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革命之哲学的基础

    英国Angelo S．Rappoport著（一九一七年七月The Edinburgh Review）

    人常常说十八世纪的法国哲学者，对于法国大革命，没有什么供献；即使Rousseau不曾著作，民主主义也早晚总要出现。不安不满足的精神，久已充满国内；一七五三年Lord Chesterfield到法国时，曾说所有政府大变革以前的征候，都已存在。所以Voltaire，Rousseau，Condorcet，Mably，Morelli等一群人，不过是发表这隐伏的感情，叫了出来罢了。但我想，这或者不如这样说，倒较为的确；法国哲学者将新思想散布在豫备好的熟地上，播了革命的种子。俄国的哲学者，对于本国，也正尽了同一的义务。俄罗斯——真的俄罗斯，不是Romanov家的俄罗斯，——希望改革，已经长久了；俄国哲学家的功绩，便在指导他，使民众心里的茫漠的希望，渐渐成了形质。

    加德林二世的时代，十八世纪的政治，社会，哲学各种思想，在俄国得了许多信徒。但能完全理解Voltaire与百科全书派学说的人，却狠不多。只有结社的影响，较为久远。俄国秘密结社，并不违背基督教，反以此为根据；所重在个人的完成，对于政治社会的改革，还不十分置重，但在当日政治及社会思想上，也间接造成一种影响。他们竭力反抗国民的与宗教的狂信，自然不得不指出现存的弊害，判他的罪恶。他们的事业所以也就是破坏与建设两面。德国的党会，多有神秘性质；在俄国便变了一种伦理的组织的运动，聚了许多有思想，有独立的判断力的人，使他们在民众上，造成一种极大的影响。

    革命运动家的多数，都是民族主义者，如德人Lassalle意大利人Mazzini法人Blanqui皆是；Bakunin虽然是俄国人，却为人类全体尽力。在他看来，国民种族，不过人类大洋里的一个浪头罢了，他的理想，是“人类的友善”，不是“国民的结合”。但在这一点上，他却仍然是完全俄国人的气质。Dostojevski说，“我们俄国人至少有两个祖国，一个俄罗斯，一个欧罗巴。我们的使命，应该完全的人类的。我们努力，不仅奉事俄罗斯，也不仅斯拉夫全族，应该去奉事全人类。”

    那时人能战胜生存竞争，战胜动物世界，能够将批判思想压服自然；这乃是真的进步的根基。但要做这事，孤立的思想家，没有什么力量；他必须依托着在那里作工受苦的民众才可。凡是有知识的少数人孤立存在的时候，文化必然消灭。试引古代文化为证，其时民众居于奴隶的地位，不懂得文化的内面的意义，所以并无要护持文化的意思；所谓超人的一个等级译者案谓贵族，自己掘了一道沟，同民众隔开，造成他自己的灭亡。反过来说，便是凡有关心个人的发展与公众的幸福的人，都应该从他们的Pisgah山顶译者案《旧约》里摩西登高望乐土的地方下来，走进平民的大平原里，握着漂流人民的手，引导他们到乳蜜随处流着的乐土。凡是一种高等的文化，倘欲存在，必须以民治为基本；因为倘没有民众的帮助，文化必将灭亡，或遇着侵略的异族，野心的军阀，也不免立时颠覆了。

    这是俄国革命的各种思潮，这运动中各首领的思想理论。这都从播种革命种子的俄国哲学家Herzen，Tchernyshevski，Lavrov，Bakunin诸人的学说出来。我们恐以后还须经过多少时间，多少困难，才能望新俄罗斯的产生。

    这新派的首领，是Strauss，Feuerbach及Bruno Bauer等。此后Bakunin的知力的世界，全为自由说所主宰。Hegel从前教他到影象的国土，精神的地域，形而上的世界里去求自由；但现在Bakunin已经改变，不肯承认梦幻作为事实了。

    近三年来，我们熟闻这一句话，说“现在的战争是一个理想的战”。但这句话依了各人的思想，也可有几种解释。有的说理想的战，是指人用了枪炮互相杀伤，各求自己理想的胜利。有的却以为这是指纯粹用理想去克服人的战争。但这不是唯一的原因，使俄国许多革命党，变成平和主义者，他们同威尔逊总统一样，将德国政府与德国人民，划清界限。他们相信德国人民也能同俄国人对付Romanov家一样，去对付Hohenzollern家的。这是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意见；他们是Marx派，很信用德国的工人。社会革命党现在改称国民社会党，却同无政府主义者如Kropotkin等，对于Marx与德国社会党都不相信。他们同Bakunin一样，说将德国政府与德国人民，划清界限，这假说是错误的；德国人是世界上最高慢反动的人民，缺乏自由的本性的。社会民主党说，“让我们同德国人讲理，便能胜利。”国民社会党却更明了的答道，“让我们先打胜了，然后讲理。”俄国的Marx派并且还想推广范围，将国民的战争，变成阶级的战争。他们对于欧洲的地图的改变，毫不注意，只要他们的社会改造的理想，能够从牺牲的扰乱中间，得胜成功。

    所以人类的运命，是在合群的生存，互相扶助，战胜自然。这样一个目的，须经过长的历史进化之后，才能达到，人类的终极目的，一方面是在服从自然的法律；这却并不由于外面的强制，有天人的规定，要个人或社会服从，实只因这法律原与人性相合的缘故。在别一方面，人又当求个人的解放，脱离一切社会上要求遵守的权威，这都是自由的紧要条件，人类的将来，也就在此。“历史的真正伟大高上的目的，便是个人的真实完全的解放。”所以一切过去与因袭，都应尽数弃去；因为进步这事，就是指渐渐的脱去过去的错误。“我们的动物性，在我们的后面；我们的人性，是在我们前面；只有这人性，能给光明与温暖与我们。我们决不可回顾，应该单向前望。倘我们有时回顾过去，这目的只在看清我们从前如此，以后不要如此！”

    在这地方，我们可以看出Marx是与Bakunin的不同。Marx是冷静的理智家，Bakunin虽然怀着唯物思想，却是感情家，理想家。Marx深信公道，却不甚重自由；Bakunin全心渴望自由。两人的气质与种性，都很有关系。Marx虽然原是犹太人，但已完全德国化了；Bakunin是斯拉夫人。他的性质的不同，并非由于学说的不同的缘故；其实是因为性质不同，所以学说也不同了。我们如在人类思想事业的历史上，详细考察，当能看出，许多为公众做过事业的人，都不过是理智的机械，对于个人的苦难，并不曾有什么感动。我们看出历史上几多行政家政治家经济学家哲学家宗教家，提倡各种学说方法，要为一群一族或一阶级，求物质及精神上的幸福，大抵是出于理智，不出于爱。只爱将来的世代，不爱在我们眼前活着苦着的人，不能算是真的爱。为将来的世代，未知的人民求幸福的人，他的动机或者很是崇高伟大；但正直的心理学家恐不免在他的动机中间，寻出若干野心自利或空想的分子。人心里的爱究竟是有限的；所以如将这爱分给将来无量数的人民，各个人所得的分量，便极微少了。真实的好心，真正利他的情绪，纯粹的爱：只有为个人求幸福，专心致志为一部分的人尽力，隐默无闻，不在公众与历史的面前，表白他的事业的人，他们心中才有这爱。这谦逊的真正的爱，断然不是一阶级一族一国一群的所谓救主的所能有的。这样的救主，无论他称作社会党，民族主义者，大日耳曼主义者，大斯拉夫主义者，犹太主义者，他们对于个人的受苦，不甚关心，只梦想着无量数人的幸福安乐，终于不能算是博爱家感情家理想家；他们即使不是利己家，也不过是枯燥的理智家罢了。爱全群的一部分，是在人力以内；但爱全体而轻部分，这可能算是爱？纵说是爱，也是虚空的了。兵士在濠沟中战斗，死在战场上，是因为他爱他的故乡家庭，爱他的妻子或姊妹，爱他的母亲或儿女，并不是爱未来的子孙，人为了理想而死，从来如此，现在也还如此；但这只因为那理想已成了他的生命的一部分，他的宝贵的精神的遗传或所有品，才能如此的。

    在社会革命的实行方法上，Marx与Bakunin也很不同。德国人所期望的是在受过教育，能懂得他的学说的科学的根柢的人；俄国人是期望最爱自由的一般的人。Marx相信，第一个发起社会革命的国民，当然是最进步的国家，如德国便是。（他在英国住了几时之后，似乎又改变了意见。）Bakunin却以为最有反抗的精神与自由的本性的国民，才能够发起这革命。他不信条顿人种有自由的本性；他们都是很威严高慢的。只在腊丁与斯拉夫种中，这本性完全发达。一八七〇年普法战争的时候，Bakunin很偏袒法国，便是这缘故，他对于万国工人协会会员，又特别对瑞士人，发表一篇热烈的演说，劝他们起兵，帮助新近发布的法兰西共和国。法国在欧洲是代表自由的国；德国却是“欧洲社会党的公敌”，因为他是“专制与反动的化身”。Bakunin是自由的战士，他虽是无神论者，却独为自由建造说作圣堂曲，所以他恨德国，正与他的爱法国一样的深。A．Richard说，“这俄国人，这无政府党与国家的仇敌，深知法国精神的历史及法国革命的时代精神。他爱法国，他于法国的所憎恶深感同意，于法国的不幸也深感痛苦。”但Bakunin这样的爱法国，为什么呢？这当然不是为他的政治的势力，也不是国家。不是帝党或王党的法国，而且也不是共和的法国。他所注意的只是那伟大的国民性格，法国精神，宽大勇侠的本性，敢于推倒过去历史所拥护承认的一切权威一切古偶像的革命的举动。便是这与条顿族的文物破坏（Vandalism）显然不同的法国的偶像破坏（Iconoclasm），使Bakunin这样佩服。他说，——

    在加德林的末年，微弱的声音，要求社会改革，渐渐起来了。俄国有智识的人，受了Rousseau影响，知道一切的人，本来都是平等，如今看了少数的人奢华度日，多数的人饿着，觉得不甚正当。这革命思想的前驱中最有名的，是Radishchev，曾经模仿Sterne的《感情旅行》，作了一部《莫斯科圣彼得堡旅行记》。他虽然反对专制，但不敢要求政治的改变；他只注重在说田村改革的必要。他并不组织什么党会，不过发表公同的意见。那时俄国有智识的人，受了西欧的哲学，政治，社会上各种主义的影响，大抵都是这样思想。可是他却因此终于被捕，审问之后，定了死刑；加德林算是很慈仁的，将他减罪，改为西伯利亚十年的徒刑。保罗一世将他母亲所罚的人，多放免了，也将他叫了回来。亚力山大一世又召他编订法律。但Radishchev觉得自己急进的意见，不能与当日的俄国相容，绝望厌世，在一八〇二年九月自杀了。

    因为那时高慢反动的德国，将使欧洲都受到他的迫压；无论何地，自由的萌芽，都将被摧残。德国人民没有自由的本性。他们还有方法，将万国工人协会变成一个Sozialdemokratie（社会民主团）呢。所以凡是爱自由的，希望人道战胜兽性的，想求本国独立的人，都应该出来与闻这民治与专制的战争，这是他们的神圣的义务。

    发表这种思想最有力的人，是Aleksandr Herzen，世间通称他为俄国的Voltaire。他的思想，很受着St．Simon社会主义的影响；但关于政治的改革，却多遵十二月党的意见。他又特别注意于解放农民这件事。他于俄国革命思想上，造成一个深长的影响；但论他气质，却是破坏的，不是建设的人；是传播理想的，不是创立学说的人。他是一个艺术家，又是革命的哲学家。他想推行他的理想，用“时间”的力量，不想用凶暴的方法。因此他和他的朋友Ogarev，都时常被人责备，说他们是消极的，不能做事，只会坐着悲叹。他们两人，曾在伦敦住过多时，发刊《北极星》与《钟》两种报章，主张各种改革，如解放农奴，废去检查官，许可言论自由等。

    十二月党人是俄国的革命的爱国者。他们的动机，全是对于本国的爱情，热心希望那完全的独立。他们爱俄国的过去，爱历史上自强不挠的时代，所以他们希求平民议会的复活，Novgorod政府时代的独立强盛的再兴。十二月党虽然想采用西欧制度，但并非奴隶的模仿，原是主张依着本国情形，加以改变的。他们并不如大斯拉夫主义者一样，相信俄国有特别的使命；但对于国民的物质与精神的能力，却深信不疑。有几个主张君主立宪，有几个是纯粹的民主党人。对于当时的一派社会主义，大多数却是反对。宗教上全是自然神教的信者（Deists），他们承认，如望在俄国建设起政治和社会的新制度，只有革命这一法。这次革命虽然很残酷的压服了，可是发生了极大的影响。正如Herzen说，“伊撤街的炮声惊醒了全时代的人。”因为做了一个手势，便遭流徙；为了一句话，便遭绞死；俄国少年很勇敢的与专制战斗。虽然有政府的迫害，中古式的虐待苦刑，继以黑暗的压迫时代，那十二月党的思想，终于不能灭绝。好像一颗活的种子，埋在地下，等到三十年后，克利米亚战争的时候，又开起花来。

    加德林二世时党会里面，最重要的人物是Novikov。在他的报纸Utrenyj Sujet上，非但提倡高等的伦理思想，而且竭力攻击女王的外交政策，与因此引起的战事。他说，战争这事，除了自卫之外，是应该避忌的。加德林当初也是Voltaire的弟子，Diderot的朋友，所以也任凭他做这些博爱的事业。但法国革命起后，便变了心思了，她看了社会的独立思想的发表，都认作一种政治的煽动；所以会所一律封闭，Novikov虽然已是老年，也投入Schlüsselberg狱中了。他的著作，可以算是俄国独立思想的萌芽，希求自由的第一叫声。这思想还是蒙胧茫漠，又多偏于慈善的与伦理的一面，因为他还不敢将改造社会国家这两项，列入他的宗旨里去；但这总是一种破坏运动，在俄国造成独立的舆论，就为一切社会改革上供给一种必须的资料。

    其时Hegel的哲学，初在俄国出现，得了许多徒党。从官府一方面看来，这Hegel学说是一种保守派的主张，所以俄国政府也便不加禁止。于是德国的玄虚飘渺的形而上学进来，替代了法国哲学家的明白简洁的，人道主义的，革命的思想。俄国社会不准像百科全书派一样的直接议论政治问题，便从德国哲学借了抽象的言语来用。这德国哲学在俄国的影响，很是有害；因为使人只是空谈理论，不着实际。但在当时也有益处，因为他使俄国思想家，因此能够用哲学的文句来说话，尼古拉一世的检查官，不大容易懂得。空想的社会主义，不主张革命，只想从道德与精神的复活上，求出人类的救济；这种思想，也瞒了检查官的眼，混进国内。这样俄国哲学家暂能绍介新思想与读者，又用隐藏的文句，讨论宗教政治的根柢，各地方都有团体发生，讨论社会与政治各问题；Aksakov，Khomjakov，Herzen，Ogarev诸人，都在Stankeviltsh家中聚会。在这样空气中，十二月党播下的种子，才生了根，证明他的精神比暴力尤为坚固强大。

    克利米亚的大不幸，又使社会的不满，愈加增高。但尼古拉暴死，亚力山大二世即位，人心又略安静。政治的自由，与社会的平等诸问题公然可以讨论了。

    俄国第一次真正的革命运动，要算是一八二五年的十二月党的起事。这是一群贵族军官所结的党会；他们在抵抗那颇仑并联军占据法国的时候，吸收了西欧自由的民主思想。这时候，他们对于亚力山大一世的希望，已经完全破灭；从前的La Harpe译者案此人本瑞士人属法国查可宾党为亚力山大一世的师傅的弟子，于今缔结神圣同盟，变了一个极端的顽固党了。这群军官组织了一个秘密会，希望本国改行西欧自由的民主的制度。十二月十四日——十二月党的名称，便从此出，——在伊撤街行了一个示威运动。这还未成熟的革命，终于压服，流了许多血；五个首领处了绞刑，其余的都送到矿洞里——帝制的干燥的断头台——去了。

    俄国现在的纷扰中间，还有别一个理想，从中主动，便是民治问题。民治这个字，也可依了各人意见，寻出各种解释。这民治什么时候开端？什么时候可以全占优势呢？他们说，倘使民治是现代欧洲的口号，此次对德国军国主义的胜利，便是民治主义的胜利，那时便在战争中间，即使公理还未完全胜利的时候，也应略有民治的表示了。但是，照俄国民党说，当时宣战及作战，着着进行，全没有和我们商量；我们模模胡胡的听得发表的那些规定，然而我们没有控制战争的力；我们不知道那些秘密外交与条约的内容；我们不知道政府对于国民与他的富力及未来，负着什么责任。我们听人说，此次战争，是将安放了新建筑新欧洲的基础；但我们劳动者对新建筑的意见，或未必与政府及资本家的相同。我们又听人说，此次战争，是征服时代的末期了；我们却不愿他又为一个新的武功时代的开端。我们都望推倒德国的军国主义，但政府及资本家或别有意思，为利益中产阶级起见，所以如此期望。德国的中产阶级或者也受利益，只苦了我们平民。我们俄国民党所以决心继续战争，必要使民治主义即从此刻发端，直到完全胜利而后已。只有这样办法，我们才能一面推倒德国军国主义，一面保全我们工人的将来。我们只望我国资本家也同德国的一样受窘，德国的工人也同我国的一样受益，便满足了。

    以上所说，是Lavrov从“智识阶级的破产”说引申出来的学说；他便将此来答俄国有知识的人的疑问。但对于这个“怎么好”的问题，Mikhail Bakunin所提出的答案，又是不同。Lavrov是Malon派的社会主义者，Bakunin是无政府主义者；因此两方的意见便有点差异。Bakunin少年时候，很喜欢Hegel的哲学；这虽然也以自由说为根本，可是将他圈禁在精神的范围以内。在实际上，Hegel便为了国家，将个人牺牲了；因为他是承认国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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