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左拉

悦像是饕餮家的脸一般，——但是这些早年的努力，想吸取外界的景象声音，以及臭味，终于成为他的一种定规的方法。划取人生的一角，详细纪录它的一切，又放进一个活人去，描写他周围所有的景象，臭味与声音；虽然在他自己或者全是不自觉的，这却是最简单的，做一本“实验的小说”的方剂。这个方法，我要主张，是根于著者之世间的经验而来的。人生只出现为景象声音臭味，进他的阁楼的窗，到他的面前来。他的心灵似乎是中心饿着，却驻在五官的外面。他未曾深深地尝过人生的味，他并不积下纯粹个人的感情的泉，大艺术家都从这里汲起宝贵的液，即以作成他们作品中的清澈的活血。在这一点上，他与现代的别个大小说家，——也是一个全世界有影响的火山性的威力，——怎样地不同呵！托尔斯泰在我们面前，显出是一个曾经深沉地生活过的人，对于人生怀着一个深广的饥渴而已经满足了这个饥渴的人。他热望要知道人生，知道女人，酒的快乐，战争的凶暴，田间农夫的汗的味道。他知道了这些东西，并不当作做书的材料，只是用以消融个人的本能的欲求。在知道这些的时候，他就积蓄下许多经验，日后做书时逐渐取用，因此使那些作品有那种特别动人的香味，这只在往昔曾经亲自生活过的事物才能如此。左拉的方法却正是相反；他想描写一所大房子的时候，他坐在孟尼亚先生的宫殿似的住宅外面，独自想像屋内华丽的陈设，到后来才知道自己所写都与事实不符；在写“娜娜”之前，他托人介绍去见一个妓女，总算同她吃了一餐午饭；他在《溃败》（La Débacle）里记述一八七〇年的战事，他的勤劳的预备只是限于书本文件以及间接的经验；他要描写劳工的时候，他跑到矿里和田间去，但是似乎不曾作过一天的工。左拉的文学方法是一个暴发户——想从外边挨挤进去，不曾坐在生活的筵边，不曾真实地生活过的人的方法。这是他的方法的弱点。这却又是他的好处。在左拉著作里没有像托尔斯泰著作里所有的那种餍足之感。我们因此可以了解，为什么托尔斯泰自己推许左拉为当时法国真是有生气的一个小说家，虽然他们的文学方法是如此不同。那个受饿的少年，眼巴巴地望着可见的世界，因了他理智的贞洁获得了一种报酬；他保存了他的对于物质的东西的清楚的视力，一种热心的，没有满足的，无所偏倚的视力。他是一个狂热信徒，在他的忠诚于人生的各方面这一点上。他历来像古代小说里的最勇的武士为他的爱人名誉而战一样地争斗，也曾受过侮辱比他们所受的更多。他在一篇论文里极愤怒地叫道，“他们把我们的厕所都装铁甲了！”这便是那狂信者严肃的决心的一个妙例，不准有什么障隔设立起来，以致隔绝外界的景象与臭味。他的对于人生之强烈的饥渴将她那新鲜的元气与不可压伏的活力给与他的著作了。

    左拉的喜欢详细描写，的确容易招人严厉的攻击。但是我们如不把它当作大艺术看，却看作小说的进化上的一个重要时期，那么它的描写也就自有理由了。这样猛烈地去证明那全个现代的物质世界都有艺术的用处这个主张或能减少著者的技巧之名誉，但这却的确地增加主张的力量了。左拉的详细描写——那个浪漫运动的遗产，因为他正是这运动的孩儿，——很公平地普及于他所研究的人生的各方面，矿中的工作，巴拉都山的植物，以及天主堂的仪式。但是反对派所攻击最力者，并不在于这些无生物的描写与人类之工业及宗教活动的精细记述。他们所反对的却在左拉之多用下等社会的言语以及他的关于人类之两性的及消化作用的描写。左拉多用隐语——民众的隐语，——在研究下等社会生活的《酒店》内最多，其余的书里较少一点。《酒店》一书在许多方面是左拉最完全的著作，它的力量大部分在于他的能够巧妙地运用民众的言语；读者便完全浸在如画的，强健而有时粗鄙的市语的空气中间。在那书里，杂乱重复地装着许多粗话恶骂以及各种不同的同意语，未免缺乏一种艺术上的节制。但是那些俗语达到了左拉所求的目的，所以也就自有存在的价值了。

    左拉的关于两性的及消化机能之写法，如我所指出，最受批评家的攻击。我们稍一思索，即知这两种机能正是生活的中心机能，饥与爱之两极，全世界即绕之而旋转的。在平常社会表面的交际上，我们所想要逐渐地粉饰隐藏过去的东西，正是这两种机能方面的事情，这也本是自然的。说及这两方面，常有一种省略及迂回之倾向；在社会上，这个影响未尝有害，而且还是有益。但是它的势力还不断的伸到文学上来，于是这就很有害了。有几个大著作家，都是第一等的古典文学家，因为反抗这个倾向，也就走到两极端去。第一种是“粪便随喜”（Coprolalia），常喜讲及两便，这在拉布来可以看出若干，在那半狂的斯威夫德（Swift）更为明了；这种癖气，如完全发达，将成为一种不可抑制的本性，有些狂人就是如此。第二种是“意淫”，常是环绕着性的事情，却又很胆怯的不敢直达；这种暗摸妇女裙袋的态度在斯登（Sterne）里找到文学上的最高代表。同粪便随喜一样，这种意淫到了不可抑制，也是狂人的一种特征，使得他们到处都看出色情来。但是这两种极端的倾向并不见得与最高的文艺不能相容。而且它们的最显著的首领都是教士，上帝的照例的代表。无论左拉在这两方面如何放肆，他总还在普通所承认为好社会的里面。他在这几点上不曾追上拉布来长老，斯威夫德主教与斯登教士；但他有点失了均衡的艺术之节制，那是无可疑的。在这一面他过重营养方面的丑恶的事，在那一面又带了贞洁生活之怯弱的遐想，过重肉的生活之暴露。他这样做的确不免表示出他艺术的一种软弱，虽然他推广文艺的用语与题材的范围之功绩并不因此有所减少。我们如记住有许多文艺界的有冠帝王都同左拉一样地走近这些题材，却比他更不端庄，我们就觉得关于这个问题更不必对他多所吹求了。

    左拉对于他同时的以及后代的艺术家的重要供献，以及他的给予重大激刺的理由，在于他证明那些人生的粗鄙而且被忽视的节目都有潜伏的艺术作用。《路公麦凯耳丛书》在他的虚弱的同胞们看来，好像是从天上放下来的四角缝合的大布包，满装着四脚的鸟兽和爬虫，给艺术家以及道德家一个训示，便是世上没有一样东西可以说是平凡或不净的。自此以后别的小说家因此能够在以前决不敢去的地方寻到感兴，能够用了强健大胆的文句去写人生，要是没有左拉的先例，他们是怕敢用的；然而别一方面，他们还是自由地可以在著作上加上单纯精密与内面的经验，此三者都是左拉所没有的特色。左拉推广了小说的界域。他比以前更明确更彻底地把现代物质的世界拿进小说里来，正如理查特孙（Richardson）把现代的感情世界拿进小说来一样，这样的事业当然在历史上划一时代。虽然左拉有许多疏忽的地方，他总给予小说以新的力量与直截说法，一种强健的神经，——这固然不易得到，但得到之后我们就可以随意地使它精炼。他这样做，差不多便将那些崇奉小说家诀窍的不健全的人们，那些从他们的空虚里做出书来，并没有内面的或外面的世界可说的人们，永远地赶出门外去了。

    在这样境况之下，真的文学能够生长到什么地步，这是一个疑问，因为不但文学因此被关出了，不能与人生的要点接触，便是那些愿意被这样地关出，觉得在社会限定的用语范围内很可自在的文人，也总不是那塑成大著作家的勇敢的质料所制造出来的了。社会上的用语限定原是有用的，因为我们都是社会的一员，所以我们当有一种保障，以免放肆的俗恶之侵袭。但在文学上我们可以自由决定读自己愿读的书，或不读什么亦无不可；如一个人只带着客厅里的话题与言语，懦怯地走进文艺的世界里去，他是不能走远的。我曾见一册庄严的文学杂志轻蔑地说，有一女子所作某小说乃论及那些就是男子在俱乐部中也不会谈着的问题。我未曾读过那本小说，但我觉得因此那小说似乎还可有点希望。文学当然还可以堕落到俱乐部的标准以下去，但是你倘若不能上升到俱乐部的标准以上，你还不如坐在俱乐部里，在那里谈天，或者去扫外边的十字路去。

    在左拉身内，积蓄着一种丰裕而混杂的民族的精力。含有法国意大利希腊的分子，——母亲是法国波思中部的人，其地生产五谷较智慧为多，父亲系意大利希腊的混血种，是一个工学的天才，具有热烈的魄力与伟大的计画，——左拉一人很奇异的混合了各种才力，不过这或者不是一种很好的混合。我们觉得父亲里的工程师性质在儿子里也很有势力，不必一定由于遗传，或者只因幼年的接近与熟习所以如此。少年的左拉是一个柔弱的小孩，也不是成绩很好的学生，虽然他有一回得到一个记忆力竞争的奖赏，那时他所表示出来的才能是在科学方面；他并没有文学的倾向。他之所以从事于文学，似乎大半因为在一个穷苦的书记的手头，只有纸笔最便，可以运用罢了。在他的著作上我们仍能侦察出工学的倾向来。正如赫胥黎的天性都倾向于工学，常在生理学里寻求有机体的结果，所以左拉也常在寻求社会有机体的结果，虽然他的科学训练不很充足。路公麦凯耳家的历史乃是社会数学的一种研究：假定某家族有什么特性，那么两种特性接触有怎样的遗传的结果呢？

    在左拉的公平里没有什么漏洞；《萌芽》里的主人公阑提亚——那个煽动家，诚实的反抗迫压，心里却是无意识地有着中产阶级的思想，——的性格逐渐的发达，似乎写得非常的正确。照左拉看来一切都是一个坏的社会组织的牺牲，自为奴的工人以至过饱的厂主：唯一的合理的办法是大扫除，把糠和稻草一并烧却，重新耕地，长出优美壮健的种族来。这是左拉的态度之当然的结论，因为他看现代社会是一个极端恶劣的集团。他对于世间男女的哀怜是无限的；他的轻蔑也是一样地无限。只有对于动物，他的怜惜才不杂着轻蔑；有几节最可记念的文章都是讲着动物的受苦。新的耶路撒冷会成立起来，但那蒙稣的矿工决不会走到；他们将在路上争夺那中等阶级的小而气闷的别庄了。左拉把他的可怜而无情的冷嘲倾倒在柔弱无能多有过失的人之子的头上。因了这个道德的力，与他的火山似的丰富的才相联合，才使他的影响出于别个艺术家之上，虽然比较起来他们要比他更为伟大。

    因此造成左拉的性格者先有这两个主因，其一是这民族性的奇异的混合，有如一片沃土，只须有新的种子即能生长，其二是那从工学的及物质的观点观察一切之本能的倾向。此外在幼年时代又加上第三个主因，在三者之中实最重要。左拉在他父亲死后，从童年直到少年，非常贫苦，几乎穷到受饿，这正是体面人的可怕的贫穷。他的著作的性质与他对于人世的观察显然很受幼时长期饥饿的影响。那个怯弱谨慎的少年，——因为据说左拉在少年及壮年时代都是这样的性质，——同着他所有新鲜的活力被关闭在阁楼上，巴黎生活的全景正展开在他的眼前。为境遇及气质所迫，过着极贞洁清醒的生活，只有一条快乐的路留下可以享受，那便是视官的盛宴。我们读他的书，可以知道他充分地利用，因为《路公麦凯耳丛书》中的每册都是物质的观象的盛宴。

    关于这个不曾满足的活力，事实真是如此，正如关于这些活力所常有的事；这虽然牺牲了所能有的优美，却因此保存了她的壮健。在他的猛烈的视力与其“工作，工作，工作！”的福音里，都含有一点苦味。这令人想起一种狂暴的攻城，在攻者也已熟知这城是上不去的。人生并不是只靠感觉所能了解；在那里常有些东西，即使竭尽耳鼻目力都不能攫住的；一个平衡的心灵，并不单靠五官的记忆，却又靠那运动的与情绪的活力之满足，才能建造起来。这个重要的事实，即使我们在想说明左拉事业内积极的原素的时候，也必当面着的。

    但是从纯粹的艺术观点上来看左拉，实在是几乎等于不曾看见他。他在世界上以及文学上的重要关系并不全在他的运用材料的方法，——例如在龚枯尔兄弟（Goncourts），便是重在这一点，——而在于材料本身与所以使他选择这些材料的心机及思想。那些一大堆的大册即是一种独创的丰富的气质之火山的喷出物。要想理解那些书，我们必须先一研究这个气质。

    以后世间未必还是继续读左拉的书罢。他的工作已经完成了，但是在十九世纪已经过去之后，他还当仍有他的兴味。将来可以有许多材料，特别在日报里边，供给将来的史家去重新造出十九世纪后半的社会生活。但是那材料太多了，所以将来的史家或者要比现代的更为固执而且偏颇。想要得到那时期的重要方面的一个活现公平的图画——就大体上说，是一个诚实的图画，——虽然是从外面看去，却是同时代的人所写，把所有机密或丑恶的事情都描画出来，未来的读者最好是去找左拉了。倘若有一个十三世纪的左拉，我们将怎样喜欢呵！我们将提心吊胆的读黑死病的记事，其描写之精密有如《酒店》中的十九世纪的酒精中毒。古代农奴生活的故事，同《土地》那样详细的记录下来，当有不可比量的价值。倘若当时有了一部《银》（L'Argent），古代的商人与重利盘剥的债主的情形在现在当不至那样地朦胧不明了。修道院与礼拜堂还有一部分保留至今，但是没有《萌芽》这样的书存在，告诉我们那些凿取石材，堆垛起来，加以雕刻的人们的生活与思想。这样的记录怎样的可宝贵，我们只要想起屈塞的《坎德伯利故事》小引的无比的兴味，就可以明白了。但是我们子孙的子孙，心中蓄着同样的情感却生活在截然不同的环境里，将在《路公麦凯耳丛书》的书页上，得以重复置身于灭没的世界之奇异辽远的事情之中。这是古代小说里的怎样古怪而且可怕的一页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