因为要避专制的毒害，多逃往外国，往瑞士的尤多；在那地方遇着西欧社会主义运动与文学的影响，受了一种新激刺，俄国革命运动愈加旺盛了。但他们还未得到一面旗帜，在这旗底下，大家可以聚集，——Pyotr Lavrov便是为他们竖起这样一面旗帜的人。

    Lavrov有名的《历史论集》在一八六八年付刊，在革命运动上，造成极大影响。这部书将从前有知识的人蒙蒙胧胧的感着的思想，总结起来；对于“怎么好”这问题下了一个极明白确实的解答。Lavrov说，有知识的人对劳动阶级应有一种义务，因为他们全仗劳动者而生存，他们自己并不生产什么物质的财富。所以他们若仍然很傲慢高贵的同民众远隔，那时他们非但自私，在社会的意义上，简直已是无价值；他们就是自己宣告了对社会的破产，对于社会的债务无力偿还了。他们对于供给物质安乐的民众的债务，只有一法可以报答，便是投身于平民中间，顺应了他们现时的需要，永久的权利，与所有的力量，去启发他们。有知识的人，不可迟疑犹豫，应该提倡民主主义，打倒那武功政治，建设起一个根据公理的新社会，新秩序。Lavrov说，现存的社会秩序，是极端的不道德。什么是“不道德”呢？对于这问题，Lavrov立下明决的答语：“凡阻碍个人的物质及精神的进步的发达者”，都是不道德。只有根据公理的社会，使人人为公众的幸福进步的发达起见，通力合作，纵使不能全灭人生的不幸，也竭力设法减少；这样的社会，才是合理的道德的。所以Lavrov是个人主义者，又同时是社会主义者。他的学说，可以与Benoit Malon所创的La Socialisme Integral相比。Lavrov同Malon一样，将Kant的“纯粹义务”说，与唯物论派的自利说，一齐打消。他完全承认Malon的主张：“利他主义是我们新道德的根本；这道德既非神学的，也非玄学的，只是社会的罢了。”总而言之，Lavrov所要求的，不在部分的改良，乃是社会的急剧的变革。实行这个变革，至必要时，激烈的手段，也可以采用。

    Lavrov是俄国哲学家中最有科学思想的人。他不像前代人物，看重神学或玄学上的思索，他以为哲学的目的，是在研究事实，与从事实得来的推论。所以他专心研究历史社会学的哲学，和社会伦理的组织。他所想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便是个人的人格。Marx学说的枢轴，是经济的进化与生产力的发达；Lavrov学说的中心，是个人的进步与发展。照他的哲学说来，一切进步，全靠个人的物质上，知力上，道德上的发达；又因行用正当的社会组织，实现信实与公道才能成就。Lavrov所说的社会的幸福，实不过是造成这社会或这国家的个人的幸福；所以各人都有权利，可以变更现在社会的组织。有知识的精粹人民，从思想上得到确信，才真是历史的创造者；其余的因袭的奴隶，对于古来习俗传说，不加考察，一味盲从，都是历史以外的人物。他们或者也有教化，有知识；但他们只用这知识来拥护现在的制度，并不仔细批判，只以为古来传下来的便都是好的，所以还只可称“有教化的野蛮人”，或是“高等文化的野蛮人”。Lavrov计算这种历史以外的人物，是主治的一班人；他们固执的不肯讲论法理，又竭力保守他们从历史的因袭上得来的特权。其余是穷苦的劳动者；他们为生存竞争所迫，每日仅够作工，没有工夫去思想考察。他们是文明的牺牲，是人类的“罪羊”。所以这是有思想的少数人的义务，应当去启发他们，明白他们不幸的原因；使他们能协力来改造历史，向进化的路走去，使个人的自觉与社会的共存（Solidarity），同时并进。

    Herzen的政治理想，是想合斯拉夫民族，设立一个联邦的共和国，波兰听他独立。他很赞成土地公有制；以为用了此制，将来容易改行社会主义的新制度，使俄国可以不受资本主义及中产阶级的压制。Herzen虽不是斯拉夫国粹党，但他的意见，也以为俄国社会革命，比欧洲各国更有好的希望，因为在俄国过去的迫压，还是较少些许。别国都经了多次变革，所以个人略一行动，便被过去的遗迹绊倒，阻了上进的路；俄国的个人，便没有什么“过去”来妨碍他。

    Herzen比别人更懂得他们自己国民的心理。俄国人在善恶两方面，在积极的拥护人权，与消极的顺受两方面，都是绝对的。所谓自由政治，在他们看来，不过真的民权思想的赝品。他们知道专制或民主，不知道有什么折衷，什么调和。“旧酒瓶上的新标纸”，是不能使他们满足。君主的自由政治称作立宪政体，决不是俄国人所喜的。但Herzen反对国家，还不如无政府主义者一般，要完全将国家废去。他赞成“国民的结合”，却尚未说到“人类的结合”。据他说，国家自身本无存在的价值，不过是人民生活的有组织的机关；所以须顺应了人民生活的发达变化而改革。国家是人民的仆役，不是人民的主人，如西欧社会党所说的一样。

    Bakunin相信，除这个现实世界以外，别无世界；一切超越的概念，都是虚幻；人类只要能够摆脱一切拘束，能够得到完全幸福；他又相信尽他能力所及，帮助人类实现这希望，是他应尽的义务。

    Bakunin是唯物论者，所以他认定人类只是进化最高级的动物；思想这事物，不过是脑里的一种物质发生物。人与下等动物不同的缘故，便只因他有思想的能力与合群性；因了这两件事，所以人类比地球上一切动物都更高等，独有着一个“将来”。合群性与人类的共存，便是人的进步的第一原因。Rousseau说，人孤立时，本来完全自由，等到与同类相处，不得不牺牲他的一部分的自由了；这话其实是错的。Bakunin说，——

    Bakunin对于中产阶级的国家与中产阶级的社会，都很激烈的非难。他说，在劳动者与中产阶级争斗的中间，国家必然成了一种压迫的机械。他的结论，与多数社会党的意见，绝对相反，也与Lavrov不同。Lavrov的主张，是教有知识的精粹人民传播思想，养成民众，以供将来的革命及组织新国家的用；Bakunin却教全世界被压迫的人民，摆脱拘束，将人类亲手制造的两个偶像，——国家与中产阶级——从座上直撺下来。他以为国家只能保持从前的情状：一头是富，一头是贫，就是所谓现状（Status quo）。国家又养成人类的争胜与不和。“总而言之，国家的最上的法律，就是保持国家，一切国家，自从建设之后，便为竞争战斗的根源，——国家与人民的战争，各国交互的战争；因为不是邻人弱，自己便不能强有力。”所以国家是一切内外战争的根源，其存在便是“最不合理的人性的否认”。

    Bakunin与Marx，斯拉夫与条顿族的代表，正可很明了的证明上面所说的事。Bakunin天真的心同儿童一样，对于个人怀着无限的真实的爱；Marx是一阶级的救主，是一个精粹的理智的机械身，“科学的煽动者”，“民主的狄克推多的化身”，正如Bakunin所说一般。关于这几方面，现在不及详说；但我们倘若公平的研究民族心理，便可证明，世间所通行对于公众的爱或恨，无一不从德国发起。如科学的社会主义，万国工人协会，反犹太主义，与此外许多爱什么主义（Philisms）恐什么主义（Phobisms）的发源地，便都是德国。

    这一篇论文，原是两年前的著作，因为他说俄国革命思想的过去的历史，很觉简截明白，在现在还有价值，所以翻译出来，绍介与大家了。至于著者的批评，译者却颇有不能同意的处所；譬如论中太重现实而轻理想，到后来理想成了事实，那批评便也难于存立。即如他以为断不会有的德国革命，现在居然实现，便正是一个极显的例了。

    一九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译者附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