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左拉

    英国蔼理斯著Havelock Ellis，Zola.（Affirmations，P.131-157，1898）

    左拉的名字——一个野蛮的，爆发的名字，像是一个无政府党的炸弹，——在嘘声与嗥叫之中滚来滚去的经过了这世纪的四分之一。在无论那一个文明国里，我们都听到人家说起那个把文学拖到阴沟里去，那个出去拣拾街上的污秽东西放进书里给那些污秽的人们去读的人。而且在无论那一个文明国里，都有数十万的人读他的书。

    现在，他的毕生事业已经完成了。以前所引起的那种呼噪，同时也就大抵沉静下去了。这并不是大家都已承认《路公麦凯耳丛书》著者的地位，只因当初迎他的风暴已经乏力，而且又已知道这件事至少有着两面，正如别的一切问题一样。这样的一个时候，来平心静气地讨论左拉的正确的位置，是颇适宜的。

    那些绝对地反对左拉，而知道谩骂算不得辩论的人们所主张的根据，大抵是说左拉并非艺术家。这件事情在他们的议论里往往变成了理想主义对写实主义的问题。理想主义这个字，照文艺批评家所用，似乎是指在艺术描写上对于人生事实的一种小心的选择，有些事实适于小说的描写，有些别的事实是不很适用的；至于写实派则据批评家看来是一个毫不别择地把一切事实都抛进书里去的人。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说法，因为那文艺批评家不曾明白地规定；他更不反问自己所主张的理想主义有多少只是传统的，或者这表现的方法会影响我们到什么程度。他对于自己不曾发这些疑问，我们也不必去问他，因为在左拉（或是在无论那一个所谓写实派）是没有这样分别的。世上没有绝对的写实主义，只有理想主义之种种变相；唯一绝对的写实当为一张留声机片，辅以照相的插画，仿佛是影戏的样子。左拉是一个理想派，正如乔治珊特（George Sand）一样。他很多选取物质方面的材料，而且他选的很庞杂，这都是真的。但是选择总还存在，凡有过审慎的选择的便即是艺术。关于所谓写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问题，我们不必劳心，——我真怀疑我们有无劳心之必要。现在的问题只是：那艺术家选择了正当的材料么？他又曾用了该当的节制去选择材料么？

    这第一个是大的问题，而且至少在左拉这案件里，我想不是依了纯粹的美学的根据可以解答得来的；第二个问题却可以容易地解答。左拉自己曾经答过，他承认因了他的热心，或者又因了他对于新得事实的特别的记忆力，（像是海绵的一个记忆力，如他所说，容易涨满也容易空虚，）他常要走的太远；他在书上太丰富地加上详细的描写。这种错处与惠德曼（Whitman）所有的一样，同样的被热心所驱迫。左拉费了极大的辛苦去搜求事实；他告诉我们怎样翻阅神学家的著作，想得到质地和色彩去做那《穆勒长老的过失》（La Faute de L'Abbe Mouret），——这或者是他早年作品里的最好的书。但是他做这个预备功夫，的确未必有茀罗倍耳（Flaubert）做《波伐理夫人》（Madame Bovary）时用的那样多，更不及茀罗倍耳做《萨阑波》（Salammb?）时的关于加尔泰格（Carthage）的研究了。然而结果截然不同；一个艺术家凭了着笔的丰富繁重得到效果，别一个艺术家却凭了谨慎的节制，只是选择并侧重于显著重要之点。后者的方法似乎更速更深地达到艺术的目的。哈耳思（Frans Hals）的三笔抵得覃纳耳（Denner）的千笔。丰富而精细的描写可以感人，但是末后却使人烦倦了。倘若一个人抱起他的两个小孩放在膝上，无论他把莱诺耳放在右膝，亨利放在左膝，或是相反，这都没有什么关系；那人自己也未必知道，而且他的感情愈强，他也就愈不会知道。我们深厚地生活着的时候，我们外面生活的事实并不是精细密致地呈现于心目；只有很少的几点在意识中成为焦点，其余的皆与下意识相连界。少数的事物在生活的每瞬间明显地现出，其余的都是阴暗的。超越的艺术家的本领在于他有卓识与大胆，能够攫住并表示出每阶段的这些亮点，把那连界的分子放在该当的从属的地位。截不相像的戏曲家如福尔特（Ford）与伊勃生（Ibsen），截不相像的小说家如茀罗倍耳与托尔斯泰，都一样地因了他们艺术效力的单纯明显能够感人。左拉所采用的方法却使这种效力极难得到。或者左拉的特殊艺术之最好的证明，在于他的善能中和那种繁重的笔法的恶结果之一种技能。在他的代表著作如《酒店》（L'Assommoir）《娜娜》（Nana）和《萌芽》（Germinal）里，他想在一群琐屑或专门的事物上作出一个显明的远景，想从多种描写中间造成一个单独精密的印感，大抵都是安排得很巧妙的。现在即举那煤坑伏娄（Voreux）为例，这差不多是《萌芽》中的主人公，比书中别的个人还要重要。描写并没有什么趣味，但是都很精细，末了把那煤坑象征作一个庞大的偶像，吃饱了人血，蹲伏在它的神秘的龛里。凡遇左拉要把伏娄提出来的时候，他便用这个公式。对于书中的别的物质脚色，也是如此，不过略轻一点。有时候写着群众，这个公式只是一句呼声。在《娜娜》的精巧的结束里狂呼“到柏林去”的巴黎群众即是如此，在《萌芽》里呼噪要面包的罢工的人们也是一样。这与迭更司等所滥用的，一句话或一种手势之狡狯的复述并不相同；乃是一种精心结构的重要语句的巧妙的操纵。左拉大约是第一个人，初次这样精细整齐地采用这种主题到文艺里来，当作总结复杂的描写，使读者得到整个的印象之一种方法。他用这手段想减少他的作法的许多缺点而使复杂的记述得以集中。他有时候只须适宜地应用主题的复述，便可得到锐利而单纯的印感。而且他又有时能够丢掉他的详细描写的方法，得到强烈的悲剧的力量。默格拉的尸首被残毁的一节，是以前小说里所不能描写的场面。有了题材，左拉的处置是简要有力而且确实，这只有大艺术家才能如此。左拉是他的艺术范围内的大家，《酒店》与《萌芽》——据我读左拉的经验，这似乎是他最精美的两部著作，——便足以证明这句话了。这些作品与普通小说的关系，正如华格纳（Wagner）的乐剧与普通的意大利歌剧相比一样。华格纳比左拉在艺术上达到更高的地位，他比左拉更能完全把握住他所取在手中想要融合的一切原质。左拉还未曾澈底明白地看到科学的观点，以及与小说融和的能力之限度；他又未曾完全确实地看定艺术的目的。在他的庞大的文学的建筑之中，他留下太多的木架矗立在那里；书中有太多的只是粗糙的事实，还未制作成艺术的那些东西。但是，即使左拉不是世界最大艺术家之一，我不相信我们能够否认他是一个艺术家。

    这个冷峭是左拉著作的一种独有的特色。这正是那冷峭的力量，使他的著作具有那种优越与深刻。冷峭可以说是左拉著作的灵魂，他的对于人生的态度之表示。这个原因大抵与别的特色一样，由于他早年的贫穷以及与人生经验的隔离。在他揭出人间的残酷利己与卑劣的写法上有种凶厉的公平，一个被关出在外的人的公平。他的冷峭之酷烈在这里却与他的自制相等。他把冷峭集中于一言一笑一动的上面。左拉的确相信一个改革过的或竟是革命过的未来社会，但是他没有什么幻觉。他只照他所见写下一切的情形。他对于劳动阶级并无特别感情，他不曾写璞玉般的人们。这在《萌芽》里边很是明了。在这书里现代资本主义问题的各面都曾说及，那些温和的股东阶级，不能够想到此外有一个社会，大家不能靠花红过日或者有时做点慈善事业的社会；那些官吏阶级，怀着言之成理的意见，以为他们是社会所必需，责在弹压工人，维持秩序的；还有那些工人，有些变成凶恶，有些像哑口畜类地受苦，有些攀住了头领，有些狂暴的反抗，少数则盲目地夺争想得公道。

    言语有它极大的意义，因为这是人的最亲密的思想的化身。左拉的风格与方法都很单调，倘若我们知道了他的秘密，这种单调便将使他的书不堪卒读；书中所说的主旨也总是一样：便是自然生活的精力。凡是壮健者，凡是健全地丰满者，无论健全的与否凡是为猛烈的生活力所支配者，关于这些事物左拉总是说不厌的。《土地》（La Terre）的绝妙的开场，描写少女赶一头春情暴发的母牛，往养着种牛的田庄去，随后又引她安静的回来，这一节文章可以象征左拉的全个宇宙观了。一切的自然的力，在他看来都是迫于生殖欲而奔窜，或是满足了欲望而安息。就是那大地自身，在《萌芽》的结末里说，也孕着人类，在土内逐渐萌芽，到了一日便从坑中拥出，重新这老世界的垂亡的生命。在人与动物，机械以及一切物质上表现出来的自然力，永远在那里受孕与生殖：以这个意思为主，左拉确是收了他最大的效果，虽然其构成的分子分别看来并不是怎样优美，或有精微的见解，或是特殊的新奇。

    推广用语的范围是一件没有人感谢的事，但年长月久，亏了那些大胆地采用强健而单纯的语句的人们，文学也才有进步。英国的文学近二百年来，因为社会上忽视表现，改变或禁用一切有力深刻的言词之倾向，狠受了阻碍。倘若我们回过去检查屈塞（Chaucer），或者就是莎士比亚也好，便可知道我们失却了怎样的表现力了。实在我们只须去看我们的英文圣书。英文圣书的文艺上的力量，大半在于此二者：其一是它的非意识的讲究风格，这个要求在成书的那时候恰巧正布满世间；其一是它的用语的简单直截无所羞耻的魄力。倘若发见圣书这件事留下给我们来做，那么无论那一种英译本将非由非公开的学会定价很贵地出版不可，因为恐怕落在英国夫人们的手里。这是我们英国人喜欢调停的缘故，所以在一礼拜的一天里可以把一把铁铲叫作铁铲，但在别的时候却断乎不可；我们的邻人他们的心思组织得更是合理，称这种态度作“不列颠的假道学”。但是我们的心的隔壁还是水泄不通的坚固，大概说来，我们实在比那没有圣书的法国人还要弄得不行。例如我们几乎已经失却了两个必要的字“肚”与“肠”，在《诗篇》中本是用得很多而且很美妙的；我们只说是“胃”，但这个字不但意义不合，至少在正经的或诗趣的运用上也极不适宜。凡是知道古代文学或民间俗语的人，当能想起同样地单纯有力的语句，在文章上现已消失，并不曾留下可用的替代字。在现代的文章上，一个人只剩了两截头尾。因为我们拿尾闾尾做中心，以一呎半的半径——在美国还要长一点，——画一圆圈，禁止人们说及圈内的器官，除了那打杂的胃；换言之，便是我们使人不能说着人生的两种中心的机能了。

    我们的大诗人大小说家，自屈塞至菲耳丁（Fielding），都诚实勇敢地写那些人生的重大事实。这就是他们之所以伟大，强壮地健全，光明地不朽的缘故。设若假想在他们并没有含着什么勇敢，那是错了；因为虽然他们的言语比现在更为自由，他们敢于模造那个言语使适用于艺术，使文艺更与人生接近，却已超过他们的时代了。这就是在屈塞也是如此；试把他与他同时以及后代的人相比较，试看他怎样地想和缓读者的感受性，消除“高雅”人们的抗议。在无论什么时期，没有伟大的文学不是伴着勇敢的，虽然或一时代可以使文学上这样勇敢之实现较别时代更为便利。在现代英国，勇敢已经脱离艺术的道路，转入商业方面，很愚蠢地往世界极端去求实行。因为我们文学不是很勇敢的，只是幽闭在客厅的浊空气里，所以英国诗人与小说家没有世界的势力，除了本国的上房与孩儿室之外再也没人知道。因为在法国不断地有人出现，敢于勇敢地去直面人生，将人生锻接到艺术里去，所以法国的文学有世界的势力，在任何地方只要有明智的人都能承认它的造就。如有不但精美而且又是伟大的文学在英国出现，那时我们将因了它的勇敢而知道它，倘或不是凭了别的记号。

    我们把这个运动看作对于过分的推敲之一种反抗，觉得更有关系。那种修辞癖主宰法国言文将近三百年，一面把它造成细致精密的言语，适宜于科学的记述，却因此也使它变坏，若与最于左拉有影响的古典文学家拉布来（Rabelais）蒙丹尼（Montaigne）或莫理哀耳（Molière）所用的言语相比，便觉得缺少彩色与血了。十九世纪的浪漫运动的确将彩色加进言语里去了，但不增加进什么血去；而且这又是一种外来的热烈的彩色，不能永久地滋养法国言语的。因过于精炼而变成贫血的言语，并不是用了外来的奢侈品所能治疗，只有增加言词的滋养成分才行；左拉走到人民的俗语里去，这路是很对的，因为那些言语大抵是真正古典的，而且常是非常壮健。他有时的确不很仔细，或者不很正确地运用市语，有时把只是暂时发生的言词过于看重。但是主要的目的是在给俗语以文学上的位置与声势；——这些文句虽然原有可惊的表现力，却被大家非常看轻了，只有一个第一流的而且又有无比的大胆的文人才敢把它们从烂泥里拾起来。这件事左拉已经做了；在他后面的人就很容易补他的不足，去加以审慎与判断了。

    我们在论左拉的时候，总常要想到这一件事：左拉所想做的事，大抵都有比他更能干的艺术家更好地做成了。龚枯尔兄弟推广言语的范围，并及于特殊俗语，而且用了更精美虽然也更朦胧的艺术，直面左拉所面过的那些事实；巴尔札克（Balzac）创造同样众多而且活现的一群人物，虽然大半都从他的空想中取出；于斯曼（Huysmans）能够更巧妙地把奇异或秽恶的景象印进人家脑里；托尔斯泰更深地实现出人生来；茀罗倍耳是大胆地自然主义的，而又有着那完全的自制力，这本是应与大胆同具的东西。在茀罗倍耳那里我们又看出与左拉相同的一种冷峭。

    左拉终于是贞洁，而且还是清醒，——虽然我们听说在他质素的午餐时，他那阴郁乖僻的面色转为愉悦像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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